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52年5月徐光耀与申芸摄于朝鲜前线

晚年的徐光耀夫妇合影

20世纪70年代徐光耀一家摄于河北保定

信是写得太短了，信短情长，亲爱的，见面不远了，那时尽情说罢！

这封信写于1954年3月9日，是革命作家徐光耀写给妻子申芸近千封家书中的一封，这些家书被申芸妥帖保存了数十年。从1950年相识不久的战地通信，到20世纪80年代的平常家书，通信时间横跨30多个年头。30年世事变迁，徐光耀与申芸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下乡、参加工作队或排练演出，为了各自的文艺事业，聚少离多，不变的除了革命信仰，还有革命伴侣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相守的如歌岁月。

爱情是甜蜜的，可是离别得太多的爱情，又是多么苦啊！（1959年12月22日）

昨天接到你两封信。快活极了！（1969年3月26日）

我把家建设起来，你何时感到疲倦，就回来休息吧！（1971年8月14日）

对于聚少离多的家庭生活，“长此下来，也好像习惯了，不以为苦。可我们看看有些人，他们差不多一辈子都极少离开，偶然分别几个月，便是一生中的大事”。面对生活低谷和工作中的挫折，徐光耀总是充满热情地劝勉妻子：“让我们齐心奋斗下去吧！希望总是在将来的啊！”在各居一处的漫长日子里，两人用家书传递感情、沟通事务。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一封封信，一行行字，不觉间竟达90万字之多，如同细密的针脚，将两颗火热的心缝到一处，从青春到白头。

从革命爱情到共建“新家庭”

徐光耀和申芸于1950年秋天第一次正式见面。这次见面并非偶然。《平原烈火》出版后，引起了热烈反响。听说文工团有一位叫申芸的女同志，看到这部书，也很佩服徐光耀，一向关心徐光耀个人问题的李昭，便给徐光耀写信、询问意见，并主动要求帮忙介绍。在与申芸见面之前，徐光耀便已有预感，自己可能要恋爱了。见面后，他再次确定了自己心中的好感，肯定申芸是一个可爱的人。

革命同志之间爱情萌芽的生发，并非只有甜言蜜语，而是经过审慎而又真诚的交流，大到信仰、小至个人志趣，无所不包。徐光耀在日记中申明自己对恋爱的基本态度是“直爽、诚恳、严肃、负责”，在相处的过程中，要“照顾双方的自尊心，尊重各自的独立地位”。在事业方面，他认为“事业的不同，正可以取其所长，补其所短，相互间得到充实和丰富。所以，个人坚守个人的事业岗位，是条不能动摇的原则”，并期待对方“只要这一观念坚持到底，不为将来的儿女所纠缠而发生动摇和灰心，前途便是无限的”。这些写在日记中的话，徐光耀也和申芸面对面地长谈过，并在书信中反复鼓励对方追求进步和事业。

除了亲密又坦诚的长谈之外，两人也用交换日记的方式浇灌恋爱萌芽。申芸首先提出，要读徐光耀自两人相识以来的日记。这种交换日记的方式，要求双方足够坦诚。徐光耀读申芸1950年年底的日记时，感受到“我的心，为那单纯、明快、热烈、坚贞的感情所震荡着”。他饱含感情地在信中写道：“从日记中，鉴定中，同志们给你的信件，我深深看到了你的博爱精神。你那样善于团结人，帮助人，爱护人！这种广泛的‘爱人民’的精神，乃是一种最崇高的美德，最优良的品质。”正是数次的认真长谈、日记交换等环节，使两人彼此生出深切关怀与坚定支持。

爱情并未将他们束缚在温暖的巢穴之内，而是推动着两人勇敢奔赴为国为家的远方。他们志同道合，互相激励，生死与共。相识不久后，申芸即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兵，随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地宣传与慰问演出，那是1951年。“一面在连队里奔跑”，还一面惦记着徐光耀的期待，怕恋人等信等得心急，“赶忙的挤时间写信”，虽然都是战地上挥笔写就的短笺，却包含着申芸的全部心意。

刚确认心意的两人就身处异国，无异于一场爱的试炼。加之申芸辗转于前线，写信、寄信更加不便，通信延迟也是常有的事。“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事实证明，这份建基于两人革命理想的爱情，是严肃又认真的。聚少离多的二人能够在烽火硝烟中互相守望，显出难以撼动的决心：“我了解你是怎样的在怀念着祖国、妈妈和我。我们彼此的心永远是相通的，相连的……我将用最坚定的，钢铁一般的心情来等待你，等待你，永远的等待你！”相识一周年那天，徐光耀给正在朝鲜慰问演出的申芸写信，信中说：“我们的感情建筑在党性和真诚、严肃的基础上……恋爱本身就包括了崇高和纯洁，而我们是没有损害过它的尊严的。”

申芸在回信中写了这样一首诗：

当我们再见的时候

严冬已去，

暖风吹荡着大地；

当我们再见的时候，

你的胸前挂满了耀眼的勋章

…………

读着申芸的来信，徐光耀备受鼓舞。1952年，他主动申请在朝鲜战场生活和战斗了8个多月。1953年1月，怀着对见面的热切期待，申芸从朝鲜归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申芸的脸冻得通红。她顾不得疲倦，与徐光耀二人并肩走路去看天安门。在灯光照耀下，两人感到“灿烂而又充满幸福的安静”。这时，徐光耀已和申芸向组织申请结婚。两人结婚时，全国正酝酿新一轮《婚姻法》宣传贯彻热潮，那是1953年2月。他们并没有把感情化为脉脉温情，而是强调要通过斗争、批评来淬炼夫妻关系的成色，并约定共同成长，终身培养平等互助的强韧品格。“夫妇之间也必须有斗争，有批评。一方不能形成一方的附庸，要真心健康的爱情。”

他们对恋爱的理解如此清醒，正如徐光耀在信中写的，恋人之间不能互相纵容、放任，而是要“用最高的爱的方式，使二人更迅速更坚决地克服缺点和错误，更快地进步起来”。也正因此，徐光耀并未因为结婚就推迟两人对进步的追求，在信中多次建议申芸去中央戏剧学院学习。徐光耀于1953年外出调研时，也不忘劝勉爱人：“要做有用的人，就要在困难的时候拿出气魄来，坚强起来，要提得起放得下才成，一如你在朝鲜战场经常所做的那样！”身处婚姻生活之中，申芸“开始慢慢地理解了生活，理解了他，才更深地爱他”，在徐光耀离家外调时，她决心为了革命工作忍住思念之苦，“祝愿他胜利归来”。

带有浓厚革命同志色彩的恋人，想要维持理想而美好的婚姻，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实在不少。两人能够持续践行恋爱期间的原则吗？革命伦理能够应对家庭生活中的纠葛和琐碎吗？徐光耀和申芸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1953年夏天，徐光耀到雄县下乡，自此夫妻开始断断续续的异地生涯。1956年徐光耀挂职期满，调到北京。1959年，徐光耀经农场劳动改造后，被分配到保定文联，但两人在保定没有安家的住处，申芸便住在河北省话剧团的单身宿舍。其间申芸经常随团外出演出，两人也难以每日相依相伴。1971年，徐光耀被遣回雄县，夫妻各自带着两个孩子异地而居。至1973年，徐光耀回城，一家人暂得团圆。20世纪80年代初，徐光耀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主席，申芸随同丈夫来到石家庄，夫妻团聚。从相恋结婚，一直到年过半百终得相依相守，其间经历了几十年的聚散离合，在生活中淬炼出纯粹的革命爱情。家既是爱的港湾，也是充满“斗争”、不容懈怠的场所。个人的成长在此交织，同时也不断迎接外部挑战，涵纳时代变化。在小家的运转与建设中，也展开属于它的“内”与“外”的辩证法。

书信里的家庭账

生活少不了柴米油盐。要支撑一个家庭良好运转，自然少不了经济收入和对收入的认真分配。徐光耀日记中偶有记录花销，这一习惯也延续到和申芸的通信之中。翻阅徐光耀日记和书信，常常可以看到清楚的记账，包括收入来源、数目与支出内容，以及出借还款等。其中，有亲友家人的慰问寄款，也有外出时购物的明细。他们生育子女后，也做了不少关于家里日常开销的记录。

新婚夫妇迎来新生活，但还没意识到有一本“家庭账”是需要他们好好筹谋的。两人刚结婚时，徐光耀常常给申芸买礼物，包括丝绸被面、衬衫、皮鞋等，“杭州出绸子，是此地特产，价钱也较便宜（六万九千一块），檀香扇子三把（共七万），龙井茶（也是这儿特产）半斤，剪子一把（六千多）。”当时是1953年，徐光耀使用的是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称“旧币”。这套人民币从1元到5万元共12种面值，那时人们的平均月收入大概在40万元。到了上海，徐光耀还给申芸精心挑选了皮鞋，“皮子是最好的，共用钱十三万九千”。可见，这时两人的经济压力较小，生活较为宽裕，对于喜欢的好物件常可以“尝尝滋味”。

书信中可以看到不少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种类，以及国内市场物价的情况。1955年3月我国发行第二套人民币，一元新币约合一万元旧币。1956年，徐光耀在信里写自己买了一件“栽绒绿背心，拉锁的”，市价31元，这个价格相当于半个多月到一个月的平均工资。

1955年，随着供给制的取消和工资制的开启，徐光耀不得不在家庭开支上做仔细的计划，“我们必须趁年轻还能作为的时候，把自己锻炼得会把家过日子，不能总盲目的依靠组织过生活”，由此两人开始有意识地规划日常开销。不过，在看到申芸颇具理想化的开支计划后，徐光耀又贴心地提醒道：“你每月74元，按你列的那篇开支账，每月要余20元，怕是不大容易做到。”

从这本“家庭账”里也看出徐光耀在子女养育方面的有趣变化。最初，徐光耀是很舍得给大女儿买漂亮衣服的，说小白白（长女）“应该穿宽大飘逸的裙子才对”，要把女儿“打扮得跟那洋娃娃似的”。到1958年，发觉小凝凝（二女儿）“衣服可真多，每天换三四套，一套一个样子，没有重的，很多衣服我都没有见过，还很新的”，而这些衣服都是老大没穿过的。申芸常年在外工作，作为母亲对子女的思念也常借由为子女购置新衣来传达，自然，子女的衣服就容易买多。1963年，北京宣武塑料厂推出一款塑料凉鞋，色彩丰富又好清洗，一时非常流行。申芸看到这种轻便漂亮的新款式，便想买给孩子穿，不过考虑到穿着上的舒适和安全，徐光耀“不同意给孩子们买塑料鞋，主要是烧脚。其次，穿这种鞋爱绊跤，穿上会磕了孩子们的门牙去；脱起来也费事”。

除去日常生活开销，徐光耀还在书信中记录了当时农村建房的账目明细。1971年春，这个小家庭随着徐光耀工作上的变动，又一次进入低谷期。徐光耀返回保定老家修建房屋，“城市里盖房，平均每间500元。农村虽便宜，但咱没有劳力，木、砖等料又比城市牌价贵得多”，有限的储蓄和每日省不掉的必要支出，使得他不禁感慨“回家近一个月来，深深感到用钱、挣钱的艰辛”。

徐光耀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调适着家庭开支上的消费观念。他透过家庭开支变化的现象，进一步捕捉到分配制度层面的原因，“就因为过去是供给制，生活、家庭，都无后顾之虑，就是手下一文不名，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现在呢？手下一万二，然而五年之后，没有办法，可能一切破产。”工资制的实行与供给制的落幕，也通过个人心态的微妙变化，发挥着对家庭的影响。在不得不面对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徐光耀提出要按照需求的正当与否来判断消费的必要性，“正当的费用，是应该的，不应紧缩（如吃饭保持一定的营养）。但一些可有可无，可用变通办法对付得过的，便应节约。”为家庭算经济账，既是徐光耀的切实生活经验，也构成作家徐光耀展开文艺创作的生活基础。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工资分配与家庭开支，琐碎又重要，徐光耀从对好东西的“尝尝滋味”，到精打细算，这种经济观念的转变，外部原因是供给制转向了工资制，内部原因则是家庭育儿需求与家庭收入的权衡。内外原因共同构成了这笔家庭的经济账。那个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精打细算，在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支撑并经营好一家人的生计。书信中关于家庭生活的部分，除去生活开支事项，更多的是对家庭小事和孩子成长点滴的温情记述。两人这些包含开支条目与生活细节的书信，如同夫妇日常生活里丰富、详尽又动人的念白，也给散居两处的徐光耀与申芸以莫大的慰藉。一笔笔开支实实在在地编织起那个年代里温暖小家的方方面面，亦是徐光耀、申芸用心生活的证明。

衣物里的时代变迁

对于国家来说，穿衣是基本的民生问题，也可反映一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对于一个小家来说，这也常常是家人相互关心的落脚点。徐光耀与申芸关于穿衣、买衣的生活经验，不仅是个人审美的体现，也折射出国家与时代对服装态度的变化。1955年春天，作家、时任《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在《中国青年》谈“穿花衣服”的问题，鼓励大家追求健康的美感，不要排斥“生活的美好和丰富”。当年6月，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在《新观察》杂志发文，提倡大家尝试“多种颜色、多种样式”的穿衣风格，由此发起一场服装“美化”运动。

革命战争年代，大家多推崇朴素实用的着装。徐光耀和申芸从部队里成长起来，也以穿军装、制服为多。不过，徐光耀对于穿衣的理解，也受服装美化运动的影响，在节约之余也开始兼顾服饰的美观。

服装问题不便太保守了，在生活中做个先锋者，也未曾不可，何必总是跟在人家后面学呢？近日来，报上对这个问题注意很多，足见国家在提倡这个。……我决心这次回京之后，要好好儿买两件夏季的衣服了。……你应早点为我留心些衣服料子及样子。（1956年3月13日）

他还在信中和申芸提起北京的国营服装展，建议申芸去看看。徐光耀比较尊重申芸在衣服上的审美和想法，不会过多干涉申芸买衣服的自由，但也不乏观点上的直抒己见。比如，他在几封信中这么谈到自己对衣服颜色和式样的偏好：

如果你愿意采纳我的意见的话，我以为浅嫩一些，明快大方一些最好。你所买的衣中，“布拉吉”的色调最投我的心，而那件大紫裙子，我是想也不愿去想它。就让它们做我的喜恶的代表吧。（1956年3月20日）

20世纪50年代末，国家棉花产量大幅下降，以棉麻毛丝为纺织原料的纺织业遭遇困难，客观上造成衣服紧缺的状况。从书信中看，徐光耀对申芸交代自己如何打点孩子的衣服，安排得细致又清楚，“计算了一下，她过冬的衣服尚缺的是：棉裤一件，棉衣外的军裤两件，军衣一件，大衣一件，棉帽、棉鞋各一。另，衬裤两件。当日，我领她出去，先买了一条棉毛衬裤，回来一试，可以穿，预备以后再买一件。最糟的是毛裤，我领着她转遍了前门处，找到两家机织毛衣的，贵贱不说，却都是要等两个月才能交活”（1958年9月8日），侧面也可见当时市场上衣物的紧缺程度。

徐光耀在穿衣方面总体上较为朴素、节俭，也会不时地在书信里表达有关穿衣、买衣的想法。比如，关于购置新衣物，徐光耀在1959年的书信中建议，“‘五一’节的服装，我以为要照顾到平日也能穿为宜，如只能节日穿穿，实在太不合节约原则。……以后，不要买光能压箱底的衣服了。”1964年，徐光耀下乡“看到老百姓的苦况，实在感触很多”，“至今老百姓还有许多两三个人一条被子的；没有衣服穿的；闺女要穿爸爸的鞋才能出门的……”，提议“我们还是应该更节俭些”，不能与人民的生活相去太远。

1972年10月，徐光耀为孩子们预备、收拾秋冬御寒的衣服，“两个孩子的绒裤都根本不行了。……昨日，我给冬冬买一件厚绒裤（四元多，6.5尺布票）……这孩子长久拾别人破烂，得一件新衣服便高兴得什么似的。”这种情况不免令人心疼，至于“棉衣，正预备去拆洗重做。大体上先每人一件。棉裤，问题不大，可能短一点，接一接也就解决了。我还从段岗弄来一斤棉花，是为补短的”。因为袄面不够，徐光耀只能先安排好孩子们的衣物，自己的棉袄也来不及做。

即便是旧衣服，徐光耀也不会随意处置，而是拣选合适的送给老家来的朋友。这种亲友之间的旧衣分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人的集体生活记忆。虽然穿“旧衣裳”与物资紧俏、生活拮据分不开关系，但这种对衣服的珍惜和物尽其用，也是我们现在常常回忆起来的温暖体验，这也体现出徐光耀作为革命作家的人民立场。

1983年布票停用，1985年轻工业部办了服装展销会，徐光耀在会上自己做主给申芸挑了一件羽绒服，这是书信中最后一次提到衣服，至此，距离两人1950年初相识时，建议对方买一件毛衣御寒，已经过去了30多年。这30多年间，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夫妻之间的感情仍如此简单又饱满地凝结在一件御寒的衣物之中。

徐光耀的书信如同他的日记，内容丰富，情感真诚。仅出版和整理出来的日记、书信就达数百万字，这些文字正是革命作家作品之花绽放的肥沃土壤，也饱满地呈现出革命作家的情感能量与生活世界。不管是青春年代浪漫的告白，朋友家人日常的关照往来，文艺创作生涯中的灿烂时刻，还是照料子女的烦琐与疲累，事业低谷的煎熬，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一一裹入岁月的年轮里。在这些泛黄的信笺里，分明是两颗真挚与纯洁的心，在漫漫长路上并肩前行。

（作者：刘玉静，系河北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