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西部儿童文学生态书写的现实主义品格
广袤的西部大地拥有独特的地理与文化生态，既留存着原始、粗粝而本真的自然风貌，也沉淀下各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治理积累的丰厚经验。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动物与环境、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等诸多关系都与文学的发展同频共振。
中国西部儿童文学，指向的是一种由作家的地域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而开展的创作实践。其创作者既包括出生、成长于西部的作家，也包含生活、工作在西部的写作者。他们以中国西部为文化背景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可以纳入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广阔版图。其中，生态主题的作品尤其值得关注。
进入新时代以来，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自觉，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正视并思考当代生态环境的现实处境，以更为审慎而沉着的现实主义创作姿态回应自然、回应大地，将生态书写与人的生活处境、精神归属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展现出特有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美学力量。
扎根西部生态现场的现实书写
生态书写所具备的现实主义特质，首先源于创作者对真实地理空间与生态系统的深度体察和亲身抵达。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创作者普遍保有高度自觉的在场意识，他们依托长期实地走访乃至专业调研，将个人切身体验与情感记忆融入西部大地。
作为甘肃地质勘探高级工程师，刘虎常年行走于西部无人区，其生态书写带有鲜明的地质学与生物学印记。《白鹿》（2017）、《冰崩》（2018）、《暴雪》（2019）等作品对祁连山冰川消融、马鹿群角斗与迁徙、高原裸鲤洄游的描摹，深入到物种习性、生态链条和环境变迁之中。叶广芩的“动物与孩子”系列同样体现出在场性，秦岭三官庙村数年的下乡挂职生活经验使她能够将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等动物命运，与乡村生活、地方历史和儿童经验融为一体。《熊猫小四》（2022）、《大福与二福》（2022）、《猴子老曹》（2022）等作品中的秦岭，是人与动物共同生活、彼此牵连的复杂生态空间。叶广芩坦言：“到山里来，我换了一肚子‘狼心狗肺’。我学会了用动物的眼光来理解自然，解读生存。”
从书斋走向山林的写作姿态，使作家的生态书写获得了更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张赫凡以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的身份直接介入书写，《野马笔记》（2022）以一线工作日记为底本，记录普氏野马从灭绝、引回到野放的完整历程。张琳的《沙娃娃的万花筒》（2025）和《大漠里的不死鸟》（2025）将石羊河流域两千年的生态变迁和民勤治沙的真实历史汇入笔下，以沙井文化时期的“古潴野泽”考古发现与当代生态变迁相呼应，将民勤从水草丰美到生态恶化、再到青土湖重现碧波的历史娓娓串联，书写跨越千年的西部生态史诗。这些作家以儿童文学的方式记录西部历史变化，深入西部生态现场，用文字为这片土地留下最真实的生态档案。
直面生态困境的现实勇气
西部儿童文学生态书写敢于把生态创痛和困境带入儿童文学的审美空间，并将儿童视为有能力承受真实，亦有能力从真实中获得力量的生命主体，在真实的生态困境中唤起儿童对生命的悲悯、敬畏与责任意识。
杨红樱的《笑猫日记·青蛙合唱团》（2015）以童话和日记体的形式触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作品写乡下青蛙由于家园被工厂与污水吞没，被迫迁徙到城市公园后日夜为人类灭虫，却仍屡遭人性贪欲的侵害。作品借由一群青蛙颠沛流离的命运，让儿童读者真切地感受到栖息地丧失、农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生命造成的切身伤害。杨红樱将工业文明扩张带来的环境创伤和人性贪欲一同展现到读者面前，在童话的轻盈叙事之中承载着对生态失衡的批判。赵华的《贺兰山少年科幻系列》（2023）借助科幻笔法，把生态危机推至未来的极端情境之中。他的作品《慈父龙》（2023）在贺兰山与气候变迁的科学命题之间架起桥梁，让儿童在一系列未来式的灾难假想中，认识到当下生态选择对未来的深远影响。科幻的距离感能让儿童从想象的未来回望当下，重新审视贺兰山作为西部生态屏障的现实意义。童诗也以更凝练的方式承担着生态现实关怀。钟代华的《阳光很着急》（2023）以“沙滩不见了、草地不见了、树林不见了”的儿童化表达，呈现城市扩张对自然空间的挤压。《大象搬家》（2023）通过大象迁徙途中遭遇公路、城市和干涸原野的处境，写出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的困境。
西部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勇气并不只是表现为揭露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更表现为引导儿童面对真实的自然处境，理解生命的脆弱、自然的尊严和责任的意义，由此，承担起儿童文学介入生态现实的审美责任与伦理使命。
生态关怀与人文关怀的现实张力
西部儿童文学生态书写更为深厚的现实主义质地还体现在它始终诚实地直面“生存”这一命题。对于许多西部地区而言，自然既是需要保护的生态系统，也是人赖以生活的资源基础。草场、森林、野生动物、土地和河流，既关乎生态平衡，也关涉家庭的延续和生命的尊严。在作家笔下，生态关怀始终牵系着人的生存境遇、精神归属与社会关系，承担起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特有的伦理重量。
阿来的《三只虫草》（2016）集中呈现了这种张力。藏族少年桑吉明白虫草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对挖虫草心存愧疚；但现实生活又迫使他必须依靠虫草换取收入，为奶奶治病，为姐姐和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作品让读者看见一个孩子被现实推向两难处境的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虫草在成人世界中的异化。桑吉珍藏的三只虫草最终却进入官员的人情网络，他用虫草换取对方承诺赠予的百科全书的愿望并未实现。由此，作品将生态议题延伸至对贫困结构、权力关系和儿童命运的现实批判，把生态关怀进一步引入社会关系的纵深。
马金莲的《数星星的孩子》（2017）把西海固这一特殊的生态地理空间带入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视野。作品写出乡村家庭在贫瘠的土地上的生存困境，也写出贫困中依然延续的生态伦理。奶奶默许鼠类、鸟类偷食粮食，儿童对蚂蚱、松鼠的爱护，这些细节都彰显着生命平等、取之有度的生态智慧。生活的窘迫也使生态智慧在每日的劳作与资源的匮乏中被反复检验。马金莲不渲染苦难，也不美化贫困，她让儿童在朴素粗粝的生活中，懂得生态伦理与生存伦理如何彼此撑持又彼此磨砺，让这片土地沿袭下来的生态智慧，悄然成为孩子们精神成长的根。
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2018）把生态关怀推到精神归属与社会关系交织的层面。作品一方面肯定退牧还草后草原、雪线、湖泊和沼泽的恢复，另一方面也写出牧人离开故土后的精神失落，以及传统游牧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式微。生态修复带来了自然的重生，却也伴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精神家园的位移。作品从生态问题进入文明转型问题，显示出更为开阔的现实关怀视野。
西部儿童文学作家将生态保护议题置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在地经验与人类命运的维度中展开书写，塑造出成熟饱满的现实主义风格。
儿童主体的生态觉醒与成长
生态书写进入儿童文学，最终的落脚点不应是自然与环境，而是要回到儿童本身。西部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越来越多地成为生态现场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行动者，在与西部大地的互动中获得成长。
在赵剑云的《腾格里沙漠的少年》（2021）中，少年小海跟随爷爷压沙、种树十五年，逐渐体会到治沙的艰辛与意义，以“我会种无数的树阻挡你”的承诺担起守护家园和生态修复的责任。王勇英的《雾里青花泥》（2017）将儿童放置于滇西北丙中洛雾里村这一净土之中。失明女孩青麦子在青巾老妈“万物有灵”信仰的滋养和守护犬青花泥的陪伴下长大，在城里治好眼睛后依旧选择回到赋予她蓬勃生命力的丙中洛，如同一棵“青青的麦子”深深扎根故土，呈现出儿童作为生态主体的另一种可能：儿童生态意识的觉醒也可以表现为对家园的精神依托与文化认同。李艳丽的《闹猴儿》（2024）让儿童的生态觉醒在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中生长。彝族少年青石起初为保护自家的橘子林与羊群投石驱赶下山的猴群，在他救下受伤的小猴，又目睹小猴反过来以生命换回他的安全之后，他放弃了进城的念头，拜村里的麻老五大爹为师学习草药医术，与寨民一道调整种植结构、为猴群预留野生果林，让“敬畏山林、适度取用”的彝族传统生态智慧融入自己的童年成长。湘女的《勐宝小象》（2022）呈现出新时代儿童生态实践的全新形态。小蛮参与小象勐宝的救助、喂养与野化训练，在与动物朝夕相处中体悟生命平等和自然法则。作品还书写了儿童通过短视频传播野象保护知识的实践，新时代儿童参与生态保护活动，已经不仅限于在田野、牧场和沙地，同样可以借助网络与公共传播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
西部儿童文学作家共同塑造出一批在生态议题浸润中成长的儿童形象。这类儿童不再是被动的叙事对象，而是主动的生态主体，在与西部大地的深度互动中实现生态意识的觉醒与生态责任的担当。儿童主体的建构，是现实主义创作对儿童生命价值的真正尊重：既认可儿童作为生态共同体成员的主体地位，也肯定儿童具备承担责任、参与未来生态建设的主观能动性。
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背景，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承载着兼具现实主义底色的生态思考与人文温度：作品既体察自然万物，观照现实中的生态难题，也聚焦人的生存状态，关切少年儿童长远的精神成长。依托独特的西部地域经验与扎实的现实观照，拓宽了当代儿童文学的思想维度与审美疆域。西部儿童文学的生态书写以儿童文学特有的方式，参与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想象，也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如何回应现实、介入现实、照亮现实，提供了富有启示性的经验。这些作家作品让儿童在看见自然之美的同时，也看见现实之难、生命之重与希望之所在。
如今，西部大地正经历深刻的生态转型，这份扎根现实的文学使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领悟到，守护西部生态，便是守护人类共有的童年与未来。孩童一次次完成意识觉醒、实现心灵成长，西部生态存续的希望，也随之稳稳扎根、蓬勃生长。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专业委员会高校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横向课题“中国当代西部儿童文学史”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