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陈启文的报告文学作品是一种享受。他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他非常看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他把追求文学性作为每一次写作的重要目标。他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语言上，他的语言是典型的文学语言，尤其难得的是，他懂得如何在报告文学中运用文学语言，报告文学的文学语言，不能像小说一样，更不能像诗歌一样，可以云山雾罩，朦胧含蓄。报告文学语言要在诗性意象中又不失准确冷静。陈启文的语言就是这样，既准确冷静，有效完成了报告文学的记录和传达的任务，又富有诗性意象，让人得到审美的享受。比方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穿越人间的象群》在一开始，是很大篇幅的关于大象的科普知识介绍。但陈启文巧妙地借助他去一座亚洲象博物馆参观的方式很生动地将这些知识介绍了出来。用他的话说，追寻大象的来路，对于人类实在太遥远，但“这遥远的距离被一座博物馆拉近了”。

陈启文以他的创作证明了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意义。报告文学的目的是要“报告”，报告知识，报告信息，报告新闻。但无论是知识，还是信息，还是新闻，它们本来都有各自正规的渠道进行报告的，为什么还要作家通过报告文学再“报告”一次？因为作家是要给所报告的内容涂上一层文学的色彩，让人们以欣赏文学的方式来接受这些所报告的内容，也就是说，报告文学是供人们“欣赏”的，在欣赏中获得了知识、信息和新闻的内容。欣赏，这就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意义。陈启文的报告文学创作始终是把欣赏放在第一位的。

《穿越人间的象群》就是一本能够让我们好好欣赏的报告文学作品。它的语言优美流畅，生动形象。我们一读就能被他的文字所吸引，愿意一口气读下去。另外，陈启文还采用了大量的小说讲故事的手法。当然，他这次所写的题材本身也为他在这方面提供了便利。他写的是多年前云南亚洲象北迁南返的新闻事件，这样一群大象北迁的事件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和故事性。陈启文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这一事件的特点，因此他根本不去建构多么新颖的结构（报告文学写作在结构上大做文章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的模式，因为报告文学的创新性往往是依靠结构体现出来的），他就把大象北迁的线路当成了现成的结构，作品基本上就是按照大象行程一路写下来的。

但仅仅以欣赏来界定报告文学还不够，更优秀的报告文学不会满足于欣赏，还要激发人思考。思想性是对报告文学更高的要求。难得的是，陈启文不仅追求欣赏，而且也追求思想。思考的深度和锐度，是《穿越人间的象群》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

陈启文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作家。他在后记里说到了他写作这部作品的思考过程。他为写作作了充分准备，沿着大象行走的路程完全重走了一遍，所以他写起来特别顺利。他说他“感觉一下就进入了状态，文字就像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写得特别舒畅和丝滑”，可以想见，陈启文这样写出来的文本肯定是特别适合“欣赏”的，但越是这样，陈启文越对自己的写作有了警惕性。他觉得如果满足于此，那仅仅是“对现象的呈现”。于是他推倒重来，他对这次事件作了更深入的思考。这才有了现在这部具有思想深度和锐度的作品。

陈启文不满足于“对现象的呈现”，其实让一个作家能够客观真实地将现象呈现出来就是一次写作的成功。陈启文把他最开始写的文本称为“写成了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在我看来，能写出“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就是非常成功的了。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不是也挺好的吗？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次大象北迁事件视为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这非常符合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共同认识，从事件发生的那一段时间，对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宣传，就基本上是沿着“浪漫的奇幻之旅”这一思路进行的。一群大象突然改变行动轨迹，但人们纷纷为大象提供方便，让大象完成了一次浪漫奇幻之旅。当时媒体基本采取这一思路进行报道，也取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它充分证明了我们社会和人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是非常强大的。这次大象北迁事件，无不牵连着生态保护的问题，大象能在祖国大地上活得这么好，说明我们的自然生态好。我猜想，陈启文最初将这次事件写成大象的“一场浪漫的奇幻之旅”，大概也是冲着这一主题来写的。尽管陈启文后来重写了，但这一主题他还是保留了下来，比如他在作品中就有这样的描述：“那些老一辈的普洱人对大象充满了怀念，他们怀念的其实是大象穿梭的自然生态，一个地方有了大象，那树也长得好，草也长得旺，大象就是福象啊。”

可贵的是，陈启文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还要继续思考，他觉得仅仅这样表达生态主题只是对生态问题的浅层次认识，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亚洲象专家对他说的话启发了他，专家提醒他，我们不能以人类的感受来衡量动物的感受。他由此意识到，大象不仅是温驯敦厚、憨态可掬的瑞兽，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凶猛的野兽。因此他的思考就不再只是紧紧盯着一群大象的命运，而是以象群迁移为线索，从人与自然、生存和生态等多个角度切入，将人类与大象的命运、生存与生态的命题如齿轮一样啮合在一起。于是这部写象群的书里的第一主角不再是大象，而是人类，是那些关注大象生存的专家和亚洲象监测员、护林员，以及普通的村民，等等。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为大象正常生存和自然生态保护在默默而又艰辛地工作着，也作出了重大的牺牲。这次象群北迁事件中，象群无疑是耀眼的明星，一直引起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注。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整个事件中，有那么多的人在紧张地、有条不紊地与大象周旋、引导，才使得大象的北迁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陈启文非常真实地还原了这一切。他真实地还原了大象作为野兽的野性，它的破坏力无比巨大。专家们、监测员们以及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既要引导大象正常行动，又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也就是说，既要保护象，也要保护人。这才是这部作品生态主题中的最强音。

陈启文不满足于“对现象的呈现”，当大象穿越人间时，他也在穿越生态的思想屏障。生态问题必然既关涉到自然，也关涉到人类。因此他在写大象北迁事件时，既写保护象，也写保护人，这样写，才能看出我们社会的生态保护是健康和良性发展的。但我们对生态主义的认识往往在这方面出现偏差，我们站在生态主义的立场，看到了长期以来人类文明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但我们在强调生态主义时，又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陈启文在由大象北迁事件对生态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时，就对这种极端观点有所批评。大象本来生存在一个良好的自然保护区，人们为大象的生存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件。陈启文在采访中可以感觉到各级政府在保护大象上一点也不犹豫，甚至为了加强保护，不得不让基层的人民群众付出一些损失和代价。陈启文的思考便由此展开：我们在大象保护上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保护，但一味加强保护可能带来的是过度保护。这次大象为什么会走出条件优越的自然保护区，这就不一定是大象栖息地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过度保护，使得大象的食性和习性得到了改变。当然这并不是陈启文的武断判断，他是在慎重思考的过程中采纳了专家在这方面的意见。比如他就写到亚洲象专家郑璇的观点，专家认为比加强保护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去考虑如何保护。陈启文就这样通过加强保护，到过度保护，再到如何保护，从而将生态问题的思考一级又一级地推向纵深阶段。在陈启文的思考里，既有生态主义，也有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二者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相互融为一体。因此陈启文既要写保护象，也要写保护人。他尤其要写出在这次事件中人们是如何寻求大象生存与人类命运相互融洽的最佳途径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他提出了“构建一个真正意义的生命共同体”的主张。我曾说过，生态文学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穿越人间的象群》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