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从“形徂而神在”到“灵魂不灭”
2013年，陆建德拜访杨绛 黄 梅 摄
题目中的“形徂”即“形殂”，指形体的死亡。杨绛先生一生的写作和翻译，经常涉及死亡的话题。
1933年暑期，杨绛在上海参加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考试，顺利通过，秋季入学。当时有中文课，教师是朱自清。杨绛交的“课卷”（作文课作业）《收脚印》就是讲死亡的，读者从头尾可得其大概。首句：“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末一句来自魂灵儿：“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朱自清称许这篇别出心裁的文章，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收脚印》是研究生杨绛的初试锋芒，收在《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三卷的《杂忆与杂写》中。50年后的1983年11月，杨绛因翻译《堂吉诃德》获奖，应邀访问西班牙，随后重返巴黎、伦敦，稍作停留。多年后她告诉吴学昭先生：“锺书忌讳我去‘收脚印’，我告诉他，旧地未得重游，没找到，只坐在汽车里远远望望而已。锺书赞我知他忌讳而旧地未到，无由‘收脚印’。”读者能获知这一插曲，首先要感谢吴学昭，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也是应该一页一页阅读的。这件小事表明，钱杨两人生前，过去与现在互相呼应，这条记忆之河奔流不息，而他们的言谈写作中也存在着广义上的“互文性”。
钱锺书在《清华周刊》（第三十八卷第六期，1932年11月7日）发表的书评《鬼话连篇》中区分了“不朽”与“不灭”，前者“是少数人的privilege（特权）”，后者则为“一切人的right（权利）”。他接着强调，中外都有“神不灭”的思想：“用中国的旧话来说，我们只是说‘形徂而神在’——‘神不灭’……从柏拉图的《斐都篇》直到Broad的‘心在自然界之位置’，均有‘神不灭’的证明。”这里所说的Broad即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查尔斯·邓巴·布劳德，《心在自然界之位置》是他一本著作的题目，1925年出版。这时（1932年秋）钱杨的关系正处于微妙的阶段。那年2月底，杨绛因东吴大学一些学生闹学潮，约了几位好友赶到清华大学借读，三月初在古月园首次见到钱锺书，“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钱锺书1998年年底去世，杨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柏拉图的《斐多》（即《斐都篇》）。她在《译后记》（写于1999年12月18日）中说，她要借此“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笔者相信，钱锺书早期的散文，杨绛一定篇篇都是了然于心的。她在读清华大学研究生前，大概还是《鬼话连篇》让她第一次听说了柏拉图的这篇对话。翻译《斐多》，既坚定了她后来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完整表述的“灵魂不灭”的信念，又追忆起初见杨季康不久就陷入恋爱中的钱锺书。以前钱杨出书都是互相题签的，而这本译作的封面上只有两个白色的仿宋体“斐多”，读者熟悉的钱锺书书法和印章非常显眼地缺席了。
2003年4月，杨绛《我们仨》写毕，三联书店以最快的速度排印。大约在五六月间，董秀玉总编寄我尚未装订的《我们仨》，嘱我写篇书评。封面后是一张三人1946年摄于上海的照片，下面还盖有杨绛、阿圆和钱锺书的印章。我当即读了，但是文章却没有动笔，当时以为怀念亲人的文字，往往是不宜评论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值此杨绛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我还是想补交这一份拖延太久的作业。《我们仨》印了再印，发行量极为可观，而各种形式的评论也是不可胜数。笔者在此主要就这本书里带有梦幻或象征性质的一些文字略作解释，如果失之牵强，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也许，我自以为值得分享的内容无非是拾人牙慧，这是我的无心之失。
《我们仨》的文字虚实相生，并非一部自始至终力求真实的回忆。第一部《我们俩老了》极其短小，仅四五百字。梦境中两人外出散步，黄昏薄暮中钱锺书倏忽不见了，荒郊野地上的大声呼喊被旷野吞没。难道是他忘了同行自顾自先回家了吗？此时钱锺书半夜醒来，觉察到了夫人的埋怨，就叫她“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
书的主干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完全写实，记述了他们的生世，这一部分读者应该比较熟悉，本文就不再谈了（但是会用到里面的一个细节），在此主要想说一说我阅读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的一些感想。
这部分共三节，分别为“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古驿道上相失”。古驿道虽系象征，包容得了多种阐释，作者却工笔细绘。这是一条无数人走过的生命之路，作者交代了它的东西走向，似有路标，下面还有一行行的小字，模模糊糊，略可辨认，“如灞陵道，咸阳道等”。这两个地名隐约提示了唐代长安。杨绛从三里河寓所到北京医院探病，长安街是必经之路。但是把古驿道理解为长安街的别称，甚至再引申到东单附近紧挨着长安街的北京医院，就违背了作者超越现实主义的本意，是一种含有贬低意味的解读。《我们仨失散了》涉及钱锺书的部分处处是虚写，有的文字荒诞不经，如红牌黑字的警告和白纸黑字的规则，然而它们可能有所本，暗指但不限于医院较为严格的有关陪护、探访的规章制度，警告都用僵硬的命令、否定的句式，但是也指向更大的范围。
这条驿道上，客栈在路南，北边是水道，“道旁两侧都是古老的杨柳”。柳叶一年四季变化，秋天黄落，冬天变成寒柳，春风还未到，柳条发芽，远远望去，一片嫩绿。杨绛设计了这条水道，便于安置那条无舵无桨的船。“船头的岸边，植一竿撑船的长竹篙，船缆在篙上。”叙述者“我”带了阿圆前往驿道路北的水道寻找，阿圆认定那只船艄号码为311（或系病房的编号）的船就是爸爸所在的地方。“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果然钱锺书卧在前舱的一张床上。以小船比喻病房，省却了诸多碍事的环节。钱锺书于1998年12月19日去世，北京已进入严冬，“一棵棵杨柳又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叙述者“我”看见迎面来了一男一女，“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枝长竹篙，分明是锺书船上的”，这两人就是艄公和艄婆，他们马上就出发远行。叙述者追赶着那只时隐时现的小船，她走到高处，看得更远，只见“河里飘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苦苦追寻者在昏暗的乱石间攀爬，抱住树干喘气歇息，仿佛熬过了一晚：
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也有摆渡人，但是相关的联想却是昏暗的。杨绛在此反写了生死之间的这条河流，赋予它一种光明甚至壮美的色彩。这些文字让我想到德国浪漫派画家弗里德里希的《雾海中的漫游者》，如果在音乐领域，那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死与净化》。然而在接近这一部分的末梢，作者又将读者拉回现实。目送小舟远去的“我”没有变成屹立山头的望夫石，她化为杨柳上的一片黄叶，给风扫落到古驿道上，又卷入半空。被想象和梦幻裹挟的叙述者从高处下降人间，睁开眼来，只见三里河的家，可惜“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在这一部分，关于钱锺书如何在医院生活、接受治疗和救护，尽付阙如，而写钱瑗的病情和住院过程，却是如实道来。两种处理方式形成了很明显的对照。杨绛历来看重并守护私人空间，晚年耗费很多精力阻止钱锺书私人信件的拍卖，她并不想在追念的故事里留下太多好事者将津津乐道的细节。
杨柳是古典诗词里道别、伤逝的符号，也是《我们仨失散了》的叙述主体。汉文帝葬于灞陵，在长安东郊，附近的灞桥在唐代成为人们折柳送别的地方（“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钱锺书选唐诗》就收有多首写及杨柳的诗作，如王之涣的《送别》，刘禹锡的《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更把读者从唐代穿越到现在。英文垂柳称weeping willow，weeping也是为了哀念。但是对“我们仨”而言，杨柳还带来特别的回忆。1952年10月，钱锺书一家从清华搬到新北大新建的中关园26号，新房是平层，住处并不宽敞（面积75平方米）。据吴学昭记载：“新居门前有小院，杨绛植柳五棵。锺书笑她‘垂杨合是君家树，并作先生五柳看’。五柳长势喜人，没多久亦成荫，‘双反’（按：指1958年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上了大字报。”可见《我们仨》中杨柳的一再出现，除了表现作者本人（“君家树”）的殇别之意，也是与两位逝者分享某个特殊时期的记忆。在《我们仨》所附照片中，有一张是钱瑗20岁时（虚岁，约1956年）在新北大中关园26号门外拍的，她身后两棵树上的叶子依稀可辨，像柳叶，其中一棵较小。《我们仨》的自述还留下一个疑问：“中关园新建，还没有一点绿色。阿瑗陪我到邻近的果园去买了五棵柳树种在门前。”这个果园谅必就是杨绛常去的。她在1980年写的《“吾先生”》是三篇“旧事拾零”中的首篇，介绍了原燕京大学东门外的果园。园主姓虞，五十多岁，早年留学美国，是位园林学家，人称“吾先生”。钱家在新居前植柳五株，钱锺书取室号“容安”，表达的是一个特定时期里陶渊明式的避世归隐意向。杨绛去果园购柳，必定是夫妻两人商量过的。
《我们仨》结尾处作者引了两句诗：“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这也是回应钱锺书的一段文字。《谈艺录》举了中外典籍中以“影之梦”比喻人生的例子：“普罗塔克申言曰：‘影已虚弱，影之梦更虚弱于影。’”接着钱锺书再说：“又以人命危浅喻‘如玻璃’……尤白乐天《简简吟》所谓：‘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钱锺书选唐诗》里白居易的作品最多，但未收《简简吟》。杨绛没有写诗人的名字，或许是因为她把“大都”改成了“世间”。相信灵魂不灭，相信科学上的定律代表了恒久的性质，那么，在人世的对立面，还有无限的空间——灵魂不灭。
末了再与读者分享《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自序（作于2007年8月15日）末尾的文字。杨绛此时已96岁，她写道：“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的《自省录》是他和邻邦交战中写成的。我的《自问自答》是我和自己的老、病、忙斗争中写成的。在斗争中挣扎着写，也不容易。拉一位古代的大皇帝作陪，聊以自豪吧！”正是这么一股气势让她在各种病痛中充实而丰盈地生活着。2011年7月8日的《文汇报·笔会》刊出杨绛先生与该报记者周毅的笔谈《坐在人生的边上》，她虽已百岁，“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e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 day”。她依然工作着，尽责尽力，一刻不息。
（作者系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