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观察｜当代俄罗斯的文学脉搏
一、文坛撷英
莫斯科市中心，新阿尔巴特街，向东抵至尽头。
眼前出现一栋拥有巨大LED外挂电子屏的长条形建筑。这里曾是苏联乃至整个欧洲最大的书店，如今它仍是俄罗斯最大的书店之一——莫斯科图书之家（Московский дом книги）。
推开狭小的玻璃门，书店内部豁然开朗。正对大门的推荐展台上摞着琳琅满目的热销书籍，但其中最为亮眼的当属一本紫色与橘红相间包装的小说，高度饱和的封面色彩和极富冲击的要素设计让这本出自维克多·佩列文之手的全新长篇小说《蓝胡子归来》（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иней Бороды）颇为引人瞩目。在俄罗斯当代文坛中，佩列文无疑是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无论是从产出效率，还是市场认可度来看，佩列文始终是“t0”级别的选手。去年刚刚推出的小说《左道》（A Sinistra)尚在热销，这部今年四月发行的新作又为佩列文这个“热灶”添上一大把新柴。
《蓝胡子归来》封面
书封上模仿全知之眼的眼球和金字塔底铭刻的“爱泼斯坦”暗示了此书一半的主题——时代丑闻与阴谋论，而标题“蓝胡子的归来”又补足了另一半主题——历史与当代的轮回。小说主人公康斯坦丁是佩列文笔下的老人物，首度登场于早先的短篇小说《轻触的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лёгких касаний）。在最新的作品中，身为阴谋论者与冒险家的康斯坦丁在灵修过程中偶然顿悟了自己的前世身份——吉尔斯·德·莱斯，这位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元帅曾与贞德并肩作战，但同时也因沉迷炼金术而残暴嗜血。西方童话中的经典反派角色“蓝胡子”正是以他为原型。康斯坦丁试图在前世今生的记忆碎片中拼凑出致使蓝胡子如此暴虐无道的真相。而随着探索的深入，他却发现了更多类似的历史人物“轮回”现象，一切证据都指向名噪一时的爱泼斯坦案。
借助小说中各种玄幻情节与超自然力量，佩列文试图对社会历史进行解构式的探讨。关于“轮回”的书写解构了人的社会属性，人在物质基础中获得的唯一性被“轮回”的超验力量否定，个体在历史中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在超越历史的“轮回”面前究竟沦为道德的枷锁还是秩序的武器，这一问题成为小说所探讨的首要问题。而作为社会秩序的对立面，恶的本质成为佩列文在小说中探索的另一命题：恶究竟是一种社会性产物？还是一种超验领域的至高力量？此外，在有关爱泼斯坦的相关情节中还可以总结出一个命题——精英史观的可能性。在佩列文的虚构故事中，小岛不再只是堕落之地，而是世界精英们的会议室，而这群精英则试图掌控超验力量以控制历史进程。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其关键是否在于少数精英群体？
佩列文的持续热度既取决于作家能够保持较高水准的创作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作品对于时代事件的引入、冒险元素与玄幻元素的融合，以及整体世界观的开发。在《蓝胡子归来》中，将耸人听闻的“爱泼斯坦岛”同灵修秘闻融合，将轮回传说同历史人物结合，这无疑增添了读者的现实代入感，也应和了猎奇探秘的消费心理。另外，佩列文的部分小说具有典型的整体世界观特质，如前作“超人类主义”四部曲，以及在这部小说中对主角康斯坦丁的挪用。这种整体世界观特质以跨文本的互文为基础，展示出作家对构建一个整体现代神话的创作野心，他试图用玄幻、超自然力量、轮回和精英秘闻，构筑一个能够解释历史运作与现实本质的普适体系。然而，这种野心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极端：当轮回转世、“轻触的艺术”或库中大脑（来自《超人类主义公司》中的设定）等科幻超验元素被反复使用，当社会真实事件被套上层层的阴谋论遐想与玄幻冒险元素，那些关于恶的本质、个人责任与历史动力机制的严肃探讨反而渐渐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抽离，或沦为一种封闭的玄学推演，或沦为刺激感官的阅读快餐，从而削弱了其介入现实的批判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佩列文对于中国经典文化有着别样的偏爱，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广泛融入中国元素，为当代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浓郁鲜明的“中国故事”：
“佩列文的“中国故事”以情节为单位，包括多情节、单情节故事，长可以是一部长篇小说，短可以是一则短小故事，甚至是一则禅宗公案、一个成语故事。”
（郑晓婷，《文学的东方转向——维克多·佩列文的“中国故事”书写》）
不过，俄罗斯文学最近在中国的“存在感”，则要归功于另一位当代作家——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刚刚公布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中，刘洪波老师凭借翻译沃多拉兹金的长篇小说《拉夫尔》荣获文学翻译奖。沃多拉兹金不仅在最近几年多次来访中国，还在2023年应《十月》杂志之约，发表了短篇作品《水镜的裂隙》，其发布时间甚至早于俄文原版，是名副其实的首发。2026年，沃多拉兹金继续笔耕不辍，于四月推出全新长篇《奇斯托夫少校的最后一案》（Последнее дело майора Чистова）。
《奇斯托夫少校的最后一案》俄文版封面
在体裁上，沃多拉兹金并未坚持一贯的经典文学写法，而是创作了一部侦探小说。故事发生在圣彼得堡，调查员奇斯托夫接手调查针对一位科学家的谋杀案。而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奇斯托夫调查小组与在凶案现场找到的一台人工智能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纠葛，这台拥有人类姓名——伊万·伊万内奇·巴尔马列耶夫——的人工智能在解开自己造物主的死亡谜案过程中，逐渐开始思考俄罗斯文化中有关生死、灵魂、信仰等等诸多命题。总体来看，这部小说的要素不可谓不丰富：既有市侩猎奇的凶杀命案，也有深刻思辨的哲学命题；既有底蕴浓厚的彼得堡城市文化，也有新晋火爆的人工智能主题，而这诸多要素都被作者编织进凶杀案的调查进程。
虚幻与真实结合，抒情与记述并举，是沃多拉兹金在《拉夫尔》《飞行家》等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笔法之一：
“他以他在古代文学和文化方面的广博知识为基础，用充满现代感的小说叙事手法在古今之间、虚实之间营造互文。”（刘文飞，《<水镜的裂隙>译者按》）
而在这部小说中，沃多拉兹金试图探讨另一种二元互文——生与死。整部小说被一场集体车祸分为两个部分，如果说第一部是现实主义式的刑侦剧，那么第二部则在车祸伤者们的集体独白中走入生死模糊边界的意识流书写。陷入集体车祸中的各色人等究竟与死者有何瓜葛？命案真相最终能否被揭示？一切的答案都被沃多拉兹金埋藏在这部“轻歌舞剧元素的幻梦剧”（尤莉娅·苏斯洛娃语）之中。如此笔触，也令评论员谢尔盖·切列特尼琴科在《巴尔马列耶夫街上的狂欢》一文中将这部最新之作评价为“后现代主义的狂欢盛宴”。
事实上，近一年多来，俄罗斯文坛不乏新颖力作，俄国作家扎根本土，在历史-当代-未来的时间脉络中寻觅灵感，创作出体量丰富、类型多样、滋味各异的文学作品。前不久，2026年度“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的“当代俄罗斯散文”长名单公布；近乎同时，另一重磅奖项“大书”奖也于六月初公布了新一届奖项入选的短名单。两项俄罗斯文学大奖的提名名单或许能帮助我们遴选出过往一年最具代表性的文坛佳作。同时入选两个大奖名单的分别有：米哈伊尔·叶利扎罗夫的《谷地》（Юдоль）（2025）、安娜·卢日宾娜的《环舞》（Крууга）（2026）、谢尔盖·诺索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铃铛：文学研究疯子的笔记》（Колокольчики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записки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а）（2025）以及扎哈尔·普里列平的《图玛》（Тума）（2025）。《谷地》以后现代主义手法构建前苏联末期背景下的一场暗黑童话，钢铁联盟与魔法世界并存，政权遽变与黑暗末世共生。小说以怪诞的讽刺、迫真的前苏联日常细节与亵渎神圣的狂欢，解构传统信仰与历史记忆。《环舞》透过主人公、男孩雅里克的成长经历，探讨了内部传统秩序与外来变革力量之间的融合与角力，而环舞作为当地文化中一种特殊的舞蹈，成为联结世代之间的纽带。这是一部抒情悠缓的成长物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铃铛》以令人惊异的想象力，将主人公设定为一位研究《罪与罚》的疯子，这位精神失常的文学研究者试图证明《罪与罚》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从体例来看，这是一部写小说的小说，一部“元小说”。普里列平的《图玛》无疑是最具历史厚重感的年度大作，这部真实与虚构交织的历史小说以俄国著名起义军领袖斯捷潘·拉辛为主角，“图玛”作为顿河流域对混血儿的称谓，既是拉辛的身份标签，也奠定了整部作品对于“边界”意象的重视——族群边界、文化隔阂、信仰与反叛、仁慈与残酷。普里列平试图通过回溯历史，在分裂感愈发强烈的当代背景中重新呼唤边界的弥合。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张翎的《劳燕》双双入选今年“亚斯纳亚·波良纳”文学奖的“外国文学”短名单，继莫言于2025年斩获该奖之后，两位作家成为继续逐鹿俄土的中国文学势力。
二、文学莫城
在与阿尔巴特大街相隔不远的特维尔大街上，也坐落着一家规模庞大的书店——莫斯科书店（Книжный магазин “Москва”）——书店的名字正来自于它所在的城市。书店于1958年开业，彼时的莫斯科，数不清的“赫鲁晓夫楼”正如雨后蘑菇一样拔地而起。三十四年后，书店转型为私营企业。这段历史并未给书店留下太多痕迹，除了礼品区的架子上摆着一排可供拼装的纸模型，从“斯大林楼”一直到“勃列日涅夫楼”。
书店的重点仍在于书。莫斯科书店的库存并不输其他店家，甚至覆盖的种类更多。读者可以在地下一层的超大古旧书区中随机淘宝，也可以通过自助机直接锁定目标。在被书山辞海弄得应接不暇之余，几本崭新小书着实吸引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套介绍俄国作家在莫斯科的人文地理志。全书以图文对照的方式，将每位俄国作家的生平与莫斯科的街巷串联起来，历史照片与当下实景并置，作家传记与地理经纬融合。作家们把莫城的岁月走成了一条路，而编者又把这些路编进了地图。每一本只讲一个人，却把一个人的日子融进了莫斯科的上百条街巷。单独设计的外封还可以展开变成一幅莫斯科地图，其中大大小小的标记点与书中介绍的地址互相对应。这套名人地标系列丛书由博斯连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Бослен»）编辑，莫斯科市政资金支持出版，以一年一本的速度缓慢更新。今年恰逢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诞辰145周年，应时推出的《事实是，莫斯科很拥挤：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地址》涵盖了这位曾创作出《大师与玛格丽特》《狗心》等文学名著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在莫斯科大街小巷留下的足迹：作家的驻地、亲朋好友的居所、工作与休闲之地，同时也包括作家笔下奇幻的莫城空间。往年推出的三册分别是：《“哦，城市！哦，没有答案的习题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莫斯科》（2025）、《“莫斯科将我抱得窒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地址》（2024）、《地址，名字，命运：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莫斯科》（2023）。
《“莫斯科将我抱得窒息”：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的地址》俄文版
无论是对于作家，还是对于读者，莫斯科都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地理位置，这座城市更是一个精神地标，一个文化图腾。对于所有俄国人来说，莫斯科不仅仅是“莫斯科”：
莫斯科啊，我深深把你怀念！
莫斯科……在俄罗斯人的心坎上，
这个词包含着多少意义！
有多少心声在其中回荡！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千万人心中有千万个莫斯科，但总会有一个“文学的莫斯科”，等候着她的朝圣者。书店就在那里，书就在那里，它们哪儿也不去。随时推门进来，那些名字就安静地等着。帕斯捷尔纳克在别列捷尔金诺的小屋中望着窗外的雨，茨维塔耶娃在莫斯科河畔的大石桥上踱步，布尔加科夫抱怨这座城市太拥挤，可他一步也没离开过。
当然，文学的莫斯科也并不甘心守株待兔。时代在发展，文学既来自于书籍，也需要从书页间走出来，变成可看可听的现场，融入快速流动的产业。莫斯科以一系列周期性的大型活动，将自身打造为世界图书文化交流的中心。今年六月四日至七日，新一届红场图书节如期举办，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墙外拉起了摊位长龙，一旁的古姆商场里，除了有网红冰淇淋球，还成为寻书易书的好去处。另外，每届“大书”奖入选名单都会在此时公布，又让红场图书节成为了当代俄罗斯作家们期待的“发榜日”。在紧随其后的七月十四日至十九日，第三届莫斯科国际出版周也盛大开幕，这场盛夏时节的图书盛会既包括多国参与的商务洽谈，也为首都市民与游客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实现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双发展。更值得期待的是，今年九月二日至六日，第三十九届莫斯科国际书展即将开幕，中国将作为主宾国领衔参展——这既是中俄两国出版界数十年友好交往的延续，也意味着两个文学大国之间的对话将在今年秋天迎来又一次深度推进。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一切刚刚开始》海报
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通往市中心的公路两旁有数不清的广告牌，而在林林总总的征召口号和商业广告之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恐怕是为数不多的、能立刻唤起人们对这座城市文化记忆的一句“口号”。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欢迎展板，或类似文化标语，但详查后才发现这是2025年刚刚推出的一部音乐连续剧：《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一切刚刚开始》（Москва слезам не верит. Все только начинается）。故事发生在千禧年后的莫斯科，女主角克休莎带着孩子来到崭新的莫斯科发展。她像许多人一样，希望能在这里开启新生活。莫斯科向她抛出重重考验，但也赐予了她两位忠实的朋友：活泼的玛莎一心想嫁给有钱人，善良的奥莉娅则梦想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故事的第二条平行线则切换到二十年后的莫斯科，三位女主角在度尽各自人生坎坷后再度因友谊聚首，而莫斯科也向她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她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念始终如一，每个人都朝着新的人生目标和新的幸福前进。
细心的观众或许会发现，这个故事模版并非首创。整整四十五年前，同样以“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为名的电影在莫斯科上映，次年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影片讲述了女主人公卡捷琳娜从十七岁的工厂女工到大型国企厂长的蜕变历程，身边同样伴随着两位性格迥异的闺蜜。而电影跨越近二十年的成长叙事，与2025年音乐剧的结构如出一辙。1982年，电影剧本的首个中译本由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集体翻译完成，后经中央电视台引进播出，迅速成为一代中国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两部作品之间隔着四十余年的时光，镜头里的莫斯科从苏联时代的街道变成了如今霓虹闪烁的都会丛林。但城市的面貌可以翻天覆地，而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友情的忠诚、对爱情的热望，以及面对现实重重困难时的那股韧劲，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
苏文所前辈陈宝辰老师在这部经典电影的翻译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她是当年最早接触到这部电影的信息和剧本、并力主将其译介到中国的主要贡献者。在她看来，这部作品之所以仍能跨越时代打动人心，恰恰因为它讲述了一个最普遍、最真实、最生活的道理：
要追求幸福，会遇到很多困难的，甚至是不幸和苦难，所以时常会想流泪。但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我们不要相信不幸……该幸福的时候，该轻松的时候，你就尽量的去歌唱，去看剧、去陶冶，去生活。当你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去做什么吧，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陈宝辰，《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口述历史系列：陈宝辰（一）》）
莫斯科蕴含了太多人的期许和悲欢离合。有人在这里落脚，有人在这里迷失，也有人用一生把这座城写进字里行间。文学的莫斯科并未额外增添什么，它只是将这些故事如实讲述出来，便足以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恰似那句流行过的创作句式：如果你要写莫斯科，你就不能只写莫斯科……莫斯科的故事仍在继续，莫斯科的故事始终在更新。正如这部音乐剧的副标题所言：“一切刚刚开始。”
三、传记者说
在俄罗斯任何一座稍有规模的书店里，都会有这样一面书墙，上面整齐码放着一本本灰色书脊的图书，书脊上既没有充满想象力的书名，也没有写满名人推荐的腰封，有的只是一个个真实的名字。这些书是名人传记，均来自同一个系列——“ЖЗЛ”——名人生活（Жизнь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这一系列传记丛书从1890年开始发行，断续见证了俄苏出版行业的兴衰迭起，至今一共出版超过1800本社会各界名人的传记。今年刚过半，已有四十余本全新传记上市。
“名人生活”系列以学术性为基础，强调材料的严谨、真实与多方综合确证；同时追求文学性，要求文本表达准确清晰且引人入胜，力图达成纪实与文学的融合——既要经得起学理的审视，也能吸引普通读者阅读。
在传主遴选方面，系列的创始人弗洛伦季·帕夫连科夫最开始挑选的是在世界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如罗伯特·欧文、托马斯·霍布斯、德尼·狄德罗等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涵盖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时至今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身份的杰出人物或知名团体均可以入传成书，甚至出现了围绕重大事件的群像传记。在作者阵容方面，系列组织者始终遵循“让英雄写英雄，让好汉写好汉”的原则，向俄国社会各界名流广泛约稿，高尔基在20世纪30年代重启该系列时，也邀请了最优秀的一批作者参与撰写，布尔加科夫、帕乌斯托夫斯基、尤里·洛特曼等人均曾参与撰写。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俄罗斯当代著名学者、作家阿列克谢·瓦尔拉莫夫撰写出版《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2025）、《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米哈伊尔·普里什文》，而另一位作家兼学者的帕维尔·巴辛斯基则撰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系列中的《列夫·托尔斯泰》由著名形式主义理论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撰写，而关于什克洛夫斯基的传记也于2014年付梓。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曾经为伟大先驱们撰写传记的作者，在当下也成为新作者们笔下的传主，而如今的新作者们的创作岁月或许有朝一日也将被后世之人诉诸笔端。
该系列的创作方法演变也映射出时代趣味与评判标准的流变：沙俄时期、苏联时期、新时期，不同阶段各有侧重。近几十年来，该系列内部两种写作方向并存：一种是严格的纪实性，另一种则更偏向小说化处理。两种路径各有读者，也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共同构成了这部庞大书系在当代的活力。
在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中，传记写作从来不只是记录一个人的生平。这片土地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学中心主义，文字被赋予特殊的分量，而人本身也常常被视作一部待读的书。或许在俄罗斯人眼中，每一个人就是一本书，尤其是一本文学意义上的书。传记创作便等同于文学创作，传记的对象不仅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同时也被理解为一个故事、一个传奇，甚至一个神话。历史的文学化与文学的历史化，在这里几乎是一体两面，彼此渗透。
2026年，著名艺术家马克·夏加尔的回忆录《我的生活》（Моя жизнь）再版面世。这本自传一经推出，便在各大艺术博物馆的纪念品商店里牢牢占据首推书品地位，再版仍然声势浩大，足见其生命力并未随岁月消退。另一本值得关注的新作是玛格丽特·马米奇在2025年创作出版的《宁静的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Композитор тишины. Сергей Рахманинов）。玛格丽特用一本书揭秘一位把音乐作为母语的人，这本身就是一种转换，从音符走向文字，从声音走到叙述。拉赫玛尼诺夫曾说：“音乐是静谧的月夜。”这位音乐巨匠将音符之间起停顿挫的节奏比作呼吸，而玛格丽特的这本传记，正是试图在宁静中聆听那鲜活的声音。
《宁静的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俄文版封面
然而，对于少数创作欲极强的作家来说，传统四平八稳的传记创作无法满足他们探索创作边界的冲动。对他们来说，传记不再仅仅是记录还原已然固定的人生，同时也是作家自身创作实验与自我表达的空间。创作的无限想象不断挑战着历史的真实边界，而当事实不足以支撑叙事的完整性，或者说不足以满足作家的表达欲时，虚构能否填补其空白？这些问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用自己的创作尝试作出回应。在这方面，2025年推出的两本传记类小说最具代表性。
古泽尔·雅辛娜为谢尔盖·爱森斯坦创作的传记《爱森》（Эйзен）被视为作家创作生涯的重大转型，以往专注于虚构题材的雅辛娜在这部作品中选择在历史人物身上探索真实与虚构的交融可能。一方面，雅辛娜以真实史实、信件、回忆录为基础，从中构建出作为俄苏二十世纪先锋派文化代表的爱森斯坦的真实经历与历史事实；另一方面，雅辛娜将虚构创作技巧融入心理细节和对话创作，在人物形象的合理性与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前提下大胆展开描写。
《爱森》封面
小说封面明确标注了“роман-буфф”，其中“буфф”源自意大利语“buffo”，本是歌剧术语，意指滑稽、喜剧性的风格。“滑稽剧式小说”的定位本就揭示了雅辛娜的写作意图——她不满足于为爱森斯坦作传，而是试图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这位导演的人生，将其中的荒诞、冲突与表演性推到台前。爱森斯坦本人恰恰以剧本创作和剪辑闻名，擅长系统性运用“蒙太奇”理论。雅辛娜在书中刻意模仿这种电影剪辑思维和分镜头脚本，频繁切换景别、穿插蒙太奇式转场、制造场景之间的剧烈反差，整部作品的节奏和结构本身就是对爱森斯坦剪辑理念的一次实践，是一次“剪辑艺术”的元呈现。
前文提到的《图玛》同样是对传记体裁的一次突围尝试。作家普里列平在为肖洛霍夫撰写传记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田野材料。传记《肖洛霍夫，非法者》（Шолохов. Незаконный）已于2024年出版，但一部严格的传记终究有其边界，无法容纳全部素材。尤其是，对肖洛霍夫生平的记述不可能绕过《静静的顿河》，为了走进肖洛霍夫的顿河书写，普里列平搜集了大量关于顿河流域哥萨克文化的资料，其中许多内容未必与肖洛霍夫本人直接相关，或过于细碎，或脱离现实，难以纳入传记的正文框架。它们是有价值的，却又是“多余”的。为了“物尽其用”，普里列平将这些材料用于《图玛》的创作中。
现实的虚构与虚构的现实——这看似对立的概念，在俄国文学中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真实与虚构的交融，构成了对历史的一种重构方式。某种意义上，作为书写的历史，本就是作者对作为现实的历史的浪漫怀想。
尽管普里列平自己曾指出，《图玛》在气质上更接近果戈理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精神，而非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传统，但这种简易的二分法只是机械性地将现实与虚构用文学技法加以区分，反而忽视了二者相融合的可能，而许多俄国作家的创作恰恰是在这条融合之路上展开的。虚构的故事中承载着真实的历史：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将虚构的个人命运融入普加乔夫起义的真实历史，托尔斯泰笔下的《战争与和平》在虚构的贵族家族叙事中重返拿破仑战争的时代现场，《静静的顿河》则以格里高利的个人沉浮，写出了顿河哥萨克在历史洪流中的集体命运。反之，真实的人物与历史，也可能以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笔调被重新书写：果戈理笔下的《塔拉斯·布尔巴》根植于第聂伯河哥萨克的历史土壤，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取材于高加索战争中的真实人物，但这些作品并不拘泥于史实的逐一还原，而是让历史人物成为承载作者伦理诉求与审美理想的文学形象。
史官秉笔直书，追求“书法不隐”的实录精神；与此同时，“春秋笔法”以一字寓褒贬，微言大义，史家的伦理判断已然融入叙事本身。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历史的书写从来不只是事实的堆叠，也包含了书写者对历史的理解与判定。这种以叙事传达价值的方式，与俄国作家们在虚构与史实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在精神上庶几近之。
（本文为“俄苏文学书友会”专题特约稿件，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博士生，2025-2026年赴莫斯科国立大学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