在巴金先生的抽屉里
巴金画像 秦长安 作
近年来，或许是在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原因吧，我特别看重作家的微观生活研究。以往，人们从时代、思想、创作等大的方面对作家做了不少有成就的研究，这当然十分宝贵。然而，“认识”一位作家，仅仅靠这些，他的形象在我们面前还是模糊的。倘若对一位朋友，您讲不出他有多高，住在哪里，平常喜欢什么，包括吃的、穿的——您能说对这位朋友是了解的吗？同样，作家在什么样具体的生活环境里怎样创作了某一部重要作品，如果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恐怕很难说对他的研究是透彻的。博物馆的展示更是如此。它不是空谈抽象的大道理，而是要拿出具体的展品，从感性的建构出发，让观众充分认识一位作家。这样，作家在观众的心中才能立体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设计巴金图书馆的展陈时，我特地策划了一个“在巴金先生的抽屉里”的细部展陈，把巴金先生的书桌抽屉里，举凡票据、证件、请柬、便条、日历等旧物，展示给参观者。它们并非完全出于设计，而是真实的存在。在整理巴金先生的遗存时，我将他抽屉中的物品单独放在一起，这也为现在还原抽屉世界提供了前提条件。巴金图书馆已经运营一年半了，我发现这个小展陈还是很吸引有心人。
有趣的便条
比手掌还小的一张便条，留着两个人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也能够从中看出他们生活交往中的小趣味。这是钱君匋写给巴金的，仅有短短的两句话：
张铁英送花生米五斤（已干至四斤几两）
通信处青岛浙江路九号
第五中学转 君匋上 即日
查巴金日记，“即日”是1978年1月29日。当日下午，巴金接待了老友索非的子女鞠躬和沈沦，晚饭后，“君匋送来张铁英送我的花生。九点后开始工作”。看日记所记，是“君匋送来”，而不是“君匋托人送来”，说明是钱君匋亲自上门，那为什么还要留这张便条呢？我推断，大概主要是为了把张铁英的地址抄送给巴金，还有就是为了括号里的那句话：张铁英托钱君匋转送的花生是五斤，但是放了一段时间，当钱君匋交到巴金手上时已经干到四斤几两了……这是一位多么认真、细致的朋友，他送来之前一定事先称过了。看到这一处，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钱君匋与巴金，那可是相交多年的老友。巴金在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学创作，从最早的著作、译作《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薇娜》到后来广为流行的《家》《春》《秋》等，封面设计都出自钱君匋之手。巴金编辑的好多书刊，封面也是由钱君匋设计。两个人后来都涉足出版界，在对方的书店中彼此都出过书。擅长治印的钱君匋还为巴金刻了不少印章。毫无疑问，他们是相交半生的老友。但是，几两风干了的花生，钱君匋还要这么认真地写了便条，交代清楚。多年后，无意中展开这张便条时，我还能够感受到那一代人身上的严谨和君子之风。
还要说一说另一位主角，送花生的张铁英。他本名张挺，字铁英，1921年生，辽宁黑山人，当时曾在青岛五中任教，后来任教于青岛师范专科学校。最初他也是通过钱君匋开始与巴金通信的。1977年6月14日巴金日记中曾记：“钱君匋托人转来山东张挺信。”张挺给巴金送花生也不止一次。巴金后来给张挺的信上提到：“信收到了，花生米也收到了，谢谢您。您屡次找人带东西来，我感到受之有愧。”张挺给巴金的信中多是向巴金请教创作和翻译上的问题，后来他也写过研究巴金《家》《寒夜》等小说的论文。他是怎么与钱君匋结识的，我不清楚，但是我手头有一本张挺、江小蕙笺注的《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版），书名题签便是钱君匋。从王瑶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我还得知：“提供这批信件的江小蕙同志是江绍原的长女，她与张挺同志伉俪之间共同合作……”原来，张挺还是江绍原的女婿。而江绍原是周作人最核心的弟子之一，他和钱君匋同鲁迅先生都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在巴金先生的抽屉里，还有两封短简也与托人带食品有关，这次是来自巴金的故乡。送东西的是巴金年轻时代的朋友邓天矞，她也是巴金老友卢剑波的夫人。1925年秋，巴金跟卫惠林、毛一波共住在上海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里，他们住那户的二楼，住在他们楼下的就是卢剑波、邓天矞夫妇。他们有半个世纪的绵长友谊。邓天矞给巴金的信上说，她收到巴金给她的一包糖，她侄子的同事出差到上海，她托他们送上绿豆五斤、辣椒面一斤。另外一封短简是邓天矞的侄子写的，说明两位同事到巴金府上送东西，所署日期是1977年11月2日。当月13日，“午饭后成都陈兴发、吴家钰送来天矞托带的绿豆和辣椒面”。查巴金日记，那几年邓天矞多次给巴金送过这两样东西，大约它们正是巴金的所爱？而巴金回赠的则是书，包括世界名著。
零碎的票证、便签中的社会影像
在巴金先生的抽屉里，还有很多票证、便笺，乍看起来，上面都是枯燥的数字或某种实用信息，但是四五十年过去，这些生活的信息已经成为历史，不仅是我们了解巴金生活，更是了解当时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依据。
两张稿费单，能看出没有工资靠稿费维生的巴金收入状况。1978年4月4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出的巴金译作《处女地》稿酬：全书246千字，每千字的稿酬5元，这笔稿酬是1230元，扣除巴金购书81元，实付1149元。1989年10月21日广西教育出版社开具的《中国新文学大师名作赏析·巴金卷》300元的稿酬单。上面没有印数等具体信息，我从该书的版权页上查到该书共190千字（包含两位编者的赏析文字），初版印数5150册。对比两张相隔十年的稿酬单，我们也能品味出中国出版业的某些变化。
这个抽屉里还有吃饭的发票、存折、粮证等。一张1981年6月20日寄出的电话费账单显示，巴金家那个月度应付电话费7.75元。一册绿色封面的借书证则是巴老特殊时代生活的记录，封面还有“巴金”的签名，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借书证。“文革”后期，巴金落籍于这个单位的编译室。借书证上的信息显示，自1975年11月8日开始，至1977年2月8日结束。那正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代，巴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共借了29册书，除了《摘译》之外，里面有很多国外的历史、回忆录等书，可能与他的翻译工作有关。当然，当时也只能“有啥吃啥”，很难完全体现出借书人的自主关注和兴趣，因此今天抄录下来的部分书名也不宜作简单解读：《爱德华·肯尼迪》《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在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苏修短篇小说集》《日本社会党史》《挪威简史》《奥德河上的春天》《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党人山脉》……
那些记在便笺、台历、信封碎片上的朋友们的地址、电话，也是研究巴金跟朋友交往的实录。有曾敏之先生的详细通信地址，他们是抗战时代就开始交往的老朋友，那一段时间巴金给曾敏之主持的香港《文汇报》写《创作回忆录》，要寄稿子。刚调到北京的老友孔罗荪的电话和地址是记在1978年7月6日这一页台历的背面，或许有一天《文艺报》写报史能用得上，不妨录下：
文艺报
556065
556684
和平宾馆东院110
558841-261
孔罗荪
同样写在台历上的还有巴金喜欢的香港电影演员吴楚帆的地址和电话。圆珠笔的笔迹不知是否出自吴楚帆本人。一张方纸片上记下的是郑振铎夫人高君箴和儿子郑尔康的电话。老友虽然去世多年，巴金与他的家人一直有来往。1979年5月16日，在家开会的巴金下午先是去老舍家看望其夫人胡絜青，晚饭后，又在曹禺陪同下，“看望振铎夫人和郑尔康”。时光的大书翻过一页又一页，多年后郑振铎先生的孙子郑源初次来巴金图书馆参观，一眼就看到了这张小纸片，他惊喜地叫道：“哟，这不是我们家的电话吗？”
朴素的国宴请柬和一本小台历
那些请柬、首日封等，背后则蕴含着大量的社会信息，让我们可以近观巴金的社会活动。作为中国最有名气的作家之一，尽管晚年体弱多病，巴金先生几乎谢绝所有的社会活动，但是社会各方面都希望活动中能有这位老人的名字出现，借助他的影响力为各种活动增光。这曾让巴金不堪重负，他一再声言作家的名字应当署在作品上，他希望自己的有限精力用在写作上。所以，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方面邀请不计其数，他都是以沉默应对。不过，抽屉里还是保留了一份请柬和一份首日封，我认为这也是情感上的珍视。
请柬缘于“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诞辰九十周年”，1986年12月6日在上海作协的大厅举办纪念会，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巴金先生是上海作协的老主席，请柬更多是例行邀请，他也是惯常不出席会议。然而，这样一份请柬放在抽屉里，我认为代表他对郁达夫的尊敬。这也不完全是妄言，《郁达夫文集》出版时，他曾写信给香港的友人请其代购。那份首日封来自葛岭路13号黄源，是1986年7月4日为纪念茅盾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行的。巴金尊茅盾为老师，这份敬意也体现在他精心保存下来的物件中。
从两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巴金晚年一直在致力的一件事情：捐书，支持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照片上是画家秦长安的画作，一幅是巴金头像的速写，所署日期是1985年6月11日于上海。另外一张是《巴金赠书泉州黎明大学》，是打算做壁画用的。秦长安是厦门大学的美术教师，关键他是泉州人。泉州，巴金年轻时代曾三次到访，那里有他的朋友和他们热情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泉州的朋友们先是创办黎明学园，后来又升格为黎明大学，并聘请巴金担任黎大名誉董事长。巴金从1982年春起，分十二批次，共为黎明大学赠书7084册。在1982年2月1日给盛子诒的信上，他说：“对于教育，我是外行，无发言权，你们好好地干吧。办图书馆我赞成，也愿意帮助……能办到的是我自己捐赠图书，我可以捐些这些年新出的别人的书，几百本，上千本，只要我活着，可以继续捐下去。办图书馆先要书多，以后再注意特色……”画作表现的正是在耄耋之年，巴金尽管行动不便，还是全力为社会奉献的品格。
在这个抽屉里，还有一张已经发黄的硬纸片，它是那么不起眼，夹在各种精致的卡片中，然而，这却是当年国宴的邀请函：
为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阁下访华谨订于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 敬请
光临
周恩来
萨布里访华，这在当年不是一件小事情，访华期间，他的新闻都是在中国各大报纸头版的重要位置上。这次国宴，在4月22日《文汇报》上是头版头条，标题是《阿里·萨布里主席昨抵达北京 周总理举行盛宴欢迎阿联贵宾》。4月24日，《文汇报》的新闻头条是《首都万人集会欢迎萨布里主席》，接下来说周恩来陪同萨布里访沪。这方面内容的新闻在第二天的《文汇报》又是头版头条。4月26日《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的新闻，标题是《毛主席接见萨布里主席》。在4月21日的新闻中特别提到：周恩来总理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和其他阿联贵宾。新闻最后提到出席宴会的还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巴金就属于这一序列。
巴金当天的日记是这么记的：“三点半到十楼理发。五点成时来。六点四十分送他下楼。和白杨、李少春同车去人大会堂参加周总理欢迎阿联萨布里的国宴。十点回旅馆。”那期间，巴金正好在京出席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因此得以受邀。这么重要的场合，却是如此朴素的请柬，这也特别令人感慨。
其实，他两天前还见过周总理，那是4月19日，“下午两点半去怀仁堂听总理报告，三点开始，七点四十分结束”。周恩来讲了四个半小时以上的报告是什么呢？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2月版中卷）记载：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报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基本要求：（一）站稳革命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站在人民当中，看得更远、更广、更深、更大；（三）通过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己；（四）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五）长期奋斗，至死不已……报告还论述了创作和表演上的阶级性与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化与大众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风格等问题。看来，这是一次周总理较为全面地与文艺家们的谈心，全面阐述了他在那个时代对文艺的看法。巴金那一代富有影响力的作家，除了以写作服务于社会之外，都参与了新中国方方面面的社会工作，他们是社会重大事件和制度建立的一线参与者。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生活特点和时代使命吧。
在巴金先生的抽屉里，还有带有特定年代印记的小小的年历卡，我们这一代人看了感到特别亲切。另有一本横幅台历也分外吸引我。翻开它，当年一月、二月在一个页面上，图案是报春梅花，粉底黄蕊，清奇诱人，隔着纸面都能感到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1978年，巴金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是这却是他人生的“第二次的解放”和又一个春天。那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时代巨变、个人命运、内心情感能够同频共振，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殊为难得的幸福美遇。翻动它们，我也在体会巴金先生的心绪……或许在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它们和以上谈到的零零碎碎点点滴滴都不在典册之中，然而，它们却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机体上毛茸茸的细节，带着他的手痕，也有体温和气息，它们同样值得我们珍视。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