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签”上“签”
《美丽的旧书》题签
《阅读学》题签
书肆归来偶得签名本，是爱书人一份难以言说的喜悦。明末文学家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藏书家阿英亦自道“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对书的热爱，往往凝结于那些留有作者手泽、带有作者体温的签名本上。正如藏书家唐弢所说，“很希望自己的藏书有作者的签名，所以买书后会请朋友签名”。因而每逛旧书肆时，我总对签名本的书多留意几分，若遇心仪之作便欣然购藏；若有熟悉作者，“好书之徒”如我，更常寄书请其再题，如此“签”上加“签”，别添意趣。
这些年来，辗转觅得并恳请再题的签名本，每一册背后都有一段书缘。刘益善在其《红帽子黄帽子》上再题：“这是我当《长江文艺》社长时送出的一本新出的书。十三年后春晖先生从网上淘来寄我题签。贾平凹是将送给别人的书在别人卖了后他又买回来，再签名送一次。我觉得这书换一个主人更好。”这般流传，恰如陈子善所言：“譬如你从旧书店买了一本签名本，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到你手里？不在别人手里？这个过程，可能辗转经过好几个读者，里面可能有着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断或续的故事。”
张铁荣的《周作人平议》，本是赠北京鲁迅博物馆同人之书，意外流出后为我所购，他再题时亦感：“此书想来颇有意味，出版时赠北京鲁博诸研究者每人一册，以谢在兹之关照。不想此册流出，巧遇有心人购得，嘱签名留念，实为趣事。一册小书之流浪常知，但发生于我辈身上实不多见，且可记也。”在任蒙的《戏说红尘》上，他感慨：“一些友人淘汰旧书很正常，能再从网上找回来，尤为可贵。”寥寥数语，道尽旧书重逢的欣喜。
有些签名本，则有更深远的人事记忆。董味甘为主编的《阅读学》再题时，这样追忆、感叹：“当时中国写作学会、中国阅读学研究会都在为学科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而奋斗。我是两个学会的创始人，编出这本书，也算是尽了开拓者的责任。在当时也产生了影响，可惜的是后继无人，当年一起工作的同仁，终于风流云散，不免感慨系之。”笔墨间，满是学术拓荒者的初心与怅惘。
诗人未央在抗美援朝期间曾奔赴朝鲜从事战地文艺创作，他在我所藏的《战斗在上甘岭》（中国人民解放军0925部政治部编）上签名，书中更有电影《上甘岭》中女卫生员王兰原型王清珍亲笔题字：“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这部报告文学集因此承载了跨越时代的回响，笔墨虽简，字字千钧。
《苏联的民主》一书，因钤有“中原大学图书馆”藏章，我特请曾执教于中原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观览，他感慨道：“此书原为中原大学图书馆收藏，最早可能属于华北大学。一九四八年中原大学在河南宝丰成立，华北大学一批干部、教师南下支援。据说全部图书只有两匹马载运，号称‘马背上的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原大学全部南迁武汉，想必又把书带来江城。睹物思往，不胜感慨。”这本历经战火硝烟，辗转多省的旧书，盖有藏章，贴有图书馆“借阅要则”。摩挲着泛黄的书页，题跋之中，仿佛能触摸到岁月的温度。
此外，亦有赠书循环的佳话。范笑我的《笑我贩书》，原是谭文祥送我，我复请再题：“我亦是行人 更与行人别。”一书之上，两次题赠。瞿光辉著《美丽的旧书》本由其子瞿炜赠北京友人，我请瞿炜兄再题：“家父瞿光辉先生著《美丽的旧书》，曾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当年北京晚报副刊主编高立林兄来温州访友，吾即持以赠之。高兄乃谦谦君子，当年主持晚报副刊，曾编发我的拙文数十篇，乃知音也。惜久未联系，亦不知近况如何？其年长吾十余岁，如今或早已致仕归田，不问世事了吧。今见吾题笺之旧书，竟为春晖兄购藏，此乃神奇的书籍旅行。”蒋元明的《怪味品书》上，作者笑叹：“这本书当是送与一位老战友的，没想到被您淘了去。您真是一位有心人，也是书的知音了。”
藏书家卢玮銮曾说，让作家在书上留一点笔迹，几十年后摩挲那些痕迹，便能勾起往日情谊与回忆。陈子善亦指出，签名本之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流传过程中所附着的交往史与时代印记。每本签名本，从保存、流传到散佚，都有一个故事，当中可能包含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就是所谓的以小见大。从签名本中，可以考察作者的文坛交往，以至了解作者的著书缘起，思想变迁。一本有上款、下款和作者题词的签名本，可以说是更完善更齐备的签名本。也就是说，如果作者在签名本上题写一段有关他出版这本书的经过或感受的话，这类签名本就会显得更有意义。
我的这些再签本，“签”上加“签”，而成为“更完善更齐备的签名本”，层层叠叠的笔墨里藏着书与人的相逢、人与岁月的对话，可见人情往来，可窥时代变迁，这或许恰是签名本收藏最动人的深意所在。
（作者为藏书爱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