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外证与内证
关于《金瓶梅》一书出于何人之手，自该书问世以来，特别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成为争论最多的问题，且解决难度甚大，有人称之为金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推进《金瓶梅》研究的重要障碍。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所以引起大家的关注，主要是目前见到的最早《新刻金瓶梅词话》未署作者名，明人相关笔记大多话焉不详，似有意不说明白，这与小说所描写的男欢女爱特别是有些床笫行为的描写而被视为诲淫之书有很大的关系。明代小说文体本不登大雅，文人耻之，而写黄色淫书，更令人闻之色变，谁还会愿意主动沾此污名呢！而清代流行的关于王世贞复仇的传说，又多令人难以置信。特别是不知何时刊刻的欣欣子的《金瓶梅序》，又生出一个“吾友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说。而“笑笑生”非人名，只是一个人的号，“兰陵”或为酒名，或为地名，地名又有山东与江苏两个，且与“嘉靖间大名士”“世庙钜公”的地位难以找到匹对。更有论者从《金瓶梅》文本中记述的戏曲、小曲，以及将他人作品中文字拿来镶嵌于书中且多有抵牾等现象，认定《金瓶梅》非个人创作，乃是历代累积型的小说，群体创作的小说。同时有些论者运用比附的方法，找某人与《金瓶梅》的相似之处，遂使作者人选日增（多达数十人），研究日趋繁多热闹，被“金学”外的学者讥之为“笑学”。然而，不可否认，在中国小说作者的研究中，《金瓶梅》小说的特殊性使得作者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相对少些，难度也就格外地大，甚至很可能是死结。但正因为难，故探索的价值和意义也毋庸置疑。笔者以为，集体创作说缺少文献依据的支撑，若为累积型小说、需像《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有此前不同时代创作的长、短不一的小说文本，《金瓶梅》此前未见有相关记载，更无同类同名的小说。至于《金瓶梅》书中出现的诸多镶嵌文字和前后不一致及文字讹误，这在以博而杂的明代，可谓常见，不足为奇。从这部小说整体情节结构的设计，故事发展的脉络，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真实性，人物行为叙述的针线细密等叙事艺术观之，笔者主张为个人创作。
那么《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是否已是一个永无答案的死结？笔者认为《金瓶梅》作者的答案就在明人的旧说中。《金瓶梅》产生时代的明人笔记并非全是揣测之词，事实上已有知情者委婉地指出这部奇书的作者；吴晗等人的文章未能剥夺王世贞的著作权；新时期所寻找到的作者人选，无一能取代王世贞的地位；我们对这位大家的研究还很不够，二十一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外证
笔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至少可以说在到目前为止所寻找出来的三十多位《金瓶梅》作者候选人中，王世贞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说王世贞的可能性最大，首先是目前所知的明人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而其他《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不具备这一条件。见于明人笔记所载的《金瓶梅》手抄本有十二种，它们之间的关系已有多人论及过，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拥有手抄全本者的传抄关系做一分析，便知其源流之脉。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清楚地记录了《金瓶梅》由手抄本到刻本的过程：“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种书必遂有人版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冯犹龙目睹了《金瓶梅》的手抄全本，并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沈德符拒绝了，但没多久，刻本已在吴中流行。从沈德符的这段叙述中，好似这最早见到的吴中刻本不是以他手中的抄本为底本，而是依据的另一抄本。事实上，那是沈德符为自己也为他人开脱“罪责”而有意向读者施放的烟雾。可以设想，如果他不同意，冯犹龙何必再去“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呢？必是冯犹龙见之惊喜，先怂恿他，他同意后，才去作书坊的工作。故而笔者怀疑，不久悬之吴门的那部《金瓶梅》刻本，很可能就是依据沈德符手中的那个抄本翻刻的。沈德符的全本从哪里来的呢？
从上文可知他借抄于袁中郎。那么袁中郎又是从哪抄来的？沈德符又说：“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读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祯录得者。’”袁中郎对刘承禧家有全本的情况知之甚详，他极有可能是从刘承禧那里抄来的，不过这个假设必须有个前提条件，即袁中郎与刘承禧的关系熟悉到刘肯拿出让袁过目并乐意让他抄写的地步。那么袁、刘二人是否有这样的关系呢？袁小修在《游居柿录》卷之三第61条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偶于李酉卿舟中晤刘延白，出周昉《杨妃出浴图》，妃起立，披薄縠，如微雪罩肤，甚销人魂，独足稍大，不知缚足已始于汉宫矣。《杂事秘辛》可考也。又有《浴鹌鹑》一小图，黄荃笔。”刘延白在舟中肯拿出秘藏的珍品让袁中郎饱观，足见二人关系亲近。《杨妃出浴图》可令观看，《金瓶梅》自当可令观览。由此可知，袁中郎（袁氏三兄如同一人，由小修与刘延白的关系可知中郎与刘之关系）的全本极可能抄自刘延白。刘延白家的全本则是“从其妻家徐文祯录得者”。徐文贞（徐阶）的本子抄自何人？沈德符没有说，但明代有两人直言王世贞家有全本《金瓶梅》，这两人一是屠本畯，一是谢肇浙。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谢肇浙于《金瓶梅跋》中却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别人家的不全或“参差散失”，王世贞家的最为完好，其间隐藏着他人抄本来自王世贞的可能。那么徐阶的本子从何而来，也极有可能来自王世贞。这也要看徐、王两家关系如何？对此朱星先生曾做过考证，他说：“徐文贞就是嘉靖时宰相徐阶，是江苏松江人，与王世贞同乡，也是反严嵩的。严嵩失败后，他出力给王忬平反。王世贞上书徐阶，请求援助。为亲昭雪的信，还保存在王世贞《四部稿》中。因此再追问徐阶家的一部全稿又从何处抄来就不言而喻了。”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金瓶梅》手抄全本源于王世贞抄本。其传递过程是：吴中刻本—冯犹龙—沈德符—袁中郎—刘承禧—徐阶—王世贞。其他的二十多位候选人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其次，《金瓶梅》产生与流传之初的记载文字表明，当时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或贸然猜测，或知情而不便明言，婉转指出作者是王世贞，直到清初宋起凤方戳破这层窗户纸，指出《金瓶梅》为王世贞作。
所谓贸然猜测者就是不知作者底细，由作品推测作者的类型范围，较早为袁中道。他在《游居柿录》中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这段话颇具诱惑力，可令读过此书之人产生共鸣。其所言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与《金瓶梅》文本的描写契合。一是书中看不到作者影子，人物虽多，却没有杜少卿、贾宝玉那样的人物，倒像是一位旁观者的自述，且小说情节写得那样逼真，非亲身经历过者，绝写不出。二是文中描写俗曲、俗语随手拈来，又对宋、明两朝历史颇为精道，对两朝政事烂熟，能如此上下兼通者，也应是博学之秀才，是能道出“无限烟波”的“慧人”，一位蒲松龄式的人物。三是“西门千户”与“西门”庆姓氏、官职相埒，况且西门庆因不识字，不能书写，而不止一次请秀才帮忙。四是“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与该书起居注式的叙事方法也完全一致。更何况今日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有集体与个人创作两种说法之争呢？“绍兴老儒说”岂不可令两说主张者均爱接受乎？然而此说之伪，十分显见，细心揣摩，不攻而自破。其破绽有二：其一，说老儒眼中只有“淫荡风月”，一部近八十万言巨著，仅“记其家淫荡风月”与《金瓶梅》全书内容不符；其二，《金瓶梅》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一部寄意于“时俗”之书，若作者只为影射家主人和他的姬妾，岂能有那许多对朝政的激愤之词，对人情世故入骨三分的深切描画？这与全书深广的思想内涵也大相径庭。此后持此类似说法者还有谢肇浙，他在《金瓶梅跋》中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此段文字因比上引袁中郎的那段话晚几年，再从“相传”二字推之，很可能来自袁中郎的那段话（袁中郎的话没有“相传”二字）。此段话与上引袁氏的话内容大体相同，只不过由“绍兴老儒”变为“门客”，“门客”非“老儒”乎。其不可信程度也与上文无异，思维的路数相同，都由作品故事推测作者应是什么样的人。
心中知底，婉转指出《金瓶梅》作者是谁的记载，最早见于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此书中有一段按语：
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请注意，这段话已向人们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大司寇（王世贞）。何以见得？为陆炳诬奏而沉冤的“其人”是谁呢？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谁都晓得那正是王忬与其子王世贞，《明史·王世贞传》记载了王世贞得罪于陆炳与严嵩，后来他的父亲被诬陷下狱，他与弟弟世懋“涕泣求贷”，父最终“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之事：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世贞）不许。杨继盛下吏时，（代）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世贞）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总两拟提学，（严嵩）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系狱。世贞解官奔赴，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慢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舆，搏颡乞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忬竟死西市。兄弟哀号欲绝，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
此事在嘉靖后期广为流传，士人皆知。然而“为陆炳诬奏”，“其人沉冤”（皆与王忬蒙冤而死事相契合，唯独“朝廷籍其家”一语不合，王世贞未被朝廷抄家）。且能写《金瓶梅》这样大部头小说的人，除王世贞之外，还可以另有他人。所以屠本畯生怕读者不明此隐意，随即加补一句：“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有全书。”此乃点睛之笔，将两句联起来解，恰是王世贞写了《金瓶梅》，故他家藏有全书，即他家蒙受奇冤与他家藏有全书两件事有直接联系。也许有人会说，前后两句也可以是没有联系。理解这两句话有没有联系的关键要看，藏有《金瓶梅》这部抒发“沉冤”的书的人是不是前一句所写其人与其家蒙受“沉冤”的人，即藏书者与蒙冤者有无关系。若二者毫无关系，可视为没有联系；若有联系，且正是一家之事，若再说没联系，就不能成立了。而藏《金瓶梅》全书的“王大司寇”家，正是“嘉靖时”，“为陆都督炳诬奏”，“其人沉冤”的王大司寇家。所以，只能有一个解释：王大司寇家蒙冤，写了《金瓶梅》，他家藏有全书。即，藏有全书的人，就是被“诬奏”“沉冤”的人，就是作者，就是王世贞（不可能是已死的王忬）。这种关系，四百年后的人可以推证出来，而在当时的人，一读心里就明白。因为当时三种条件（为陆都督炳诬奏，其人沉冤；写《金瓶梅》；最早藏有全书）皆具备的“大名士”“钜公”条件的，可能惟有王世贞。而称“王大司寇凤洲先生”者，也只有王世贞。故而《金瓶梅》的作者为王世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在当时就有知情者，就已间接地指出来了。那么屠本畯是知情者吗？回答：是。屠本畯（“大司马大山之子”）生于嘉靖二十年，虽小王世贞十几岁，然生平喜读书，善交游，与王世贞相从甚密，故而对王世贞事也知之甚详。然而一来小说不登大雅，二来《金瓶梅》有“诲淫”之污名，此二者与王世贞的身份、名望皆不相称。作为王世贞好友，自当为朋友保密，岂可泄露？故而只能用此隐笔暗示。
屠本畯之后不久，又有一人将《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从两个方面加以推进，从而使得作者问题更趋明朗化。此人便是拥有《金瓶梅》手抄全本的沈德符。他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证据。一是“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这一段话无论是沈德符本人读后的感受，还是他听来的在他之前的《金瓶梅》成书时代他人的读后感受，都是对屠本畯“其人沉冤，托之于《金瓶梅》”的话进一步的印证。《金瓶梅》一书叙事有一独特的手法：假宋写明。就像《红楼梦》叙事的独特手法是将“真事隐去，假语村言”一样。这一手法突出表现于混用宋、明两代的官轶名（介绍宋代某位官员的职衔却常出现明代某人的官衔）。细加考察，方知作者故意用明代某人官衔而暗指那个明代官吏。顺此思路考察，便会发现沈德符这几句话，句句可以坐实，无一虚言。学者姜黾在他的《〈金瓶梅〉指斥的明代时人时事》一文中，以宋明两代史书与《金瓶梅》一一对检，得出的最后结论竟是“我们循着官职的‘混乱’与官职的‘差异’这条线索，找出的作者所暗指的人物，均与我们前引沈德符文中所记相符。因此，沈德符所记之‘传闻’定有所据”。二是沈德符目睹了《玉娇李》一书，该书的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是同一人，内容也是“指斥时事”，并从《玉娇李》一书令人“尤可骇怪”的特点，进一步透露了作者的身份。沈德符云：
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丘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卷首耳……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
“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证明与“指斥时事”的《金瓶梅》内容相似，同出于一人之手。而“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则说明这位名士的身份非同一般，地位、名望必在“庶常诸公”之上。这位敢直书文士姓名的名士究竟是谁呢？《明史·王世贞传》载：“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其所始与游者，大抵见其集中，各有标目。”那些“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皆见于其笔下，“其所去取，颇以好恶为高下”。正是这种主盟文坛的地位，和“以好恶为高下”的性情，方使得他后来写《玉娇李》时，对当时诸公敢直呼姓名。如是《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又进一步明朗化了。
如果说，屠本畯、沈德符尚未直言王世贞就是《金瓶梅》作者的话，那么到了清初，有两位文人明确指出《金瓶梅》作者就是王世贞。第一个是宋起凤，他率先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在《王弇州著作》一文中，讲得肯定而明确：
世知《四部稿》为弇洲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即有知之又惑于传闻，谓其门客所为书。门客讵能才力若是耶？弇洲痛父为严相嵩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弇洲愤懑怼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诸狎昵比相嵩党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俳戏□喋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按弇洲《四部稿》有三变……是一手犹有初中晚之殊，中多倩笔，斯诚门客所为也。若夫《金瓶梅》全出一手，始终无懈气浪笔与牵强补凑之迹，行所当行，止所当止，奇巧幻变，媸妍、善恶、邪正、炎凉情态，至矣！尽矣！殆《四部书稿》中最化最神文字，前乎此与后乎此谁耶？谓之一代才子，洵然！世但目为秽书，岂秽书比乎？亦楚《梼杌》类欤！闻弇洲尚有《玉娇丽》一书，与《金瓶梅》埒，系抄本，书之多寡亦同。王氏后人鬻于松江某氏，今某氏家存其半不全。友人为余道其一二，大略与《金瓶梅》相颉顽（颃），惜无厚力致以公世，然亦乌知后日之不传哉！
此段文字从六个方面指实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一，直言《金瓶梅》是王世贞中年作品，而非门人所作（此点与书中所写明代官吏多为嘉靖朝进士相符契）。二，《金瓶梅》是王世贞父亲被害后的指斥时事的发愤之作（此与书中对朝政和女人依势的描写以及王世贞创作《鸣凤记》的动机相一致）。三，具体分析了如何“寄意于时俗”“指斥时事”“皆托山左”的内容，给人颇多启迪。四，以王世贞《四部稿》的笔力气韵、风格变迁为据，说明《金瓶梅》正是王世贞之笔。五，一再申明，《金瓶梅》非秽书，而是楚《梼杌》一类的史书。六，宋起凤从友人松江某氏那里得知他手中的那半部《玉娇丽》（与《玉娇李》同一书）是王世贞的后人卖给他的，从而证明与《金瓶梅》同一作者的《玉娇丽》（即《玉娇李》）作者就是王世贞，即进而证实《金瓶梅》作者是王世贞。这六点论证是全面而有力的，从而使王世贞创作《金瓶梅》成为不可动摇之论。对于说明《金瓶梅》作者为谁的问题，这些证据已足够了，还需什么证据？难道让王世贞自己说那部“诲淫”的“小说”是“我弇洲亲笔”吗？他将所编《艳异编》呈人阅览，尚戒“毋多作业”，不久便索回，谨慎若此，若大部头《金瓶梅》，岂肯自揽污名？！我们应体谅作者“不著作者名代”的苦衷，更不应在这方面着意苛求，无作者亲自承认，便不给其著作权。宋起凤的《稗说》自署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即至晚在康熙十二年，王世贞的《金瓶梅》著作权已被恢复。
第二位是清初为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写序的张潮（化名谢颐）。其《第一奇书序》（康熙三十四年）云：“《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然洒洒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手为凤洲作无疑也。”他认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依据有三。其一，《艳异编》者出自王世贞手，此书与《艳异编》皆突出艳情。其二，依据《金瓶梅》一书细针密线的严密笔法与文字。其三，他认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可能源于他的父亲或祖上。不然不会如此下明确的断语。
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内证
明人笔记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指斥时事”“寄意于时俗”的书，那么我们能否从小说文本中找到与这两点相关的内证，从而进一步说明《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关系呢？不但可以，且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能进一步证明《金瓶梅》与王世贞关系的证据也很多。
首先，《金瓶梅》所写的明代官吏多是王世贞的同乡同年或熟知的朋友，如狄斯彬、韩邦奇、凌云翼、王烨、曹禾等。以上五人，有三个共同特点：一，都是活动于嘉靖二十六年左右的政界人物；二，他们或者在山东任过职，或者是弹劾严嵩的正直官吏；三，这些人物与王世贞有着这样那样的密切关系。如与凌云翼，两人同乡同里，都是太仓州人，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又都相继任郧阳巡抚，两人又一同在南京做官，一个做尚书，一个为应天府尹，两人关系想必是密切的。更有趣的是，狄斯彬与曹禾也都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都与王世贞为同年。就是那位王烨，也与王世贞同里。看来王世贞与他们都非常熟悉，所以才不自觉地将自己熟悉的人物写进书中。这种现象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叙事文学作品中常有的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包法利夫人》《简爱》中所写的不少人物，原型都是作者所熟悉的人物）。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写入《金瓶梅》中的明代人物都与王世贞有这样那样的密切关系呢？而且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熟悉（只是认识，或只是同僚，或只是同年），若是跟王世贞是一般的熟悉，也可以跟王世贞外的其他人是一般的熟悉，即作者也可以是王世贞外的其他人。这种关系竟是同乡，同年，同僚，同观点（反严嵩），有的甚至是几种关系集于一身，而其他人就难以具备这一关系，即作者是王世贞之外的他人的可能性极小。根据创作的一般规律，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到作者是王世贞这个敏感的问题上来。它应该成为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一条有力内证。
其次，《金瓶梅》所“指斥时事”与指斥的人物与明人笔记所记内容吻合，皆与王世贞家事相关。《金瓶梅》“指斥时事”大体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官场层次，直斥嘉靖朝权奸，暴露他们祸国殃民的罪孽，又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书中所写的宋代四大奸臣高、杨、童、蔡就是明代“圣时四凶”中的严嵩、郭勋、张瓒以及另一权奸陆炳，这四人恰恰是王世贞的仇敌。作者对他们的愤激之情在书中随处可见，如小说第30回，西门庆送蔡京寿礼而得官后的一段议论：“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言词之切，情怨之恨，几无以复加。这种指责在一部小说中几见（开头、中间、结尾），屡致意焉，犹如一部书的主旋律。其二，害死王世贞父亲的直接祸手是严嵩的干儿子鄢懋卿，书中对“拜父认子”深恶痛绝，用意讥讽。《金瓶梅》对蔡京喜收干儿义子描写甚多。拜蔡京为义父者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第10回）、东京开封府府尹杨时（第14回）、状元郎蔡蕴（第36回）、新任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第49回）、扬州苗员外（第55回），而犹以第55回“西门庆东京庆寿旦”，写西门庆进京拜认蔡京为义父最为详细。然而通晓宋史的人都知道，蔡京虽说是个结党营私的专家，用力排除异己，可史书上并未记载他广纳干儿义子之类的事。那么小说的作者（尽管第55回的执笔者非原作者，但写蔡京广纳干子则与五回外的其他章回同）赋予蔡京如此“才能”，则当别有用意。原来这一“才能”恰为明代奸相严嵩所长。田艺衡《留青日札》云：
严嵩……诈伪百端，贪酷万状，结交内侍，杀戮大臣，干儿门生，布满天下，妖人术士，引入禁中，三十年来流毒华夷，盖古今元恶巨奸罕与俦匹者也。
凡认其为义子者，地位权势便另一番气象，往往肆无忌惮，横行一方。《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载：
初，文华为主事，有贪名，出为州判，以赂嵩得复入为郎。未几改通政，与嵩子世番比周，嵩目为义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
明清时有一种传说，王世贞父亲王忬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死于严嵩干生子鄢懋卿之手，或者准确地说死于严嵩父子（包括义子）之手。顾公燮《销夏闲记》载：“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鄢懋卿倚势害人的劣行，明清两代文士几乎无人不知，《明史·奸臣传》载其事云：“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此足见其气势之狂嚣，故而，《金瓶梅》作者用力揭刺蔡京的这一罪行是冲着严嵩来的，是针对性极强的有感而发、情不由己的“发愤之作”。更令人不解的是，书中所写西门庆送于蔡京的礼物，竟与抄严嵩家时所获得的财物诸多一致。《天水冰山录》专记严嵩家被抄时的财宝，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金福字壶一把”，“玉桃杯七个”，“狮子阔白玉带一条”，“镀金厢檀香带三条”，“镀金厢速香带五条”等。小说第27回西门庆送于蔡京的寿礼中就有“四阳捧寿的金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第55回拜蔡京为义子时所送寿礼又有“狮蛮玉带一围，金香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支”；那日下午，在那为西门庆预备的专宴上，“西门庆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满酒，跪奉于蔡京。这些描写难道仅仅是巧合，还是深知内情的作者有意为之？至少可以说明作者对严嵩其人及其严家的内情知之不少。这样的作者在那时能有几人？
《金瓶梅》指斥时事的第二个层次是家庭市俗层次，明写男女情场悲欢，实则指斥人性之丑恶，再现权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的丑恶灵魂。王世贞父亲被害之事在《金瓶梅》中也以假借形式得以婉转表现。
作者所假借的事一是曾孝序蒙冤，一是来旺受陷害。山东巡按曾孝序“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包公”式人物，然而他却万万没料到，一个贪赃枉法的小小西门庆曾巡按竟参他不倒，更没料到自己会被蔡京的两个干儿子所害。书中写道，蔡京以“大肆猖言，阻挠国事”为由，将曾公“黜为陕西庆州知州”。而陕西巡按御史宋圣龙，是蔡京儿子蔡攸的内兄哥。“太师阴令圣宠劾其私事，逮其家人，煅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曾孝序是因弹劾蔡京私人西门庆，再加上与蔡京政见不合而被蔡氏父子设计陷害的。王世贞父子也因与严嵩政见不合，义助杨继盛而得罪严嵩父子，被严嵩的干儿子鄢懋卿所陷害。显然这并非纯是巧合，而是在曾孝序的悲剧中隐含着王忬的冤情。如果曾孝序的蒙冤讲得不够细致的话，那么来旺蒙冤的情节或许给人更多的启示，只是此情节采用了更含蓄的方式。来旺是西门庆手下最得力的管家，家中大事都派他去办理，且无不顺利。如为武松案走蔡京门路，到苏杭为蔡京采办生辰担，下次到东京为蔡京送寿礼自然还让他去。西门庆为了长久霸占他的妻子宋蕙莲，竟栽赃诬陷，平白无故地将他打入死牢。宋蕙莲为丈夫向他求情，西门庆一面用好言哄劝她，一面又送银两与夏提刑，欲治来旺于死地。直到来旺被发配徐州，宋蕙莲才如梦方醒，知自己受了骗。这个故事中西门庆阳奉阴违的做法与严嵩陷害王忬时所用伎俩如出一辙。王世贞求情于严嵩，严嵩阳以好言劝慰，阴斩王忬于西市。这种描写或许是作者有意的，或许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的。
这指斥时事的两个层次前者以严嵩为中心，后者以西门庆为核心，朝廷、家庭交相映现，联系历史记载和王世贞家事对观，作者几呼之欲出矣！
再其次，《金瓶梅》所“指斥时事”与王世贞所作《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的长篇叙事诗以及《鸣凤记》剧内容旨趣相同。《鸣凤记》大家都很熟悉，无须饶舌。《袁江流钤山冈当庐江小妇行》诗主要是讥讽严嵩广收干儿义子，贿赂公行，榨取民脂民膏的罪行。诗中有：“凡我民膏脂，无非相公有，义儿数百人，监司迨卿寺……老者相公儿，少者司空子。”这与《金瓶梅》中写蔡京（小说中的蔡京暗指严嵩）庆寿，西门庆索取苗青赃银一千两，以及妓女李桂姐、吴银儿认吴月娘为干娘，王三官拜西门庆为义父，西门庆拜蔡京为干生子儿，如出一辙。《金瓶梅》所写“指斥时事”的内容与《袁江流钤山冈当庐小妇行》相同，旨趣相同，两书当为同一作者（内容相同不一定是同一作者，内容旨趣都同则为同一作者的可能性更大）《袁江流钤山冈当庐小妇行》的作者是王世贞，《金瓶梅》的作者也极有可能为王世贞。
第四，《金瓶梅》饱含深情地写西门庆大哭李瓶儿与善写丧葬悲伤场面体现了王世贞后半生的经历、心理与性情特点。《金瓶梅》写得最感人的是西门庆大哭李瓶儿。瓶儿的温顺、善良，西门庆的真情，被写得情浓意真，动人肺腑，放在世界一流小说中，绝无愧色。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把一个本来非正面的人物，写得那么好，这不是显然违背了作者创作的初衷吗？这种现象无疑是由于理智与感情的不平衡而形成的，即支配作者创作的是感情而非理智。必是过来人，经过亲人丧葬伤透心的人方能每遇此种场面，情不自禁，注入笔端，挥洒出一篇千古哀文。王世贞就是这样一位人，一位感情丰富，却屡遭亲人不幸重击的人。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连丧三子一女。特别是父丧、母丧、与弟弟之死，将他的精神彻底摧垮了。他在《与元驭阁老》的书信中，痛苦地写下了这样的话：“自念平生奉先君子讳，奔太夫人丧，并此（弟亡）为三。虽号癖小减，却有一种单荧衰飒之气。总之生趣尽矣。”王世贞自言有“号癖”，当不会假，其父下狱，他与弟苦求显贵，何时不哭。兄弟俩都是死于眼病。他叙述其弟临死前的情景：“老泪渍目疵烂睛，昏过。午辄，茫茫，遍两手股。”（出处同上）王世贞临死的前一年右眼瞎，左目也看不清东西。这些都是“号癖”的佐证。瓶儿死后，写西门庆哭瓶儿，在哭字上作文章，形式之多样，感情之富于变化，且能深深打动人，称得上哭丧之绝唱。其间或许有王世贞的影子。
（本文摘自《王世贞与明清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