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两年前，李梓新和我聊起他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学习非虚构写作的经历。记者出身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的纪实文学有别于英语世界的非虚构文体：我们的纪实文学看重的是“实”（facts），与之相应的，中国近些年流行的非虚构仍然是完整的叙事作品，主线明确，对事件的重视高于对创作主体“我”的重视，或是记者深入一个案件或地域的研究，或是素人作者书写自己迥异于众人的经历。

我仅以这些年对美国非虚构写作的观察为例，该文体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换句话说，意义是在创作主体对过往经历的整理过程中重新发现的，这也决定了这个回顾、整理的过程弥足珍贵。如薇薇安·戈尔尼克的回忆录《你为什么不离开我的生活？》乍一看十分庞杂，从她在纽约布朗克斯工人街区的童年写到母亲的丧偶，再写到自己的三段感情。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些看似庞杂的经历本就息息相关，是童年目睹的女性的经历影响了自我的成长，间接左右了未来的选择。我说起来简单，但创作者至少面对了两大挑战，一是发现意义，二是如何将意义呈现给读者。

若回顾往昔，不少人会将人生中的重要事件整理成大事年表，以为这些重要关口的选择就意义深远，但很多时候，正如散文家斯文·伯克茨评价尤瑟纳尔笔下的罗马皇帝哈德良：他打过的无数胜仗或许比不上他在雅典度过的那个清闲的早晨，因那个早晨为他打开了时间的匣子，一如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琳蛋糕。英语世界近些年的非虚构写作重视对这些“时间匣子”的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如何将对自己至关重要的时刻呈现给读者又是另一个棘手的问题，英语世界的非虚构写作鼓励作者向诗歌和小说等不同文体取经：你会看到写得犹如悬念小说的回忆录，也会看到更近于散文诗的非虚构。上述提到的戈尔尼克的作品则用她和母亲在不同时期的纽约街道散步的对话串联起全书，对话并不按照线性时间排列，而是借其中的某一句话触发“我”对某段往昔的反思。

介绍这些并不意味着英语世界的非虚构有其优越性，而是将这些作为解读李梓新作品的背景之一。《出潮入海》所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既有“我”在潮州的童年居所，也有潮州这个地域的独特历史（经由方言、地名、日志等显现），还有“我”在东安格利亚大学书写潮州时的经历。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是经过编织和串联重新揭晓的。

小说的开篇是童年的“我”独自在家中阳台上的一刻：

“双手在齐胸高的水泥台面上用力一撑，一条腿踩着阳台花槽下面镂空透气的花纹间隙，另一条腿迅速移动上去，轻易地，我已经跪坐在那条大概三尺长一尺宽的水泥台面上。前面没有遮挡了，底下是五层楼高的距离，我看见抽纱宿舍大院靠墙根的那口大井，像一个独眼巨人，从未有人真正洞悉过它的秘密。”

这就是时间匣子开启的瞬间，成长后的创作主体回望往昔，儿时的“我”攀上阳台有着极其浓厚的象征意义：这是母亲祭神用的阳台，此刻的“我”跪坐在台面上；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被死亡以及危险蛊惑，“我”冥冥中注定要冒险远游；“我”凝视着潮汕这一地域（尤以抽纱宿舍为核心）的隐秘，凝视则通往洞见。

而后，作品主要分为三条支线：潮汕地域的传统习俗（尤其是对神明的敬畏），“我”的远游（尤其是在国外的求学），这一地域（尤其是抽纱宿舍）的前世和今生。三条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条主线会经由不同时空的回望而产生不同的意义。

仅以祭神为例，书中先是写到儿时的“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横杆上，去市场购买祭祀用的家禽，写到“我”负责烧柴，也写到必须等到神享用过这些供品之后，人才能品尝。描述“我”烧柴时，“我”特别留意到这些“独特的木纹，像指纹，像变幻莫测的命运，最终都被投入烈火”，这既是对神圣时刻的直接感受，也暗示着书中人各自不同的命运。谈及供品和食物的关系时，成长后的创作主体插入了这段反思：

“美国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说他童年生活的小镇——新泽西州的弗里霍尔德——每当下雨，小镇东边咖啡厂散发的味道统一了整个小镇。我完全能明白他的感受。潮州是被拜火的香火和食物味道所统一的。现在，我多了一种从嗅觉上回到故乡的泅渡方式。”

这是童年时的“我”隐约察觉，但并不确知的“意义”，需要离开家乡才能发现这种独特性。这段引用既是创作主体将“意义”妥帖地传达给读者，也在提示读者，为何“我”天涯海角的求索属于这本潮汕之书。

这段祭神的经历，在往后的章节里得到多次“重访”。比如“我”求学时写到这一场景时，有同学和老师很快指出：这样繁复的祭神习俗消耗了潮汕女性生命中的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种重新对焦并不意味着要在思想上形成批判的立场，而是让“我”的情感复杂化，随之感染跟随“我”的读者们。

这一切外拓的思考，又构成了全新的对焦，鼓励读者去琢磨潮汕和海外的交流，去观望“我”的小家庭对传统的传承，连作品尾声网红化的潮汕美食都因为这一层层的对焦而变得富饶多义。

“近年爆火的‘腐乳鸡翅’，也是一种我们小时候未曾听过的食物……即使是满大街在卖的‘潮州三宝’，随机抓住一个潮州本地人问，他都未必能准确说出是哪三样东西……作为一个老潮州人，我从未见过这座文化内敛的城市将自己的名字如此大张旗鼓地印在街上。在牌坊街靠近东门楼的路口，鲜红色的、每个两米见方的‘潮州’两字，正适合出现在打卡拍照的背景里。”

身处当代语境的我们都熟悉这种网红化的荒诞现象。不仅如此，因为前面的童年履历已经为我们建构起“祭神”和食物之间的关系，也因为书中提及离散在世界各地的潮汕人仍然通过食物建立起和家乡之间的联系，这种当代奇观就显得更加光怪陆离。

回到中国纪实文学和西方非虚构文体的差异，其实我们传统中注重的“实”不仅是事实，更是风物和掌故——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把玩，这是西方文学传统中罕见的。在我看来，李梓新的《出潮入海》借助英语世界非虚构文体的灵感激发，打破了纪实文学对“实”的狭隘化理解，重新发现了风物和掌故的滋味和意义，也重构了前者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