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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纳特图书馆位于意大利罗马城中心著名的科尔索大道附近的圣依纳爵街。该馆1701年建成并开放，现为意大利文化部管辖的国家公共图书馆之一。与毗邻的圣依纳爵堂、万神殿、许愿池等热门景点相比，显得颇为低调，其入口仅为可容一人通行之一扇小门，如非走到近处，很难发现。但卡萨纳特图书馆实际上拥有众多藏品，尤以藏有数量众多与中国相关的典籍而备受关注。

卡萨纳特图书馆的得名，源于意大利学者、枢机主教吉罗拉莫·卡萨纳特。1698年，他将所收藏的书籍捐赠给多明我会，用于创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并预留资金用于馆藏扩充与场馆修缮。为表示纪念，图书馆于1708年邀请著名雕塑家小皮埃尔·勒·格罗斯为卡萨纳特专门雕刻了雕像，至今尚保存在馆中。18世纪以来，图书馆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陆续通过购买与捐赠等渠道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藏品，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在19世纪后期被意大利政府接管后，卡萨纳特图书馆仍延续着服务公共文化的初心。

相较于罗马诸多主打华丽外观的古迹，卡萨纳特图书馆外观朴素低调，内里包罗万象。整座建筑延续典雅的巴洛克极简风格，没有繁复浮夸的装饰，却藏有一座长达60余米的宏伟主阅览厅，古朴穹顶、精致雕饰与典籍相映成趣，厅中的巨型古地球仪更是标志性景观，寓意贯通全球的知识视野。300余年来，积累了40万册珍贵馆藏，其中既藏有欧洲古抄本、早期活字摇篮本，也留存着独一无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

在卡萨纳特图书馆的诸多藏品中，有一批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文献，其中多数同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中国礼仪之争”有关。

明末清初，中西交流进入繁盛期，罗马教廷与清王朝围绕天主教徒祭天、祭孔、祭祖的礼仪问题产生激烈分歧。这场纷争看似是宗教礼仪之争，实则是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千年礼制、儒家文化的深度博弈。为调和争端，教皇先后派遣特使多罗、嘉乐远赴清廷斡旋。两次出使路途遥远、局势复杂，特使团队全程记录朝堂交涉、朝野见闻、传教士派系纷争等细节，留下海量书信、奏报、会议纪要与调研文稿。这批档案多出自亲历者之手，大量内容从未刊行传世，历经层层辗转，于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入藏该馆，由当时的图书馆馆长詹·多梅尼科·阿尼亚尼加以编排整理，成为还原这段百年文化纷争的独家珍稀史料。

在众多档案中，一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奏折抄件记录一段清宫往事。奏折作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德里格，他凭借精湛的音律技艺远赴中国传教，因精通乐理深得康熙赏识，常年供职清宫，是深受信赖的西洋近臣。彼时在华传教士派系林立、理念对立，德里格坚守教廷立场，与主流耶稣会士理念相悖，加之礼仪之争的立场分歧，触怒康熙。他一朝沦为阶下囚，深陷牢狱数年，直至雍正登基大赦才得以重获自由。这份奏折是他下狱之际的陈情自述，字字恳切，详细梳理了在华传教士内部的派系矛盾与自身境遇，为厘清礼仪之争的内部纠葛、还原清代中西外交细节提供了关键佐证。该文稿全球仅存两件，罗马方济各会总会档案馆还藏有一件，其稀缺性与史料价值无可替代。

如果说外文档案满是外交纷争的时代硝烟，馆内珍藏的清代中文古籍，则记录了外国人的跨洋求索。这批40余部中文典籍，全部源自法国人计有纲的毕生心血。计有纲曾长期旅居中国，深耕汉语文字、儒家礼制与民俗。1733年，他结束在华生涯返回欧洲，携带中文典籍与自编研究手稿奔赴罗马。

在旅居罗马的8年间，这批古籍是计有纲钻研汉学的重要依托。他逐字批注、反复研读，深究儒家义理、汉字音韵，耗时数年编纂中西双语词典。1741年，计有纲在罗马离世，临终前将毕生珍藏的古籍、未竟手稿与全部中国研究资料，悉数赠予挚友多明我会会长布雷蒙。布雷蒙感念其研究用心，将这批珍贵藏品无偿捐赠给卡萨纳特图书馆。如今翻阅《广舆记》《字汇》等典籍，书页间仍留存着“计有纲燦翁”墨笔题字。

从品种上来看，卡萨纳特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四书五经与《孔子家语》等儒家典籍，二是《字汇》等常见的字书，三是《天下路程》等地理类文献。此外还有《雍正二年时宪历》等一些较为杂乱的品种。版本也多为清代刻本，虽大都称不上珍贵和稀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批文献正反映出清代来华外国人从实用角度出发，收集中文典籍的情况。四书五经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为当时外国人必读之书。字书可供其学习汉字，在阅读与写作时随时查阅。甚至像《拍案惊奇》这样的通俗小说，也是他们学习中文的重要途径，类似的《好逑传》《玉娇梨》等，都是当时在华外国人常读之书。可见，这些典籍在揭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路径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馆藏数部珍本，更是中西文化交融、西学东渐的珍贵证明。其中明万历刻本《天主实义》，是利玛窦融合中西思想、传播西学的经典著作，也是目前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全球存世寥寥。书后附十余页拉丁文手写批注，西方学者以本土视角梳理解读全书思想，双向文字对照。另一部1607年初刻本《浑盖通宪图说》，是明代学者李之藻编译自欧洲星盘经典的科技专著，也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星盘制作与使用的典籍，未经后世删改的原始样貌，完整留存了明末中西科技互通的开拓印记，传世极罕。馆藏的明末《石渠阁精订天涯不问》巾箱本，则填补了明代民间商贸与出版史的研究空白。这本仅13×9厘米的巴掌大小袖珍读物，专为明代远行商人、旅人编撰，详细记录全国水陆交通脉络，小巧开本便于旅人随身携带，尽显古人实用智慧。该书全球存世极少，仅中国台湾省藏有全本、法国藏有零星残卷。结合英法馆藏同款袖珍典籍可证，明末石渠阁曾批量刊印便民小开本书籍，这一小众出版特色，为研究明代市井生活与民间出版业态提供了全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