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里尔克说过：“一个诗人手上必须有两支笔，一支写诗，一支写信。二者不能混用。”之所以不能混用，概因在里尔克看来，信件是一种日常性的实用文体，具有明确的非抒情性，而诗歌则有鲜明的非日常性，所以，信件与诗歌之间存在某种本质的对峙，混用会造成彼此间的“败坏”。

可是，如果原初形态的书信已经从现实中退场，如果诗歌正朝着人类生存的日常性匍匐前进，“不能混用”的戒条还有效吗？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人已经写完了自身历史的所有章节，但无处不在的残垣断壁中间，有什么是该我们找回来，并在此后的流徙中带在身上的吗？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点：一是沟通的意愿与能力，因为人仍将以社群的方式面对各种已知未知的艰险；一是超越的渴望与工具，因为没有超越人可能至今仍然活在树上。而这正是书信与诗歌的任务，虽然写在纸上的书信已然湮灭，但无数替代形式仍在或多或少地执行着书信的使命；虽然诗歌已经习惯在寻常巷陌里摄录点滴晨昏，但其间的剪裁取舍还是秉持着省察的尺度，还是残留着里尔克所谓“永恒的敌意”。这样，混用的一个可能路径就是——在沟通的坚持中，坚持了超越的愿景。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阅读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时，我就被主人公的疯狂举动迷住了，给各种活着或死去、熟识或陌生的人写信——国王、总统、政客、诗人、学者、律师、法官等等等等，这种虚妄的举动后面，隐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赫索格仍然确信人在智识和情感上存在着必然的不可断绝的联结，共识仍有可能，共情仍在发生，人类仍是一个整体。这种联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其巨大隐忧，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观念、阶层、种族、地缘、语言、信息都在分割人，促成日益原子化的日常。如此，赫索格对这种现实发起的挑战本身就是一种诗意行动，写信的笔有类堂吉诃德的长矛，可笑、可怜、可叹，但从理想的维度观察，也值得我们收起浪笑，在心底保留一丝敬意。幸运的是，我发现自己也日益深陷这样的虚妄之中，觉得自己可以和爱因斯坦聊聊时间，和黑塞聊聊良知，和茨威格聊聊昨日的世界，和詹姆斯·乔伊斯聊聊史诗的消失，和卡夫卡聊聊弱小如何在挣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偏执地认为，这些东西构成了我当下写作理所当然的核心，它们给我提供了真实驱动力，使我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持续向废弃已久的邮筒里投寄信件。

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独行者。前一段时间毛尖和许知远联手给我们贡献了一个小小的舆论热点。看似笨拙的许知远一如既往地弘扬他所钟情的精致文化，惨遭毛尖抢白：“这个时代怎么你了？”此时许知远的尬笑让他所热爱的一切都露出了巨大的破绽。但他真的是这个风驰电掣的时代面前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吗？在《十三邀》中，他访谈了国内外的作家、诗人、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导演、画家、音乐家、演员、企业家、美食家、媒体从业者、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种宽度所暗含的野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早已放弃了的，他坚持追问人文价值的现实困境，对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做不间断的探求和猜想，诗人西川在他的访谈中说“要处理这个时代”，其实许知远何尝不是？他或许有难以遮掩的空疏之处，甚至在语境的裹挟下也部分沾染了表演的成分，但是其坚持追问的姿态因稀有而珍贵，其所触及的精神点位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当今语境中更为罕见的智识空间，从这一点上说，许知远也是一位挑战者，只不过他所挑战的对象是人日渐萎缩的精神愿景。跳蚤也可以向往变身龙种，而安于天命的跳蚤并没有对渴望物种跃迁的跳蚤横加指责的权利。这就是现实的吊诡之处，大聪明往往是潮流的泡沫，而谵妄者可能是孤单的守夜人，诚如德里达所说，“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我没有为自己的写作设定任何现实的目标，因为虚妄和愚蠢尚有差别，只期待它能成为某种脆弱结构的支撑力量，坚持并颤抖着，面对每一个未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