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之外——中篇小说《地轭》创作谈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这是我们年少求学时便熟读的经典。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敬佩兰芝的聪慧忠贞、怜惜仲卿的深情赤诚，我们放心地见证这一对被孝道与情爱所撕扯的伴侣最终在松柏、梧桐、鸳鸯和孔雀，在所有美好庄严意象的簇拥下，被捧上了不朽的星空。在他们周身，是梁祝，是孟姜女与范喜良，是断桥相隔的许仙、素贞，是长恨诀别的玄宗、玉环……不为现世所容的深情被文学温柔地收留，千秋万代，熠熠生辉。
然而，在光芒所不愿照耀的地方，始终有一道在我心上徘徊不去的幽影：影子一次又一次毫无防备地推开院门，老眼昏花地辨认着，那由东南枝头垂下、在风中微微摆荡的究竟是什么。文学史遮蔽了这一幕，我也难以拟想在这虚构番外里焦母的心情，但我能确定，此刻，她不是代表吃人礼教的冰冷符号，不是辣手拆散良缘的狠毒反派，她是一位母亲，认出了投缳自缢的儿子，耳边响起他对她最后的祝福——“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这就是我写作《地轭》的起点。
是什么力量，让一位好母亲成为“恶婆婆”？是什么力量，令人难以抑制地一边给予孩子生命与爱，一边又亲手将他们折磨致死？
我笔下的“焦母”叫蔡淑萍，只要朝这个名字看一眼，就能看清蔡淑萍的出身与处境：女性的价值在于奉献，家庭的秩序在于尊卑，苦难与牺牲才能兑换道德和权威。蔡淑萍反抗过，但很快就被血肉模糊地拖回到这条指定的路上。她打完了她不美好的仗，跑完了不当跑的路，她守着她的道：隐忍退让、操劳自苦，把全部的人生捆绑在子女身上。
就在蔡淑萍终于从“女儿”“妻子”“母亲”的格子一步步艰难挪移到“婆婆”，站在了传统规则所许诺的最高权力位置时，个体独立、代际解绑、边界平等的新叙事却已彻底把她踢出局，她不再属于儿子的小家庭。事实上，在那么多年里，她侍奉爹娘，照料姐妹，给丈夫生孩子，看婆婆的眼色从鸡鸣忙到日落，那么多房间的卫生由她打扫，一顿顿热乎乎的饭菜由她捧上，但她从来就没有过“家”。
可她劳作一世，就为了这件甘美的收成。
像一场精心布局的诈骗，一个人交出了所有，只等兑付的那天，但那天从时间里被取消了。
那么，我站在蔡淑萍这一边吗？我想不尽然。假如我站在她这一边，我将羞于面对另一边的兰芝和仲卿。他和她在我的故事里叫“耀祖”“邹雅”（耀祖的名字则是另一个故事了）——任何一个亲眼目睹过蔡淑萍是怎样对待耀祖与邹雅的人，哪怕是从蔡淑萍的眼睛里目睹过这一切的人，都很难同意她的所作所为。
而这，就是我矛盾的尝试。我尝试在一个人物的身上直接从农业文明跃迁到信息时代，在单声道里奏出层叠错落的复调，我尝试用学院派充满了装饰线（有时候过了头）的材料建造一颗粗鄙无文的心灵，让歇斯底里的“故事”发出它微不可闻的疑问与叹息。我要在岌岌可危的传统困境之上，再小心翼翼地叠放一块转型时期的伦理重量，就当整个结构都在不稳定的颤抖中准备塌下来的前一秒，我希望我亲爱的读者们能在惊鸿一瞥中见到，那由千年前的乐府里被召唤而回的孔雀及其他，是如何永恒地掠过当代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