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文学道路
今年是赵树理同志诞辰120周年。由于工作关系，我阅读了许多研究、回忆赵树理的文章，对他有所研究，也重读了他的不少作品。赵树理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进一步清晰起来、生动起来。作为“山药蛋派”的创始作家和代表性人物，赵树理创作了《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代表性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而且对于启示当下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极为纯粹、极其执着、极具才华，他熟悉群众生活、善于表现群众生活，朴素真诚地扎到生活中去，坚持为大众而创作，并且形成了具有鲜明标识性的文学观念、文学主张和具有浓郁地域特征、大众语言特点的文学风格。他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民作家，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今天，对于我们来说，重读赵树理，进一步研究和梳理赵树理的文学道路、成就与经验，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很有意义的课题。
为大众创作，塑造生活中的典型人物
青年时期，赵树理曾在长治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接触到了一批进步青年，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宣传活动与学生运动，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被捕、流亡失去了组织关系。10年后的1937年，已经正式参加革命的赵树理重新入党。在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革的时期，赵树理两度入党，显示出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抗日战争时期，赵树理主要在根据地从事宣传文化工作。他十分敏锐地发现，必须用群众喜欢、习惯的方式来宣传革命，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才能有效地唤醒民众，让民众参与抗战。他在有关会议上大声疾呼，应该向那些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通俗“小书”学习，来宣传“强烈”的新内容。因为这种形式最符合工农的要求；他与王春、袁勃、李庄等创办通俗化研究会，推动通俗文艺的发展，并倡议应该建立“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给老百姓看的东西；他创办并主持从事通俗化宣传的报刊，先后有《新中国报》，《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华北《新华日报》所编之《抗战生活》月刊、《中国人》周刊以及副刊《大家看》等。其间，他创作了大批以通俗手法宣传政策、时事的文章。除完成编辑工作外，赵树理还创作了戏曲《打倒汉奸》、小说《再生录》等一批通俗化作品。在抗日革命根据地，赵树理是少有的从思想认识到理论实践、从报刊编辑到作品创作各个方面长期地、执着地推动文艺大众化的重要作家。他认为，要让民众觉醒，积极参与抗战，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必须让大家喜欢读、喜欢看，才能有效果。为此，他宁愿“进地摊”，不愿“上文坛”，“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即使在成为著名作家后，他仍然不忘初心，坚守自己最初的意愿。
赵树理始终坚持为大众创作、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他认为，评价作品好与坏的标准是看能否为群众服务，能否以艺术的手法取得服务群众的效果。他肯定用“小放牛”的形式表现减租减息的内容，认为这就是“好作品”。因为群众喜欢、能接受。他写的作品也要考虑读者对象的要求，认为创作的任务就是要为读者提供他们能够接受的积极的文化产品。他的文学创作坚持写大众，把大众“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描写他们的生活、思想、情感、愿望。在全民族抗战还没有展开的时候，赵树理就创作作品警醒人们警惕日本侵略者的渗透，号召大众团结起来打倒汉奸。在根据地建立起新政权后，赵树理敏锐地感受到了新政权中出现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现象，通过自己的作品唤醒人们的警觉，希望能够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实在在地落实政策，为民办事。在旧思想旧观念仍然存在的时候，他对这些现象作了辛辣的讽刺批判，通过塑造具有时代光芒的形象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适应时代的要求。他的小说被称为“问题小说”，就是要揭出现实生活中的病苦，加以疗救。
赵树理在《通俗化“引论”》中指出，对抗战的宣传动员，通俗化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它还得负起‘提高大众’的任务”，“改造群众的旧意识，使他们能够接受新的世界观”。他强调，所谓提高，一是改造大众迷信落后的思想，二是给大众灌输真正的科学知识，三是使读者逐渐接受新的形式，四是克服大众语言的缺点。在他的作品中，既有“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小腿疼”“常有理”这样的落后人物，更有小二黑、小芹、李有才、老杨、孟祥英以及王金生、王玉梅、陈秉正、潘永福等各类代表着新生活本质的典型人物。这些形象的典型化程度生动显示出作家的价值判断与理想愿望。
视自己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
赵树理从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参加革命后从未争取过自己的职务、地位。在北京，他先后任工人出版社社长、文化部戏剧改进局曲艺处处长、中宣部文艺处干事、中国作协普及工作部工作人员，在文学研究院从事辅导工作。返回山西后在晋城挂职。职务或有或无，级别或高或低，但他从无怨言。赵树理一心要写出属于新中国的好作品。他返回山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人批评他的创作缺少英雄人物的塑造，而在北京又很难接触到基层生活。所以他要“回乡”，要长时间地到现实生活中去，特别是农村中去，感受新生活，了解新人物，写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形象。他是把人民群众当作“家人”的作家。看到老百姓有困难，就要伸出手来帮助；发现工作中有问题，就迫不及待地要解决。他是那种在北京看到下雨就想到农村会有好收成的作家，是真正“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进而“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的人民作家。
赵树理谈起农村工作，头头是道，如数家珍。读他那些讨论创作的文章，很多篇幅是在讲农村的工作、现状。每到一处，不论是否熟悉，他都能很快与群众打成一片，受到乡亲们的认可。康濯曾回忆他们在河北定县农村工作的情景，说赵树理一到老乡家，就与他们无话不谈。有人描述说，一到晚上，村里男女老少都来听老赵讲故事。有人喊：“老赵，变个戏法！”又有人喊：“老赵！唱山西梆子！”在群众中，他神采飞扬，意气风发；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耕锄收种，件件上手；东家西家，家家亲热。他并不认为名气大就高人一等。他给自己的女儿赵广建写信，批评她看不起劳动人民，希望她在北京进入“服务业”，当一名售票员或者理发员，也可以回山西老家进入农业社，当农民。赵树理特别告诫她“不能当干部”，因为“干部者，群众之骨干也”。他认为自己的女儿还不符合条件。
赵树理是一个“别人特殊，他不特殊。别人不特殊，他特殊”的人。到村里下乡，他不吃小灶，坚持到各家各户吃派饭。主人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不论时间长短，他都要尽可能地参加劳动生产。在陵川县黑山底村调研，他坚持要参加植树活动，从山底挑水浇树。大家劝他年龄大了，不要挑，但“谁也拦不住”。社员们挑多少，他也挑多少。他的“不特殊”，是不能与普通群众不一样；他的“特殊”，是本来可以不干的活也要去干。仅从外表来看的话，谁也不会认为他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大作家。老百姓把他当朋友、当家人、当主心骨，有话想与他说，有事想找他做，有福想与他一起享，他就像是一位邻家的大哥。
在生活中获取素材、提炼主题
赵树理认为自己并不是“专门写作”的人，而是做群众工作的人。如果写作的材料有什么来源的话，他认为最主要的是“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是“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作的主题”。这种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单纯为写作而深入生活，而是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获取素材、提炼主题。
1943年春，他在左权县后柴村搞调研，听说了岳冬至的故事，认为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即前往调查，了解情况，创作了《小二黑结婚》。1944年，赵树理在黎城县南委泉村参加杀敌英雄、劳动模范大会，遇到了孟祥英，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又到孟祥英所在的河北涉县西峧口村进行调查，创作了《孟祥英翻身》。为了创作《十里店》，赵树理与有关人员到了当时潞城县的曲里村，后来又到了陵川县的黑山底村。
赵树理深入生活、实地调研并非仅仅了解自己事前设想的需要了解的东西，也不是仅仅了解政策、工程、事件、过程，而是要在与群众“共事”的过程中了解很多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人物处事的方式，包括人们怎样说话、如何交往、动作姿态、生活习俗等。他经常蹲在地头和老乡谈笑、吸烟，有时在饲养棚里忙来忙去，有时调解家庭纠纷，甚至小孩打架也凑上去询问来龙去脉，评判是非。村党支部有什么问题，农业社发生了什么矛盾，谁家夫妻吵架了，谁家悄悄把牲口卖了，“他不仅知道事情的全过程，连人的姓名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如何深入生活，赵树理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中指出，到了一个地方，要住一定的时间，要住得“久”。第一，“久则亲”。在一个村子里和群众共事共到走不开的程度，就可以说是和群众的思想情感有了一定程度的融洽了。第二，“久则全”。这样才能够把有决定性的事从工作中摸得了如指掌，愈久就能愈全面。第三，“久则通”。不至于把某些不易理解的方面理解得简单化了，才能对现实作融会贯通的理解。第四，“久则约”。对情况的了解有一个由简至繁，又由繁至简的变化，才能抓住最主要的问题，抓住问题的关键。所以，赵树理认为到一个地方，要找一点事做，要和群众“共事”——共同完成一样的事。这样，“自己就变成了群众生活中一个成员，重要的情况，想不知道也不行”。他所说的深入生活，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表面工作，而是真正地、实实在在地与人民群众建立工作、思想、情感，乃至于利益与愿望的一致性，把“自己”变成人民群众中最普通、最常见的一员。
在实践中不断提升个人素养
赵树理有着深厚的艺术素养。这来自他对艺术的喜好与热爱，来自他童年与少年时期乡村生活的经历，来自那种对民间艺术、传统审美的耳濡目染与亲身体验。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了解农村乡间人们的艺术喜好与审美习惯，知道什么样的作品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什么样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所以，一旦赵树理决心从事大众化创作，就知道怎样才能写出大众能够接受的作品。
尽管如此，赵树理还是不断地下功夫提升个人的修养。赵树理最初的创作是模仿或借鉴新文学早期作品的模式。在意识到这样的作品老百姓不好接受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创作方向，逐渐认定走大众化的道路。他多次对人们谈道，大约在1934年的时候就立志要为大众写作。从那时算起，至《小二黑结婚》发表时，他已经有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进行大众化写作的训练。这些作品有戏剧、曲艺、杂文，最重要的是小说。特别是在根据地负责编辑报刊时期，他写了很多通俗作品。比如，《漫谈持久战》就是以通俗生动的形式来解释《论持久战》的。这为他后来的“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客观环境的熏染、创作实践的锤炼外，赵树理还非常重视个人内在修养的提升。求学期间，他阅读了许多新文化作品，还阅读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以及经济学著作。这一时期，他读到了《共产主义ABC》这样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列宁《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赵树理对中国古典著作的学习也非常用功。在读初中时，他学的就是从《古文辞类纂》中选择的古文。他写的各类唱词流畅自然、生动准确，既通俗易懂，又合辙押韵。他认为，要写好唱词，必须熟读、背诵古文、古诗词。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之谈。
1943年，《小二黑结婚》发表，迅速引起轰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并不是赵树理的偶然机遇，而是他长期学习、实践、修炼的结果，是他在革命工作与创作实践中的必然。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向赵树理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不断提升自己的品格情操，不断在实践中锤炼自己，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