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家生，鲁迅先生用过的
整理旧物，亦整理过往。一套两只敦实的搪瓷杯浮出水面——那是2012年，上海老相机制造博物馆开馆时的文创纪念品。打开依旧完好的包装，白胖的杯身憨厚，耳朵状的把手顺滑，还有带着隆起的盖子，朴实无华、安稳可靠，一看就让我这样吃过工厂食堂的孩子倍感亲切，进而牵扯出有关搪瓷器皿的诸多记忆。
幼儿园时，午饭用统一的搪瓷小碗，内壁是白色的，外壁似乎是一种带着不规则白斑点或条纹的灰绿色，连带一起记忆深刻的是用这个小碗吃荠菜蘑菇豆腐肉末羹，小小人儿除了深觉美味，还打通了食物与盛放器皿相得益彰的美学启蒙关窍：碧绿的荠菜、浅褐色的蘑菇碎、象牙白的豆腐丁、淡粉色的猪肉末，盛放在这样的搪瓷碗里，那就是一碗春天呀！
上了小学，寒暑假我经常黏着妈妈去她厂里，食堂用的白底蓝边搪瓷碗、搪瓷盘应该是标配，还有一种奶黄色绿边的似乎比较少见。用这样的搪瓷餐具吃工厂食堂的大锅菜，给人满满的幸福感。妈妈有个特别大的搪瓷杯，有它来装菜、装饭、装汤都很让人放心，隆起的盖子倒过来又是一个容器，可以放馒头、花卷或者茶叶蛋。妈妈有时会用它泡一大杯热茶，倒扣的盖子上蹲一个菜馒头或者肉馒头，放在车间休息室的热水汀上，保温到下午三四点，正好让我解馋。那可以算是我少年时代的下午茶了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中学。虽然那时食物供应尚不丰盛，但学校还是很体贴我们这些长身体的孩子，上午10点左右的课间休息时，由学校食堂提供物美价廉的点心、豆浆或牛奶。每到这个时间，一听到下课铃，我就拿着爸爸“传”给我的中号搪瓷杯、搪瓷碗直冲食堂，松软的发糕、香甜的蛋糕以及浓浓的豆浆，对我来说都是致命诱惑。高举着美味杀出重围时，我会由衷感激轻便耐用的搪瓷杯、搪瓷碗，用妈妈的话来讲：搪瓷家生（上海方言称日用器具为“家生”），又实惠又便当。
转眼，我奋斗进了重点高中，父母所在的工厂有大批工人提前退休。提前退休的母亲怅然之后，开始投身我的伙食安排，以确保我能跟上繁重的课业。于是，每天中午我飞奔回家，和母亲一起吃吃喝喝。那时家中仍用煤炉，除了炒菜，母亲常做蒸咸肉、蒸腊鸡腿，用的是一只中等尺寸、深度可观的搪瓷盆，蒸出来的菜或许是受热均匀的缘故，格外可口。母亲还保留了事先泡一大杯花茶的习惯，供我另外兑入热水，适口饮用。用的搪瓷杯硕大，杯身上印着热闹无比盛开的鲜花，是牡丹还是芍药抑或是玫瑰，记不清了，沿着杯盖边缘是一圈渐变的玫瑰红色。大红大紫，原不在那时我这样文艺少女的审美上，但这个姹紫嫣红的搪瓷茶杯，让我觉得好看顺眼。
再然后，我考进复旦，先到江西的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学院统一配发的搪瓷碗、搪瓷盘，陪伴着我们在文化课和大量的出早操、练长跑、队列、射击、单兵作战训练等军训课中不断放大饭量，而军绿色搪瓷漱口杯大小适中，在井冈山野营拉练中，被我用来漱口、饮水、盛放食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等到进入复旦校园，这几件搪瓷餐具我依旧使用了颇久，拿它们去食堂打饭，食堂阿姨一看就知道：哎哟，军训生啊！那时，我也借由专业课程中对古代青铜器铸造与陶瓷烧造工艺的学习，大致了解搪瓷就是将无机玻璃质材料熔融于金属基体表面的一种复合材料，兼具金属的强度与瓷釉的美观及耐腐蚀性。
1996年，我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新馆工作。食堂崭新整洁明亮，统一使用能照出人影的不锈钢餐盘打饭打菜，搪瓷器皿似乎渐渐淡出我的生活。
2000年之后，密胺餐具又风靡一时，女儿对搪瓷器皿的认识也就是外公外婆还在用的饭盆、茶杯和脸盆。外婆用搪瓷盆蒸出来的鳊鱼又鲜又嫩，外公用搪瓷盆慢火熬冰糖橘皮丝治咳嗽还挺管用的，还有老旧老旧的搪瓷脸盆，下面烂出了好几个小洞洞，外公说正好用来种种葱。
上海人精打细算过日子，和搪瓷器具还是很般配的，上海话“搪瓷家生”似乎也说明了这种器具适合家庭的日常生活。
2024年春夏，我出差北京，工作间隙在住宿宾馆附近走了走，不经意间走进一家老式的便民杂货店。几位北京大妈有的在配热水瓶内胆，有的选购零头布料，我却被柜台里几款奶油底色明媚花卉图案的大果盘吸引，那种可靠与好看有着“妈妈牌”的温馨动人。一旁娴熟更换瓶胆的营业员北京大爷说：这款式是出口俄罗斯的，也就这么些货。言外之意大抵是你看了老半天，爱要不要！于我，终究是工作出差，捧了硕大的搪瓷盘不甚便利，只能作罢，留下淡淡遗憾。
返沪后，我在网上寻寻觅觅，却未见类似的搪瓷果盘。过了段日子后，网上惊现老外把印有中国风图案的痰盂奉为珍品；又过了段日子，忽然大刮搪瓷盆装草莓蛋糕之风，“00后”们趋之若鹜。不过，也就是一阵风吧，搪瓷最鼎盛的日子终究过去了。
毕竟，搪瓷在中国的兴盛已经经历了百年。1916年，中国最早的搪瓷厂在上海建立，英国人麦克利与华商徐道生在上海闸北创办广大工场。1917年，留奥学习美术珐琅的刘达三与沪商姚慕莲合资创办了中华美术珐琅厂，这是中国人自办的首家搪瓷厂。此后，中国搪瓷工业逐步发展，到1928年，上海最大的四家搪瓷厂的产量已占全国搪瓷制品总产量的90%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搪瓷生产不断增长，并到各地开设工厂，支持全国搪瓷工业的发展。我尤其感兴趣的是，1958年，王个簃、唐云、程十发等画家到上海久新、益丰两家搪瓷厂劳动锻炼，设计了一批精美的搪瓷画稿。那年，我去程十发美术馆看丰子恺特展，却在“献给生活——程十发作品陈列”中获得意外之喜：画家们1958年参与搪瓷厂面盆花样设计的工作照片、当年《文汇报》所刊发的相关报道，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上海搪瓷工业曾经的如火如荼。
转念之中，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未能找到搪瓷的踪迹；灵光一现，再去翻阅她的《考工记》，在主人公陈书玉贡献自家祖宅为街道瓶盖厂的描写中找到了有关搪瓷茶杯的叙述：“灶上的水沸滚了，突突地顶着壶盖，女人转身提了，冲进老厨子的大搪瓷缸，搪瓷的内壁染上褐色的茶垢，白色的外壁红漆印着一行字，大约是上一个服务单位的名称。”普通百姓对搪瓷的使用，如此鲜活。这家瓶盖厂是什么时候开出的呢？1958年年底——上海作家的小说，与上海画家的设计，神奇地形成了历史互文。
然而，我总觉意犹未尽。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民族搪瓷工业已相当发达，而这也恰是鲁迅的上海岁月。那么，伊应该是用过搪瓷家生的。
定心探究，请教上海鲁迅纪念馆同事，发现馆藏中确有十来件搪瓷器皿，包括湖蓝色的杯、天蓝色的茶盘、绿色的水壶、雪青色的皂盒以及白色的痰盂，大都是浅淡素雅的颜色，且无图案装饰，并多有磨损以及修补的痕迹。1951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建馆初期的资料还提及其中一件湖蓝色有盖搪瓷口杯，可能在冬天被用来烫酒。在1996年出版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中，更有一件白底蓝边带圆环状把手的烛盘，烛盘正中的烛台上还有一股自然流淌而下的烛泪——这是鲁迅为夜间断电时能继续写作而准备的搪瓷烛盘。
忽然之间，深沉严肃的鲁迅，因为这些搪瓷器具，变得真实而生动起来，它们带有的日常使用痕迹也让人明白：鲁迅在上海最后的时光，生活虽不至于拮据，但物尽其用、精打细算始终贯穿其中。在拥有巨大社会声望的同时，他背负着工作、战斗、生活的重担，时时深夜伏案，燃烧自己唤醒民众，一如烛盘灯火长明不灭；或许偶尔也会在阴寒的上海冬日用搪瓷杯温温黄酒，慰藉寂寞奔驰的人生。
搪瓷家生，鲁迅先生用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