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土小说“情感结构”的文化再生——付秀莹小说论
摘 要
付秀莹承续着传统乡土小说“忠于地”“恋故乡”等文化经验，捕捉当下乡村中“正在生成”的细微感受，来搭建作品的情感结构。作家书写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体验，将“芳村”置于抒情的审美维度。在儿童、少女视角下，属于“昔日”的自然诗意，暗藏着成长的哀愁，以及对乡土文明的挽歌。作家在“城乡方志”叙事中勾勒芳村女性流动的城乡体验。她们因与城市文化的疏离而感受着屈辱、恐惧，同时也在自我确认中实现心灵的扎根。在“发展伦理”语境下，作家以“眷恋”与“挣脱”的碰撞，探索着文化更新的路径，乡村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正是在这一张力中被重新唤醒与塑造，从而实现乡土小说伦理嬗变的重要突破。
关键词
新时代乡土小说；情感结构；城乡中国；付秀莹
中国乡土小说作为“新文学”现代性的产物，自“五四”诞生至今，始终吐露着传统经验在现代性冲击下的“滞后之痛”。当历史经验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商业文明”过渡，叙述者的话语仍长期彷徨在“乡土中国”的语境下，并在文本中具体呈现为“面向现代”时的隔膜与希望，以及“反思传统”中的批判与温情。这种情感上的矛盾张力是乡土小说理论研究的共同关切。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阐述了“五四”乡土小说与早期“为人生”的“问题小说”的承续、发展关系。“这种发展，不仅意味着小说艺术上获得的长足的进步，而且标志着小说观念上出现的健康的更新。”一方面，“地方色彩”标志着乡土小说美学视野的拓展，属于“艺术的进步”；另一方面，“忠于地”的土地情结则成为乡土小说的情感积淀，促进了早期新文学“观念的更新”。“忠于地”一词源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我恳求你们，我的弟兄们，忠于大地吧。”尼采以此呼告人们，要在现世中培养自我超越的意志。新文学中“为人生”的追求与此高度契合，周作人曾引用该句来提倡“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将形而上意义的“大地”赋予了地方性的内涵，奠定了乡土文学的情感溯源。因此，“忠于地”的感性眷恋与“为人生”的理性批判共同构成了小说中“现代智识者充满着背反的矛盾视阈”，即叙述者作为接受“五四”精神的“先驱者”，与“地之子”的双重身份引发的情感悖论。
20世纪30至60年代，革命话语对“现代”的重新定义，让乡土小说的情感模式逐步走向变调。作品“强调现代革命思想可以从乡村内部发生，并且必须借助已有的乡村伦理秩序”，对斗争与求新的张扬与歌颂一度遮蔽了乡土小说中传统的土地情结，理性与感性、“出走”与“留守”等情感质素之间的矛盾张力被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道德力量以及“已有的乡村伦理秩序”压抑。然而，“滞后之痛”始终存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霸权，已经通过作为城乡结合部的城镇，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了农民的生活当中。……深藏在文本裂隙中的城乡二元关系的焦虑，与城市文明的文化优势，仍然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尤其是青年一代农民的价值观念。”无论是知识分子在“由城下乡”反向迁徙中的启蒙焦虑，还是农村人口对“走出乡村”的城市文化展望，都只能退守为文本中的潜在结构。
20世纪80年代前后，“新时期”文学思潮开始向启蒙的理性复归。自此，乡土小说的情感指向，在“五四”与“左翼”两个传统的交错影响下，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在“新文学整体观”的视野下，研究者们开始从乡土小说的百年流变中挖掘主体情感的一贯性。“失落—重建，漂泊—回归，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这将是一代又一代现代知识者的‘西西弗斯神话’。他们的追求也会如这‘神话’般悲壮而又迷人。”“乡恋”“怀乡”等永恒的母题指向乡土作家“对过去、对历史的巡礼”，同时承载着历史与道德的悖论。这种情感在20世纪末的文本中得到极致的彰显，贯穿着百年乡土文学的“土地情结”在历史与当下之间获得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21世纪以来，在“乡土中国”逐步向“城乡中国”迈进的过程中，长期二元对立的“传统”与“现代”被纳入“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框架。这也推动着乡土文学的情感研究“由外自内”的转向与更新。文本呈现出的“滞后之痛”不再仅仅关联着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特殊症候，更促使人们挖掘，在颠仆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影响主体文化选择的内在情感机制。付秀莹自2008年首次发表作品以来，始终以富有古典气质的抒情笔触以及细腻温情的女性视角，书写着中国传统乡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历的阵痛与新生。在作家笔下，无论是寓于瞬间的情动体验还是漫长岁月中舒缓的情绪流露，均可看出传统“忠于地”土地意识的承续，以及传统与现代共同造就的“滞后之痛”在21世纪的转化。付秀莹作品中的情感张力为新时代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正在形成”的经验，而英国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概念，为这种经验的阐释提供了借鉴。情感结构关注个体的私人经验，同时兼顾着特定时代里特定社群的情感共性，表明的是“‘客观结构’与‘主观感受’之间的张力”，意在观察共同体中“溶解流动状态的感觉结构”，即公共生活中正在生成，尚未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兴文化观念。以“情感结构”切入付秀莹的乡土小说创作，能够捕捉到城乡居民在城乡二元结构解体过程中，“悬而未决”的心灵状态，进而挖掘新时代城乡生活中正在被感受、被体验的文化新质。
一 美丽与哀愁：感官抒情下的乡土挽歌
付秀莹笔下的“芳村”是21世纪以来乡土文学中的典型乡村地标，这是一片“时代感”与“诗性”交融的场域。其中，“时代感”指向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应用、产业结构的优化、治理方式的完善为农村的生产、生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在现实维度上，‘新乡土文学’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与土地的命运，进入新时代后以乡村振兴为主题，书写新的山乡巨变”，在这一语境下，聚焦于“振兴”的芳村，以及乔叶笔下的宝水村、周大新笔下的楚王庄，与《创业史》中聚焦“合作化”的蛤蟆滩以及《平凡的世界》中聚焦“改革”的双水村等叙事空间一脉相承，体现创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
而芳村在这个谱系中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中另有一重抒情的情感逻辑。这种诗性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正是其与“新时代”命题之间的张力，赋予芳村异彩纷呈的文学姿态。根据王德威对中国“抒情传统”的阐释，付秀莹的抒情体现着作家本人审美的愿景，表现为芳村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作家写风景，亦写风俗与风情。以《野望》为例，作家以二十四节气为每章命名，用循环往复的“圆形时间线”串联起叙事时间，展现了华北平原上的芳村在不同时节的自然风景，以及人们通过感官与景色建立联系的和谐氛围，颇具古诗词的韵味。类似的技巧出现在乔叶的《宝水》中，该作品同样不乏对“新乡村”主潮之外的旧时风物的诗意展现，但它们主要服务于呈现叙述者地青萍的私人乡土记忆，“新”与“旧”分别对应着“共同体”的发展与“个体”的回溯，形成两条较为明晰的叙述脉络。而《野望》则将这种边界模糊了。
付秀莹在“立春”一节写芳村的除夕，“天难得放晴了。村子里到处明晃晃的，阳光映照着雪地，仿佛琉璃世界。”用雪后的“风景”勾勒出视觉画面，与开头引用苏轼的“卷起杨花似雪花”构成奇妙的互文，冬景背后的“春意”呼之欲出。作家又生动细致地交代了翠台一家打扫庭院、布置房屋、包饺子、去土地庙等传统“风俗”活动，每个人物都以“散点透视”的形式登场，继而构成“当下”的整体图景。“村子到处是一片咚咚咚咚的剁馅儿声，夹杂着零零落落的鞭炮声，有一种喜悦的欢腾的气息，有点儿凌乱，有点儿热闹，又有点儿年月安宁的悠长味道。”此处对声音的展现强化了除夕的仪式感，芳村的日常空间在节日当天成为了村民群体狂欢的舞台。乡村的仪式与村民的表演通过种种抒情性的感官体验，构成乡土文学中的“风情画”。然而，芳村的古风意蕴又很难与“时代感”剥离。在“雨水”一节，芳村人过完除夕，迎来十五，“老辈子的风俗，十五看灯，十六游百病。如今人们都不讲究这些了，过了十五，都忙着干活了。该出去的出去，该开工的开工。”芳村对古早仪式的沉浸很快又被现实境况取代。
于是，在诸多新旧碰撞、交融的芳村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情感质素：一面是人们面向“新时代”的进步愿景，另一面则是叙述者对古老乡土文明的回望与诀别。前者是写实的面向，后者则是抒情的面向。“抒情的面向可以导致‘个人’在观察社会人生，以及投入社会人生时，种种不同的感性作为以及表达方式。”付秀莹正是通过抒情来实现对芳村的感性观照，去探寻时代主潮之下不断萌生，被威廉斯称为“溶解流动”状态的情感形态，由此来表现“一种参与、干预或脱离政治历史情境的企图”。这亦如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所说，“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
付秀莹从不吝惜言辞去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情感。“写乡村，几乎是我的一种本能。伴随着城市化进程，乡土中国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我总是对身在其中的乡人们，担着一份心事。”对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的乡土作家们而言，“乡土”为其带来心灵上的归属感。段义孚将这种古老的情感命名为“恋地情结”：“当某人将他的部分情感倾注在家庭或社区后但又被强行赶出去时，就会像被强行脱掉了外套一样，剥夺了他身上具有的能与外界无序世界隔离开来的保护层。”“山乡巨变”不仅意味着乡村在新时代的进步、发展，更预示着一代人将从属于他们的传统中被剥离、被悬置。现代社会中乡村发展的需要与传统乡土文化面临的危机，在文本中呈现出情感的悖论。在付秀莹的作品中，“乡愁”是节制的，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从未被留意却已消逝的美丽，仍能让读者感受到“失乐园”的哀愁。“我们生活的村庄沉默而执拗，它原地不动，而村庄里的人渐渐老去，熟悉的人不断凋零，新生的生命在街上奔跑。”作家笔下的芳村，在抒情中重新成为“诞生—消逝—新生”轮回中的乌托邦。在“过去”的，抒情的维度上，作家对芳村的回望，宛如对乡土中国的一曲挽歌。
对童年与少女时代的书写，天然地隐喻着来自“过去”的经验。儿童视角下天真细腻、自然纯粹的感官体验捕捉着成人世界难以觉察的美丽，从而建立起诗性芳村与外界的屏障。付秀莹善于在风、土地与植物组成的自然天地间，将少女们青涩懵懂的情感体验娓娓道来。“付秀莹并未将这种少女情欲的萌醒进行社会道德化审视，而将之置于自然中去认识。”《爱情到处流转》中的“我”在芳村的树下、陌上与田间目睹父母的爱情，展开对世界最初的期待。渐渐地，她觉察出某种微妙的变化，之后在麦秸垛里窥探到父亲与四婶子的私情。“麦秸垛”是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交汇点，使躲在其中的“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在这黏稠的沉默里，却分明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它潮湿，危险，也妩媚，也疯狂，像林间有毒的蘑菇，在雨夜里潜滋暗长。”这种通感式的体验交织着惊惧与迷醉、天真与危机。撞破父辈的秘密后，“我”纯真的世界里开始有了悲伤与迷茫，并在成年后体悟了父母爱情神话褪色、沉淀后的惘然。类似的情感顿悟还发生在《小米开花》中的小米身上。作家对小米情欲世界的描摹，让抒情向度下的“少女”不再只是自然山水间的一个单薄意象，而是有了鲜活的血肉。成人的情感世界在小米眼中是一阵阵诗意的悸动：“月光透过窗户照过来，水银一般，半张炕就在这水银里一漾一漾的。”当她开始对这种情感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和同村男孩躺在一起时，“窝棚里弥散着一股干草的气息，有点涩，有点苦，还有一点芬芳的谷草的腥气。”月光的荡漾寓意着少女情窦初开的美丽，窝棚中的复杂气息充满了隐喻意味：小米对感情的探求出于自然本能，而在乡村传统的伦理规训以及父权的暴力下，少女的“野性”会受到消磨与损害。这些情感共同交织成小米成长历程中的悲喜剧。综上，付秀莹笔下孩童少女们的情感体验，犹如寺山修司《致少女》中所写的“五月的歌谣”，洋溢着正在萌发，且不可规训的青春热情。而作家的抒情之笔又将这份热情置于芳村诗性的土地上，使其获得沈从文创作理想中“供奉人性的小庙”般的庄严。她们的成长，是一次从“过去”中剥离的过程，也预示着：发展中的芳村，终将与人们理想中静穆的乡土文明告别。这是一曲春心托杜鹃的挽歌。
二 疏离与扎根：“城乡方志”中的情感地缘
21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是在乡村与城市的不断交往、融汇中生成的“城乡文学”。和大多数生长于乡村，现已定居城市的“70后”作家一样，不断累积的城市经验使付秀莹亦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写到城市”。然而，这一代作家们始终对“乡土”及其背后的文化有着天然的依恋，情感上的偏爱使作家们不能不在作品中为乡村寻求诗性正义。葛水平的自白精准反映出这种普遍的情感困境：面对乡土在城镇化浪潮下日益凋敝的现实，她既感受到“悲壮的酸楚”，又清醒意识到：“我的悲伤只能是我自己的悲伤，我写的小说故事也只能是我记忆中的乡村。”寓于“70后”一代作家身上“个体经验”与“时代变革”的断裂感，造就了他们对“由于不平衡的城乡关系所造成的‘乡衰’和‘城困’”的表达。而这也正是新时代乡土小说在“干预生活”过程中需要触及的核心命题。
付秀莹以“城乡方志叙事”的策略与形式，反映出“由乡入城者”在城乡之间的地缘流动中，因身体的陌生体验而产生的，心灵上“疏离”与“扎根”的情感矛盾。“方志叙事”是21世纪被命名的一种乡土叙事新类型，标志着创作者们面向传统，以本土性对抗“全球化”的趋向。这类作品“把自己的关注点落脚到某一个具体的村落，以一种解剖麻雀的方式对这个村落进行全方位的艺术展示”，游离于“正史”之外的地方史、民间史以及家族史重建着人与历史的联系，从当地“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出发，进行审美创造。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来的《机村史诗》、贾平凹的《山本》，均是对村庄的地方性知识以及村民近身经验的文学表达。
付秀莹亦怀揣为芳村立传，写作村庄心灵史的渴望。作家始终没有局限在“乡村”的单一视角，与彰显单边乡村文化的“地方志”相比，付秀莹的创作更像是一种“城乡方志”，这种叙事策略将城市与乡村置于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在二者的双边互动中展现“芳村人”的精神品格。“城乡方志”展现的，既是“城乡交叉地带”复杂的经济、社会，以及民间文化生态，亦是个体在由乡入城过程中的流动情感经验。在两类空间、两种秩序之间的具身体验中生成的“情感”，连接起乡村风物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城市蕴含的“全球化”思维。威廉斯在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中，通过“情感结构”阐释了个体在城乡之间被双向拉力所撕扯的体验。“‘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在付秀莹以芳村为原点的“城乡方志”中，个体正是被乡村面向的“记忆、人性、自然”之力与城市面向的“进步、现代、发展”之力撕扯着，“土地”与“街道”作为乡村与城市中的典型性空间，使身体的错位感、陌生感得到具象呈现。“土地是乡村生产的固定场所，而街道是因货物（商品）交换而出现的流动场所，不承担生产的职责。”从“土地”向“街道”迁移的过程，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以及行为动机的转换：对于习惯了“土地”的人们，“街道”的忙乱、嘈杂会使其本能地感到疏离，但城市的热闹又指向优于乡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唤起人们在城市“扎根”的欲望。这些心灵上的分裂与冲突构成了付秀莹“城乡方志”中的情感内核。
《他乡》是付秀莹叙述芳村知识女性入城经历的典型文本。出身芳村的翟小梨通过求学、婚姻，一步步从芳村到省城，最后奔向北京，三个地标串联起翟小梨从“土地”走向“街道”的情感地缘。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这是付秀莹少见的“第一人称”写作，在翟小梨的自叙传中，穿插着作者以章幼通、章幼宜等多位人物视角展开的叙述。作者似乎有意制造情节上的矛盾：如翟小梨多次提到的女儿，在章幼宜口中却成了“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且三人对幼通姐弟年龄差的交代也均不相同。这些情节上的矛盾让翟小梨成为了“不可靠叙述者”，她关于自己求学、婚姻以及情感经历的陈述大体是真实的，但透过极为感性的语言，读者依然能在人物的女性魅力与作家成就背后，窥见“城市”带给翟小梨的自卑与压抑。在女性主义视域下，翟小梨始终在城市家庭的“父权”与“夫权”中处于失语状态。其所谓的一步步“成长”，只是依靠着不同男性引导者，来进行“实用主义”选择。若将这些观点放在“城乡方志”的情感结构中，翟小梨的压抑或许不只是私人性的。她为了生存和理想的奔波，以及在城乡之间边缘化的位置，正体现着芳村在城乡结构中的尴尬处境。
翟小梨的情感体验中有“两个芳村”，一个存在于翟小梨回忆中，温馨且美好。在那里她与父母其乐融融，互敬互爱。这与其丈夫幼通家中的冷漠、压抑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另一个芳村则在“当下”，它与城市并置、交叠，给翟小梨带来隐痛。孩子满月，芳村的女眷来婆家拜访。这群女性直率、鲜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野望》中，在小卖部前嬉笑着要芳村女婿请客的翠台们，或者许多短篇里，在芳村田间地头嬉笑怒骂的妇女。她们热情洋溢，按芳村的礼节，提着丰厚的礼物上门，却遭到了章家人的冷眼漠视。翟小梨如同双面胶，“腹背受敌”：“我从旁听着，看着，第一次，觉得，我们的芳村土话，似乎是音调有点太高了一些。那一种方言，怎么就那么拗口呢。尤其是在幼通他父母家，一向安静惯了的，越发显得嘈杂得厉害。”一方面，婆家的冷漠令她愤怒；另一方面，芳村女眷“拗口、嘈杂的方言”也令其尴尬。这是一种“屈辱”的情感地缘政治：“当你确信其他人已经闯入你的私人生活领域，使你完全依附的时候，羞辱就达到了极致。羞辱逐步释放出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折射出现在，还会影响未来。”城市文化的“霸权”以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城对乡的傲慢剥夺了芳村在翟小梨心中的神圣与温馨，转而被“滞后”的屈辱取代。翟小梨信奉的，维护人与人之间热络、紧密关系的乡土道德，在城市的生存空间中被无情挤压、剥夺。甚至，连翟小梨自己也在这霸权下，发觉亲戚从芳村带来的习惯在城市中显得“不合时宜”。
类似的城乡体验还发生在《青枝》中。芳村少女刘米子天资聪颖，初中便走出芳村，考入县里的中学，却在初三那年因病休学，到省城打工。这个在芳村出类拔萃，睥睨一切的女孩初到石家庄，对当地语言感到陌生，“仿佛一下子掉在一个沸腾的大锅里，叫人心头又迷茫，又害怕。”面对装扮时尚的老板小钗，米子觉得自己的衣服“又笨又重，带着傻乎乎愣乎乎的村气。”第一次使用卫生间，找不到马桶冲水摁钮更是让米子的自信消耗殆尽。与翟小梨在婚姻、家庭中的“屈辱”感受相比，刘米子更多的是“恐惧”：在城市文化的冲击下，她意识到，自己在芳村文化结构中的自洽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在城乡建设向“一体化”发展的时代，无论是翟小梨，还是刘米子，她们“屈辱”“恐惧”的城市初体验也孕育着融入城市，在陌生他乡实现精神成长的希望。“在一众进城者们期冀着以‘拔根’的方式实现阶层跃进时，付秀莹却反其意而行，以‘扎根’的姿态为进城者预留了回归乡土的可能性。”这种“扎根”并非对城市或乡村的单一选择，而是对“自我”的确认。翟小梨在城市几经沧桑，最后选择重回幼通身边，米子也辞掉工作回到芳村，重新进入学校，为再次进入城市积蓄力量。这些人物串联起的芳村女性情感图谱，亦构成了芳村与城市的“交往史”与“交流志”。
三 眷恋与挣脱：“发展”症候下的伦理嬗变
文本中的“伦理”概念由先验的道德秩序逐渐演变为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变化、更新的观念，这是古典文学走向“新文学”的重要流变。与古典文学中承担教化功能的“忠君爱国”“善恶有报”“耕读传家”不同，现代乡土文学中的伦理“本身就包含着形成和变化，即其自身之中已存在着一种发展观念。”为乡土社会构想、设定一套恒定的规约方案从不是新文学的目的，所谓“伦理”，更像是推动“传统伦理”变革的不同力量在文本中相互碰撞的动态过程。从“五四”至今，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历经从“启蒙伦理”到“革命伦理”的转变，又在世纪末展现出向“启蒙伦理”复归的倾向。同时，“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不断强化着乡土叙事中的“发展伦理”，并在21世纪持续发挥影响。21世纪以来的“发展伦理”以现代化、市场化以及城镇化为价值导向，重在强调城乡的经济建设与协同发展，以及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进步与价值实现。而“情感结构”的呈现，则是捕捉当下“新时代乡土文学”中“伦理发展变化”的关键——“情感结构”关注的，正是新的伦理秩序在定型、稳定之前，以碎片式的浮游状态，在群体心灵中留下的震荡。这种感受在付秀莹的乡土叙事中，即是芳村村民对传统乡土文化的“眷恋”与“挣脱”。
“眷恋”是乡土文学中典型的情感质素，与“文化守成”观念联系紧密。“作品里的思想上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与翟小梨、刘米子等青年相比，村中的老年人已没有机会，亦没有精力去体验乡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从而去“发展”自己。对他们而言，“眷恋”恰恰对应着“无法挣脱”。付秀莹在《迟暮》中塑造了一位孤独的老人，大半生的村居生活让他已经习惯田地中的劳作。记忆中的青年时代“像一棵青壮的庄稼，蓬勃，饱满，汁液充盈。”而在他的暮年，儿女纷纷离家，留给他的只有一片黑暗的孤寂。迟子建的《黄鸡白酒》中也有一位令人难忘的独居老人。春婆婆居住在哈尔滨老城区，其行为方式与生活哲学仍具有很鲜明的乡土社会的气质。当城市的高速发展无法兼容春婆婆信赖的“老派”生活，亦给她带来无尽的失落感受。春婆婆的失落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侵袭，“传统”始终是她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而相比之下，《迟暮》中的老人所面对的，是内心秩序的动摇与失衡——这体现出付秀莹在“文化守成”之外，试图寻找一种“文化更新”的路径。这种文化的新质必须在“眷恋”与“挣脱”的共同作用下诞生。
芳村的传统习俗，是作家在小说中着墨极多之处。习俗中关于婚丧嫁娶的规约，透露出传统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规范。在“发展”的眼光下，这些旧俗终将要被挣脱，然而，根植于人们的情感结构中的时代烙印，让人们在“新”语境中对“旧”呈现出暧昧的态度，他们在现代之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滞后”带来的痛楚。《六月半》中，芳村女性俊省热切地给在外打工的儿子筹备婚事，却在好事将近时得知儿子因工地事故伤亡。这让人联想到“五四”乡土小说中，王鲁彦的经典篇目《菊英的出嫁》。菊英在八岁那年染病离世，她的母亲在十年后为其操办一场冥婚。时隔百年，两个母亲均为孩子的婚事倾其所有。乡村“男婚女嫁”的一系列仪式婚俗之所以被如此重视，是因为“婚姻”对维系乡土社会中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结构有重要意义。乡土中国的家庭是“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其稳定性依赖家族成员对同一体系中“纪律”的认同。“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乡土社会中的夫妻关系建立在“男女有别”的原则上，排斥激动性的情感。因此，传统的“婚姻”被视为家族之间的事务，而非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因情感而选择的自由结合。
两篇小说分别在“启蒙伦理”与“发展伦理”的框架下，观照“旧秩序”在不断变动的历史中如何难以为继，并走向衰落。王鲁彦的视角来自外部，菊英母亲为婚事付出的种种心血充满了奇异的荒诞感——作者对菊英母亲的爱女之心与失女之痛极尽刻画，却唯独省略了她将世俗仪式与亡灵之需衔接起来的情感动因。使她倾尽家财为女儿配冥婚的，究竟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爱女之心，还是如祥林嫂捐门槛一般的惶惑？情感结构中的留白使菊英母亲只能是完全处在“现代性”对立面的，被批判被审视被同情的对象。
而付秀莹是从“内部”出发来塑造人物的。作家展现出：俊省的内心有叛逆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这种情感的冲突与撕扯赋予了人物一种“发展”的可能。俊省深受“乡土中国”文化浸润，曾因刘家“院房大，兄弟稠”而选择嫁给善于种地的进房，拒绝了“人口单薄”的宝印家的提亲。然而，当城市的生产方式与生活观念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乡土社会，单一的农业生产已无法支撑家庭的运转，越来越多的芳村人离土进城。“出走”的宝印一跃成为包工头，而“留守”芳村的俊省夫妇，生活却日渐寥落。俊省在婚姻中倍感焦虑，她与进房的争吵，与宝印的情感纠缠，已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既有秩序的疏离，透出一丝“挣脱”的悸动。而“六月半，小帖串”仍是俊省最深的执念，她始终以养育了儿子为荣，因此需要一场体面的婚礼，用她信赖且眷恋的传统重建“人丁兴旺”的乡土神话。最后，这个天真的愿景也因兵子的死亡破灭了。然而，小说并不止于展示一场命运的悲剧，俊省在结尾处的昏厥，说明了她所眷恋的旧式乡土世界将在现代社会中彻底失效。以其为代表的一众中年女性，或许都将在痛彻心扉的顿悟中走向对旧秩序的“挣脱”。
由此可见，付秀莹笔下“眷恋”与“挣脱”交织碰撞生成的情感结构，孕育着当下乡土社会中“文化再生”的力量。“眷恋”代表着传统乡土社会中遗留的文化记忆，“挣脱”则是主体在文化迁移体验中生成的现代意识。最后，也正是在“眷恋”与“挣脱”的张力中，付秀莹笔下乡村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夹缝处被彰显。对她们如何感受自身、确认自身等问题的探讨，亦体现出当下乡土小说在伦理书写方式上的重要突破。
结 语
付秀莹的乡土小说创作，通过对“抒情传统”与“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承续，回应了传统乡土文学中“忠于大地”“怀念故土”“哀痛于滞后”等情感经验。无论是芳村“留守者”在传统中的固守与徘徊，还是“进城者”在漂泊中的前进与回归，均指向一种深植于“土地”的眷恋。在抒情的维度下，乡土社会诗性的自然风物与人性之美，经由人物的感官串联起故乡的“过去”与“当下”，而“当下”又在个体的出走与回归体验中，流露着“告别的哀愁”，拼合出传统乡村在城乡发展中的复杂图景。在写实的维度下，付秀莹的创作推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叙事中的“发展伦理”，生动揭示着：在“山乡巨变”的时代，每个人都不得不从记忆里那个“美丽”的传统中走出，在新与旧、常与变的张力中重新寻找自身的位置。感官的、地缘的“情动”，最终指向的是伦理的嬗变——关于“新时代芳村”的想象，在人们对乡土的“眷恋”与“挣脱”之间反复摇摆、平衡，正是在这种情感结构的“现代性转化”进程中，古老的乡土文明得以向未来敞开。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