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一直高度重视文艺工作。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抑或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党始终坚持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并积累了独特的成功经验。今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需要对这些实践和经验进行系统总结，更好地推动新时代文艺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与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思想灵魂的，这在文艺上有集中体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才能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人民立场、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并不是生搬硬套，更不会固守僵化的教条，而是探索出一条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它在新时代文艺发展中具有定盘星和压舱石的作用。

二是突出思想与精神的引领，确保文艺工作的高标准与高质量。在文艺工作中，思想与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没有思想与精神的高标，再精致的艺术也是缺钙的、没有风骨的。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以过硬的思想和昂扬的精神，带领人民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文艺工作上，新思想、新观念、新精神、新境界等也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发挥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如瞿秋白评价鲁迅时，就是从思想的形成、发展、特征等方面进行概括的，也充分肯定其战斗精神。赵树理被称为继鲁迅之后真正理解农民的作家。赵树理说过：“我自己宁可不在文艺界立案，也不改变我的看法。只要群众看得懂，爱读，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这样的农民本位与个性表达是很难得的，也是有思想境界与精神高度的。当前，党和国家将“新大众文艺”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这是在新时代对新大众写作的充分肯定与有力推进，也希望这些创作更具思想深度与内在的精神追求。与此同时，党在领导文艺的过程中鼓励积极进取的探索精神、创新意识，真正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主体性、创造性与聪明才智。

三是内行人领导文艺，与文艺工作者心气相通。党领导文艺，领导者多是内行，且在文艺领域有名气、声望、号召力，从而不断推动文艺工作的顺利开展，实行良性互动。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其《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是经典报告文学作品，这就容易理解他为何能与鲁迅心气相通，真能读懂鲁迅，并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文章大家、诗词高手，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开创者，所以，他能够提出文艺为大众服务，提出“双百方针”，并开创社会主义文艺的全新局面。其他领导者也非常熟悉文艺、重视文艺。譬如，据巴金回忆，他两次参加文艺工作者会议，都坐在后排，周恩来总理没看到他，就拿名单询问巴金来了没有。对此，巴金非常感动，他说，那天“我从中南海出来，凌晨的寒气使我感到一阵冷，可是我心里却十分暖和，好像看见了几小时以后就要上升的朝阳”。习近平总书记熟悉文史，对文艺情有独钟，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后续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精准把脉，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旗帜。我们党的领袖懂文艺、爱文艺、敬重文艺工作者，其领导力就大为不同。

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让社会主义文艺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核心就是人民性。简言之，文艺来自人民、由人民创造，文艺为了人民，要把人民的评价作为核心衡量标准。纵观100多年来党领导文艺的实践，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不断强化文艺的人民性，激活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自主性、创造性。具体说来，文艺创作源于生活，特别是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譬如，鲁迅的《故乡》《朝花夕拾》等作品，都是基于他的生活经历、人生感受、生命体验，所以才能写得形象生动、活灵活现。文艺着力表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其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所盼所愿。赵树理、柳青笔下的人物，不论是旧派的还是属于新人，都是以广大农民为表现主体，可谓深入生命根本的灵魂透视。文艺的受众是人民，表现方式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路遥作品之所以得到千千万万读者喜爱，特别是奋斗的年轻人的热爱，其主要原因是作品所描写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点燃了普通人的心。当下的新大众文艺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以鲜活且带有泥土气息的语言直接表现自己的生活。通过不断激发人民的主体性、创造性，我们可以创作更多的作品折射出时代的光晕。

五是让文艺在实践中放光，特别是在党领导人民获得真正觉醒的进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新文学不是启蒙压倒救亡，就是救亡压倒启蒙。事实上，启蒙与救亡并不矛盾，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过程中更是如此。以抗战文艺为例，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不断取得新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启蒙与救亡形成的双向互动，在唤醒广大民众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当时，将国家民族历史重任担在肩头的知识分子，怀揣着“五四”以来的现代性追求与理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其中，有直奔延安的，有到其他解放区的，有在国统区的，还有深入敌占区的，他们用文艺武器发挥了鼓动群众的巨大作用。如20世纪30年代，由黄敬、王林等人在山东青岛成立的海鸥剧社，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们奔赴各地演出文艺节目，足迹所至均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喜爱，产生很大影响。还有“好一计鞭子”等作品，作为当年涌现的优秀作品，照亮了一个时代。新时代以来，文化下乡、文艺下乡成为风气，这也是党领导文艺的传统的发扬光大。如果说党领导文艺有何独特处，那就是让文艺下乡、到人民群众中去、在创作者与受众之间形成双向互动，从而真正发挥文艺的再创造功能，以便激活、推动、创新文艺发展。

当前，党领导文艺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最主要的是高科技条件下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带来的文艺变革。这种变革改变了以往文艺的生产方式、制度管理模式、评价欣赏体系，原来的纵向性发展变成横向多元的综合性凝聚。在新媒介加持下，文艺作品从创作到完成再到成为欣赏对象，一改过去的长时段复杂程序，甚至作者可即时与读者达成共识，受众还可同屏发表评论，开创集体在线与同屏共创的全新局面。面对这些新的文艺格局，我们如果对新媒介的生成、传播、影响不够熟悉，就无法真正与新时代文艺现场产生共鸣。基于此，需要不断更新我们的工作方式：其一，要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科技与新媒介的特性与力量，决不能让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过去。其二，真正与新时代新文艺保持同频共振，深刻理解新媒介下文艺的生成、发展、运行规律。其三，由原来的高位与错位看待文艺，变为以更平等、平和、平衡的心态参与文艺现场，提升对文艺现场的把握能力。其四，让传统的艺术经典标准变得更加包容、兼容、通融，特别是要贴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其五，引领新大众文艺吸取传统文艺的优长，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文艺经典，以彰显中国文化特色与中国文艺气派。

古人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时代中国文艺正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以更积极进取的心态应对，在总结以往党领导文艺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再创辉煌业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南昌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