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出海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
内容提要 百年中国文学的出海实践，始终贯穿着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探索。进入新时代，文学出海呈现出与以往显著不同的范式特征，并日益成为中华文化深度参与全球对话的重要途径。在新时代文学出海中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历史维度上，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回应；在实践维度上，表现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当代中国经验的多元呈现、对人类共同关切的回应；在传播路径上，有赖于叙事策略的创新、复合型传播体系的构建和数字生态的协同支撑。以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为目标的新时代文学出海，不仅能够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坚实支撑，也将为丰富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关键词 新时代文学；文化主体性；文化出海；海外传播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始终展开为“两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方面：所谓‘欧化’（其实是‘世界文学化’）和‘民族化’”。不断地汲取外来文学经验的“世界文学化”过程，和回归自身传统、寻求身份确认的“民族化”过程，构成了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互动中的基本张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出海历程，正是这组张力关系在跨文化传播维度上的体现。它既是在世界文学中寻求定位的不断努力，也是在异域语境中申明和阐释自身文化的持续实践。中国的作家、译者与学者曾经是在历史形成的、非对等的格局中接触世界文学的，因此不得不常以“他者”的目光来作自我审视，在接受外来影响与持守自我认同之间作着权衡。新时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出海实践发生了深刻转变。作家和译者自觉超越了对“东方奇观”的刻意呈现和对西方话语的有意迎合，将创作与译介的焦点，聚焦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深入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为理解上述转型提供了根本性依据。作为承载民族文化基因、反映时代风貌、参与文明交流的重要载体，新时代中国文学出海的核心命题，正是在传播与交流中建构一种立足自身、与世界对话的文化主体性。当前，学界关于文学出海的研究多集中于译介史梳理、传播效果分析以及个案研究，从“文化主体性”出发的研究仍有拓展空间。深入探讨文学出海过程中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沿革、任务使命与路径创新，对把握文明互鉴背景下文学出海的价值与意义、推动新时代文学真正地融入并贡献于世界文学格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 文化主体性的探寻与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出海的百年历程
“世界文学”的概念在19世纪初由歌德提出，本身就包含着“世界性”与“主体性”的双重意涵。他一方面提倡通过文学交往增进各国之间的交流、提高宽容度，另一方面也强调德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出海”历程，也始终与作家、学者、译者在世界文学中建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交织在一起。
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早期探索，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6年，留法学生敬隐渔将《阿Q正传》译成法文，经罗曼·罗兰推荐发表在《欧罗巴》（Europe）上，引起了欧洲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他翻译了几篇中国现代小说并结集成集，这一选集很快又被转译为英文。敬隐渔在序言里写道：“现代短篇小说家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新面向。自革命以降，那位黑眸的智者（指中国，本文作者注）正走出神秘的自我，从昆仑之巅投身世界涡流之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外译的最初探索，便承载着明确的文化使命：向世界展现一个正从古典传统中破茧而出、主动汇入世界潮流的现代中国。
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出海迎来了一个高潮，产生了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吴经熊等人主编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斯诺的合作者杨刚曾批评西方对中国的兴趣系出于“浅薄的好奇心”与“鬼趣”：“对于过去的，死了的中国，他们如同玩赏一只恐龙的遗骸般，使浅薄的好奇心和探幽索隐的鬼趣得到舒畅。”创刊于1935年的《天下月刊》是1949年以前刊译现代文学作品最多的刊物。尽管编辑部位于上海，刊物的译介重心却明显倾向于“京派”而非“海派”，原因在于编辑们认为“海派”小说过度依赖舶来的技法，而“京派”作品则更能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取得平衡。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译介活动体现出更为自觉的文化主体性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推介他们认为能够代表“活的中国”与“民族风格”的作品，力图塑造在现代化转型中艰难探索的现代中国形象。
20世纪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演进，中国现代文学被纳入到全球反法西斯的宏大叙事之中。一些表现中国军民抵御外侮、彰显民族气节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等作品被翻译后又一版再版。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之后，香港凭借地缘优势，创办了《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远东镜刊》（Far Easten Mirror）等刊物，坚持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文本的持续输出，使西方世界得以通过文学了解到一个历经苦难与战火却仍然顽强的、充满生命力的现代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出海与新兴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建构紧密交织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代表是1951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杂志的出版发行。该刊自创刊伊始便旨在“介绍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做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辛勤努力；介绍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介绍我国整理文学遗产的成果，使国外读者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通过这一择取标准，创刊号选译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红岩》《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努力向世界勾勒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历经洗礼、正致力于国家建设与保家卫国的新中国形象。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文化界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国文学出海的文化主体性建构也从“革命叙事”向“文化叙事”转变。“熊猫丛书”的出版是这一转型的代表。王蒙、刘震云、铁凝等一批代表性作家，通过该丛书走进了国际读者的视野。这一时期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呈现出国家战略与知识界理想的“双重自觉”：国家希望通过系统推介当代文学作品，呈现一个正在经历深刻社会转型与文化重构的中国；知识界则希望通过中国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多维度书写，传递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内省力与创造力。
可以看到，百年出海之路上的每一次转向与探索，本质上都是对“如何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建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回应。这一历程，既映射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文明不断地作自我认知、自我表达与自我确立的过程，也为新时代文学以更成熟、更自信的姿态参与并融入世界文学交流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进入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出海实践与文化主体性建构正在进行着深刻的范式转型。它既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救亡图存语境下寻求现代国家身份认可的诉求，也有别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急迫。转型的根本驱动力在于新时代文学所处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重要变革重塑了世界文化格局，为中国文学出海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世界之变”，国际环境变化与国内政策支持共同为中国文学参与平等对话创造了条件。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与世界格局的调整，为文学出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需求发生了重要转变：国际社会不再满足于将中国视为遥远的地缘政治实体或抽象的经济数据，“中国为何能”的发展之问与“中国人如何生活”的真实关切，催生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故事的强烈兴趣。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崛起为超越长期由“全球北方”所主导的传播评价体系、建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文学秩序提供了机遇。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通过优化对外译介资助体系、推动国际出版合作等一系列举措，积极打造同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置身“时代之变”，数字媒介重构了文学的生产传播路径，为跨文化传播开辟了高效直达的新渠道。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正是抓住了媒介革命的契机。有论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创造出一套完全根植于互联网媒介属性的生产机制”，这套机制正是“中国网络文学高速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实现了“从‘作品出海’走向‘模式出海’‘生态出海’”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全球影响力。其他形式、体裁的文学同样也受惠于数字平台的“去中介化”传播。借助互联网，新时代文学出海能够将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参与者，形成跨越地理疆界的“线上文学俱乐部”。
呼应“历史之变”，在面对人类文明共同挑战的十字路口，中国文学所承载的中国智慧，恰逢其时地嵌入到全球青年文化的话语生成之中。当下世界，“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的成熟稳健的大国担当精神，催生了各国民众对中国思想资源与文明智慧的信任与需求。这一进程恰好与文化主体的代际更迭同步。正逐步成为各国社会中坚力量的“Z世代”，在文化心理上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浸润于由动漫、游戏等构成的跨文化叙事环境之中，由此成长为兼具“二次元”审美趣味与全球意识的接受主体。无论是科幻题材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还是后人类主义对“人何以为人”的探讨，这些对人类文明与命运的思考，恰恰与中国文学所蕴含的“民胞物与”“万物并育”等思想构成对话。通过积极参与“Z世代”话语建构，中国文学在全球青年文化图景中确立了独特而富有影响力的位置。
在国际环境变化、媒介技术变革、国内制度引导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时代文学出海呈现出与以往显著不同的特征：它不再是单一主体主导的文化输出行为，而是多主体间的协同与联动；它不再被动地适应由西方所主导的文学评价与传播体系，而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下主动参与构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对话场域；它也不再拘泥于传统出版业的线性生产传播模式，而是借助数字平台实现创作、传播、接受的多维互动。这些转变，标志着中国文学出海进入到了一个自觉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深度融入并积极塑造世界文学图景的新阶段。
二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新时代文学出海的使命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这一重要论述既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互鉴共生的内在品格，也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文学的出海范式正从单向输出转向文明互鉴，旨在通过叙事提供一种扎根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文化主体性。以此为目标，新时代文学出海肩负着三重使命。
其一，新时代文学出海肩负着深度阐释中华文化内涵的使命。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出海历程，充满异域色彩的文化符号曾是吸引读者的常见策略。部分译者甚至曾有意突出诸如“裹小脚”等负面符号，强化了西方读者对中国落后、蒙昧的刻板想象。因此，从展示文化符号到阐释文明内涵的转变，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键环节。实现转型的根本，在于切实贯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方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能够被全球读者所理解并产生共鸣的现代意义体系。以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道”的传播为例，其海外接受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修仙流”“升级流”网络小说，用“道”“气”“修行”等架构了一套奇幻体系，降低了认知门槛，使“道”作为“文化符号”初步进入全球读者视野。随着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持续深化，《诛仙》《天道图书馆》等作品中融入的“道法自然”“尊师重道”等观念，使得外国读者逐步理解了其哲学内涵。而近年来《诡秘之主》《道诡异仙》等作品中，作者更将“道”与克苏鲁元素融合，使其成为具有再生产能力的世界观框架。与之类似，《君九龄》通过将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的中医智慧融入故事脉络，彰显出“医者仁心”的中国医学传统；《掌欢》则以饮食为叙事线索，将人伦情感与生活美学渗透于“食不厌精”的中华美食文化之中。
儿童文学也凭借其贴近心灵、图文交融的特质参与到转化进程之中。曹文轩是较早获得国际声誉的儿童文学作家，《草房子》《青铜葵花》等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蜻蜓眼》讲述了一个中法结合家庭三代人的生活变迁。作者以“蜻蜓眼”“旗袍”“油纸伞”等中式意象，体现人心中始终如一的爱与美，凸显作品的世界性面向。王亚鸽、朱成梁合作的绘本《打灯笼》进入全球698家图书馆馆藏。简洁诗意的画面与文字，描绘了小女孩招娣盼灯笼、点灯笼、送灯笼的过程。作品不仅呈现了中国传统节庆的风俗画面，更将对传统的珍视与成长中的期盼融为一体，获得了世界儿童读者的喜爱。
其二，新时代文学出海，肩负着书写时代、呈现“复数”中国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新时代中国形象要获得深度理解和认同，不能依赖概念化的宣传，而是要依靠一系列具备吸引力、亲和力的中国故事的讲述。
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成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亮点。这些作品构成了多声部的中国叙事，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窗口。
展现社会变迁的长篇小说构成了新时代文学出海的重要一脉。2019年梁晓声的《人世间》获茅盾文学奖，由其改编的电视剧开拍仅一个月，就被国际流媒体巨头“迪士尼+”购入了海外版权。《人世间》讲述了“一代人在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唤起了海外读者和观众对“有情有义、坚韧担当、善良正直的中国人形象群体”的认同。乔叶的《宝水》则聚焦新农村建设，以宝水村转型中的细节和人情钩沉出普通人的生活史诗。金宇澄的《繁花》通过书写上海市民阶层在经济浪潮中的沉浮，呈现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些作品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崛起是由亿万平凡而真实的个体用勤劳和奋斗共同铸就的，修正了海外读者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冰冷、机械的想象，建构了一个充满道德力量与人性温度的“可敬”中国。
直面个体处境与社会发展难题的作品是新时代文学出海的又一脉络。《我在北京送快递》是近年来“素人写作”的代表作品，已售出美、英、法、德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版权。作品通过快递员胡安焉的自述，表现社会高速发展中个体的努力与奋斗，为海外读者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肌理提供了微观样本。徐则臣的“京漂”系列作品以“北漂”的视角呈现城乡流动中的疏离感、物质丰裕与精神追寻之间的张力等问题。中国故事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发展成就，也在于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考验。这类写作，让世界看见一个敢于直面困难与挑战、保持清醒和自省的“可信”中国。
聚焦地方风土与多民族文化的书写拓展了新时代文学出海的叙事版图。李娟的《冬牧场》被全球400余家图书馆收藏，《我的阿勒泰》剧集登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娟以阿勒泰地区的壮阔风光和朴实人情为底色，构筑起一个可供精神栖居的远方，也由此汇入了以英国散文集《万物既伟大又渺小》、日剧《小森林》等为代表的全球“治愈系文学”潮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以对鄂温克族百年生存史诗的深沉书写，在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等议题上引发了全球读者的共鸣。这些作品通过对多民族交往中充满温情的细节描写，勾勒出和谐包容的“可爱”中国形象。
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作品也同样主动承担起这一使命。2022年，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首次入藏英国国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多部现实题材作品。《大国重工》以真实的工业史为脉络，讲述中国制造业的奋斗历程；《复兴之路》聚焦国企改革中的阵痛与重生，《大医凌然》关注医疗行业，展现对生命价值与科技伦理的追求。这些作品既保留了网络文学“爽”“燃”“高代入感”等特质，又以扎实的社会观察和行业书写赋予类型叙事以现实关怀。其中自然流淌的家国情怀与职业精神，让世界看到了“强国一代”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的精神群像。
一批偏重艺术探索与形式实验的文学作品的外译同样构成了中国文学出海不可忽视的面向。毕飞宇的《推拿》深入盲人的感官世界与精神宇宙，以极致的生存体验触达伦理维度的思考。格非的《隐身衣》等作品则以其深邃的智性风格、叙事技巧上的现代主义探索，被视为中国小说叙事实验的重要代表。余华的《文城》出版后迅速地被外译，在海外诸者和研究者中引发了较为广泛的关注。通过这类作品，中国文学呈现出形式探索的前沿性与思想开掘的深度，进而在专业层面参与到世界文学的审美与批评建构中。“复数”中国的文学形象，因其美学风格的多样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更加丰厚和立体。
其三，新时代文学出海，承担着以跨文化交流参与全球议题、开展文明对话的使命。凭借高密度的情节、别具一格的世界架构和与读者高度同频的情感结构，中国网络文学深度嵌入海外读者的文化生活之中。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已攀升至50.70亿元，出海作品数量高达80.844万部。在海量文本的基础上，“一种跨国、跨文化、跨语种的传播和交流行为就此发生，形成一条星散分布的‘交流暗河’”。中国网络文学不仅悄然改变着读者对中国的认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社会与自我的理解。《新宋》《宰执天下》等“历史向”作品，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家国情怀融入其中。《抱歉我拿的是女主剧本》等“反套路”女频作品，以女主角独立、睿智、挑战命运的人物设定为亮点，成为出海网文中的“黑马”。在文学的世界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集体与个体等价值范畴不断碰撞交融，文明对话的感性经验得以累积，相互理解的思想空间亦随之敞开。
如果说网络文学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着海外读者的文化生活，那么以刘慈欣作品为代表的中国科幻文学，则以深刻的思想性和宏大的世界观为解决人类文明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截至2025年8月，《三体》外文版销量高达650万册，获得包括“雨果奖”在内的十余项国际科幻文学大奖。正如伊斯塔范·西瑟瑞-罗内所言，建立在“欧洲启蒙思想的科学唯物主义理性”之上的科幻小说，如今“正面临着其他理性体系与神话体系的挑战”。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正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既有科幻叙事的宇宙观与文明观。“面壁计划”“光速飞船”等一系列设想中所强调的长远规划、整体生存权等逻辑，体现了注重全局与延续的中国智慧。在虚拟的宇宙图景中“黑暗森林法则”隐喻国家间的“猜疑链”与安全困境，促使读者跳出国家与地域的局限，从更广阔的星际尺度审视人类文明的内在矛盾与团结的可能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极富文学想象力的阐释。
在刘慈欣的带动下，郝景芳、陈楸帆、宝树等一批科幻作家走出国门，中国科幻文学已成为世界科幻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SFT（Speculative Fiction in Translation）统计，2021年，中国科幻短篇小说翻译量位居世界首位，占总量的32.6%。科幻文学出海，从“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出发，以硬核又充满哲思的“中国之答”参与了全球未来议程的讨论，在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元叙事层面，展现出恢宏的中国气度。
新时代文学出海所承担的上述三重使命，共同指向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努力。这一建构既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与转化中获得滋养，也在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与现实中得到深化，更在回应人类共同关切的对话中实现价值共创与文明交流。在努力承担这些使命的实践中，中国文学逐渐融入世界文学话语网络，确立了兼具深厚文明根脉、鲜明时代感召力与持续文明对话能力的价值坐标。
三 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路径：叙事策略、传播生态与数字协同
中国作协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文学是“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伟大复兴精神力量的文学”，是“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的文学”，也是“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的文学”，还是“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的文学”。一系列质的规定性，内蕴着新时代文学出海所必然面对的张力和挑战：如何将植根于本土的“民族史诗”转化为能引发普遍共鸣的“世界语言”？如何在坚守文化自信、中国气派的同时塑造出动态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形象？如何有效地借助现代传播格局扩大影响力？如何成长为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建设性力量？这些问题，既是推动我们在新时代文学出海过程中不断探索的内在动力，更是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必须回应的课题。
有研究者认为，应当“努力提升当代文学的审美特质，尽可能消弭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努力将之转化为进行自我改进的正能量”。新时代文学出海要实现更大的突破、形成更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关键在于构建一种既彰显中国特质、又具备世界意义的“可共情的诗学”，这就要求在叙事策略上作多维度、多路径的创造。
第一条路径是寻求“中国内核”与“世界形式”之间的有机融合。麦家的谍战系列小说是比较成功的范例。他的《解密》等作品是“谍战英雄传奇”类作品中的代表作。这类小说在思想内核上“征用了古典英雄传奇中‘英雄’与‘国家’的同构关系”
，在情节构造上则受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注重叙事节奏的紧凑和对读者参与感的调动。2014年，《解密》英译本出版，随即被翻译成33种语言。从读者反馈来看，该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通俗文学中的重要门类之一悬疑小说被接受的。与之类似，阿乙的《早上九点叫醒我》、何家弘的《血之罪》、周浩晖的《死亡通知单》等，也在紧张的情节之中蕴含了作家对死亡与存在、法理与人性等命题的中国式思辨。这些案例揭示了一条有效的传播路径：类型小说框架可为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提供熟悉的入口和可预期的阅读体验，降低接受门槛，使得其中承载的中国精神与中国思想被顺畅地接受。
第二条路径在于激活“中国形式”与“世界情感”之间的深层链接。马伯庸的历史小说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实践路径。他的一系列作品连续入选“中国图书（中文）海外馆藏数量30家以上排行榜”。其历史小说常以宏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为主角，通过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投射到“古代打工人”身上，使得这些作品参与到全球关于科层制、绩效社会与个体处境的反思和讨论之中。颜歌的《异兽志》、杨晚晴的《金桃》等作品，则将上古神兽、古代算学等古典文化资源融入奇幻、科幻小说，开拓出既富有民族形式和民族气韵，又能与世界读者深度对话的文本空间。
第三条路径是挖掘“地方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表达和生命哲学。中国文学深厚的“地方性”资源是构筑差异化审美空间的宝贵财富。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他在强烈的地方性风格中呈现厚重质朴的中国情义密切相关。贾平凹也是凭借地方性写作风格被世界关注的作家，他的作品深耕陕西地方的风土人情与社会变迁，关注其中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沉浮。雪漠的西部系列小说既重新激活了西北大地的神话气息与文化底蕴，也不断进行着对自我的追寻、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其《野狐岭》英文版获“2025年国际图书奖”。
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还需培育基于互动、对话与意义共建的“立体传播生态”。
在翻译环节，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有赖于专业的译者队伍。译者的工作贯穿跨文化传播的始终。莫言获奖与葛浩文长期而卓有成效的翻译密不可分，《解密》的全球热销得益于蓝诗玲的发现和译介，《三体》的成功出海更是译者发挥创造性作用的典范。译者刘宇昆是旅居美国的华裔科幻作家，他将流行科幻小说准确、简练的语言特点带入译文文本，达成了文化特异性与科幻小说类型性的平衡。如今，新一代译者如汪海岚（Helen Wang）、施露（Annelous Stiggelbout）等也已崭露头角，成为推动中国文学出海的新生力量。
在传播环节，需实施“分层培育”与“精准触达”的差异化方案。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因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与发展阶段不同，接受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反映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作品更能引发共鸣。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鲁敏的《金色河流》等作品在拉美国家和阿拉伯地区反响热烈。正如石一枫所言，这些国家“依然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现实问题，他们对有共通性的题材更感兴趣”。基于此，可通过“一带一路”文学联盟、金砖国家青年文学交流等机制，与当地文学界共同培育“全球南方文学场”。在日韩、东南亚等“汉文化圈”，《甄嬛传》《琅琊榜》等剧集的热播，生动地体现了它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文化渊源。传播可利用好这一优势，以历史题材小说、影视剧为先导，激活共享的文化记忆并在当代语境下形成深度对话。欧美国家有着深厚的类型文学传统和成熟的出版传播体系，传播策略需兼顾“借力”与“深耕”。一方面，可与当地大型出版商、品牌书系合作，以类型文学文类快速地获得认可、扩大读者群；另一方面，可依托文学沙龙等渠道展开深度阐释，力图将读者对某一类型文学的特定兴趣，引导为对中国文化的持续关注。
在批评与研究环节，需在借重外部力量与培育自主阐释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要充分重视与海外汉学家的沟通交流，发挥其助力中国文学在国际学术语境中获得清晰的定位和解读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需着力建设自主“阐释共同体”，通过培养熟悉国际话语的批评力量、推动大学、学术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等途径，构建研译一体、多元平等的对话空间。更进一步的目标，则是以具有理论自觉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参与世界文学的论述和建构。新媒体时代，还尤其要重视大众批评的力量。大众批评虽不同于学院派批评严谨分析的风格，却以真实的情感共鸣和活跃的社交属性，构成了即时反馈、去中心化的阐释网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建构中华文化主体性，还要把握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文学生存与传播范式的变革，主动塑造一个能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深度嵌入、持续生长的数字媒介环境。
其一，要构建媒介融合时代的“故事宇宙”。当今时代是媒介融合的时代。亨利·詹金斯认为，“跨媒介叙事”不是仅复述故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种媒体出色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构建逻辑自洽、不断扩展的想象世界。以《三体》为例，小说、漫画、影视剧等多元形态的协同开发，为受众提供了多样化入口。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媒介形态的版本形成了彼此解读、错落生长的故事网络，使故事获得了更丰富的意义承载力与更持久的生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的文学承载形式不断涌现。2021年，杨红樱的《熊猫日记》由美国蒋博言公司（Jiang Boyan LLC）推出AR版，获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黑石出版（Blackstone Publishing）则推出了格非《隐身衣》《人面桃花》的有声书版本，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接受途径。
其二，要重视数字传播格局中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与共创潜能。数字时代，传播的活力与韧性往往根植于民间自发的力量。有学者提出“接触星云”概念，用以指称包括“读者接触”“作者接触”“文本接触”在内的“持续变化的”的文化间互动。在互联网的“趣缘社区”中，“接触星云”系创作、接受主体基于共同的兴趣与情感结构自然形成并持续演化，具有强大的内生动力。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不仅令海外读者为中国故事着迷，更实现了从“消费”到“共创”的跨越。在起点国际（WebNovel）的签约作者中，海外原创作家已达46 万人，海外原创作品 70 万部。更多读者则通过荐书视频、同人漫画等形式多样的二次创作主动参与到文本传播与再生产中。深度参与不仅显著提升了传播效率，更增强了文本在目标文化语境中的适应能力与多向生长的潜力。
其三，要突破传统出版业边界，实现产业深度协作。数字时代放大了文学IP的跨界潜能。《流浪地球》从小说文本到科幻大片的跨越，验证了文学IP的巨大产业势能；《全职高手》则通过涵盖动漫、游戏、衍生品等的产业矩阵，展示了文学IP系统化运营的可能性。《诡秘之主》“值夜者们”主题画展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落地、《道诡异仙》与新加坡环球影城达成合作，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故事世界开始融入世界性的线下文化消费场景。产业深度协同开发拓展了中国故事的受众范围与生命周期，推动中国文学在全球文化产业链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其四，要善用人机协作，提升出海效能。在翻译维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已能高效地实现多语种、大规模的内容翻译，为海量网络文学突破语言障碍创造了技术条件。以起点国际为例，截至2025年9月，由AI翻译的作品已达7200部，占中文翻译总量的七成以上。在内容触达维度，智能分发系统通过“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推荐，实现内容与读者之间高精度的匹配。在效果评估维度，大数据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对书评、社交媒体讨论等进行实时情感分析，为改进传播策略提供依据。人机协作不仅优化了各环节的运作效率，更逐步演化出具有自我学习与动态调适能力的智能传播机制，为新时代文学的规模化、精细化海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然而也需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并非一夕之功。部分作品对中国经验的呈现仍流于符号化与浅表化，尚未完全超越“被观看”的思维定式。此外，一些译作尽管完成了语言层面的转换，却在文学性、思想性上损耗明显，原作的美学特质与精神厚度在跨语际旅行中被稀释。新兴形态如网络文学等还面临非授权传播、衍生产权归属模糊、跨国维权难等困境。新时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既需进一步加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离不开译者翻译能力的提升和相关人才队伍的建设，还有赖于更完善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加大外宣工作统筹协调力度，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文章特别提到：“近年来，我国一些文学作品、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成功‘出海’，到中国旅游成为海外民众的新时尚，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力量、对外开放的力量。”可以看到，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文学出海寄予厚望，将其作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当前，政府、机构、作者、译者正从各自的实践与经验出发，以丰富的故事形态和传播路径，共同绘制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多彩画卷。唯有如此，新时代文学出海才能真正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讲述”到“对话”的深刻转型，不仅为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供坚实的支撑，亦为丰富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贡献不可替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