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我看来，小说要具备两个品质，一是有趣，二是有深度。有趣比有深度更重要。有趣味性但没有深度的内容，起码能让人读进去。一味地追求深刻但没有趣味性的内容，让人一眼都看不下去。

严肃的文学创作往往以深刻性衡量高度，但不应该因此忽略趣味性。很多评论家说：某部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人类的问题。所谓“深刻地揭示”在小说中应该是指，文字让读者让体验到了一些鲜活的感觉，而不是指作家灌输给读者某个道理。

小说不应该讲枯燥的道理，如果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反复告诉读者“这个世界上存在阶级与不平等”，他并没有讲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他能让读者们明白一个遭遇不平等的人有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他才算是对这个恒久的话题有所建树。

要对人性与社会的话题发表看法，一名作家需要熟知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活动，尤其是当今时代的生活方式与心理活动。如果一名作家反复谈论以前的生活经验，新的读者会不感兴趣，老的读者也会觉得腻味。

我在《当代》杂志发表的这篇小说名为《新的生活》，倒不是表明了某种雄心壮志，颠覆旧的生活方式与旧的文学题材之类先锋立场。我不会否认我的文学属于先锋文学，但随着写作经验的增长，我没有标榜先锋的兴趣，原先我也没有大的兴趣。

这篇小说名为《新的生活》，出于一种调侃主人公命运的恶趣味。张景辰的父母是“改革开放”的获利者，他们努力挣钱，给独生子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出国留学，选择电影这样的专业，好似要把儿子变成一个全球化的文化精英。当张景辰回国后，他父母托关系让他进国企，盼着他早早结婚，不允许他自由创业，保守的社会经验占了上风。他们做出如此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深感在社会中某些秩序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秩序不会因为人们的时髦打扮而改变。与此同时，在AI等新兴力量的冲击下，他们看到的那种秩序在断裂。

张景辰从小到大都懒惰，对进步主义的叙事冷嘲热讽，他主张“像自己一样的人，不外乎是混吃等死”，他把消极美化为一种清醒。清醒地倦怠的人比迷茫地努力的人，要更具有人生的智慧，在这个时代似乎有不少年轻人会认同他的说法。

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张景辰比他的长辈们透彻，他知道很多事情是形式主义，那些在形式主义中找到意义感的人却不知道他们在服从形式主义。张景辰的社会阅历毕竟十分有限，在人生问题上他的期盼是天真的。一方面他意识到自己依赖父母的扶持，过着平庸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能凭借小聪明过一种游刃有余的生活。他以为自己掌控了周围的人与事，实际上他对一切都缺乏认识……

由于篇幅有限，就不谈张景辰的情感问题，以及与潇潇与小玲这两个重要人物。

这篇小说的定稿，少不了一些编辑与朋友的点拨，在此向他们表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