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丁为了追寻偶像、逻辑数学家亚瑟的足迹，来到牛津大学深造。亚瑟演讲时，马丁作为唯一的提问者，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二人在马丁房东家不期而遇，发现房东伊格莱顿太太被谋杀。现场唯一的线索是一个圆。二人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此后又有一些人离奇地死去，而他们的死因似乎还暗含着某个数学定律……这是电影《深度谜案》的剧情。6月21日北京图博会上，《深度谜案》原著作者、阿根廷作家、数学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著名律师及犯罪悬疑小说作家何家弘围绕职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犯罪悬疑小说的叙事逻辑、虚构的真实性以及犯罪背后的幽微人性展开对话思想碰撞。本次对谈由中国作协外联部、作家出版社、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有限公司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主办。

活动现场

当数学与法学遇见文学

与大家所想象的不一样，马丁内斯坦言自己小时候并不特别热爱数学，他最初的梦想是学习哲学或文学。直到在大学学习工程学时，他才真正领略到了数学的奇妙与美妙。“数学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意外’。”马丁内斯说，数学和法学在对概念的阐述上具有共通之处，都包含了“事实”与“可展示性”。而犯罪悬疑小说则巧妙地将侦探、数学和法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罪犯掌握并了解真相，而调查者则处于未知状态，需要通过证据、痕迹以及逻辑推测来重塑和建构真相。这正是他创作中特别专注的“可展示的真相”。

何家弘的文学之路则充满了时代印记与理想主义色彩。他出生在北京，16岁时下乡到黑龙江农场当了8年农民。正是在那段岁月中，他萌生了要当作家的梦想，用两年时间写下了近30万字的小说。随着“文革”结束，他回到北京当了两年建筑工人和水管工，后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但他并未选择文学专业，而是选择了法学。“上世纪70年代末，我深刻感受到国家对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何家弘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法律的学习与研究中，直到1994年，他的文学梦才再次复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创作小说，从1994年到1998年，他连续写了5部小说。随着再次投身法律事业，他直到退休后才重拾笔墨。

“我的犯罪侦查和刑事证据的专业背景对创作犯罪悬疑小说还是很有帮助的。”何家弘说，他致力于将法学的严谨逻辑与文学的浪漫色彩结合起来。

作为在中国被翻译和阅读最多的阿根廷作家之一，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自然成为了对谈中不可绕开的话题。马丁内斯从少年时代起便深受博尔赫斯影响，“阿根廷文学拥有深厚的短篇奇幻小说传统。这并非为了奇幻而奇幻，其最终目的是‘用奇幻来表达现实，探究现实的另一层’。”作为数学家的马丁内斯，更是敏锐地洞察到了博尔赫斯作品中隐藏的“数学支点”。他分析到，《沙之书》中永远找不到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设定，本质上是数学中0和1之间无限细分的分数概念。此外，《巴别图书馆》《死亡与指南针》以及《阿莱夫》等经典名篇，无一不浸透着深刻的数学逻辑与无尽的宇宙思考。博尔赫斯生前曾研读过四五十本关于数学的著作，其手稿边缘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与数学相关的笔记。马丁内斯也希望他那些与博尔赫斯文学精神联系密切的作品能够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

一位读者给马丁内斯送上自己手书的“写小说如同求证一条定理”

虚构中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虽然有一半的作品是犯罪悬疑小说，但马丁内斯一开始的创作路径却与犯罪悬疑小说毫无关系，他的第一部作品探究真实，写了一个在现代社会怎么和魔鬼达成一致的故事；第二部小说是关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圈子里的爱情纠葛。虽然写过多种题材的作品，但犯罪悬疑小说为马丁内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考路径。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他构思了《牛津谜案》，将数学理论与司法调查相融合。文学与科学最终都在“探究真相”，在犯罪悬疑小说中，所有人都是嫌疑人，每个人在表象之下都隐藏着另一层真实，甚至是某种不可言说的“本我”。“犯罪悬疑小说的本质是在与幽暗的人性打交道”，马丁内斯说。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物、如何、为何——这是犯罪侦查的七个构成要素，犯罪悬疑小说的结构与此也有相同之处。”何家弘说，犯罪悬疑小说的创作规律之一，就是要在前期的叙述中潜在地铺陈证据，故意将读者引向错误的方向，最终再通过严密的推理给出令人拍案称奇且合情合理的解释。

而如何达到合情合理的效果？“真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何家弘极为看重细节与场景的复刻。他曾将小说的场景设定在香港廉政公署与山顶餐厅，其描绘的细致程度甚至让他的法文翻译家在现实中成功找到了小说主人公就餐的准确座位。何家弘坚信，文学虽有虚构，但必须是“真实的虚构”。

马丁内斯非常认同这个观念，但他进一步提出了“可信性”大于绝对事实的观点。他举例说，在疫情期间创作关于巴塞罗那修道院墓穴的场景时，他只能依靠想象来布局雕像以传达隐喻。尽管实地考察后发现与现实布局有所出入，但其内在逻辑对读者而言是极其合理且可信的。文学正是在这种“确信”与“不可信”的边缘游走，想象的合理失真能够赋予作品更强的戏剧张力。

凝视人性的深渊

任何小说都离不开写人和人性，而犯罪悬疑小说更可以说是凝视着人性深渊的一个类型。在极端的情景下，人性会遭遇怎样的考验、产生怎样的回响？何家弘认为，人性中同时潜藏着“善的源头”与“恶的端倪”，“社会中极善与极恶的人都是少数，大多数只是普通人。因此，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异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分享了自己小说中两个基于现实的案例：一位原本本分的出租车司机，撞人后一念之差，因为逃逸最终滑向深渊加入了盗窃团伙；一位曾经尽职尽责的公安局长，在面临退休时因心理不平衡，从收受两瓶好酒开始，一步步沦为贪官。何家弘强调，优秀的犯罪小说绝不是简单的智力游戏，而是必须深刻剖析人性，反映社会现实。

马丁内斯对“社会场域影响人性”的观点深表赞同。他引用弗洛伊德的思想指出，人类潜意识中既有破坏性的“死亡冲动”与权力压迫的欲望，也存在着为了解决复杂生存难题而妥协的“合作冲动”。马丁内斯认为，没有什么是天生绝对的好与坏，个人的道德底线往往会被腐败的系统和体制所侵蚀。

他以阿根廷近50年的发展为例，痛心于司法和政治系统如何不知不觉地被特权阶层腐蚀，许多原本正直、明智的议员和精英在体制的裹挟下最终堕落。他坦言：“我很难说那些人本质上是邪恶或残忍的，但他们确实被体制给侵蚀了。”马丁内斯最新的小说便聚焦于这种矛盾。

与会嘉宾合影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