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弦歌——读孔祥庚纪实文学《海菜腔》
在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多元探索中，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激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肌理，如何让冰冷的历史文献承载叙事的温度，是摆在每一位写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孔祥庚的纪实文学《海菜腔》，以孔子后裔在滇南近六百余的扎根、交融与传承为叙事主线，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菜腔为文化母题，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民族学的主体观察与文学的诗性表达于一体，在跨文体写作实践中开辟出一条独特的路径。
《海菜腔》的叙事起点，始于一个看似微小却意味深长的动作——改名。明正统元年（1436年），孔子五十七代孙孔厚来到滇南临安府，在与彝族土司师爷普七的交往中结下生死情谊。为使孔厚免于被捕，普七认其为子，孔厚自此改名普厚。作品中，孔厚（普厚）与彝族姑娘孙氏相爱成家，在彝族山寨中以教授唐诗宋词、儒家礼节为业，同时将妻子演唱的海菜腔记录下来，形成最早的海菜腔歌词的汉字记录。至清代普乐呈报族谱、明辨纪略、恢复孔姓，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位彝族武举人，标志着身份辩证的一次重要正题与合题——普乐并非“弃彝归汉”，而是在保留彝族文化的同时，经由科举制度进入儒家正统的士人序列，实现了双重文化身份的制度性确认。孔子后裔在滇南的皮肤变得黝黑，腔调变为彝声，文化根系更为多元，但始终坚守着仁义礼智信的精神内核。
音乐程式是海菜腔演唱的内在结构，在数百年的口耳相传中积淀了彝族人民的情感表达逻辑。本书就以海菜腔的“开场白”“拘腔”“行腔”“舍腔”“桠腔”“尾声”命名篇章，非虚构文本与民间音乐之间建立了深层的互文关系，使文字叙事获得了音乐的节奏、气息与情感逻辑。“拘腔”在海菜腔演唱中是情感最为含蓄蕴藉的部分，歌者以迂回婉转的方式试探、暗示，欲言又止。与之相呼应的是，作品在书写孔厚初至滇南与普七交往以及与彝族文化初次相遇的阶段时，重大历史转折多以侧笔点染，情感不直抒，而在细节中悄然沉积。至“行腔”部分，叙事随孔子后裔数百年家史的展开而渐趋舒展从容，细节丰赡，人物形神毕现，其叙事节奏与音乐程式的“行腔”形成了情感上的共振。
如果说，海菜腔的各种“调”是“腔”的生命单元，那么“诗”与“文”就是《海菜腔》文本的DNA。海菜腔作为滇南人民表达情感的工具，其应用场景之丰富，几乎覆盖了生活的全部领域。举凡交友恋爱、劳作祭祀、送别思亲、婚丧放牧，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与每一种强烈情感，都可以在海菜腔的旋律中找到声音印记。
然而，孔祥庚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对这些腔调的表层描述，而是更为深刻地揭示了诗书礼乐传统如何为海菜腔注入了超越地域的文化内涵。在《海菜腔》的文本世界中，诗文如同互相缠绕的基因链，一条来自儒家经典所代表的书写传统，一条来自彝族民间歌谣所代表的口传传统，二者的结合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命。这种生命既保留了彝族文化的独特气质，又获得了儒家文明的宽广视野，在双重滋养中生长得根深叶茂。
作者不是以外来的研究者身份介入海菜腔的文化世界，而是以孔子后裔、彝族子孙、海菜腔文化传承人的“局内人”身份进行书写。这种主体位置的确立，使《海菜腔》既是非虚构文学创作，又是文化主体的自我陈述；既是对历史的深描，又是对身份的确认。对孔祥庚而言，孔子后裔在滇南的“彝化”是一个与自身生命血肉相连的存在之问，当他行走在大凹子村、孔家村、大湾子村、贝贡村中，面对祖辈生活过的土地，追寻的不是“他们如何生存”，而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
滇南孔子后裔近六百年的实践表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在相互尊重、相互吸纳中共同生成的动态过程。这既是《海菜腔》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诠释，也是它留给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珍贵启示。
［作者系《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