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悠：说“海捕”
一 小说中的“海捕”
明清以降的白话小说中，凡有角色犯案在逃，官府四处捉拿情节，多会使用“海捕”字样。最著名者，如《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写道：“鲁达在逃，行开个海捕文书，各处追捉。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又第二十二回宋江杀死阎婆惜后，躲在父亲宋太公家里，知县因与交好，并不认真捉拿，就找了个宋江曾被乃父开出户籍的理由，说道：“既有执凭公文，他又别无亲族，只可出一千贯赏钱，行移诸处海捕捉拿遍了。”
《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中，也有相应场景：贾雨村在应天府接了薛蟠强买甄英莲，打死冯渊的案子。他初听案情时，不知薛蟠为何许人，遂有激愤严办之意，先怒斥“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随即就要差役将薛氏族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后经门子提醒，洞悉四大家族的威势牵扯，才将海捕念头作罢。
再如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有“容小人图画永儿面貌，情愿出三千贯赏钱，只要相公出个海捕文书，关行各府州县，悬挂面貌信赏”之说。这是当事人家属自出赏格、画影图形的例子，与鲁达、宋江两案全由官府操持不同。又，清代小说《绘图万年青全集》有：“及至到了那里，早已闻风逃走，无处寻拿，只得回辕销差。以后出了一道海捕文书，着令各地方官拿获。此亦不过奉行故事，只要上宪不紧，过一两月，各地方官也就松懈下来。此是千古一律，闲话休表。”此处出现的“海捕文书”，与《水浒传》捉拿宋江处一样，都代表官府虚与委蛇，将就了事的心态。倒是抓捕鲁达处略见真章：悬赏的告示从渭州一路贴至代州雁门的十字街头，引得众人围住看榜。李卓吾在此眉批：“海捕不合如此远。”李氏批法，或可为明末现实做一注脚，即此事虽以“海捕”为名，但范围终究有限，并不会铺天盖地，遍及四海。
清末民国的古典、武侠小说，也常见同样表述，延至现当代作品，如金庸、古龙、梁羽生、二月河、唐浩明等，亦不断沿用。不过，大约是“海捕”一词颇具杀气腾腾的文学意味，与明清小说里府州县官发起，抓捕一般刑事罪犯不同，现当代小说中，这种文书的行政等次被明显提高了——须由朝廷颁下，天罗地网抓捕钦命要犯。如金庸《神雕侠侣》里王惟忠之子小王将军即自称：“小人身为钦犯，朝廷颁下海捕文书，要小人颈上的脑袋。”古龙遗作《猎鹰·赌局》里，潘其成以四品京堂被刑部捕头凌玉峰追杀，小说写道：“凌玉峰也不回答，只拿出了一张看来非常正式的海捕公文：‘追缉要犯潘一飞一名，本名潘其成，毋庸审讯，即时就地格杀勿论。’公文上盖的不但有各州道府县的照会，还有刑部的大印。
二 现实中的“海捕”
虽然在明朝还不多见，但到了清初，“海捕”这样的俗话，已被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从白话小说里移植出来，用于更严肃的文章著作。黄六鸿的官箴名著《福惠全书》成于康熙年间（1662—1722），他在“缉捕”条下写道：
凡捕役有领广缉批牌海捕者，有探知去向领彼处关文知会协拿者。捕役缉贼，须假扮僧道乞丐之流，听人言语，察人行迹，而后能得之。但盗贼潜往他方，必有彼处匪人及捕役物色之，受贿通情，则代为隐护。若到彼躧知真确，一面密同乡地预行擒住，一面至印官投文挂号，差役协拿，方无走漏。若未经堵截，先投关文，官府不加详慎，即传该房写票佥差，而胥捕故为延挨，潜驰报信，则已高飞远蹈，难于追获矣。故捕役无论远近拿人，亦不外于密、速二字也。
黄家两代知县，六鸿本人是出名循吏，对于捕役缉逃的制度与实践，他当然比小说家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他笔下，“海捕”是目标不明的“广缉行为”，捕役在本衙门领取公文，四处通报，捉拿要犯。与之相对的，是先探知逃犯去向，而后向目的地衙门出具协查文书，双方配合，一同抓捕。在区分两种方式后，黄六鸿补充了缉捕逃犯的注意事项：那些匪徒大盗之所以选择跨地区逃亡，多是与彼处有所联络，或投亲靠友，或本身就是群盗窝点，如系后者，则很可能与当地捕役相互勾结。如果先送公文，等行政流程完结后再与合捕，就很可能走漏风声，使其高飞远蹈。所以哪怕本地捕役越境拿人，也要秘密探访、从速擒拿，等大功将成时，再向当地官吏表明身份，邀其协助。显然，此等密、速办法，只能用于“探知去向”的目标性缉捕，换作漫无目的的广缉海捕，就不能不向各地官署泛泛通报，抓捕对象闻风逃窜的概率也大大增加了。小说中视海捕如同虚设的情节，大约也是以这样的现实逻辑为想象基础。
有趣的是，黄六鸿所称异地追逃，须由捕役假扮乞丐僧道情节，本来是颇有难度的侦查技巧，发展到晚清社会，干脆以假作真，彻底敷衍了事。《清稗类钞》记有“丐充海捕”一条，内称：“河南州县，凡奉有统行缉捕文书，则发海捕。海捕者，大率以流丐为之，官亦与以票。三五成群，行至乡镇，遇商店，即送香一支，必给以钱十文或八文，较之平常乞食，难易迥殊矣。行可年馀，则归而缴票，谓之销差。其果能缉捕与否，初不问也。”可见在官府眼中，逃犯捉到与否，确乎不甚要紧，只要牌票发出，就算完成任务。乞丐原本游离在外，由他们充作海捕，将行政成本压到最低，实在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乾隆皇帝喜用“海捕”一词，他的子孙嘉庆帝、道光帝也邯郸学步，遂使小说语言登堂入室，频繁出现在上谕当中。而以“海捕”为关键词，在《清实录》全文检索系统里一搜，就可以发现一百多条对应信息，无一例外用于负面表述。与之连缀最多的，是“具文”一词，即无法落实的官样文书，其次则有“海捕虚名”“海捕虚文”“海捕故套”“海捕故习”“海捕塞责”“海捕了事”种种说法。皇帝对官场作风的不屑一顾、无可奈何，尽显在这朴素形象的口头语里。如果贾雨村真正生活在《红楼梦》成书的乾隆年间（1736—1795），他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之举，怕是不值门子为之操心了。
三 “海捕”与“通缉”
即便有幸跻身金口玉言，但“海捕”一说毕竟俗白，并不纳入典章制度。在公文用语中，与之大致对应的，叫作“通行缉捕”，简称“通缉”。“行”是清代官员签署文书的形式。一件须要执行的公务，文书由书吏抄写完毕，交送长官，长官批写一个大大的“行”字，文书才能用印生效。所以，各级官府的文书运作，又称为“行文”“行知”“咨行”“饬行”等等。而“通”则有全部、通统之意。譬如州县遇到重要事件，不但要向顶头上司报告，还要将文书呈送给省内其他主要官员，遂称为“通禀”“通详”。总而言之，“通行”所表现的是一种行政运作方式，即将关于某事的文件，同时送达众多对象，使其执行。缉捕，顾名思义，即抓捕在逃案犯，且主要是犯了人命、强盗案件的重犯，情节细微的民事纠纷，哪怕当事者不能到堂，也通常不在缉捕之列。被简化的“通缉”说法沿用至今，仍是司法刑侦领域的重要术语。如果不做学理上的细致区分，大致将古典小说中的“海捕文书”，理解为今天的“通缉令”，至少在语义传承上，是没有问题的。
《大清律例》的“刑律”部分，有两个条目与通缉有关。一见于《刑律·捕亡·应捕人追捕罪人》，规定：
逃脱要犯务将该犯年貌、籍贯、有无须痣详细开明，行文通缉。各州县于文到之日，差捕认缉。一面填给印票，分给各乡总甲，遍行访察。如果遍缉无踪，年底出具印、甘各结，详转咨部，仍令接缉务获，知照销案。
二见于《刑律·捕亡·盗贼限捕》，规定：
凡命盗一切重案正犯脱逃，即行差役密拿，并开明年貌、事由，详请通饬本省州县一体协缉。倘未弋获，于初参限满即请分咨邻省通缉，不得稽延，致犯远扬。逾限未获，仍将本案承缉官按限查参，照例分别议处。
结合以上两条可以明确，《大清律例》的通缉对象，包括一切命盗重案的在逃正犯，即如小说中杀死阎婆惜的宋江，打死冯渊的薛蟠，都在其列。而不尽是触犯皇威的钦命要犯，也不一定要加盖刑部大印。通缉文书由州县官开具，需注明犯人的年貌、籍贯、犯案事由，以及“有无须痣”等外在生理特征，为协助抓捕的异地官府提供必要信息。至于“画影图形”，则非硬性要求。毕竟，多数犯人生长乡间，少与擅画者接触，相貌也难以被准确绘制下来。嘉庆年间（1813），几位冲击宫禁，皇帝恨得咬牙切齿的天理教徒，逃亡后都没有画像可供缉捕，只能依据同伙供词，进行文字描述，如“黑方面、花白须子、大身量”，“长黄面、大眼、右眼微斜、尖下颔颏、黄须、矮身量”之类。
通缉工作的执行者，当以官差捕役为主，其次是乡里保甲的负责人。如黄六鸿所说，方式以密捕为佳，最好不要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哪怕有条件画影图形，也是如此。乾隆后期，直隶大名人段文经率众攻打县城，随后逃出清军围剿，在直鲁豫三省四处躲避。河南巡抚毕沅将段氏画像全省张贴，就遭到皇帝批评：“如此张皇办理，是使该犯闻风，愈加藏匿，于事更无裨益。”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命盗案件，即便悬赏通缉，榜文上也不得出现“军民人等概许缉捕”字样。这会导致缉捕主体责任不清，引发后续麻烦。《刑案汇览》收录了一桩反面案例：嘉庆二十二年，贵州某县对偷窃不成杀死事主的逃犯杨某悬赏通缉，有个看过榜文的平民袁某与之撞遇，随即动起手来，欲行扭送讨赏。杨某持刀抗拒，不意被袁反杀殒命。袁某心生畏惧，埋尸逃走，后被官府拿获。贵州巡抚认为杨某虽然有罪，但袁某并非应捕之人，遂将其照平民之间斗殴致死问罪，定拟绞监候。案件送到北京，刑部的法律专家就常规命盗案件是否应当张榜悬赏；悬赏之下，自愿为官府效力的平民是否有资格对逃犯使用暴力手段；缉捕过程中出现伤亡，涉事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等一系列法理问题进行讨论。结论认为，该案始作俑者，还在发出榜文的地方官府：“若该县于此等寻常案件，不论军民人等遽行悬赏购捕，致启奸民图赏擅杀之心，殊属不晓事体。”至于袁某的身份是应参照捕役缉逃，还是平民互殴，仍需调取当日通缉文书，细绎表述如何。后经贵州巡抚认定，悬赏告示中只有“责成本境乡保严拿，获解给赏，疏纵治罪”内容，而无“军民人等”字样，袁某既无缉捕之权，仍应以平民斗杀定罪。当然，从清中期官场风气来看，刑部驳回后的文卷审查，未必不能模糊伪造。但无论如何，通缉逃犯，以平民承担主体责任的行为，是不被清廷认可的。
再依《刑律·盗贼限捕》条文，如果正犯逃脱，地方官应及时向上级报告，进行省内通缉。与之相反，如果省内搜捕不获，跨省通缉的申请，则要等到“初参限满”才能提出，再以督抚名义，向邻省求援。“初参”，是清代官员政绩考核的专有名词，可用于刑名、钱粮等多个领域。譬如命案凶犯在逃，所在州县限期六个月拿获，盗案则限四个月。限满不获，正印官就要遭到参劾，称为“初参”，有罚俸处分。拖得越久，处分越重，四次参劾不获，就有降级、调用等严重后果。这意味着，逃亡犯人一旦跨出省境，对他的缉捕就要搁置起来，数月后才能重新启动。《水浒传》里鲁达心慌抢路，半月之内就从今天的甘肃平凉（渭州府）逃到山西忻州（代州），却在雁门县的闹市街头见到自家海捕文书。如此情节，放在现实社会，恰是制度所不允许的。
在清代，也有人质疑这条例文的合理性。乾隆年间先在刑部任职，又到陕西主持法司的王昶就提出，等命盗大案初参限满，逃犯早不知身在何处，此时再启动跨省文书流程，是“虽有通缉之名，并无通缉之实”。他建议在案件审实之初，就开具凶犯的年貌特征，咨请邻省在要路通衢协同缉捕，使其人略无容身之地。不过，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采纳。理由是通报邻省后，本地可能放弃缉捕责任，至少意存懈怠。为了强调案发地官员事有专责，旧有制度一直维持不变。
这里顺便提到，官府通缉要犯，奖赏并无定数。嘉庆年间的天理教事件，是皇帝的心头利刺，所以各省悬赏追逃，金额也竞相飙涨。即就捕获祝现、刘第五等六名首犯而言，山东巡抚悬赏白银一千两，江南则有三千两之多，到了河南，干脆把价码抬到一万两。厚利当前，诬告蜂起。譬如嘉庆十九年，直隶宁津县有一小商贩崔某，因为生意折本，前往京城做工，却在齐化门外被差役盘问是否白莲教，是否认得教首。他先是迷惑不解，等得知悬赏金额后，立时起了贪念。他听说同乡刘家此前无故休妻，就诬指其全家去年拜了“老师傅”，儿媳于氏因为不肯入教，遂遭休弃。这一指控作为祝现藏身的重大线索上奏给皇帝，直隶总督那彦成落了个颟顸失察之罪，被劈头盖脸一通严饬。一时间宁津县内人仰马翻，官兵在刘家所住村庄四处搜捕，连续多日毫无收获。后经地方官反复讯问，才知道刘家儿子、媳妇是童养婚，感情不和，已经离异多年，儿媳改嫁后生有二子，长子年满六岁，所谓去年信教休妻之说，实在是天方夜谭。像这样将亲友乡邻指为教徒反叛的事，一连数年，频繁发生，但祝现等人的真身，自始至终也未出现。
虽然传统技术条件下，通缉的成功率委实不高，但并不妨碍社会上流传许多“名捕”故事，哪怕官员笔记里，也有手眼通天的捕役形象。如嘉道年间，直隶新城县有位名捕刘方来。据说他的耳目遍布宇内，不但爪牙众多，且本人能言善辩，经常使用诱捕办法，降服群盗。连他手下的徒子徒孙也“猱健甚”，是勇武干练，大有阅历模样。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到，这位刘捕头之所以能屡次将“巨案元凶不能擒治者”捉拿归案，靠的绝不是通缉流程、文书运作，而是自家的耳目通达、爪牙得力、智勇双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公案小说中，清官、名臣往往要先将绿林侠士招致麾下，再倚仗其江湖人脉侦破大案了。
除“刑律”外，《大清律例》的“吏律”部分也有关于通缉的规定：
凡各省报部难结事件，如通缉已届四十年者，即行查销，毋庸列入汇奏。倘后经缉获，仍行质明办理。
换言之，凡正在通缉的案件，每年底都要由各州县汇总到省，再以“难结”名目转咨刑部，记录在案，等逃犯就获、案件审结后才能撤销。如果逃犯长年不获，所在地官员虽有迁转，继任者也要不断承担起“接缉”责任，将此旧案列入新官的考核表单，任复一任，直到《律例》规定的四十年限满。考虑到彼时的通缉效率，这一期限设置，更多是文牍主义的表演，以示政权对命盗大案的重视，现实中则罕有要犯在逃，数十年后竟得归案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