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文本的秩序：《钤山堂集序》的写作策略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视域中，书序文首先是一篇文论作品，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其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正因其鲜明的文论属性，故学界对相关文献的耙梳，倾向于从中挖掘出语涉文学批评的片段式言说，这在20世纪的文论文献整理中尤为突出。这样的观察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今书序文研究的一些缺憾：首先，研究者多聚焦于书序文中的批评概念及学说，而缺少对批评语境的体验与审查，这种语境审查不止于对书序文体的结构性分析，还包括对作家、序家的文学社会经历及其心态的探微；第二，多偏重于对单篇书序文的独立考察，将书序文视为一个封闭的文本批评单元，缺少对“一书多序”之互文性意义的挖掘；第三，面对大多数未必能挖掘出文学批评新内涵的非经典书序文，仍缺乏精读、细究的学术精神，或将其漠视为消极意义的程式化文本，或从出版文化史料的角度予以赋能，并未用文学批评的眼光给予必要的正视。以上这些，涉及文学文本与社交文本、原创批评与程式写作、“书-序”关系与“序-序”关系等多个向度，在明清书序文的研究中亟待改善。
21世纪以来，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更新，及书籍史、社会史理论的介入，无论是基于文本立场的副文本视角，还是基于史料立场的出版文化视角，都为书序文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王润英的《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①，从书籍文化史的角度，考察16世纪书序文创作与书籍文化活动、书籍编著者、书籍类型、书籍读者等的关系，可谓其中的典范之作。本篇考察的《钤山堂集序》这一写作案例，若置于古典文学批评的传统视角下，如清人恽敬所言“序凡十余，皆忸怩之言”(恽敬116)，无甚可取之处；对此个案背后的社会网络与士人心态进行探究，固然可有作为，但有王润英“梓而有序”的文化史路径珠玉在前，亦难翻出新意，更何况严嵩在明代政治史中的特殊身份，让这一方向的讨论很容易与文学的核心问题脱节。但从另一角度来说，将文学史视域中的“批评”与文化史视域中的“秩序”深度结合，让序体的“序(叙)说”义和“秩序”义构成一种功能上的平衡，是权相严嵩的文集较之其他明人别集更具组织力、黏合力的一面；而且，严嵩的政治生命处于正德至嘉靖后期，正是明代出版业急剧攀升、繁荣的时期，他对出版资源的充分调用及由此造成的各种新的书籍特点，在《钤山堂集》的刊印与批评中留下了诸多痕迹，让这组《钤山堂集序》具有了出版文化史层面的独特意义，这大概是所有的著作者和序作者都始料未及的结果。
一、 嘉靖朝的文集增刻现象与书序写作中的第四方心理
“一书多序”，是中国古代书籍出版与流通中的普遍现象。越至晚近，由于版本系统的日渐复杂、编者对早前经典序文的选择性保留、作者展示社交圈以提升社会声望等原因，一部古籍在卷首有多篇序文，是很常见的情况。但同样“一书多序”，亦可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写作时间不同的“多序”，也就是刊印者保留了书籍历代版本中的书序文，将它们集中在一起展示，有如一部简明的书籍出版史，及围绕此书的文化批评史。借此我们可以得知，原来此书在某一时期曾有过抄、印的经历，即使现在已没有那一版的实物存世。第二种是不同作家在同一时间接受作者委托而撰写的“多序”，这种情况带有较强的社交性质，作者请序的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请一二名家作出精到、真诚的批评，而在于多位作序者的集体亮相与背书，为书作者制造出更广泛的社会声誉。这种情况，一般书作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要低于序作者的，而且书作者将为此付出价格不菲的润笔费用。第三种情况，是某一作家晚年在编纂其文集的过程中，将其人生各阶段所刊小集的序文一并收入，以反映作家之文学人生的完整轨迹及批评变化。一般情况下，其序文被置于文集中各小集的卷首；若是作家自序其小集，则被统一编入文集的“书序”卷中，以便与更反映整体面貌的文集序有所区别。第四种情况，是作家在生前已有足够的出版能力对整体文集进行不断的增刻，而且每次增刻都邀请名家撰写新序，并完整地保留了前次刊印的诸篇旧序，形成世代有应的层累效果，本篇举证的《钤山堂集》就是典型的一例。
第一、第二种情况，与出版业的繁荣与否关系不大，前者主要取决于作家的后世影响力及与编印者的历史距离，对李白、杜甫等先宋名家来说，“一书多序”是其别集之明清刻本的常见样态；后者主要取决于作家的社交能力，只要愿意经营、投入，即使杜文焕这样的边地武官，其各体诗集也能得到董其昌、汤显祖、赵南星、申时行、焦竑、屠隆、邢侗等文坛名流的赐序。第三、第四种情况则不同，小集单刻、文集增刻、翻刻等高频次刊印活动所需的出版成本，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既取决于作家的经济实力，还涉及当时印刷业的承受能力。总的来说，第四种情况对出版业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如此比较，只是从书籍史的角度给予文集增刻现象一个历史的定位，本身无关书作者对序文内容的期待及序作者应对这一特殊“读者期待”的写作策略。因此，我们仍有必要从阅读史的角度作出更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就当事人的写作心理及阅读期待而言，第四种情况确实较之前三种有较大的差别，即当事各方对“第四方心理”的顾虑与思考。
一般来说，在文学的世界中，作者、作品、读者是最基本的三要素。在传统的书序文写作行为中，序作者自己是“第一方心理”，委托人(书作者及其利益相关方)是“第二方心理”，书籍流通后的普通读者是“第三方心理”。一个标准的序作者，既要遵从自我的文学与道德标准，又不能完全不考虑书作者的意愿与情绪，而且，作序本是为了让书籍更好地进入流通渠道并传诸后世，故读者们对书序的评价也是序作者需要考虑的。以上三方心理，是作为文体的书序自创始以来即有的，自然也适用于前三类“一书多序”的现象。
而所谓的“第四方心理”，是指在世的其他序作者。就上述第一种情况而言，如果出版业不够发达，一部文集无法做到在短期内多次出版，不同的序作者之间就无法形成现实的对话，而只可能是后序者对前序者的遥远致敬。在第二种情况下，“一书多序”皆首次亮相，由于序作者未必知道其他序者的存在，或即使知道也无法事先读到他人的书序文，自然在心理上不必考虑第四方的感受。在第三种情况下，不同小集的序文(或小集序文与文集序文)在言说对象和立场上有较大的差别，即使这些序文日后被汇总至作家全集中构成“一书多序”的关系，序作者仍可借写作的原始语境为自己辩护。唯第四类情况，序作者在接受撰序的时候，可以明确读到之前已经刊印的旧版文集，他也明白增刻了己序的新版将有机会被放在曾经序作者的书案上，接受他们的批评与检验。这些曾经的序作者，是采用撰序人的相类视角予以共情，还是以一位普通读者的立场来品鉴其序文，既是后来的序作者需要考虑的，也要求他们用新的文字与前面的序家进行适当的呼应。
严嵩的《钤山堂集》，因作者的权臣身份，在明代文学史中并不起眼。尽管王世贞评价其“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王世贞147)，但在知人论世的汉语学界，这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本篇无意对严嵩的诗文造诣及文学史意义作出评价，而是想就《钤山堂集》在正德十年(1515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间的文集增刻行为，讨论其在中国出版文化史中的独特位置；在此基础上，探究随着严嵩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相关言说空间的渐趋萎缩，不同的序作者如何在应酬文章、文学批评、同行对话三者之间开辟自己的写作新路，以确保文学家的相对独立与政治家的核心利益之间的平衡。
二、 《钤山堂集》的版本情况及与各序作者的关系
有关《钤山堂集》的版本情况，已有非常细致的梳理(周艳80—95)，以下笔者仅作简明的介绍，更多地结合诸位序作者的生平及交游，讨论这一系列请序、撰序行为的基本用意(至于深层的用意，需通过对书序文本的细读来探究，详见后文)。现知最早与《钤山堂集》有关的序文，为正德十年(1515年)鹤庆知府孙伟所撰。孙伟是江西清江人，登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他和敖英是江西临江府(府治清江)在正德年间的两位名诗人。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同为清江人的熊逵为二人编《清江二家诗》四卷，被四库馆臣讥评曰“书成于嘉靖丁巳，是时严嵩已败矣，而伟集开卷即录送嵩北上诗六首，亦可以不必也”(永瑢1752)，事实上，当时严嵩正如日中天，馆臣或记忆有误。所谓的《送嵩北上诗》，即《赠严太史介溪先生北上》，作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三月严嵩离乡赴京时，可知二人交谊主要在严嵩早年退居钤山期间。临江府与袁州府相邻，分宜县又在两府的中间位置，交通颇为便利。总的来说，当时二人属于邻县兼诗学同好的关系，是较纯粹的诗艺交流，这从孙序曰《钤山堂诗序》、序文中称“钤冈诗”可窥端倪，其内容大致为现存《钤山堂集》中有孙伟评点的那几卷作品。
嘉靖十年至十二年(1531—1533年)间，《钤山堂集》“诗文咸备”的结集形态基本形成，现有嘉靖十年(1531年)唐龙序、嘉靖十一年(1532年)刘节序、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廷相序、嘉靖十二年(1533年)黄绾序共四篇。其中唐龙序云“乃诗若文咸备”，黄绾序云“其文之峻洁简练，丰腴委曲，则尝师法韩欧”“其诗之冲淡沉婉，清新隽永，则尝出入盛唐诸家”②，同时提到了严嵩的诗歌与文章，可为互证。但唐龙引他人说法的时候，唯有对严嵩诗歌的评价，如“崆峒子评介溪诗曰淡，石潭翁又曰达”等，或可证《钤山堂集》的“众体”展示始于此次结集。唐龙所引李梦阳、汪俊等人的风评，实基于李、汪诸家对严嵩早期诗集(有诗无文)的阅读体验，大概就是孙伟所序“钤冈诗”及其增补系统中的作品。
四篇序文中，唐龙序署款“嘉靖辛卯仲秋既望”“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而序中云“介溪宗伯”，当撰于严嵩礼部右侍郎任上。二人在江西时期已经相识，严嵩《使粤稿》中有《和唐侍御晚登春台》诗，作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册封靖江王后归居钤山期间，唐龙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节序署款“嘉靖壬辰冬十二月朔”“刑部右侍郎”，而序中云“宗伯严公”；王廷相序署款“嘉靖十二年岁在癸巳五月庚戌”“南京兵部尚书”，而序中云“大宗伯介溪严先生”；黄绾序署款“嘉靖癸巳夏至前二日”“南京礼部右侍郎”，而序中云“大宗伯介溪严公”，皆撰于严嵩任南京礼部尚书期间。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严嵩由礼部右侍郎迁任南京礼部尚书，故书序的邀约兼及南北两都的官员。
其中刑部右侍郎刘节的情况比较特殊，严嵩是在吏部左侍郎的任上邀请作序的，他却迟至“嘉靖壬辰(1532年)冬十二月朔”方成文，当时严嵩已赴南都半年有余③。此事之所以拖沓，与刘节“旁搜群书几二十年”(刘节507)、即将编成《广文选》有关，《广文选》首刻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而刘节自序撰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值冲刺的紧要关头。严嵩邀请刘节为《钤山堂集》撰序，除了因为他们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同榜进士外，更可能看中刘节在汉魏六朝诗文整理方面的权威性和前沿性，刘节亦投桃报李，赞誉严嵩诗文“楚汉之遗轨”“魏晋之遗音”“绝尘唐宋，振响周秦”；另外，刘节在入京任刑部右侍郎之前，长期担任四川、广西、河南、福建、浙江等布政司或按察司官员，嘉靖十一年(1532年)是他履任在京高级官员(三品以上)的第一年，若能借《钤山堂集序》的撰写为自己在京城文坛打开局面，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从刘节撰序之拖沓，大致可以判断这四篇序文属于同一次刊印。
嘉靖十二年(1533年)，王廷相与严嵩同僚南都，二人一为兵部尚书，一为礼部尚书。但王廷相撰序的意义不止于此，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是弘治复古作家群在嘉靖官场中的少数高位之人。当时李、何、边、徐“四杰”皆已去世，康、王二家退居陕西，早已不问文坛事，王廷相是上一波文学运动的亲历者，是在世诸老中最有资格的发言人，严嵩多少报以了文柄授受的一些期待。王、严此前相识，严嵩有《徐养斋、方棠陵偕至，喜而有作，用浚川少司马韵》，作于嘉靖八年(1529年)，二人在撰序前五年的仕宦轨迹出奇地一致④；在南京任上，严嵩又有《灵谷寺次浚川大司马韵》《观音岩同浚川王司马作》等多次唱和活动。经过五年的考察，相信王廷相对严嵩的文学造诣已有充分的判断，既然李梦阳在正德年间已有“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239)的高度评价，而《钤山堂集》的这次结集正在李梦阳去世(嘉靖八年十二月，1530年1月)后未久，相信严嵩对于这位诗坛前辈，比其他几位撰序人更多了一份企望。
作为南京礼部侍郎的黄绾，是严嵩任南京礼部尚书期间的直接副手。这一层关系，黄绾在序中已经点明：“绾从大宗伯介溪严公，燕暇出示《钤山堂集》。”但黄绾非进士出身，而是承祖荫授官，在文学修养及声望上不比刘节、王廷相等人。严嵩的考虑，除了礼部同僚的上下级关系外，可能与黄绾的另一个身份有关，即作为阳明的门生和儿女亲家。他在嘉靖八年(1529年)上《明是非定赏罚疏》，主导了为阳明请谥并乞开学禁的平反运动；嘉靖十年(1531年)，又将女儿许配给了阳明胤子正亿。作为阳明门人的代表人物之一，黄绾在整个朝野的影响力正值巅峰。
另顾璘有《严太宰钤山堂集序》一篇，见《息园存稿》卷一，未见于任何存世的《钤山堂集》卷首或卷末，其题云“太宰”，则撰于严嵩任南京吏部尚书期间(1534—1536年)。序中有“居翰苑三十年”一句，考严嵩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选庶吉士并留馆，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正合“三十年”之数，顾璘其时已致仕寓居金陵，和严嵩颇多交游。作为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且是弘治文学复古运动中的南方领袖，顾璘无论在政治资历还是文学声望上，都是当时屈指可数的能与王廷相比肩的前辈，他们作为复古运动硕果仅存的一北一南的代表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为预想中的严嵩从去世未久的李梦阳手中接过复古诗学旗帜，起到了造势与护航的作用。序云“余读太宰介溪先生集，获见古文之在今也”，“弘治以还，作者翩起挺望，南北承学，翕然向风，宗为领袖，南楚则介溪先生称特焉”(顾璘428)，很明确地站在文学复古的立场上，将严嵩升格至“弘治作者”的范围之内。继而以复古运动“江东宗主”的身份，赞誉严嵩在南方复古力量中的“南楚领袖”作用。这一评价是否符合历史的事实姑且不论，至少符合嘉靖十三年(1534年)前后各方的心理期待：序作者期望严嵩重整文学复古的大业，借此鼓舞广大诗人(作为第三方的普通读者)对渐趋式微的复古运动的信心，而已五十五岁又转南都闲职的严嵩，也乐于在当下的人生阶段及状态下接受这一文学使命。今顾序中有“委璘诠校其集，遂括略书语，缀之末篇”(顾璘428)之句，可知曾见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刊印的那一版文集中，考虑到严嵩晚年频繁的增刻、翻刻行为，后来移出文集的做法或反映了作者的意志。《客座新语》记载顾璘以工部尚书考满入京时，在分宜宴会上揭其藏品为摹本，可见二人晚年渐有嫌隙，个中原因有待细考。
现存最早的《钤山堂集》，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十三卷本，卷首有孙伟、唐龙、刘节序，但其十三卷皆为诗赋(赋唯《横山赋》一篇)，非唐龙序云“今得《钤山堂集》，乃诗若文咸备”。另南开大学图书馆藏二十卷本，卷首无序，全二十卷皆诗赋，其“总目录中卷十四目录后有‘目录终’字样，卷十五至二十版框行款同前十四卷而字体风格有异，前十三卷内容同中大十三卷本”(周艳83—84)，表明未录文章的诗集本亦存在一个不断增刻的过程。《天一阁书目》卷四著录“《钤山堂集》十三卷，刊本”(范钦 范邦甸279)，亦可证确存在一个十三卷本的阶段，并非残本样态。笔者以为，《钤山堂集》固然先有诗集本，再有合集本，但合集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诗集本的消亡。严嵩以诗歌名世，在嘉靖十年(1531年)以后，《钤山堂集》的诗集本、合集本两个系统实并行于世。但它们对已有书序文的采用却较混乱，作为合集序的唐龙序亦见于诗集本的卷首，而在常见四十卷合集本的卷首，也有孙伟、杨慎等人的诗集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后来的读者甚至序作者能够看到的前序，有可能更多，也可能偏少。
嘉靖十五年(1536年)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是严嵩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以“吏隐”自居，诗名极盛，此后渐弃笔墨，专力于朝堂斗争。故在一定程度上，在此前后的序作者之心理差异是我们需要留意的，虽然他们未必会将这些心理活动付诸笔端。此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阁、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弃市、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案等，作为严嵩政治地位及士风舆论变化的重要节点，也将深刻地影响撰序者的公、私姿态及其写作策略。
首先是崔铣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撰写的《钤山堂集序》，目前尚没有其他史料或实物可对这次刻印活动予以佐证。他说“道路所经，官常所激，僚友是酬，为诗若干首；感喻乎交际，训敕乎生徒，敷纳乎治理，为文若干篇”，显然是一部诗文合集。当时崔铣为詹事府少詹事，严嵩为礼部尚书，严嵩之所以找崔铣，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二人同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科庶吉士，这个关系要比他与刘节的同年亲密得多，直指中央的馆阁文学统序。事实上，在崔铣之前，严嵩请序的孙伟、唐龙、刘节、王廷相、黄绾、顾璘六人，皆非翰林院出身，且与复古诗学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而此后严嵩请序的崔铣、张治、王维桢、杨慎、湛若水、唐顺之、赵贞吉七人，皆为翰林院出身，代表着馆阁文学的源流。不难看出，在回到庙堂权力中心之后，严嵩逐渐放弃了原先对诗坛文柄的竞争，转而塑造文章、道德合一的台阁文学领袖的形象。崔铣也心领神会地在序文中大谈严嵩当年“读书中秘”时的光辉事迹，“试常冠，吾曹自故相李文正而下咸伟其才”。考虑到“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张廷玉1702)在明代中期已成入阁惯例，而严嵩确实在三年后加少保、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那么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篇序无疑在给即将可能的好友入阁作舆论上的预热。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张治撰《钤山堂集序》，这是严嵩入阁后的第一篇新序。序作者张治时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对在首辅位置上已有三年的严嵩来说，邀请现任翰林院学士撰序固然合理，但更重要的是，张治为正德十五年(1520年)进士，序中自云“治尝侍于公”，显然以学生自居。与嘉靖十五年(1536年)回京前严嵩须倚重王廷相、顾璘的前辈身份不同，此时的“作者-序者”关系已发生了调转，作序者的写作空间在不断缩小。四年后，张治以礼部尚书入阁，这篇序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投名状”式的阶梯意义。另外，在《钤山堂集》的编集体量上，张治明言“集凡三十有二卷，赋、颂若干篇，五、七言古体诗若干篇，五、七言律绝句若干篇，序、记、碑、志若干篇，内制及讲章若干篇。《南宫奏议》三十卷、《历官表奏》十卷亦类附焉”，这一卷帙规模至少持续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因湛若水序中依然说“元相大学士介溪严公以其《钤山堂文集》三十二卷寓甘泉子于天关，授以首简叙之”，尚非最后编订的四十卷本。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杨慎、王维桢各撰《钤山堂集序》一篇，虽然与张治序的时间很近，却属于两次不同的刊印行为⑤，这次刊印请序的仅是诗稿部分。杨慎早年与严嵩为翰林院同僚，不乏诗艺上的切磋；而且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会试主考官为张元祯与杨廷和，也就是说，杨慎的父亲为严嵩的科举座主，二人关系匪浅。杨慎在序中说：“往年，唐子荐归自京师，相见出此集观之，愚妄有批评，子荐取而锲之以传，不谓无盐之突西子也。且属以序[……]以唐子请之再，而公不遗遗簪，弗敝敝履，且有台音之诒，刍言之取也。敬事操觚，赘诸末简。”此“唐子荐”即云南晋宁人、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唐铸，《钤山堂集》中有《侍御唐子荐谪判沧州作此慰之》，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时首辅严嵩在唐铸遭贬之际亲予慰问，作为晚辈自然心存感激。他积极推动杨慎评点《钤山堂诗》的刊印，估计有回报严嵩恩情之意。
至于此事是否经得严嵩的同意，笔者认为是有计划的。一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唐铸敢于将杨慎“妄有批评”的文字“取而锲之”，并擅自代表首辅“属以序”“请之再”，颇显僭越；二来这篇书序后被收入通行的四十卷本《钤山堂集》中，应是得到了严嵩本人的认可。至于严嵩为什么要找远在滇南的杨慎作序，清人沈叔埏指出“复乞升庵品诗于万里外，志欲为世闻人，与前、后七子共鞭弭坛坫”(沈叔埏460—461)，主要意在倚重升庵的文坛声望。但他有明确的分体立场，这从请翰林院学士撰文集序而请杨慎撰诗集序，即可见一斑。
另一位撰序者王维桢比严嵩小二十七岁，为登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时任翰林院检讨，自称“关西晚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绝对的晚辈。他自云“岁乙巳(1545年)，桢得请且行，从故事，即辞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归序”，应该说是严嵩在馆阁文学传统中最寄寓厚望的年轻人之一。王维桢云“《钤山堂集》者，今少师袁州介溪严翁所为诗也”，杨慎亦云“愚捧读元老介溪先生严公《钤山堂诗》而有发焉”，显然二人读到的都是诗稿，故他们的批评亦立足于诗学的范围而未有逾矩。如王维桢不仅将严嵩诗歌纳入弘治诗学传统之中⑥，“于时作者数人兴，而钤山在其中”，还指出严诗“搜奇抉异，博者能之；汾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以约是二者，非好古笃力弗至也。凡钤山之作，三者具焉”，进一步收束至“李词尚法”一脉，与李梦阳的诗学构成更紧密的衔接。他又摘严嵩诗句以表其冲淡心态：“始翁居山中，有日者谈公贵，翁拒之诗‘元无蔡泽轻肥念，不向唐生更问年’，见载集。由是言之，当是时翁于词笃矣，弗以富贵淆厥志也。”暗示文集作者虽居高位，但其作品在文学批评的视域中自有内生、独立的意义，并不是由后出的政治权力所赋予的。其说允当与否且不论，至少可以看出在严嵩入阁以后，因各种政治声誉及舆论的干预，文坛对其诗歌的某些评价已偏离了狭义文学的轨道，而王维桢对此的应对，基本上秉持一种排除外围干扰、聚焦文学本体的写作策略。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维桢对严嵩诗歌的历史定位(亦反映了严嵩的自我期许)是较犹豫的，仍在复古诗学与馆阁诗学之间摇摆不定。
以上诸家序文，皆撰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夏言弃市之前。那时的严嵩，虽难免卷入政治风波之中，还没有出现群臣交章相攻的激烈场面。但随着夏言、杨继盛、沈炼等政敌或异见人士相继被杀，严嵩的强权统治日渐威厉。如何在这种高压的气氛下为《钤山堂集》写序，是后来的序作者不得不考虑的。而第一位面对这种情况的，就是严嵩的翰林院同年、一代大儒湛若水。
嘉靖三十年(1551年)，早已归居岭南的湛若水，自云“以病废文字十余年”，不意收到了来自首辅的邀请，为其《钤山堂集》三十二卷作序。我们固然理解作为庶吉士同年，二人有着近半个世纪的长久友谊，但“年将九十”的湛若水，在这件事上若想推辞，也可以有很多顺当的说法。这篇序文在所有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后刊印的《钤山堂集》中(包括三十六卷本、四十卷本)，皆被置于全书卷首的第一篇(后出的新序，未能掩其光芒)，足见深得严嵩本人的重视。从清人开始，大多对湛若水的这一晚年失节行为报以遗憾甚至批判的态度，但如果我们去读《湛若水年谱》，会发现这是他可以系年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他在文中用对话体的形式“以神论文”，提出“根本之说”(后有细论)，是完全契合其哲学思想的。换句话说，严嵩找湛若水绝不止于名分上的大儒手笔，也希望这位哲人能以自己的思想高度，为《钤山堂集序》在数量“破十”(在湛序之前正好十篇)后辟出一条新的书写之路。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七十九岁的严嵩为《钤山堂集》写下自序，据其文意，应是诗集序；次年，又得到唐顺之、赵贞吉二人撰写的新序，这是文献所见有关《钤山堂集》的最后一波撰序活动。赵贞吉时任南京工部右侍郎，自云：“丙辰之秋，贞吉以使事至京，谒少师介翁于直所，翁之论文更仆而不倦也。暨别去，贶以家集而示之，手策曰：‘子盍批注之，以数语复予也。’盖翁意欲鄙人之序其集端耳。是集也，合若干卷，翁之嗣君工部左侍郎德求刻于家塾者，海内之士见且不得，亟况得挂葭莩之名于其端哉[……]翁再以策督之愈切，知不得谢，乃申前意以序之。”可知请序之事始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赵贞吉与王维桢一样，都是嘉靖十四年(1535年)科庶吉士，严嵩是他们的庶吉士教习馆师。十年前被严嵩“手集授之”的王维桢，不幸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的陕西大地震中遇难，年未及五十。当翌年另一门生赵贞吉“以使事至京谒于直所”，不知年近八十的严嵩是否想起了当年王维桢“得请且行，辞于相舍”的场景，毕竟早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维桢写给赵贞吉的书信中，就说“顷见介溪元老，元老出公所贻书示仆，极叹其文词焉，以为有古人风，于是内江声名出关中上矣”(王维桢304)，可见严嵩早在入阁前就对这两位门生赞赏有加。与十年前主要意在扶持馆阁后学不同，十年后严嵩对赵贞吉以“论文”事托付，更显文学授受之晚年心境。
另一位撰序者唐顺之，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四月升通政司右通政，九月升右佥都御史。在严嵩、胡宗宪的信任下，迎来了政治生涯的春天，特别是他在海防上的功绩，恐怕自认为要比立言重要得多。其《钤山堂诗集序》作于这一年七月，序云：“公⑦既以全诗授胡梅林总督使刻之，而属某为之序。某窃以文词受知于公，公颇谓可与言诗者。尝侍公于苑直，公示之近稿。”(唐顺之474)。唐顺之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复翰林院编修，严嵩时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故有“侍公于苑直”之说。但这次所刻的书籍，与赵贞吉所说“刻于家塾者”非同一版本，而是由严世蕃“授胡梅林总督使刻之”，大概率刻印于江南地区。再结合前面提到《振秀集》在云南地区的刊印活动，及另一种《钤山堂诗抄》在苏州地区的刻印⑧，大致可见《钤山堂集》在嘉靖时期的广泛流布情况。
从存世文献来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和三十八年(1559年)的两次请序活动，都采用了一位诗坛名宿与一位馆阁大家的组合配置。且四篇皆为诗集序，可见严嵩晚年对其诗歌的珍视。当时撰序的可能不止四人，但严嵩将这四篇保留在自己的文集之中，自有他的慎重考虑。王维桢和赵贞吉是他最信任的两位翰苑后劲，足可延续馆阁文学之正统；而杨慎和唐顺之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少数可在文学声望上与郎署“后七子”抗衡的文学名宿，较之其他诗坛耆老，他们早年的翰林院经历在严嵩看来更近同道。从这个角度来说，饱受争议的晚年严嵩，动用了自己权力所及的最好资源来为《钤山堂集》作盖棺式的评论，而这几位序家也在如履薄冰的政治环境中交出了各自的答卷。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严嵩请了这么多名家作序，他自己却很少写序，现存《钤山堂集》中只有八篇书序文，大多为正德家居时所撰，且未涉同时代人的文集(但有近百篇神道碑和墓志铭)，这与稍后王世贞、李维桢等人动辄数百篇的书序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严嵩的眼中，书序文和碑志文的请撰，代表着不同的声誉制造方式。书序文主要是一种文化声望，作为朝堂重臣，他没有像王世贞那样刻意经营，但这种淡然的姿态，又与他频繁增刻文集并请撰新序形成了新的反差。我们不禁要问：除了将书序文视为一种制造声誉的文化行为之外，严嵩有作为书作者接受某些文学批评意见的期待与觉悟吗？
三、规避与竞赛：序作者的批评策略及其预期读者
以上论说了十数位序作者与严嵩的交游关系，身份的差异、关系的亲疏、利益的纠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序作者的具体写法。这种观察角度，是将书作者和序作者视为一组独立的人物关系来认识，只要我们对二人生平行实的考证足够细密，便不难呈现。与之相比，不同请序、撰序行为之间的潜在关联，就很难论证。有鉴于此，笔者接下来将视角内转至书序文本的内部，尝试挖掘各篇《钤山堂集序》之间的隐性关系。而能反映不同书序文之文本对话的案例，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序文内容较明确地呼应了先前的某篇序文，此为必然；二是从群体阅读的角度，论证某位序作者在撰写之前，大概率读过某部之前刊印的、且有序跋存录的《钤山堂集》，此为或然。
第一种情况，涉及两种文本及其思想的类比，一旦匹配，便是事实；而第二种情况，只是一种可能，即使读过先前的序文也未必自觉呼应，但这将在逻辑上成为论证“规避”与“竞赛”的一个预设前提。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当出版业从弘治、正德进入嘉靖时期，整个社会的印刷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像严嵩这样身居高位又有文学声望的作家，可以隔几年就出版一部增刻本，那么，他请人撰序时交给序作者的那部文集，是又一版的誊清稿，还是前一版刻书加上新整理的近期作品，或新的刻版及样书已完成，就等新序的最后雕印？这不仅涉及作者方的工作量，还关系到作者是否打算利用原有的刻板。对本文来说，这至少关系到新的序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看到原有的书序文及其数量。
我们将这些书序文分为三个序列：一是“诗文兼备”的文集序，如黄绾序、张治序、湛若水序等；二是以诗歌批评为主的诗集序，如孙伟序、杨慎序、唐顺之序等；三是意在精选诗歌的诗选序，如《钤山堂诗钞序》《振秀集序》等。我们固然不能简单地根据序名或所在书籍类型来定其性质，因为现存实物可证一些诗集序同样被放在了文集的卷首，如四十卷本《钤山堂集》中依然保留了孙伟、杨慎等序；而同一篇序文在不同文献中的题名亦有微别，如唐顺之序在《荆川先生文集》中作“钤山堂诗集序”，而在清嘉庆刻本《钤山堂集》卷首作“钤山堂集序”(未见于明刻本)。但总的来说，因批评文体的不同，相关文本对话主要发生在同一序列的内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现在习惯将《钤山堂集》视为一部完整的诗文合集，但严嵩在其时代主要以诗名著称。现存最早的几部《钤山堂集》(中大本、南开本)皆为诗集，最晚写成的严嵩自序、唐顺之序、赵贞吉序等亦诗集序，诗歌批评在所有《钤山堂集序》中是最持久且有生命力的；另外，作为别集衍生读物的选本及其序文，在严嵩集中仅以诗选序的形式出现过，亦可见编刻方对当时读者需求有清醒的认识。以下对序作者批评策略的考察，也以诗歌批评为主线。
最早给《钤山堂集》撰序的孙伟，他面对的是一位醉心诗艺、淡泊宦途的退居诗人。他在临江县收到严嵩赠《钤冈诗》一秩，“携入山中续读一载”，序云“诗三百，凡各道其心之所欲言而已耳，无定体也。诗有体，后世泥古而忘己性情者为之也”，主张“楚骚不必泥风雅，汉魏诸选不必泥骚，唐宋李、杜、苏、黄诸律不必泥选”。在此诗歌史观下，严嵩被视为“精彩华妙往往自见于绳法之外”，“思以奋自起立，别为一体”，明显有别于同时期的复古诗家。虽然李梦阳曾评价“如今词章之学，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何良俊239)，欲引为后继，但孙伟显然更强调严诗的独立性而非延续性。这种“奋自起立，别为一体”的期望，私以为，更贴近严嵩当时的真实想法。他入阁之前与各派诗人群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唐龙在嘉靖十年(1331年)的序文中，说“闻崆峒子评介溪诗曰淡，石潭翁又曰达。达者其辞和，淡者其辞平”，虽然此序为合集所撰，但因涉及李梦阳、严嵩两代诗人的风格共性，成为后来序作者的关注焦点。与孙伟序不同，唐龙将李、严的异同放至台面，其“崆峒子评”一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孙序隐约表达出来的李、严之异。唐龙的诗学宗向偏复古派，他在何景明去世后，曾受张治道的委托撰写《何仲默集序》；另一位复古作家康海为其《渔石类稿》作序，说“唐子尝言文不如先秦，不可以云古”(康海385)，皆可见他对文学复古的认同态度，且与走在“复古”最前列的陕西作家群过从甚密。而通过后来的多篇《钤山堂集序》中的文本回应，亦可见他消除孙序之反复古言论的目的基本达到了。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王维桢撰《钤山堂集序》，说“钤山故与空同李氏交，李词尚法，亟称之，语在渔石唐翁序中”，明确引用了唐龙的言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杨慎为严嵩诗歌选集《振秀集》作小引云“冲淡和平，光英朗练”(严嵩429)，皇甫汸《钤山堂诗选序》云“取诸达而和、淡而平者十之六七”(皇甫汸242)，都是对唐龙“达者其辞和，淡者其辞平”的一种回应。而更早的孙伟“别为一体”说，则在唐龙序的掩映下退出了严嵩诗论的核心话题。自唐序开始，各家书序文的观点之间存在较明显的传承关系，依托宋元而下“冲淡和平”的话语系统，确立并稳固严嵩诗歌在当代诗坛中的位置。
但是，当十数篇序在同一部《钤山堂集》中集体亮相的时候，一再地强调作家的核心诗学特质，就显得有点老生常谈了。不是所有书序者都愿意做前人的应声者，也有人希望在符合请序者心意的前提下有一些新的发明，这样既提升个人的声誉，又收获新的读者。既然早期的孙伟序指出“诗有体而忘性情”“别为一体”，唐龙序摘出“淡达和平”的诗歌风格，新的序家亦可尝试开辟新的观察维度。就现有文献来看，同为较早的两篇合集序，与唐序偏重诗歌的“和平之音”不同，后两年撰序的黄绾，自觉地将批评焦点转移至文章话题上，指出严嵩“师法韩欧”。可见他们既各有侧重，也意有所避。
沿着“达淡和平”这条诗学主线，杨慎、王维桢在进一步巩固此学说的同时，又有新的延展性阐释。如杨慎《钤山堂集序》对传统的“穷而后工”说的批驳，还是属于丰富“和平”之内涵的论说方式。他认为“身在岩廊而业当鼎轴者”同样可以写出性情之诗，而“断髭耸肩、呕心摇首者，乃自贻其戚而非本性情者”；认为诗歌的本质在源于自然，而非摹拟的、雕琢的、苦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也在暗示自己虽谪居云南，却同样保持着从容的创作心态及“淡”的诗歌美感特质。而且，我们需要将这篇序文与他后来提出“冲淡和平”说的《振秀集序》对照考察。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同时撰写的杨慎、皇甫汸、顾起纶三序中，同为六朝派诗家，云南按察佥事皇甫汸的“达而和，淡而平”说，仍是对唐龙“达者其辞和，淡者其辞平”二维评价的完整承袭；而以谪人身份撰序的杨慎，他提出的“冲淡和平”四字中，唯“达”字未与唐龙说有直接的照应。如果我们考虑儒家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修养追求，那么，谪人杨慎舍“达淡”而论“冲淡”，及对“穷而后工”说的批驳，名义上是对严嵩诗风的一种表彰，本质上是对自己独特人生经历所形成的诗学品质的一种省思。这既是与远在京城的严嵩的对话，也是与同在云南的好友皇甫汸的对话。
与杨慎的向内挖掘不同，同时期王维桢对“达淡和平”的延展，跳出了狭义诗学批评的范围，将之置于更宽广的明代文学“弘治中兴”的整体潮流中来认识。严嵩是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三月会试，五月孝宗离世。在名义上，他和同年徐祯卿、陆深、崔铣等人赶上了“弘治中兴”的尾巴。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时候，沐浴“中兴”之光、入仕四十年以上的弘治榜进士已所剩无几，仍活跃于文坛的“常青树”更是寥寥，谁也不会想到在夏言重掌朝政的情况下，已六十七岁高龄的严嵩还能继续专政十五年。作为馆阁门生的王维桢，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将严诗批评从“诗论”转向“史论”，其实是合乎情理的。
同样在馆阁文学的内部，较之十年前王维桢申言严嵩的“弘治作者”身份且与“李词尚法”相接应，赵贞吉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采用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策略，他将严嵩置于韩愈、欧阳修(王安石次之)、杨士奇(李东阳次之)的“文”“道”统序中，进一步彰显了馆阁文学传统的正宗性与崇高感。其实，“弘治作者”和“庆历诸贤”这两个参照系，都是在顾璘序中首次出现的，赵贞吉舍“弘治作者”而采用“庆历诸贤”的话语，既是对顾璘二说的取舍，也是对黄绾序“师法韩欧”的呼应(虽然黄序为合集序，而赵序为诗集序)，也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好友王维桢所坚持的文学本体论的书写策略。前后十年世风之变化，由此亦可窥一斑。
而在馆阁之外更开阔的文学批评体系中，与十三年前的杨慎不同，唐顺之面对的是一位在权力巅峰上长居十数年之久、已激起强烈的政治社会矛盾的首辅。他对严嵩诗歌的批评，无法再基于“达淡和平”的风格类型；仅聚焦其诗歌本身作出历史性的评价，则难匹严嵩的多重身份；甚至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也有违他早已远离馆阁的实际情况(严嵩对他这篇序的期待应也不在此)。更尴尬的是，唐顺之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明确表达了不愿刻集的立场，甚至请求王慎中收回所撰《唐荆川文集序》，故他另辟了一条既符合自己言说，又符合晚年严嵩身份的诗学路径，即“诗史”说。“诗史”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批评范畴，但这种批评范畴的确认，须基于外在的历史社会现实，而非文学本体的内在逻辑。一位诗人或作家，在国家秉政大位上的时间越长，政治、社会要素对其文学思想及内容的介入程度就越高，从这个角度来说，严嵩有其独特的优势。更关键的是，虽然至明中叶“诗史”概念的核心内涵仍有欠稳定，但言“诗史”必及杜甫已成为一种文学常识，唐顺之提醒读者：
杜少陵一老拾遗，偃蹇无所与于世，以其忠义所发为诗，多纪时事，故谓“诗史”，而唐人又为《少陵诗谱》以论其世。况公诗所纪当世之国家大事，皆身所历而自为之者，少陵诗谓之“诗史”，然则公之诗谓为“时政记”亦可也。(唐顺之474)
二人的文学造诣固不可以道里计，当时人评价较高的那部分严嵩诗歌，也绝非唐顺之所说的“纪当世国家大事”之诗，但这种类比确实在广域的视野下，赋予了严诗更丰富的内涵与更经典的参照系。对此说法，读者未必以为然，但对处在《钤山堂集序》这一“副文本群”序列之末端的唐顺之来说，已经是精彩又不失礼数的创造性批评了。
由于严嵩的身份，大部分撰序者皆高级官员或翰苑同僚，他们的文学批评基于儒家文艺思想观，本不为奇。但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文人因为其白沙传人、心学巨儒的身份，在后世遭受了比其他人更严厉的批判，那就是湛若水。另一方面，正因为我们将目光全部聚焦在湛若水的人格问题上，反而忽视了他在书序中想要表达的学术观点——以神论文。湛若水在书序文中采用了主客对话的形式，体现出鲜明的语录体特点，他通过两个“请问”(问其所以，问其根本)，强调“神”为“文之本”，这与他“随处体认天理”的理念是相通的。事实上，湛若水记忆中的“钤山之降神”(进入创作灵感状态的严嵩)，仍是两人在留都期间的“咏歌”活动。当他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致仕返粤时，严嵩正任礼部尚书，尚未入阁，恬淡温雅的君子形象是严嵩留在湛若水视线中的最后记忆。对于后来的政治纷争，湛若水固有耳闻，但未亲眼见证，在信息流通没有那么顺畅的时代，一位年近九旬的垂暮老人，更愿意相信三十五年的友谊，以及停留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前的诗人之“神”，其实也是老者的一种固执与常情。较之其他文人在第三方、第四方心理上的绞尽脑汁，湛若水不仅对第四方心理毫不顾及，甚至未考虑第三方(大众读者)的心理感受，他想表达的只是两位老友之间的信任与感念，这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又何需第三方的外人来置喙呢？
四、 走出副文本：《钤山堂集》批评的失序与重置
较之其他明人文集的序文，《钤山堂集序》中有一个话题被后人不断放大，那就是撰序者的气节问题，及由此造成的序文内容及情感的“失真”问题。“方严氏盛时，天下名人无不序《钤山堂集》者”，虽也有人征文所及，“引避不复仕”(胡直244)，但从现存书序文的数量来说，多数士人并不抵制类似应酬文章的撰写。前面提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以病废文字十余年”的湛若水，以“年将九十”的高龄为《钤山堂集》作序。这篇序文因有“焚香对书，再拜再拜，复再再拜，上以答公礼数之殊也，亦以贺公求言之笃也”诸语，被后人视为甘泉“晚节之玷”(全祖望295)，或怒批其为“赃证之实迹”(方濬师286)，或感慨其“反覆推颂，颇为盛德之累”(永瑢1503)。甚至清人张夏看到“崔铣、赵贞吉作序文，吕柟、湛若水、穆孔晖、欧阳德四子题像赞”，发出“皆当世儒者也”的感叹，猜想“今钤山堂序、赞，或时人假托，或严氏润色，皆未可知”(张夏529)。清人这种不分时段、文道合一的整体式批评，固然失之狭断，但当某一篇应酬文章过多地回应第二方心理，全未顾及所用文体的公共性特征时，在个人之“真”与天理之“真”的主、客体评价之间会出现一丝裂缝，隐隐地埋下了“失序”的导火线。
前面无论规避还是竞赛，都是序家在诗学批评的内部各擅所长。他们可以就严嵩诗歌的风格表达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跳出对诗歌本体的讨论，将严嵩诗放在古典诗史的长河中给予评价。他们未必看过所有的书序文，但如果确有经眼，是视而不见还是尝试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是致敬前篇还是别出新意，完全取决于他们对待前文本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唐顺之对《钤山堂集》带有“时政记”性质的“诗史”评价，实处在所有诗学批评的边缘。因为“诗史”的本质是有关诗与历史关系的一种认识及文本表达，而“时政记”的写法往历史学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处在文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边界线上。《钤山堂集》固为集部文献，其书序理应偏向文学批评，但严嵩作为馆阁重臣，其人生阅历与所在的历史时代息息相关，这本是唐顺之力论“诗史”的重要原因，但若有序家借此挣脱文学批评的枷锁，直接进入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关怀之中，就是一种借“历史(场域)”走出“文学”的写法。
以上诸多书序文，作为《钤山堂集》的“副文本群”，本身构成了一种文本秩序。不仅与严嵩集内作品形成了创作与批评、核心与周边的关系，其不同书序文之间还存在互文批评的关系。它们在写作时间上固有先后之分，但较之目录、附录等以其他形态出现的副文本类型，仍处在一个功能趋近的文本序列之中。随着历史现场的远去，作者与序者之间的权力差距日渐消弭，这种建立在社会网络和副文本类型之上的秩序，终将因为人物网的断裂和新型副文本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这是另一种借“历史(时间)”走出“文学”的写法，随着严嵩去世并进入历史评价的维度而逐渐显露。
清初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有一段针对《钤山堂集序》的评论，涉及严嵩诗歌的早期、晚期风格问题，及诗歌批评的狭义、广义问题：
(严嵩)暮年自序《诗集》云：“晚登政途，百责身萃，回忆旧业，如弁髦然。触口纵笔，率尔应酬，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也。”对应德亦云：“少于诗务锻炼组织，求合古调。今则率吾意而为之耳。”分宜能知暮年诗格之坏，而不自知立身之败裂，有万倍于诗者。《生日诗》犹云：“晚节冰霜恒自保。”昧心之言，将谁欺乎？而应德翻谓“不烦绳削而合”。若湛元明一序，读之尤令人张目，不意讲学者，贡谀乃若是。(朱彝尊259)
朱彝尊提到的严序和唐序，皆未见于严嵩生前的明嘉靖刻本四十卷，唯见于清本。朱彝尊既然引用了严、唐二序中的话，表示他看到的《钤山堂集》更接近存世清本的样态。谢正光早已指出，清人对严嵩的严厉批评，特别是以“知人论世”说来评价严嵩诗歌，自清初朱彝尊一代人始(谢正光173)。在某种程度上，朱彝尊为严嵩诗歌打造了一个新的批评范式，基于此批评范式的文本秩序，并不是通过新的书序文的撰写来达成的，而是通过更独立的“诗文评”方式来完成的。当一个新的批评文本不再依赖于文集而摆脱其副文本属性后，它在批评方面的活力就被极大限度地激活了。书序文作为批评文本固然可以有表彰和贬责两种面相，但事实上其社会文本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后一种面相的发展。这个时候，打破原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与其在副文本的内部打破其话语秩序，不如站在副文本之外打破其功能秩序。一篇产生于百年之后的《钤山堂集序》，不再需要顾及第四方心理；而一段产生于百年之后的对《钤山堂集序》的批评文字，连第二方心理都不需要考虑。如果说湛若水、唐顺之等人与严嵩的对话，更强调书作者与序作者的心理勾连，文学批评的背后仍是个体对文学人生的理解，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代文学批评渐变为近代文学批评，其中更多了一份历史的冷静。唐顺之固然在狭义文学批评的范围内放大了“历史”的意义，但他终究抵挡不住这种文本秩序的限度进入“时间”的长河。一旦置于“历史时间”的视域中，至少意味着两个层面的消解：一是作为个体的文学行为者的消失(只有第三方心理才是集体性的)，二是特定文体语境的瓦解(副文本的“类型即秩序”)。朱彝尊的说法，即建立在以上两种消解的基础之上，他既不需要考虑书作者、序作者的感受，也不需要遵循特定的文体(副文本类型)法则，由此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本秩序之于未来的可能。
我们再来看严、唐二人对话的具体出处及其情境，见于唐顺之《钤山堂集序》：
尝侍公于苑直，公示之近稿曰：“吾少于诗，务锻炼组织，求合古调，今则率吾意而为之耳。”某对曰：“公南都以前之诗，犹烦绳削也，至此则不烦绳削而合矣。”公颔之，已而曰：“吾不与后辈谈诗，恐以诗人目我，而敝精于无益语也。”(唐顺之474)
这段对话发生在嘉靖十八至十九年(1539—1540年)，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唐顺之任翰林院编修期间。翰林院夜值虽属于公共时间，却是一个很好的私人请益机会，严嵩顾所来径，谈论了其诗歌经验中的“锻炼”与“率意”，及由此生发的宗古等问题。但百年之后的公共读者朱彝尊，其关心不在诗艺本身，而在作者的发言姿态。由于他预设了严嵩的权臣身份，那么，“触口纵笔，率尔应酬”，就成为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敷衍和利用；“不能求工，亦不暇求工”，本是一位高官“百责身萃”的省思，却变成了严嵩背叛其诗人身份后的狡辩；而“今则率吾意而为之”的返归“自然”之举，也成为诗人“暮年诗格之坏”的一种象征。其实，如果抹去两位对话者的身份，这就是一次对诗艺“舍筏登岸”的经验之谈，唯对话双方不像李、何那样针锋相对而已。朱彝尊用儒家“知人论世”的观念来批评严嵩的文学行为，实则用广义的历史批评替代了狭义的文学批评。他眼中的嘉靖朝序作者的言语失真，在当事人看来未必全假。此中真假主要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如果我们摆脱辨真的执念，那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当朱彝尊以狭义诗学秩序之外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严嵩诗歌的时候，已在无形中让原本在“规避与竞赛”原则之下的“副文本群”进入了一个失序的状态。
严嵩所说的“吾不与后辈谈诗，恐以诗人目我”，不应该被理解为诗人的虚晃之语，而是他对传统诗学范畴之外的另一种“率意”的实践。这种“率意”不同于古典诗学中的“以无法为至法”，后者还是在狭义诗学内的一种选择，而前者则将任何狭义的诗艺追求皆视为一种“无益语”，更倾向于摆脱任一范式束缚的语言表达。从这个角度来说，严嵩的“率吾意”与唐顺之的“时政记”实为同一事，唯立足于文学家和史学家的不同立场，各自看待政治人物的诗歌而已。观看者的立场不同，文学作品的文本属性就不同，局内人严嵩眼中的私人文本，却是局外人唐顺之眼中的公共文本；而作为事后人的朱彝尊，虽然视诗歌为私人性的作品，却要求读者用公共性、历史性的思维方式予以阐释，就构成了对书序文“公-私”关系的另一种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严、唐、朱三人代表了传统文人在面对(放弃诗性追求的)官僚型作家写作时的三种不同的评价路径，而在这些路径的较量中，共时、共生的文本秩序是暂时的，其结构的稳定性建立在个体的网络关系之上，终将让位于历史观的时代变化。但这种让位并非由于某种更具阐释力的后来观点(如朱彝尊的“知人论世”)，而是任何基于历史现场的秩序都有其原生的脆弱性，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的拉扯下，任何一种面向个体读者的心理考量都是苍白的。
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钤山堂集》的“一书多序”充满了“忸怩之言”，在创作现场即已失序，但严格来说，那是我们作为文学史家的一种后见之明，同样充满着时代的偏见。事实上，这十数篇书序集中在严嵩生前的四十年间，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副文本群”，彼此之间构成了松散而有序的结构关系。与其说忸怩的姿态让序作者的批评偏离了儒家文艺思想的正轨，毋宁说真正的失序及重置，以撰序者不再顾及第二、第四方心理为前提(个体读者在预期读者中的退出)。随着《钤山堂集》从当代文学“冷静”为古代文学，依附于文集刊印、具有直击现场之优势的书序文体，不再是最时效的文学批评方式，逐渐让位于更能体现历史意识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带有史论性质的传记类诗话等。
综上所述，“副文本群”建构出的秩序，在本质上是一种批评秩序，而非文学秩序。批评的内核到底是创造性的批评思想，还是稳定不易的批评机制，固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清代文人轻易地将明人的《钤山堂集序》“副文本群”一概否定的时候，其根源到底在“知人论世”的道德优越感，还是个体读者退场后的“作者-读者”关系变化，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如吴承学先生所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系列的集体认同，这是一种价值判断，反映的是中国古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和理想(吴承学39)。这种基于集体知识、思想、情感、信仰的文学批评路径，最终将击退所有的个体诉求，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群体的离世，意味着失去了作为发声者和预期读者的权利，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而清人的“知人论世”，不过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中的一种主流选择而已。历史的必然，以及必然中的主流，我们还是应该区分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彝尊的洞见不在其思想如何高明，言论如何自由，而在他以后世读者的身份表达了儒家文学思想中的某些“集体”认同，较之那些处在作者、读者即时对话中被掣肘的“个体”观点，拥有了跳出文体规范(“应体”)与预期读者(“应答”)等外在矩矱的历史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