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高邮文游台东部展区（汪曾祺文学馆）的汪曾祺雕像

汪曾祺纪念馆

汪曾祺故居

现如今，“汪迷”“汪粉”甚多，我是远称不上的，但我爱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汪先生的文章质朴、平易，套用他自己的话，“弥散着锅气”；其风格属于久违的中国传统，套用朱熹评价欧阳修文章的话,“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这里的“说好话”，不是文学评论者为作家站台时说的捧场的好话，而是像台下那样，好好地说话。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目之所及，净是故作高深、拿腔拿调蔚为文章的人。

高邮是汪先生的家乡，我一直想实地踏访，看看他生活过的地方。如是，地理空间和文学空间才能交相辉映，产生“互文”的效果。

期待已久的文学之旅终于成行，刚抵达高邮，当地友人就带我去参观汪曾祺纪念馆。我见短识浅，如今更是消息闭塞，对文坛之事所知甚少，竟不知高邮有汪先生的纪念馆。友人对我说，纪念馆是2020年建成的，为了纪念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二十多年前，我参观过一个汪先生的纪念馆，已忘记在何处。那只是一个小院，正房为展厅，门前廊檐挂着邵燕祥先生书写的抱柱联。回北京后，见到燕祥，我还对他说起此事。高邮的汪曾祺纪念馆“平地起高楼”，堂皇得让我瞠目，完全想象不到。

这座风格现代的建筑是同济大学设计的，清水混凝土的二层楼，楼外砌以不规则的几何线条，明快、爽朗，勾勒出棱角分明的轮廓。迎面一整排落地窗上，顶着一面硕大的帽檐一般往外探出的高墙，横斜如风，插向前方。墙面上有水泥拉线，类似过去的水泥拉花，看似随意，却颇具现代感。墙面右下角嵌两行小字，第一行是“汪曾祺”三字，第二行是“纪念馆”三字及“汪曾祺纪念馆”的英文字样。楼前一方水池，水池一侧立有灰砖墙，一端是汪先生的头像，刻着汪先生作品名称的方牌，围绕四周。宽阔的广场上游人如织，青年众多，堪为难得一见的壮观场面，足见好作家、好作品，还是能吸引读者的。据说，汪曾祺纪念馆的面积达上千平方米，这在同类型的展馆中，也算翘楚。我不禁想起汪先生在北京的几个住处，特别是他写《蒲桥集》时位于蒲黄榆的居所，和眼前的纪念馆相比，就像丑小鸭变天鹅，不知是童话，还是寓言。

进入纪念馆，大厅内立有汪先生的雕像，和本人不大像；汪先生的巨幅照片几乎占据一整面墙，十分亲切，如见故人。不过我猜想，他本人可能不愿意被放大数百倍，贴在墙上示人，更愿意躲在一隅，静静看着来往的红男绿女，或者索性跑到街角，找一家小馆，独饮两盅。

纪念馆确实不小，共设十一个展厅，分为“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五个主题。展品算不上丰富，除了从北京虎坊桥旧居整体搬迁复原的书房，还有汪先生的书画、手稿和书籍，剩下的，多是照片和文字了。宽阔的场地、堂皇的外观，让人有池大水浅之感，内心暗自猜度，如果汪先生来到这里，作何感想，会不会生出“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之叹？

友人告诉我，汪先生第二次来高邮的时候，给有关部门写过一封信，希望讨回汪家老宅的几间残屋，以解汪家后人生活之窘境。可惜这封信寄出后，没有回音——文人，终究打不起分量。几十年后，老宅故地竟建起气派的纪念馆，大概是汪先生做梦都想不到的，假使有缘梦里一游，怕是连老马也难识旧途，恰如吴梅村诗中所云：“放衙非复通侯第，废圃谁知博士斋。”

不可否认，这座纪念馆彰显了汪先生的文学成就，反映出高邮对文化的重视，与此同时，促进了当地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是借文化之水行舟。

在“高邮景物”展厅参观时，见墙上豁然辟出一个三角形的镂空处，没有玻璃，可以直观高邮老城的东大街。一家小店的大红色巨幅招牌赫然入目，上书“红太阳 双黄蛋”几个美术字，教我心头一动；它就镶嵌在这个三角形里，通过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借景”，构成极强的视觉冲击。双黄蛋是高邮的特产，汪先生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写过，而自然光似舞台上的追光，从镂空处打进，穿越古今，串联起老城旧景和汪先生的作品，令参观者心领神会。可以说，这是设计者的神来之笔。

走出纪念馆，面前就是汪先生写过的东大街，穿过东大街，先后走了大淖巷、草巷口、竺家巷三条老巷。在竺家巷9号，我看到了汪先生的故居，两间小房；曾几何时，汪家老宅占了半条街，这里只是老宅的后门。故居已翻修一新，还加盖了二层小楼，门窗是新油饰的，墙上挂着“汪曾祺故居”的木牌，还有一块木牌是简介。此处和汪曾祺纪念馆没法比，只剩无言的感喟，时代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斑驳光影，都打在老巷的新墙上。流年似水，从房前屋后淌过，浸透漫长的时光……

三条老巷都不长，南北走向，南端便是大淖——对，《大淖记事》里的大淖。听说大淖巷这个名字，还是在征求汪先生的意见后改定的，此巷原名“大脑巷”。想当年，运草、运货的船只于此停泊，工人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将货物运至家家户户，以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物流条件大为改善，如今的大淖空无一人，静静的，水清面宽，犹如镜子，倒映天光云影。水边的树木将小巷尽掩、将市声屏蔽，如果只看这里，形如一座公园。想着汪先生自由纯粹的年少时光，想着汪先生作品中的人和事，恍如隔世，梦回前朝。

由竺家巷返回东大街时，老巷里除了我们几个，几乎不见行人，偶有电动车擦身而过。联想到纪念馆里的摩肩接踵，如此“旱涝不均”，让人感慨，或许“汪迷”“汪粉”还没来得及到这里打卡吧。

东大街的沿街小馆，都在售卖“汪豆腐”；围绕纪念馆，“汪氏客栈”“汪氏家宴”“汪迷部落”“汪老书吧”林立。汪曾祺先生不仅是高邮的文化符号，也是高邮文旅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尽管“最是文人不自由”，但能助力一地经济发展、扛起一地文化大旗的大文人，屈指可数。也许是我少见多怪，在这方面，中国没有几位作家能与汪先生比肩。

高邮之行，让我想起在美国参观库尔特·冯内古特纪念图书馆时的情景。那是偏安于一座铁锈红大楼最底层一角的两间小屋，外屋放着冯内古特用过的一台天蓝色打字机，对面一台电视机播放着冯内古特的专题片；三面墙都挂着画，其中几幅是冯内古特自己画的。里屋有一个沙发、一张书桌、一面直达墙顶的书架，书架上摆满冯内古特的著作；临窗的一角辟为冯内古特著作和纪念品的销售柜台，最醒目的，莫过于印有冯内古特自画像的T恤。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玻璃窗下角“库尔特·冯内古特纪念图书馆”的字样，以及一幅极小的冯内古特简笔自画像。

我又想起海明威的故居。那只是海明威小时候住过的一幢木板小楼，与周边的小楼无甚两样，并未重新油饰，门前草坪上立着半人高的木牌，表明这里是海明威故居。附近没有大兴土木，新建一座海明威纪念馆；沿街的几家餐馆，也没有更名为“海明威餐馆”。为了寻找这座不起眼的小楼，我在路上问了好些当地人，竟然都摇头，他们不了解这位闻名海内外的邻居。

在海明威的故乡，海明威远不如汪曾祺在高邮那样尽人皆知。或许是文化传统和文化理念不同，或许是商业时代的经营策略和消费心理的不同，我们这儿热闹如集市，炫目似舞台。

高邮归来，写了一首打油诗，以记此行：

窄街平地起高楼，陋宅深藏巷里羞。

数卷曾书旧人世，一壶时叙故乡愁。

生前心事归痴梦，身后声名促好游。

轩豁可居上千米，岂知惊煞老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