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说出口的爱，才能被听见
“脸对着脸，
面容难辨，
大事远看才可见。”
（顾蕴璞译）
这一诗句出自俄国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的诗歌《给女人的信》，百余年来一直在俄语世界广为传诵。巧合的是，它竟如此贴切地道出了我与自己的母语文学的关系。当我试图抛开一切虚饰，只凭最诚实、最苛刻的自我评判标准，探寻自己对语言的那份忠诚究竟源于何处时（如今，这份忠诚几乎决定着我每天的生活），令我震惊的是，脑海中首先浮现的，竟是少年时代那些曾让我极力抗拒的场景。我的早期教育同样没能绕开“背诵诗歌”这项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传统训练。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格里鲍耶陀夫、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诗句朗朗上口，背诵起来并不困难，但每每必须在全班同学、父母和老师面前公开背诵时，我总要经历一番心理挣扎。命运似乎早就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出生在一个母亲从事文学研究、父亲毕业于哲学系的家庭。因此，我的假期作业中总会额外多出一项——讲述自己暑假里的阅读。阅读书单无非就是《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之类的经典作品。写回忆录的人常常提醒我们，人很难真正客观地面对自己的过去。然而，也许正是少年时期年复一年的文学训练，使我后来对经典文学，尤其是那种托尔斯泰式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宏大叙事，产生了强烈抵触。高考结束后，我带着对未知作品的期待，成为了东方学系的一名新生。当时，负责教授我们文体学的是一位语言学院系的教授。一次，当她听见我说：“比起大多数俄罗斯经典作家，我更喜欢翻译文学。”她先是一脸愠色，转眼却笑出了眼泪。她望着我，眼里带着几分宽容，仿佛在无声地说：“不过是个二流文学爱好者。”
回首过往，或许正是少年时代对当众背诵的恐惧，反倒让我真正把阅读内化成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在之后的阅读过程中，我我再也不会被要求背诵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哈尔姆斯、扎博洛茨基、布罗茨基、甘德列夫斯基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于是，我与这些大师的对话，终于不再需要任何中介。当我第一次真正萌生写诗的念头时，一个重要的冲动便是将那些我深爱的作品从他人鲜明人格的笼罩下解放出来，写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在我赴广州交流学习期间变得愈发强烈。也正是在那时，一个无法仅凭教材和课堂便能认识的真实中国，展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对自己了解得太少，对文学的了解也远远不够。木槿、榕树、马齿苋……面对这些陌生的名字，我该如何真正理解它们，并将它们写进自己的作品？又该如何让自己真正融入这片古老的文明？古米廖夫关于非洲旅行的经验，在我看来，依然不足以回答我所面对的问题。“黄色中国里的瓷铃铛”这样的描写，终究还是失之笼统。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又耗费了一年的时间。那一年，我居于杭州西湖之畔。远离了日常课程的束缚，我常常独自漫步于竹林间曲折的小径，一走便是数小时。有时，一场大雨过后，竹林仿佛被清澈的雨水重新洗涤，散发出雨后特有的清润气息。也许是在某一次漫步中，也许是在某个漫长而寂静的夜晚，一个念头悄然浮现：让中国的诗歌语言真正进入我的内心，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最初我十分谨慎地对《诗经》中《国风》的节奏进行了一次重新探索。之后，我渐渐开始接触现代诗，接触那些挣脱规范束缚的自由抒情。北岛、芒克、顾城、海子，正是他们的作品让我懂得，诗歌可以依靠“呼吸”而生成。
如果不是后来有幸获得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这些积累是否终有一天能够走出我的私人收藏，进入更广阔的文学世界，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身处那样的文学环境，无形之中便会感受到一种召唤。更何况，我还有许多机会，能够亲自与校内外的诗人面对面交流。我早已将他们的诗歌视为自己的精神财富。于是，对我而言，此后的四年（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成为了一次次令人惊喜的相遇。北岛与我分享了他少年时期在学校学习俄语的经历；芒克回忆起“六十年代人”——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阿赫玛杜琳娜等诗人对其个人诗歌语言形成的重要影响；于坚花费数小时讲述俄罗斯经典文学在其创作道路上的深远影响；柏桦则赠予我一整组献给俄罗斯作家的诗篇……这些，不过是此刻最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几个片段。也正因如此，当我开始筹备西川俄语诗歌集时，最先着手翻译的作品之一，便是他的《读曼杰施塔姆1928年8月25日致阿赫玛托娃信》。在这些交流中，我逐渐明白了两件事：首先，俄罗斯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之间存在着许多深刻的交织与共鸣；更重要的是，这些联系至今仍有大量未被发现和阐释的空间。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译者中对俄语文学的关注也逐渐降低。
俄罗斯诗人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里戈夫
一个关于俄罗斯文学最重要作品的教育项目“书架”的网站展示了特别项目《俄罗斯诗歌史》的电子版
《俄罗斯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阿尔皮纳出版社（Альпина Паблишер），2025年
因此，中国文学现场成为了我重新发现母语文学的一面镜子。直到今天，我仍会借由这面镜子，重新理解那些曾以为熟悉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此前，我几乎不了解俄罗斯自由诗所取得的成就。但事实上，自由诗几乎贯穿了音节-重音诗体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新版《俄罗斯诗歌史》（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的最后部分，著名批评家列夫·奥博林（Лев Оборин）恰当地指出，如今谈论俄语诗歌时，有必要使用复数形式的“诗歌”，因为它并非单一传统的延续，而更像是多种传统层层交汇、汇流而成的整体。因此，在未来展开文学对话的诸多可能路径中，我首先选择了概念主义这一遗产。在其中，我看到了它与中国那些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民间诗歌、口语诗歌之间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关注语言本身的建构力量，而贯穿其中的讽刺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彼此理解的障碍。或许，对我而言，其中最重要的诗人始终是德米特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普里戈夫和列夫·谢苗诺维奇·鲁宾斯坦。我最初认识他们，都是通过父亲收藏的诗集；父亲还曾有幸现场聆听过普里戈夫的朗诵。不过，正如上文所说，那时的我正处于一个试图与俄语诗歌传统拉开距离的阶段。而如今，在中国，我发现他们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实践，恰好与“磨铁读诗会”和“两只打火机”等诗歌社群的探索形成了某种互补。与此同时，在赵四的帮助下，我关于鲁宾斯坦的纪念文章也得以发表在《诗刊》上。在往返成都、昆明与江南的旅途中，我聆听了他的《我的日历》，并惊讶于其中苏联历史与中国历史之间诸多交汇之处——中国也是他部分札记所涉及的主题。至于他著名的卡片诗，我认为，其中从一种假想的客观状态出发，对抒情主人公进行重新建构的方式，与西川、于坚等人的创作经验形成了某种呼应。后来，我还得以发表一系列长期未受到充分关注的诗人作品的译介，包括布里奇（Владимир Бурич）、达尼洛夫（Дмитрий Данилов）和斯瓦罗夫斯基（Федор Сваровский）。他们尚未进入俄语诗歌教育体系的经典序列，却完全值得成为这一传统的重要分支。通过翻译，我得以在中文语言内部重新体验许多自己珍爱的文本。这种经验，是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替代的。
俄罗斯诗人列夫·谢苗诺维奇·鲁宾斯坦
《诗刊》2024年第11期部分目录
与此同时，形式主义遗产的延续与传播，也始终是我关注的重要方向。早在东方学系求学期间，我便尝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分析海子的作品，希望以一种更系统的方式进入文本，理解其中不同层面的结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探索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早期苏联诗歌，尤其是未来主义。重新审视卡缅斯基的视觉实验，以及马雅可夫斯基那本由埃尔·利西茨基参与设计的、色彩鲜明的《给朗诵者》，我意识到，在中国的出版环境中，自己几乎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诗歌形式与书籍设计尝试。而与诗人、艺术家和设计师的交流，也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类似实践大多仍存在于当代艺术或独立出版领域。当然，在“磨铁读诗会”的诗歌选集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尝试将形式与内容结合、彼此强化的探索（台湾现代主义暂不在此讨论范围内）。然而，这些实践很难说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传统谱系，也很难说它们在文学史中拥有俄罗斯先锋派那样的重要地位。因此，直到今天，我仍将推广图像诗视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尤其关注那些尚未在中国获得充分认可的作品。其中既包括跨未来主义者的创作遗产（例如莉·尼科诺娃[Ры Никонова]的作品），也包括更为当代的、以图式方式展开艺术探索的实践，例如“一切主义”（Всеализм）网站上的相关发表。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创作片段非常适合作为公共讨论中的例证，而我也乐于将它们带入更多交流场合。
“一切主义”网站有许多先锋的实验性的诗歌作品
“磨铁读诗会”选编的诗歌选集
在为这篇随笔作结之际，我想向所有俄语文学领域的同仁表达敬意。正是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才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些曾自以为已经熟悉的诗篇。不过，与其逐一列出所有合作者的名字表达感谢，我内心那一点小小的虚荣，反倒希望将读者引向我们共同完成的成果。其中大部分作品，只需在微信中搜索我的中文名字即可找到，相关译文也附有必要的背景说明。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重新走近古典作品，并重新面对自己与18至19世纪俄语诗歌之间那段并不顺利的相遇。毕竟，正是空间上的距离，让我得以以新的方式重新理解自己的母语文学。那么，时间上的距离又何尝不能如此？游走生活于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经历，给予我最重要启示——明日的经典，将由我们自己塑造。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讲述我们的热爱，而只有说出口的爱，才能被听见。
（本文为“俄苏文学书友会”专题特约稿件；作者易宁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翻译杨朵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