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9年，孙犁先生进入天津后，一位熟悉的电影导演让他写一部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电影最后没有拍成，孙犁先生把新写的一部分故事抽出来，改成了小说，即《采蒲台》。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白洋淀纪事》后，电影导演凌子风曾经想据此拍成一部关于白洋淀的电影（后来也没有拍成）——凌导当年读过的那本《白洋淀纪事》，不知道经过多少地方、多少人的手，最后竟然来到我手里。从书页中很多铅笔划线处看，凌导一定翻来覆去多次阅读《白洋淀纪事》，想用电影的手段呈现出它的艺术神奇——这是后话。

时间到了1962年。

这一年的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席主持会议，讲话时反复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作了重要讲话。

在七千人大会的精神鼓舞下，1962年2月至4月，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专题会议；3月2日—26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在北京的会议上，时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陈荒煤介绍了1961年完成或上映的《暴风骤雨》《枯木逢春》《三八线上》等几部故事片的情况。特别是1962年8月2日—16日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大连会议”），更为我国当时的文艺界注入较大活力。

与此同时，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的双月刊《电影创作》也发表了不少好剧本，例如《詹天佑》《大李小李和老李》《二月》《锦上添花》《伤逝》《小兵张嘎》等。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电影创作》发表了《嘱咐》《荷花淀》两个短故事片的电影文学剧本。

一

《嘱咐》的电影文学剧本刊发在1962年第5期《电影创作》，由施文心编剧。施文心，1928年11月出生于重庆市江津区，1956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辑，编发过《红旗谱》《李四光》等文学剧本，2022年12月逝世于北京。其丈夫是著名演员葛存壮。

剧本《嘱咐》中，施文心对原著没有做过多的改变。但为了电影的镜头效果，她精心做了一些细节变动。举例来说，主人公水生刚回到家门口时，孙犁原著中这样写道：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的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热情的叫了一声：

“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打打的哭了。水生看见她脚上那白布封鞋，就知道父亲准是不在了。（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版《白洋淀纪事》）

在施文心改编的剧本中，她这样做了细节上的生发：自家的院子已经十分凄凉，房屋大部分倒塌，水生怀疑这里是不是自家的院子。他在疑惑自己的眼睛，想打听一下，四外却没有一个人。正在这时，从那边走来一个年轻妇女，头上包着头巾，身上穿一身自家织的冀中特有的土花布棉衣裤，体态轻盈。她推开门要进院子，水生认出来这是他八年不见的妻子，心里无限感慨。他几步跨上前，站在正要关门的院门前。接下去，剧本这样写道：

那妇女正在关门，忽然一个陌生的军人站在面前，她吃惊地望着这军人。

水生上前一步，下意识地伸出手，热情地叫了一声：“你？”

妇女牵动嘴角笑了笑，但笑容立即在脸上僵化、消失。她瞪大眼睛注视着水生，渐渐的，泪水便充满了眼眶，顺着脸颊流下来。

突然，她把水生一把拉进门来，又一推抵到门上，便伏在水生胸前，像受尽了委屈的小女儿见到亲娘似的，极悲痛地耸动着双肩哭泣起来，似乎恨不得把八年积蓄的苦楚和辛酸都随着眼泪倾泄出来。

水生抚摸着妻子的头，喃喃地说：“别哭了！别哭了！”

半晌，水生嫂才止住了哭泣。

水生低低地问道：“爹呢？”

水生嫂抬起头来，想要回答，但什么也说不出来，嘴角撇了撇，狠狠地摇摇脑袋，又伤心地哭泣起来。

水生从妻子的反应里已感到了不幸，又一低头看见妻子脚上的白布封鞋，便明白爹已去世，也不禁黯然。

几只寒鸦被惊起，唤叫着飞过天空。

水生嫂突然看到八年未见的丈夫——在当时的冀中农村——是否会伏在水生胸前表达重逢的心情，暂且不说。与原作相比，剧本在这里增加了画面感，这是电影表达的手段，而且用环境烘托当时的情景，更是一种成功的生发。

再如，当听到水生只住一晚就要走的时候，孙犁原作写道：

女人呆了。她低下头去，又无力的仄在炕上。过了好半天，她说：

“那么就赶快休息休息吧，明天我撑着冰床子去送你。”（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版《白洋淀纪事》）

剧本却用了较多的篇幅增加了水生嫂回忆八年前送水生参军前夜，她为丈夫绱鞋，以及在全村父老乡亲夹道欢送下，水生戴着大红花走在参军青年队伍中的情节……两相对比，更显现出亲人短暂相聚的珍贵，显示出水生这个八路军战士为祖国独立与民族自由付出的牺牲，中国普通民众做出的具体而无私的奉献。

《嘱咐》原著和文学剧本都提到“胜芳保卫战”的事由，但二者都没有交代清楚它的背景，现在的一般读者恐怕也不会探究它的背景是什么。孙犁先生没交代“胜芳保卫战”，是因为小说在1946年写于冀中区首府河间，当时的读者都明白“胜芳保卫战”是怎么回事儿，不需要交代。而施文心可能是不了解“胜芳保卫战”，因此有意忽略它，一笔带过。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位于文安洼北侧（历史上文安洼叫东淀，白洋淀叫西淀），是北方著名的水旱码头，素具“南有苏杭，北有胜芳”之称。1945年9月上旬，冀中区党委决定把十分区霸县的胜芳镇升格为胜芳市，并划归九分区管辖，孙犁的老战友路一任市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文化局局长，著有长篇小说《赤夜》、散文小说集《漫漫征程》等）。“胜芳保卫战”的历史背景是：为了抢占解放区地盘，1946年5月24日，国民党军队第16军、92军、94军各一部共10000余人，在5架飞机、6辆坦克配合下进攻胜芳。冀中军区动员有关力量进行了反击，炸毁敌坦克3辆，歼敌1500余人，冀中军区部队伤亡4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胜芳保卫战胜利。所以，小说中说进攻胜芳的敌人，是坐着飞机来的——不仅仅指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坐着飞机来抢夺胜利的果实。顺便说一下：1948年12月，即将入城的天津市委、市政府等各个部门人马集中在胜芳，天津日报社等也在这里筹建。在胜芳等待进天津城的日子里，孙犁先生写了短篇小说《蒿儿梁》。

总的来说，《嘱咐》的文学剧本是值得肯定的。《电影创作》在编后记里也说：“《嘱咐》是施文心同志根据孙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短故事片文学剧本。孙犁同志的短篇小说是有他独特的风格的，严谨、质朴，读后常使人深切难忘，一般说改编电影剧本是有些困难的。现在这个本子在一定程度上有它成功的地方，而尤其作为电影编辑人员业余的进修锻炼，是值得欣喜和鼓励的。”

二

我觉得，1962年第6期的《电影创作》是要记录进史册的：一是因为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此杂志的最后一期了——1963年，《电影创作》改由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办，并改名为《电影剧作》；从1958年创办到1963年转隶主办单位，在四年的时间里，《电影创作》杂志发表了很多迄今令人难忘的剧本。二是在这期杂志上，不仅刊登了著名的战争题材儿童电影剧本《小兵张嘎》，而且刊登了由短篇小说经典《荷花淀》改编而成的短故事片文学剧本《荷花淀》。

1962年第6期《电影创作》发表的短故事片文学剧本《荷花淀》，由宋澍编剧。与原作相比，剧本的故事性更强了，为更好地演绎故事，其中也增加了多个人物。

剧本首先点明，故事发生在1941年夏季的白洋淀。之所以点明这个时间，我估计编剧是有用意的。1938年4月底到5月初，冀中区党委、行署、军区先后成立，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军民抗战工作。冀中八路军一方面进行正规化建设，把人民子弟兵建设成铁军，成为崭新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和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战斗，先后破敌五次“围攻”，保卫了新生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贺龙带领八路军120师于1939年初进入冀中，给冀中区党政军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更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冀中进入了史称“黄金时代”的阶段。日本鬼子越来越把冀中视为心腹大患，从华中前线等地抽调大量兵力围攻冀中，并于1942年5月1日开始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荷花淀》的剧本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定为1941年夏季，是比较符合历史背景的，也是很适合故事氛围的。

剧本开始，保留了《荷花淀》原著的诗情画意，甚至直接使用了原话，“她象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版《白洋淀纪事》）但在接下来，剧本就根据体裁的特点，让故事里的新人物出场了，玉莲、二菱来找水生嫂，在说笑中引入后面的情节，同时交代了几位年轻妇女与即将出场的男人的关系。

剧本下面的故事情节，是宋澍新加的：

淀里。月光下停着一只小船，上面坐着四个青年人。他们是水生、大蓬、原生和小胜。看情形他们正在议论什么事情。

在这里，宋澍借用了孙犁《光荣》里的主人公原生、《小胜儿》中的主人公小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对于人物“我”（指水生——段华注），《荷花淀》原著里只有几句话：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版《白洋淀纪事》）

剧本《荷花淀》就把这几句话演绎成几段故事，有声有景有神有情，使人物的形象更加具象化、画面化，同时设计了另一女性人物芦花出场。至此，剧本中男性人物、女性人物尽数出场：水生对水生嫂、大蓬对芦花、原生对玉莲、小胜对二菱。宋澍用了“芦花”的名字，也许当初是受孙犁《芦花荡》的启示。

剧本以后的剧情设计中，又出现了魏支书、王队长、老鹰叔等，数老鹰叔情节最多。老鹰叔的形象，就是《芦花荡》里老头子的形象，甚至女主人公遇到日本鬼子扫荡船的场景，也和《芦花荡》里老头子痛打日本鬼子的环境差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澍试图打通孙犁作品的主题相似之处，使所有的故事都能串联起来，为剧本提供广阔的故事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时隔30多年后，1995年第4期《电影创作》刊出汪曾祺根据孙犁作品改编的剧本《炮火中的荷花》，作者把孙犁关于抗日战争的所有小说情节、所有人物打通、串联起来。

在《荷花淀》原著和剧本里，都写到了水生对水生嫂的嘱咐：要不断进步，什么事不要落后，不叫敌人汉奸活捉。而到了《嘱咐》原著和剧本里变成了水生嫂对水生嘱咐：一定要把敌人全部消灭，“记着，好好打仗，快回来，我们等着你的胜利消息。”（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4月版《白洋淀纪事》）短短数十字，简练、干脆、形象，写出了经受战火洗礼的普通中国人对坚持战斗、获得胜利的美好前景是那么乐观，对自己的亲人是那么期望、忠贞和深情——这不仅仅是艺术的升华，也是作家感情的升华。

两个剧本都注明“根据孙犁同名小说改编”。恕我孤陋寡闻：过去是不知道这两个剧本的，所以拙编《孙犁年谱》（2022年3月人民出版社版）没有录入。我不知道后来的《电影剧作》是否还刊登过根据孙犁先生小说改编的剧本。这两个剧本的存在，足以表明孙犁的作品十分吸引电影工作者的注意，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促使他们做了有益的艺术探索。

《电影创作》在发表《荷花淀》剧本的编后记中说：

《荷花淀》是宋澍同志根据孙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可以看出，作者在改编中，在人物等方面有所发展和丰富，这对表现主题思想是有裨益的。

从电影文学剧本《荷花淀》《嘱咐》看，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