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图”上世纪30年代的风云际会
编辑同志，入夏安好：
现有我祖父夏衍书信之事叨扰您，占用宝贵时间，烦在编辑工作的百忙之中给些意见。
我在2024年《随笔》第四期发表了《“罗曼蒂克消亡史”——中日左翼阵营的一段上海往事》一文后，不到一周时间，经黄显功先生搭桥，丁景唐先生之子丁言模先生转过来了几封我祖父生前致他父亲的书信，其中两封是1962年的通信，专门提到了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的故事，其中我祖父曾有意翻译尾崎秀实狱中书简一段补充了我反复打磨、考释整整一年，仍在文章中留缺的一个“尾巴”，令我大喜过望。史料考据就是这么神奇而有趣，曲径通幽，峰回路转。同时，学海无涯，也会不断地敲打着自己的才疏学浅。
早在1960年代，丁景唐先生就写过《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关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
夏衍与日本著名新闻记者尾崎秀实、山上正义有非常亲密的友谊和交往。他在一九六二年二月接到我寄去的《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关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其中提到本书的编译者尾崎秀实在序文中讲及此书原计划由沈端先单独负责，后来他实在太忙，因而由尾崎秀实（白川次郎）和山上正义（林守仁）共同参加这一工作，并且说所有译文都经过沈端先校阅等。我在信中还说明，尾崎秀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被日本军阀绞死之前，在狱中写了不少书信给其夫人，尾崎秀实殉难之后，日本青木书店在一九五三年出版了由尾崎夫人等作跋的狱中书简《爱情像星星一样》。夏衍在看了我的书信和文章后，怀着对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的深厚友谊，回我一信，并让我设法从上海图书馆商借《爱情像星星一样》给他，他想把为中日人民的友谊而献出生命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的狱中书简翻译出来。那时，向图书馆借书比较方便，由我征得“上图”馆长顾廷龙先生同意后，托孙家晋（吴岩）同志去京开会之便，捎给夏公。但，夏公工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翻译。三月之后，他托人将书带给我，归还图书馆。（丁景唐：《懒寻旧梦二三事——忆念夏衍同志》）
有关山上正义的身后事，跨越20年后也寻到了后续。唐弢先生在我祖父写回忆录过程中给予参考资料上的帮助，1984年3月1日，在收到我祖父托北师大黄会林教授带转《懒寻旧梦录》的两本样书后，唐弢先生曾来信：“读回忆录，在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许多事情，我过去并不知道，比如山上正义用‘伴成一’署名写的存在您处的文章，我就不曾听说。您认为谈中国革命，不要忘记那些曾为中国做过许多事的外国朋友，我也有此感。记得鲁迅曾叹息说，有几个外国人，说起来比中国人自己还爱中国。信哉言乎！一九七九年我随以周扬、夏鼐为正副团长的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代表团访日，山上的儿子山上晃一经东京大学教授介绍，曾来旅店相访，问我中国现在还有哪些人知道他父亲在华活动，我告诉他当推夏衍先生。”
1975年9月，也是我祖父刚刚重获有限的自由，仍被禁言的时间点。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阿Q正传〉日译本注释手稿》，该手稿是山上正义于1938年去世后，他的夫人珍藏近40年，由日本友人增田涉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送给中国方面的，该书由李芒翻译。在其出版说明中，特摘鲁迅在1931年2月27日和3月3日日记中的记载：
二十七日 晴。……得山上正义信并《阿Q正传》日本文译稿一本。
三日 雨。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附一笺。
这本书，我祖父应该是知道的，勾起了他的种种回忆，但那个时候，他是不被允许发声的。而“伴成一”遗物恰逢其时的出现，才引出了后来他与戈宝权的那封通信。
围绕着“《阿Q正传》日译本”的这段历史往事，连接起了中日两国交流史上一串显赫的名字：鲁迅、沈端先（夏衍）、尾崎秀实、山上正义……而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这一历史事件研究者们的姓名串起来也是同样地耀眼：丁景唐、增田涉、李芒、戈宝权、尾崎秀树、唐弢、丸山昇、阿部幸夫。由此，以“《阿Q正传》日译本”为核心，以我祖父夏衍的记述为线索铺陈，这一段史实已经构成了中日左翼阵营文化史和革命史中一个完整的横截面。因而，使今天的我们在“拼图”上世纪30年代的风云际会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近100年前跳动的脉搏和悠久的回响。
他们相识于1950年初，丁景唐先生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受我祖父的直接领导，丁景唐先生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初代研究家，他从50年代末就开始收集、整理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史料，我祖父作为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丁先生这项研究的支持者，两人之间有着当事人与研究者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深度交流。他在60年代发表的三篇关于左联的重要论述，《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关于艺术剧社》《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关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我祖父均有审阅、补充和修改，任何资料都比不上活资料。
在他们两人关于左翼文艺的反复讨论中，有些细节是非常有趣的，譬如，关于《炭坑夫》的作者米尔顿，我祖父在《关于艺术剧社》的初稿上补写了一个注解，“大意是：艺术剧社一九三〇年一月公演的剧本中有德国弥尔顿的《炭坑夫》，一九五〇年五月我到民主德国访问时特地向德国文艺界打听一下，但问不到这位剧作家的下落。”而后丁景唐先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历年影印的30年代前后出版的左翼文艺刊物中查到杜国庠署名“林伯修”从日文重译的《炭坑夫》剧本，载1929年5月1日出版的太阳社刊物《新流月报》第三期，同时还从《新流月报》改名续刊《拓荒者》1930年1月第一期上查到《格（弥）尔顿夫人第五十回诞辰》的海外文讯，由此推测，夏衍访德时，她可能已去世。（丁景唐：《懒寻旧梦二三事——忆念夏衍同志》）但是这一推断并没有成为定论。
2004年5月2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第12版上发表署名吴晓樵的文章《〈炭坑夫〉作者米尔顿夫人与“左联”》，该文引自德文资料，非常明确地写出了米尔顿夫人生卒年：1879年9月24日—1970年8月24日。而我祖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的官员没有能打听出米尔顿的状况，是因为她在民主德国时期长期被冷落，沉默了几十年。这份报纸，我保留了下来，丁景唐先生也看到了。
再如，关于上海艺术剧社，我祖父在《难忘的1930年》这篇文章中写道：“假如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运动史上还值得一提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只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并且首先提出来‘普罗列塔利亚戏剧’这一口号。”夏衍担任导演，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是艺术剧社第一次公演选定的剧目，冯乃超认为：“在我们这次公演中这部《炭坑夫》是整个的成功，末端它把革命的精神和群众的力量都拿到舞台上的。”
丁景唐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艺术剧社》也重申了“普罗戏剧运动”这一观点，并且加以引申，认为上海艺术剧社“第一次举起了无产阶级戏剧的旗帜，在舞台上进行了艺术实践，而使无产阶级戏剧不再是革命戏剧理论上的一个口号”。转眼到了1978年3月19日，丁景唐先生又向我祖父提出了疑问：“有的同志说，当时不能说是无产阶级文学或无产阶级戏剧。不知怎样提法或阐述，更为确当？”可惜在目前发现的这几封通信中，并没有看到我祖父的回答。
丁景唐先生为《懒寻旧梦录》提供了参考资料，我祖父在自序中致谢：“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力……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之后“一别十年”直至我祖父去世，两人再未能见面，丁先生也没有来过我们大六部口的家。
我祖父离去后那年的夏天，1995年7月19日，丁景唐先生与袁鹰先生一起来到我祖父的大六部口街14号，当时我祖父的骨灰还在家里的灵位前摆放着，没有撒放。他们在祖父的客厅和客厅门前的翠竹前拍了很多张合影，丁景唐先生专门到我祖父起居室，坐在了老人家的藤椅上，旁边是写作的小桌几，桌几上的计时钟停留在祖父离去的时刻：凌晨4点55分（下图）。算是弥补了些许的遗憾。
12月1日，回到上海的丁景唐先生曾写过一封信给姑姑沈宁，讲述了他在1950年6月突患腿疾，险些瘫痪，我祖父两次出手相助的经历，丁景唐之女丁言昭在近期发表的《尺牍藏珍——忆夏衍之女沈宁》中写道：
我父亲给沈宁的信中说：“夏公知道后，就亲自为我治病问题，用市委宣传部公函写了一信说明情况（上海解放初，各医院设备不全，要相互借用），解决了医药报销的困难。”我父亲的腿后来经过半年治疗，逐渐能行走了，他说：“这也是我心中铭记夏公的一份情！……”
正如丁景唐先生所说，他们之间的个人交往是在我祖父调任文化部工作以后。1950年，他们是上下级关系，这是那一火红年代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情谊。
上述收集到的夏衍、丁景唐五通书信，由丁景唐之子丁言模先生提供，弥足珍贵。丁言模先生与中央戏剧学院杨乐老师分别做了整理和注释。我想，鉴于与上海的渊源，如能在贵报上发表这组书信，是非常有意义的，感谢“笔会”。
顺致
编安！
沈芸
2026年5月23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