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左至右分别为根据“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编的电影《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剧照。

20世纪以来大半个世纪里，作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苏联作家，高尔基至少有两个金句在华夏大地上广为流传：一句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几乎可与流传千古的许浑名句“山雨欲来风满楼”相媲美；另一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直到今天在许多书店里依然可以见到。笔者上初中的时候，一度“消失”的苏联文学又重新回到了中国读者视野里，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1956年初版的高尔基《母亲》及其自传三部曲，而后者的影响，超越了前者。那时青少年心目中，高尔基不仅是一个苦孩子，更是超级勤奋读书人且逆天改命的楷模，从一个自学成才者华丽转身为苏联文豪。尤其是他的读书经历又与当时著名作家高玉宝少年读书经历相似，“我要读书”，成为中外两位姓“高”的名家贫困中求学的共同心声，给我们那一代青少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励志记忆。

命运多舛的高尔基生涯里有过苦难，有过奋斗，更有过辉煌，之所以说他命运多舛，是因为直至他去世半个多世纪还遭遇过不公正待遇，他的头像曾一度从苏联《文学报》上“删除”，但就像诗人在《海燕之歌》里坚信的那样，“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戈宝权 译）2004年，文豪自己出资将普希金19世纪参与创办的《文学报》复刊75周年之际，被摘下的头像又重新出现在这份报刊头版，和普希金头像一起，再次被确定为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毋庸置疑的两个光辉里程碑。俄罗斯创作界、研究界及图书界的作家和学者齐聚《文学报》编辑部，共同缅怀不朽的文学先哲，主编波利亚科夫的主旨发言代表了与会者的心声：“我们终于醒悟，俄罗斯文学绝不可能在谩骂前辈的废墟上得以复兴”。

一

高尔基，原姓氏彼什科夫，生在伏尔加河流域尼日尼诺夫哥罗德，苏联时期，这座名城以作家笔名命名。作家为自己取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其俄文意思即“最大的痛苦”，只要看看他从小遭受的苦难，就会明白，取这笔名不为哗众取宠博眼球。他生下来就是个苦命孩子，三岁患霍乱，四岁死了父亲，母亲被迫改嫁，回到姥爷家中，母子俩备受歧视，幼小的孩童很早就切身感受到世间人情冷漠，“穷亲戚是不招待见的”。他只上过短暂的教会学校，因姥爷破产，被学校除名，为谋生，不到十岁，被迫走向人间，开始靠捡破烂为生，当过皮鞋匠学徒，圣像画师助手，轮船上的勤杂工。但生性好强的他，一直把求学梦想揣在心间，无论生活如何艰辛沉重，他都没有忘却读书，普希金、巴尔扎克、叔本华等名家的作品，很早就开始接触。

为了读书，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痛，曾经因为读书误事而被老板毒打痛殴。可就是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有志青年，却因为没有文凭，而被大学拒之门外，“大学，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幻想”。高尔基的“大学”注定不会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而只能在风雨侵袭的码头上，在闷热的面包烤房里，在泥泞的送货路上,在恶臭的地下室里。未来的文学大师为了读书，不仅遭遇满身伤痛，更有心灵创伤，业主老板歧视压迫他也就算了，令他心痛的是与他同在底层挣扎的某些苦力们居然也欺生。青年时代几次徒步漫游俄罗斯旅程中也遍尝种种辛苦，他干过各种脏活累活苦活，当过装卸工、送货员、卖面包人……为了生存，有时甚至不得不与品行恶劣的流浪汉混在一起。因此，生性善良的他感触的就不单是身体创痛，而更是灵魂的痛苦。

茨威格化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概括俄国文学特点是“我苦故我在”，高尔基的“痛苦审美”就非常典型。《童年》以黑色幽默笔触书写了俄国底层欲说还休的痛苦景象：“在无尽的时日里，痛苦变成了节日，火灾变成了欢娱。那一无所有的面庞上，连伤疤也成了美丽的装饰”。他对文学导师契诃夫坦诚：“我是一个十分荒唐和粗野的人，我的灵魂无可救药地痛苦着。其实，一个好思索的人的灵魂应该是痛苦的”（曹葆华 译）。高尔基从童年到成年的苦难历程及其痛苦自白有助于深刻领会他笔名“最大的痛苦”的深层来由。

当然，作为一个善于观察人生的大作家，他在恶劣职场底层里不仅仅感受精神痛苦，也洞悉了形形色色的品性，同时也学到智慧，更发现底层人性光辉，所有这一切，在他成为世界名著的小说和戏剧代表作里得以丰富呈现。20岁开始写作时，他并没有想成为一个作家，即使在偏远的高加索首次用“高尔基”笔名发表《马卡尔·楚德拉》也名不见经传，他创作的起步完全基于自传性材料。用今天流行的文评话语形容他是一个妥妥的“写作素人”，再恰当不过。

俄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高尔基的创作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这股潮流，他塑造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意文学形象，像勇敢搏击暴风雨的海燕和献出自己红心的英雄丹柯，鼓舞了新一代读者，成为俄国文学新生的象征。

高尔基三十多岁时获得了俄罗斯文学界和出版界甚至学术界的高度认可，作品的发行量可与托尔斯泰某些作品的发行量比肩，甚至得到这位文学泰斗的高度称赞：“我喜欢您的作品，更喜欢您本人，您本人比您的作品更好”。（曹葆华 译）。

当黑格尔说史诗这种古代文学样式在近代已经不再适用时，俄国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却没有盲从地附和他精神导师的观点，坚称史诗依然活着，它就活在长篇小说中。用长篇小说这种宏阔的文学样式来回应风起云涌的俄国革命高潮，当然远比一首激情澎湃的抒情诗更适合舒展当时社会进程的全景长卷，高尔基写出长篇小说《母亲》这“及时的书”（列宁语），以俄国文学最擅长的模式赓续了民族审美文化传统。

如果说，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制真实地反映了在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以来俄国农民的情绪，那么，高尔基则是用《母亲》抒写了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新貌。尽管像沃罗夫斯基这样的文学评论大家对《母亲》没有更加突出作为革命者的“儿子”巴威尔等觉悟工人的形象，却也肯定作家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个灵魂苏醒且敢于起来斗争的母亲形象，从而使这部新作更富于时代性和诗意性。

作为一个呼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的作家，高尔基通过《母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笔者再提这部作者自认为“仓促写就”的代表作，并不想涉及对它文学价值的争论，只想指出一点，书写俄国民族解放第三个历史阶段时，作者有意把尼洛夫娜这个女性形象作为小说第一主人公，既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了崭新典型，也真正赓续了《伊戈尔远征记》以来俄国文学将妇女作为作品正面主人公来塑造的书写传统。回望俄国文学妇女形象画廊，雅罗斯拉夫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塔吉雅娜、《前夜》的列娜、《战争与和平》的娜塔莎、《俄罗斯妇女》的沃尔康斯卡娅、《怎么办》的维拉等，均可作如是观。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第一部《童年》发表前，就希望编辑部将名称改为《外祖母》，在作家的心中，“外祖母”替代了他童年失去的母亲。作为母爱的伟大替身，外祖母才是这部自传真正的主人公。而文学史家的解读更认为，《母亲》实际上是高尔基心中觉醒的俄罗斯象征。如此看来，被誉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作的《母亲》，以包含诗意激情的书写已然超越了单纯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而具有浪漫象征的文化意涵。

有趣的是，不满意这部急就章的高尔基曾打算写个续篇《儿子》。假如，这个夙愿真能得以完成，那或可以和好友罗曼·罗兰的长篇巨制《母与子》一起，为后来的比较文学界提供两个同题跨文化研究的小说范本。

当今文学史界公认，更能体现高尔基传承俄罗斯小说文化传统且具文学创新的，是他花11年心血抒写俄罗斯近现代“编年史”的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用作者自己的话讲，是“俄国40年生活历史演义式的作品”；卢那察尔斯基则称它为“数十年运动中的全景画”，堪称一部俄国那40年的精神史。未能最终完成却已写出皇皇四卷的这部“史诗”以写实、象征、心理透视、意识流等诸多文学手法，呈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俄国社会的历史变迁。透过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经历的重大社会事件，把俄国社会生态方方面面活化起来。《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知识界具有小市民心机混世者的深度剖析，既秉承契诃夫对市侩的批判精神，同时又承续了俄国编年史书写传统，还适时跟进了现代文学思潮。

作者十分熟悉萨姆金（俄文的意思“自我”）这类知识分子典型，在无情揭露主人公与时代主潮若即若离的市侩心态时，没将人物脸谱化，也如实写出这类知识分子好玄思的特点。作者给精致利己主义的萨姆金画了这样一个像：“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提供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都跟萨姆金的基本特征具有相同的地方。他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也使他觉得高兴。萨姆金生活上的丑恶和心理上的放肆，都证明了他与现实的矛盾，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主人公对于不可动摇的真理与内心自由的痛苦寻求，又使他觉得高站在别人之上使他脱离了普通人群，使他接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心情焦躁的英雄人物们”。（金人 译）经由高尔基的笔触，一个白银时代智性旁观者形象就跃然纸上了。

当代文学史家把他类比成俄国文学中的“局外人”。在典范地传承俄国文学诗学传统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化“心灵辩证法”成“思绪辩证法”，这不仅是文艺学术语的简单变换，而是在艺术刻画典型人物心理上切实的推进，把主人公的心绪变化与驳杂遐思烩溶于史诗书写中。如冈察洛夫创造了“奥勃洛摩夫性格”一样，高尔基也塑造了“萨姆金性格”，对俄国社会新典型劣根性的形塑与揭批，也足以使得高尔基名列世界文豪行列。

高尔基把他晚年呕沥之作视为“未来之书”，他知道，在当时，旧俄老知识分子们不喜欢它，年轻读者也未必读得懂，但深信，与他同时代新一代读者的“孩子们”终将会有所领悟。的确，半个世纪过去后的苏联文学史书写中，《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和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已被推崇为苏联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难怪，新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左翼文学批评家认为，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才更像俄罗斯文学”，而相当一部分“后苏联文学”则脱离了俄国文学前辈的优秀传统，这种独特的评价确有自己的依据。

二

文学界大多熟悉高尔基有关“文学是人学”的思想，其实，这是从他要求作家重视方志学的倡议中提炼出来的。要理解“文学是人学”的要义，首先需要读懂高尔基的“人学”。作为文学大家，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对人本身极为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人是一个谜，我终生致力于解开这个谜”；而高尔基最早是从怜悯穷人的人道主义立场去理解人的价值。作为饱受痛苦的人，他苦苦追问人在世上的意义，尤为注重人的创造力和人性的闪光点。在短篇小说《人的诞生》里高尔基说“至高无上的道义就是在大地上做一个人”；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坚称“比人更好的东西世界上是没有的”；他借《在底层》主人公高声喊出：“人，是多么了不起啊！”“人这个字眼说出来又多么的响亮啊！”“人就是真理。一切存在于人，一切为了人。”高尔基认定，人是吸引作家创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人性真正闪光点与无穷创造力又更多发源于民间底层。这就是为什么他成名后以极大注意力去发现和热忱鼓励那些底层自学写作者的原因；因为，他懂得，文学创造最大的活力就存在于样态各异的芸芸众生中，千百万素人之中。因此，高尔基这个曾经的“写作素人”一生都没有忘记关注和研究“素人写作”。

1900年代中后期，高尔基就开始研究俄罗斯社会里的初学写作者。在一个出版商人来信中，他读到了这样一个新文化现象：“出现了新型的读者，他们不仅要阅读，而且还想创作。他们已经不愿老听别人讲话。他们想听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声并实行他们的号召。”（南江 译）形形色色的新型读者和写手唤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

研读高尔基的文学思想，笔者发现，高尔基1911年发表的《论自学作家》这部论著，不仅可解读俄罗斯“素人写作”，而且也是阐释俄罗斯民族文学天性的重要文献。

1906到1910年间高尔基对俄国创作原生态作了细致考察，光“素人”写作的手稿，他就阅读四百多部；尽管不少来稿“文理不通”，达不到发表水平，“但其中却刻画出了一些栩栩如生的心灵，洋溢着群众直接发出的呼声，它们能使人了解，惊恐不安的俄国人在六个月严冬的漫漫长夜里都在想什么。”（南江 译）

高尔基对这些写作素人作了职业的统计和量化精确的社会学分析，“素人”们有的住在省城，有的住在县城，有厂里的，有乡下的；职业五花八门，工人农民就不用说了，有趣的是其中那些光看身份就觉得故事性满满的“素人”，比如，鞋匠、侍女、厨娘、守夜人、守墓人、烟囱清扫工、买苹果的女人、医院的助理护士，不一而足。

阅读素人写作，高尔基强烈感受到民众中那不可遏制的创作欲望。经高尔基统计，把“神奇的力量”“不可抑制的向往”“一种燃烧着心灵的东西”当作写作动机的几乎占来稿信的四分之一；他引用了一个排字工人滚烫的创作心声：

“我食不下咽，

我夜不成眠

我的生活被破坏了——

这一切的祸根就是诗歌！

可是——我根本不想

把诗歌埋怨！

只要我能学会写诗，

忍受更大的痛苦我也情愿！”

（南江 译）

高尔基继续介绍，一个裁缝戒了酒瘾却迷上了诗歌写作；另一个做苦工的原本暂不想写作却又忍不住要写下去。“但这并不是为了想当作家，而是为了在嘹亮的诗行中倾吐自己的心曲，为了向别人倾诉自己的苦闷”，高尔基很欣赏这个工人的如下诗句：

“我多么渴望受教育的自由，

心灵在蒙昧的黑暗中烦闷痛苦，

但内心的痛苦的每一声吟叹

在空虚的日常生活中听起来却像

诗句一般！”

（南江 译）

完全可以想象，以“最大的痛苦”为自己笔名的苏联文豪读到这些诗句，仿佛看到了当年痛苦的自己，找到了极大的心灵共鸣。因此，基于对上述来稿的研读和分析，高尔基认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是什么驱使普通俄国人去写作的问题。在素人写作中，高尔基注意到，“几乎根本没有模仿的痕迹”。而在这些“素人”来信中“关心人，希望激发人的本性，宣传对人的尊重”的主题又占来信者的八分之一。这高度契合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

这海量丰富而驳杂的“写作素人”来信与来稿让也从素人写作过来的高尔基清晰地听到了对苦闷人生的质疑和诘问，听见了他们积极昂扬的“众声喧哗”，尽管，大多数文字拙朴，甚至幼稚，但文豪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捕捉到了一个个鲜活生灵。

三

高尔基之所以如此重视“素人写作”，除了他本人来自底层，亲近劳动大众以外，也与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深度契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无产者登上了历史文化舞台，他们的呼声不仅更多地反映在作家的创作中，而且也日益表现出自己创作的强烈愿望。从普希金时代的知识分子代表人民的心声已经发展到了“人民自己表达自己”的新阶段，列宁的“艺术属于人民”的思想与高尔基扶持“素人”写作的思想高度契合。列宁强调“必须从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愿望方面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得到提高。……艺术必须唤醒群众中的艺术家并使之发展”（马清槐 译）。苏俄初建时，大量基层劳动者满怀热情地投入文学阅读和创作，在高尔基看来，“这不就是人民迎接文化的运动吗！”此后，高尔基朴素的人学观也已注入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科学内涵。

成为文坛领袖后的高尔基，在繁忙创作和社会文化活动同时，并没有忘却对新一代“素人写作”的关心，常常抽时间以文章、回信和谈话指导他们，还在莫斯科创办了《文学学习》和文学院。重读他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信》《论初学写作者》《我怎样写作》《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和《同进入文学界的青年突击队员的谈话》，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文豪那颗“丹柯似”火热的红心。这个时期，他不再仅仅惊叹于“素人写作”数量之多，感动于他们的文学热情和创作活力，而更加侧重于提高其文学素养，特别是端正某些只想凭借文学出人头地者的写作态度；为此，他鼓励这些创作素人要多读书，并现身说法“我很少读自己的作品，可是我爱朗读别人的优秀作品”，要向荷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罗蒙诺索夫等经典作家学习，他主张结合“人民的语言”来学习俄文，结合西欧文学史来了解俄罗斯文学史。

高尔基关于苏俄“素人写作”的考察和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今人重视的学术价值，那就是它生动地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的“文学性”特征。利哈乔夫院士在《沉思俄罗斯》一书中曾经说：“如果说意大利民族是由音乐凝成的，那么，俄罗斯民族就是由文学凝成的。”高尔基对“素人写作”考察恰以大量原生态文学文本为俄国“文学中心主义”这一民族文化特征提供了极其生动的学术注脚。

高尔基引领苏联文学的时代，普通劳动者热爱文学并热衷创作现象更趋明显。被誉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先生很欣赏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俄劳动者对文学创作的强烈渴望，描绘了“素人写作”的生动侧影；贫苦渔家女马柳特卡，红军神枪手，虽文化程度不高，却梦想成为诗人，激烈战斗间隙，她执着写诗，还向被她押送的白军俘虏虚心请教。这个展现红军女战士酷爱写诗的典型素材乃小说家作为军事记者前线亲身经历所得。鲁迅觉得这篇描写女主人公不仅参加革命，而且也渴望成为文学主人新现象的苏俄新作，远比“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有意义得多，因此催促翻译家曹靖华将它译介给中国读书界。

高尔基不仅研究素人写作，更鼓励与提携来自劳动大众中的文学爱好者与优秀创作者。1928年，他就为刚刚出道的“农民诗人”，著名歌曲《喀秋莎》词作者伊萨柯夫斯基第一本诗集写了热情洋溢的书评，称赞诗人的诗歌是“朴素的，优美的，以它的真诚感动了人”，进而以这个阳光乐观的农民诗人与染上忧郁病又厌世自戕的乡村歌手叶赛宁相对照。苏联文学奠基人之所以如此偏爱像伊萨柯夫斯基这样“农民诗人”的素人写作，是因为在其中看到了“那种能使他们在精神上挺起腰杆的思想，这就是对生活、对人、对大自然抱的积极态度的思想”。（戈宝权 译）由此可见，高尔基关怀素人写作，更不忘积极倡导文学创作正能量。

高尔基离开世界文坛已经90年了，但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批评家、政论家，作为个性极为丰富的一个“大写的人”，他永远活在世人的读书生活里。而他当年对素人写作的倾心关注与热情扶持至今令人称道，在新大众文艺日益兴盛的当代，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