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建立

洪子诚

李静、李浴洋（以下简称“李”）：洪老师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北大中文系官网上有这样一段关于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介绍：“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成立于1977年，是全国高校中成立时间最早的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教研室。……教研室创立之时，张钟、谢冕、洪子诚等教授贡献颇多。”从1977年算起，北大当代文学学科创立已近半个世纪了。您在教研室成立伊始加入，到2002年正式退休，正好二十五年。此后，您也继续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耕耘。您是学科发展的见证者与直接参与者，甚至您的人生道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当代文学学科“共生”的。我们此次访谈想主要围绕学科历史以及您的经历与思考展开。

“文革”之前，只有少数单位成立了专门研究当代文学的机构。比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科院的前身）文学研究所1958年设立了当代文学研究室，但起初并非独立建制，而是从属现代文学研究组，直到1964年才升级为当代文学研究组，由朱寨先生主要负责。在北大中文系建立当代文学教研室的1977年，中国社科院成立，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组转型成为今天的当代文学研究室。但绝大多数高校建立当代文学学科还是像北大一样，在“文革”结束以后。先请您介绍一下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创立的缘起与过程。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先补充一点情况。“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除了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重视当代文学的现状跟踪和研究之外，不少高校也很重视。记忆中，特别是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从1958年开始，王庆生、陈安湖、周景堂等先生和学生一起，编写了几十万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59年校内自印，196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另外还有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田仲济、薛绥之、冯光廉、朱德发等先生和学生在现当代文学资料整理工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内部编印了“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中国现代作家著作目录”“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及期刊介绍”，以及包括毛泽东诗词、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夏衍、赵树理、周立波、李季、杜鹏程等在内的作家研究资料汇编。这些资料总计约三百万字。他们这项工作的特别之处是，没有明确划分“现代”与“当代”，没有强调以1949年为界的时期转折、断裂，大体上将1949年以后的文学看作现代文学的延伸。因此，他们的“现代”概念，也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当代”。主要在1949年之后创作的作家，如魏巍、曲波、杨沫、李准、茹志鹃、王愿坚、峻青、郭小川、王汶石、梁斌、浩然、秦牧、杨朔等，也被包括在“现代”里。我所在的班级订购了内部出版的这些资料书，共14册。1961年夏天毕业时，几个喜欢现当代文学的同学将它们“瓜分”，我得到周立波、杜鹏程研究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索引”。80年代我讲课与编写教材时，“索引”是经常使用的工具书。

北大中文系的当代文学教研室成立于1977年，应该是最早成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之一。具体情况我确实不大清楚。最近一家报纸也问过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1961年大学毕业留校当教师，分配在写作教学小组。当年的‘写作课’不是现在的创意写作专业，不提倡写诗，写小说，主要是试图解决学生文字表达问题，也就是能够做到‘文通字顺’。所以，写作课教学小组不在文学教研室，……指导教师不是曾经的小说家、诗人吴组缃、林庚先生，而是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专家的朱德熙教授。我工作虽认真但胸无大志，当时并没有设计自己的专业方向。‘文革’结束后写作课取消，教师分流，就慌了手脚。好在当时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张钟、谢冕招募我到他们麾下，一块石头落地，专业问题才算有了着落。张钟、谢冕当了当代教研室第一届的主任、副主任。谢老师后来经常开玩笑，说他的职务永远都是副的：教研室副主任，北京作协副主席，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他比不上我，我还当过教研室主任，是正科级，他永远是副科级。听他这么说，我也有点骄傲起来了。”

李：当时的高校中文系普遍都开始开设当代文学方面的课程，但在制度方面却有两种选择：一是像北大这样成立独立的当代文学教研室，二是把当代文学放在已有的现代文学学科中发展，作为其中一个方向。后者是大多数，前者则是少数。北大中文系将当代文学“单列”出来的考虑是什么？

洪：当时怎么讨论、怎么做出决定的，详细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想系领导，还有王瑶、严家炎等先生都会商议讨论，做出决定的。我问过谢冕，他说也记不大清楚了。这件事张钟老师应该最清楚，但是他已经不在了。当时北师大、北京师院（今首都师大）也都成立了当代文学教研室，但从全国范围看独立的当代教研室确实是少数，像复旦、南大、中大、南开、川大、人大都没有独立的当代文学研究室。80年代中期，地方一些院校也有现当代分开的情况，但后来又纷纷合并。现在，大学里似乎只有北大仍是现代和当代教研室分开，独一份。好在社科院文学所现在也是现、当代研究室分开，“难兄难弟”不怎么孤单了。

教研室成立之后，张钟老师在系里的楼道碰到我，问我愿不愿加入。初期的北大当代文学教研室，成员构成跟其他高校不同，有点特别。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最初从事当代文学工作的多有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历，也就是说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延伸、扩展。但北大则不然，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初始成员来自两个部门：一是解散了的写作教学组，如汪景寿、赵祖谟，还有我；另一是文艺理论教研室，张钟、谢冕、陆颖华原来都是理论室的。曹文轩1976年中文系毕业，回家一年，1978年才加入当代室。佘树森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1960年毕业后在北京八一中学任教。八一中学是北京名校，佘树森当中学老师时，在现当代散文批评上已很有成绩，1978年调入北大。陆颖华1954年北大毕业后留在文艺理论教研室。1954—1955年，受教育部委托，苏联基辅大学的专家毕达可夫在北大中文系主讲《文艺学引论》，北大的吕德申、胡经之、陆颖华都在这个研究班学习过。这个讲习班面向全国高校文艺理论教师，蒋孔阳、霍松林等先生都来听讲。也就是说，北大新成立的当代教研室，没有一位原来是现代文学的老师。推测原因，可能是当时北大现代文学师资力量有限，也不大愿意进入没有多少学问的“当代”。还有另一个原因，在五六十年代，北大文艺理论教师可以说是很深地介入了当代文学现状，包括研究思潮与评论作家作品，这应该是出自教研室主任杨晦先生的理念。在我的印象里，60年代《创业史》论争时，张钟写了文章，他的观点与邵荃麟、严家炎不同。谢冕六七十年代更是知名的诗歌批评家，几乎评论过当时所有活跃的当代诗人。1958年我读大三，年底参加班里组织的巴金作品讨论小组，指导老师不是来自现代文学专业，而是当时跟杨晦先生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王世德——他后来任教四川大学，是著名文艺理论家。当时我们在他的指导下读作品，一起访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先生，到巴金先生老友曹禺先生家里访问，还去中宣部见当时的文艺处处长林默涵。我1961年毕业留校后，听说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讨论是走普列汉诺夫道路，还是走侯金镜道路。现在回想，会觉得把他们两人连在一起奇怪，而且曾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也绝对不是“学院派”学者。不过这个有趣的提法，反映了当时文学理论教学、研究十分重视文学现状，重视作家作品和文学现实问题。因此，由张钟、谢冕筹建当代教研室也并不突兀。

人员的构成，对教研室后来的发展、它的个性、它与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风格”差异，应该都有影响。粗略地说，现代文学既敏感、能“知春”，又重视严谨、规范的“求实”（《知春集》和《求实集》是严家炎先生的著作）；当代文学则更留心新变，关注风起青萍之末，并快速予以命名和做出理论阐释，而在“历史感”、文学史知识和方法的继承上，或许存在欠缺。我的意思是，北大现当代文学的这种分隔，有利有弊吧。“弊”的部分就是上面说的，好处是弱势的“当代文学”得以避免成为“现代文学”永远的尾巴，有助于寻找有效评述“当代文学”制度、文学规范、作家作品的理论、方法。我想，一起过日子再好不过，但在一段时间内分开也不算不好。

二、《当代文学概观》编写及编写组成员

李：如今，文艺理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研究界限已经非常清晰甚至过于坚固了，您刚才的介绍点出了在学科初创时期不同研究方向的密切关联，对于现在的学科建设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代文学教研室创立以后，首要的工作自然是开设课程与编写教材。1980年7月，您和张钟等老师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比同年问世的北京师范大学等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早了几个月，《当代文学概观》成为“1980年代初出版最早的一部当代文学史著作”（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北京出版社2023年版）。当然，这部教材的意义当然不限于“出版最早”，也因为其结构与论述经受住了时间检验，经过不断修订现在还在继续使用。您可以说一说编写过程吗？当时是如何分工、确定体例的？您当初承担的是诗歌与短篇小说两个部分，这是您自己选择的吗？

洪：确实，教研室成立后做的最重要事情是编写教材，并准备给恢复高考后入学的77、78级学生上课。80年代初出现当代文学教材编写热，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当代文学教材。一部是郭志刚、邾瑢、董健、曲本陆、陈美兰他们领头的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上下两册）。这部教材是教育部委托编写的，因此有正规的步骤、仪式。1978年底在哈尔滨成立编写组，隔年3月在上海确定编写大纲。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荒煤先生担任顾问，负责审定大纲、把握评定尺度等关键性问题。我记得我们还到北京师院的邾瑢那里，请他谈编写经验。另一部是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南方二十二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比北大的《当代文学概观》要早一点，不过全部三册出齐，要到1985年，给使用带来不便。还有一部是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两册分别于1983、1984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比较这几部当代文学史，发现共同点的同时，也存在差异，譬如历史分期、作家作品评价等方面。

北大一贯比较自由散漫，我们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既不是多校合作，也没有权威机构授权，不需要权威人士审定，事情便简单得多——就是五个人凑在一起碰头商量。张钟在教材编写上起到主要作用。一些重要问题，如体例、编写方法是他先提出来且大家认可的。他认为当代文学运动、思想斗争部分虽然说很重要，但许多情况还不大清楚，怎样评价也很难把握，所以决定先不去管它们，而是按体裁分类，谈重要的作家作品。分工也是他根据几个人的情况提出的建议。他和赵祖谟写长篇小说，他还负责撰写序言，佘树森写散文和报告文学，汪景寿写戏剧（老舍一节张钟执笔）。

我承担的是短篇小说和诗歌的部分。短篇小说单列一章现在看不合理，但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中国作协很重视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短篇创作，经常举行短篇小说创作现状、问题的讨论，也有“短篇小说作家”的分类，如赵树理、马烽、王汶石、李准、茹志鹃、王愿坚都被归入其中，文学界频繁开过研究短篇小说写作的会议。1962年8月著名的“大连会议”，正式名称就是“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所以当时将短篇单列一章。这种做法在80年代以后就失效了。按道理教材的诗歌部分应该谢冕来写，推测当时他是文学界知名人士，社会活动和报刊约稿不少，无暇顾及。各个部分写哪些作家、作品，我们也没有仔细讨论，由各人看材料，在写作过程中自行确定。大概半年多或七八个月后，大家提交初稿。因为当年没有方便的复印条件，也没有传阅，没有组织讨论。张钟把稿子都交给我，让我看一遍。佘树森的散文部分很完整，文字也漂亮，几乎没有什么改动，他这个部分被当时刚创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全文转载。我做的事，主要是压缩话剧和长篇小说的篇幅，在文体上尽量减少批评文字的方式，朝文学史的叙述方式靠拢。我们在交给出版社之前讨论过书名和署名，都不愿意用“当代文学史”之类的名字，觉得不够格；正在发愁时，佘树森说就叫《当代文学概观》，得到一致赞同，都称赞他有智慧。关于署名，张钟说我写得多，名字应该放在最前面，这个提议当然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汪景寿说他已经出版一本书了（或许是《曲艺概论》），他的名字就放在最后面了。

书出版后好像得到了1500元的一次性稿酬，张钟不容分说地说我应得三分之一。80年代的那种氛围，那种人与人的关系，回想起来感到温暖。得到这笔“巨款”后，我就像梁三老汉分得土地一样快乐，差点也躺在地里“曝日”（也就是潮州话里的晒太阳）。我当时托人从仅供应外国人和归国侨胞、需使用“外汇券”的北京友谊商店，买到一台双喇叭的三洋立体声收录音机，随后四处寻觅可转录的乐曲。由此听到德奥与俄国的古典音乐，也听邓丽君、罗大佑，还有千昌夫、山口百惠以及“披头士”约翰·列侬。因为《外婆的澎湖湾》，我2009和2014年在台湾省授课期间，两次去澎湖的马公、万安、将军岛……罗大佑的《鹿港小镇》唱道：

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

想当年我离家时她一十八

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

在彰化上课去鹿港时，懊恼长发的“爱人”没有遇到，但“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的妈祖庙，还是进去看了的……

《当代文学概观》这本书现在还在出版，一些学校还在用它，40多年了。原因可能是它以作家作品分析为主，没有写到评价经常变动、翻转的当代理论、制度、斗争等问题，对作家作品的遴选和分析，好像也还能站得住脚。这本书有三个版本。1980年初版书名是《当代文学概观》，1986年做了修订，增加80年代前半期的文学情况，书名改为《当代中国文学概观》。1986年的修订版后来重印也有改动。佘树森、张钟、汪景寿先生不幸在1993、1994 和2006年因病离世。我向出版社建议，这部书就归赵祖谟，由他负责。他便继续修订增补。赵祖谟80年代中期做腰椎穿刺检查时，因医疗事故导致双腿失能剧痛，每天都要服用杜冷丁止痛，以致半身瘫痪。他特别顽强坚毅，面对这些困难，退休之前仍拄着拐棍、坐轮椅上课。他对这本书做了许多修订，重写了绪论，将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合并，增加90年代之后的作家作品评述，并约请计璧瑞老师撰写台湾文学部分。这便是2014年的第三版，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学概观》。虽然书上署着六个人的名字，实际上第三版也可以说是一本新书，是赵祖谟、计璧瑞辛勤付出的成果。另外，赵祖谟和温儒敏老师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高秀芹、姜涛、李宪瑜、黎荔、李平参加编写）2002年出版以来，作为现当代文学的参考书，被不少大学采用，已出版50余万册。

李：教研室初创时期几位先生并肩战斗的情景让人感动。佘树森和张钟两位老师的早逝，赵祖谟老师的病痛，也令人难过。您刚才反复提到张钟老师对于北大当代文学学科的贡献。他因为后来转任澳门大学教授，加之去世较早，现在熟悉他的学者已经不多。能否请您专门介绍一下他，也谈一谈其他几位老师的贡献？

洪：赵祖谟老师上面已经说到，他上课效果比我好得多。80年代有一次我们一起到一所学校讲座，学生反映他讲得生动深入，我的则有点平板枯燥。这确实是真实情况。

张钟是吉林大安人，他和谢冕同年出生，都是1932年生人。他们上大学之前都工作过一段时间，谢冕曾在福建平潭的南方部队服役，张钟则长期在黑龙江地方及省级宣传部门工作。二人进入大学就读，属于“调干生”。张钟1954年上北大中文系，和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唐沅、孙庆升，还有林昭（彭令昭）同届。50年代初著名青年作家刘绍棠也是54级，不过他只读了一年，有点短视地认为上大学妨碍他的创作，于是提出退学申请（他是团中央选派入学的）。刘绍棠对当年北大中文系教学的看法、批评，在他1957年的短篇《西苑草》中有所反映。而这篇小说在“反右”中被批判为“毒草”，80年代“重放”成了“鲜花”。1977年，张钟和谢冕筹建当代文学教研室，组织教材编写与教学工作，在北大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是奠基者。1978年，北大恢复“文革”期间停止的职称评定，张钟被评为副教授，并在当年招收第一届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生记得有李复威、刘蓓蓓，他们两人也参加了《当代文学概观》长篇小说部分的初稿撰写。张钟1982年受聘到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客座教授一年，1987—1992年，又去澳门的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任职，筹建中文系并担任中文系主任，80年代在北大的时间不是很多。他有许多独到见解，有组织能力，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但我到他在北大畅春园家的次数很有限。记得有一次他从法国回来，带回一些黑胶唱片，有（德奥）指挥家卡尔·伯姆的莫扎特、舒伯特交响乐，我就上门让他帮转录到卡带上。1994年他去世，没有告别仪式，没有追悼会、追思会，这应该是他生前的嘱咐。他的亲友、教研室同事和他的学生、系里领导二十余人，在学校医院为他送行。他的学术论著，除《当代文学概观》外，还有和张凌合著的《十八—十九世纪德国美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还有老舍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在北大中文系，除了讲当代文学，他讲得最多的是老舍研究。他在《北京大学学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过多篇老舍研究论文。张钟去世后，他的妻子陈根茹根据讲稿和论文整理、编辑成《老舍研究》（澳门大学图书研究中心1995年版）一书。

佘树森老师196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八一中学任教，由于他在现当代散文研究、批评上的成就，1978年调入北大中文系。除了参加教材编写外，他出版了多部散文方面的研究著作，也自编和合编了20余部现当代散文选本，自己也有散文创作。很不幸，他1993年去世时只有55岁，正是学术上升期。

汪景寿和我是大学同学，但他比我大六七岁，1951年就在北京市公安局参加工作。毕业后他、袁良骏和我都留在写作教学组。袁良骏80年代中期离开北大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汪景寿为人幽默、直率豪爽、待人真诚，和他交往不会有太多芥蒂。他是河北河间人，自小生活在北京，熟悉北京话、北京民间习俗。他的学术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包括台湾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二是民间文学研究。他在中文系的课程、指导的研究生，出版的论著也包括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横跨当代文学、民间文学学科。80年代中期出版了两册的《台湾小说作家论》和《台湾短篇小说选讲》，因此他是“新时期”大陆最早的台港文学研究者之一。他和台湾诗人、学者杜国清是好友，应他的邀请，1981—1982年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讲学一年。回来后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说他讲王蒙中篇《布礼》时，旁听的一位华裔中年女性认为，小说题目其实是谐音双关语，“布礼”就是“不理”，就是反对、抗议。汪景寿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民间艺术的教学、研究方面，他的论著也集中在这方面，从80年代初开始，单独或合作陆续出版了《曲艺概论》《相声溯源》《山东快书概论》《相声艺术论》《中国曲艺艺术论》《中国评书艺术论》《中国相声史》等著作，还编写了曲艺艺人评传，像是《高元钧和他的快书》《马季传：笑洒人间》。他和侯宝林、薛宝琨（他的同级同学，后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万鹏合著的《相声溯源》，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2011年中华书局再版。汪景寿指导的日本留学生藤田香也参加了《中国相声史》的编写，回国后在早稻田、庆应义塾等大学担任汉语教师，也讲授中国曲艺课程，发表这方面的论文。1980年，在汪景寿等的推动下，北大聘请侯宝林先生为兼职教授，这在当时引发颇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侯先生只读过两年私塾，况且民间艺人与大学教授身份有别。但也有支持、赞成的。我觉得在缺乏幽默感，语言也日趋僵化、规则化的情况下，侯宝林能到北大上课很好。

三、几套丛书的编纂

李：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几位学科奠基者的故事。毋庸讳言，当代文学教研室初期的几位老师中影响最大的是谢冕老师。您曾经专门谈到“谢冕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上的贡献”：“他和张钟在北大中文系筹建第一个当代文学教研室，招收第一届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他指导的学生许多人成为著名学者和批评家……”（洪子诚《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但在《当代文学概观》的作者以及您列出的讲授“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名单中，却不包括谢老师。他没有参加这些工作吗？他当时在教研室主要发挥什么作用？

洪：我写谢老师的文章已经有几篇，20多年前的《“知情人”说谢冕》，你们提到的《纪念他们的步履——致敬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位先生》，还有就是《谢冕四题》：这些文章都收入最近出版的《纪念他们的步履》（北京文津出版社2026年版）这本小书里。他1981年开始招收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比张钟要晚三年。他的首批研究生包括黄子平、季红真、张志忠，后来都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基于谢冕的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1984年前后被破格评为教授，并在1987年（有人认为是1986年，我这里依据北大中文系2008年编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查得）招收博士研究生程文超，这也是全国首个当代文学博士点。八九十年代，在跟踪、勘察当代诗人创作和诗潮变迁上，他投入大量精力，发表、出版了大量论著。前些年，出版了共12卷的《谢冕编年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海峡文艺出版社还计划出版18卷的《谢冕文存》。他在“新时期”诗歌变革、发展上的功绩，以及在当代文学学科、新诗研究上的成就，文学界已有共识，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说到谢老师在北大的教学，印象里好像没有独自上过当代文学史的基础课，开设的课程都是当代文学思潮、新诗史性质的专题课。记得80年代中期，他有一门当代诗导读的讨论课，要我也去参加。他讲总论之后，要求学生各选择一两首“朦胧诗”时期的作品做解读分析，然后讨论。参加者除中文系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如张颐武、于慈江、黄亦兵（麦芒）等之外，还有许多进修教师，如张燕玲（后来长期主持重要文学刊物《南方文坛》）、阎月君（《朦胧诗选》编者之一）等。有两次谢冕到外地开会，让我代为主持。有一位报告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在前人的肩上推进，文学艺术的进展却是桂林山水，奇峰突起。这是当年“转折”时期不限于单个人的看法。最后我评述说，“朦胧诗”的出现，强调它与当代诗歌的断裂之外，也要观察继承、延续的层面。我知道小人物说话不算数，便引经据典，提到当时很热门的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说他既反对只盲目、怯懦地抱住上一代的成就不放，新奇的东西总比反复出现的好；但他也强调必须具有“历史感”，“不仅要意识到过去已成为过去，而且要意识到过去依然存在”。艾略特说，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研究一个诗人，就可以发现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其最优秀部分，而且其最独特部分，都可能是已故的，他的先辈强烈显示出其永垂不朽的部分。记得当时我还举了舒婷、北岛的诗歌抒情方式和意象作为例子。我想，学生当时不会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我上课的通例是一直讲到下课铃响，不留给学生提问、质疑的时间——这在现在肯定不被允许。

谢冕的这门课结束后，他和我商量，打算把学生提交的作业修订后集合成书，具体工作他让我来做。我觉得分量有些单薄，便约请已经留在当代教研室的黄子平写几篇，他分析的是昌耀的诗。我也笨拙地写几篇凑数，分析穆旦的当代作品，如《葬歌》等。全部文稿整理后交给北大出版社，已经准备发排付印时风云突变，“朦胧诗”和北岛等成为问题事件和问题人物，这部书自然就流产了。

不过在90年代，我和谢冕还是合作过。我们以教研室的名义主编过两本资料书。一本是现在还在印行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以下简称《作品精选》），另一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以下简称《史料选》），都是北大出版社出的。《作品精选》确定的编选原则是兼顾艺术性和历史性，但以艺术性为主。当然只能选短篇作品，初版在1995年，到2024年已经是第4版。后来各版篇目有不少增删调整。记得第2版调整篇目时我还打电话和谢冕商量，第3、4版我就自作主张，没有告诉他——你们也不要告诉他。后来的调整主要是出于教学的考虑，当然，艺术判断上我们也有一些不同。《史料选》虽然署了两个人的名字，但其实是我单独做的，体例、篇目都没有讨论过，也是1995年出版。《史料选》收录文章、会议报告、文件等资料八十余篇，六十多万字。当时编得真是辛苦：没有互联网和搜索工具，只能查找翻阅相关书籍刊物，确定篇目，有的需要节选，再经过复印整理，撰写简要导语等。应该是这本书销售不佳，也因为收录文章的版权问题，所以只印了一版，许多当代文学教师、学生都不知道有这本书。有点可怜、可叹，不过也有点自喜，像是为自己编的书，我后来备课，写文章经常用它。前些年写《1954年的一份书目》这篇论文（收入《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就是用的这部《史料选》，没有再去翻阅1954年的《文艺学习》。这当然也说明我不够严谨。

李：谢冕老师除了自己的研究、教学我们印象里他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不少集体研究项目，这些项目也很有影响。这一方面好像还没有得到很好总结。您能说一说吗？

洪：在你们说的组织研究项目、编选文学选本、主持开展活动等方面，谢冕确实付出很大精力。这些方面的工作，对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是有贡献的。我不可能一一列举，只能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他主编的文学、新诗选本很多，80年代和杨匡汉先生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萃》（含1985年出版的50—80年代卷和1988年出版的20世纪初叶—40年代卷两卷，2001年又出版了台港澳卷），是“文革”后比较有影响的新诗选本。90年代初和唐晓渡合编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6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资料收集性质来讲述“朦胧诗”及80年代诗歌创作、理论批评的概貌。记得1997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女性诗歌文库》16卷（春风文艺出版社版）。除了新诗，谢冕还编过金克木、罗门、徐志摩等的散文选和诗选。1995年年底，12月吧，在海南大学的支持下，他主持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举行的“罗门、蓉子创作世界学术研讨会”。这应该是大陆首次举办台湾诗人的大型学术活动。谢老师对罗门的诗评价很高，特别推崇其1960年的《麦坚利堡》。由于研讨会参加的著名诗人、学者很多，像郑敏、邵燕祥、严家炎、孙玉石、刘湛秋等，我没能得到发言的机会。罗门、蓉子确是台湾重要诗人，不过我当时感到评价有点高。20多年后，读到台湾逢甲大学郑慧如教授撰写的《台湾现代诗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觉得她说得有道理：罗门的沉思“犹如双面刃，扩展的诗行因之而恢弘神秘，也因而游移在灵视与空谈的边缘”。他的都市书写形成了“既定模式”：“所谓都市，首先必定污秽败坏，恶流奔进；其次往往火眼金睛，迭见无所依止的各种谬种”……

还应该说到谢冕老师主持的一部大型诗选，就是《中国新诗总系》，共10卷，作品8卷，理论、史料各1卷。这是他多年期盼的“工程”。参加者有姜涛、孙玉石、吴晓东、程光炜、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刘福春和我。这件事耗时近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这部大型选集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对百年新诗的较高质量的“总结”：入选诗人五百多位，诗作四千多首，将近七千页。不过现在回顾，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第一，由于各卷编者诗歌艺术理念不同，各卷的入选诗人和作品标准并不一致；第二，在“全面性”与“经典性”的尺度把握上也有颇大差异；第三，在多种版本的情况下，作品是选取“初刊”版还是“善本”版，也不一律。因此，它既难以当作百年新诗的史料书使用，也难以看作有历史、美学依据的“经典性”选本。不过，如果不是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看作不同选家对某一时期诗歌做的历史评述。我担任60年代卷的编选，这一卷受到许多批评，被指出视野、秉持的编选尺度狭隘，趣味也单调。但有时候，艺术趣味真的很难更改。

李：大规模的选本工作确实不容易，您过谦了。在学科发展史上，选本的意义有时会被忽略。大家往往更加关注论文与著作，但重要选本起到的作用其实不容小觑。此外还有会议组织、丛书出版等，这些都是梳理学科史时不应遗漏的对象。陈平原老师说过“严（家炎）先生的贡献，远大于《严家炎全集》”，也是这个意思。

回到2010年出版的这套《中国新诗总系》，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谢冕老师对标《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雄心壮志。早在20世纪90年代，谢老师就已经自觉投身百年中国文学的总结与回望。其中有些学术工程您也参与了。除去彼时20世纪接近尾声，这些以“百年”为单位的学术与学科建设工作还有哪些动力？

洪：谢冕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20年里，思想与学术理念的关键词就是“百年中国文学”的“百年”。检讨、回顾是理想，也是挥之难去的梦魇。“百年中国文学”也可以看作是80年代中期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延伸。这当然是单纯的物理时间概念。对“百年”特征，谢冕经常使用“忧患”“辉煌而悲壮的历程”等来概括。回顾“百年”历史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文学问题、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他的关切点，也是他90年代组织的几项工作的动机。

这几项工作，一项是两周一次的“批评家周末”。1993年底我回到北京后也一直参加，也帮他设计一些讨论话题。参加者有当代文学教师、研究生、进修教师和访问学者，也有媒体的编辑、记者。当年中文系所在地静园五院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大家围绕诸多思想与文学热点展开交流，既有对八九十年代文学转折的探讨、“后新时期”概念合理性的争论，也有对具体作品、文学事件的解读与重释：比如于坚的《0档案》、贾平凹的《废都》，同时也重点讨论了王朔的创作现象。有时候也有争论。记得有一次，大家提出要讨论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认为这部电影体现了人文精神，对它评价很高。我对廊桥本身挺感兴趣的，就像我们潮汕那边供人歇脚、躲雨的路亭、雨亭一样。但我对这部电影真的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它是个有点动人，但又透着点俗气的浪漫故事。讨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特别想表现自我吧，讲得挺激动的，慷慨激昂。所幸谢冕和其他老师、同学都很有涵养，只是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回想起来真的惭愧。

“批评家周末”在当时创建了一种开放的学术方式，是内容上和形式上的双重拓展。这种方式现在不是新鲜事，已经蔚为大观。但是在当时还是有创新性的。如果说到它的不足，作为“当事人”之一会感到有些时候讨论停留在观点的表达上。如果对社会、文学热点的关注，能和认真阅读当年一些有影响、有争议的论著结合起来，相信深度会有提升。当年确实还是发表、出版了一些值得讨论的论文、著作的。举例说，如王晓明、陈思和他们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以及收录这些文章的《人文精神寻思录》、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汪晖《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是在谢冕老师主编的丛书中，也有值得讨论的，如钱理群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等。

除了“批评家周末”，谢冕90年代还组织编纂了两套丛书。一套是与李杨一起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1993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共10种，由谢冕、钱理群、王富仁、陈晓明、张颐武、韩毓海、李杨、王光明、程文超等撰写。各册均是围绕总主题的个人学术专著。另一套是与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共12卷。关于这套丛书的理念和编写情况，孟繁华在《〈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缘起和实现》（《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已经有详细说明。丛书设计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及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提出一种“大文学史观”，选择有特征性的年代为切入口，在以文学作品为主体的情况下，将社会文学事件、文学团体、论争、文学之外的艺术等纳入其中，虽然各卷都独立，但也努力构成历史性的关联。这被谢冕称为“拉手风琴”的结构方式。这是有创造性的构思、体例。“总系”1998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初版，2002年重印。它们分别是：《1898：百年忧患》（谢冕）、《1903：前夜的涌动》（程文超）、《1921：谁主沉浮》（孔庆东）、《1928：革命文学》（旷新年）、《1942：走向民间》、《1948：天地玄黄》（钱理群）、《1956：百花时代》（洪子诚）、《1962：夹缝中的生存》（陈顺馨）、《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杨鼎川）、《1978：激情岁月》（孟繁华）、《1985：延伸与转折》（尹昌龙）、《1993：世纪末的喧哗》（张志忠）。2017年这套书的版权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人文社第二版第三次印刷却只有10卷：1942和1967两卷因不同的原因被删去。

李：90年代当代文学界与学术界以丛书编辑出版的方式推动与引领思想潮流有不少成功实践，也构成了一种现象。不仅有刚才提到的谢冕老师主持的几套丛书，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等老师也策划了不少重要丛书。这些丛书您都有关注吧？您认为它们在主题与追求上存在什么同和异？

洪：确实，90年代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丛书热”，上海学者表现得更突出。推动这项工作的主要是陈思和、王晓明、李辉他们，一起或分别主持几套当代文学丛书，当时有很大影响。如“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以及以“逼近世纪末”为题的人文书系、批评文丛、作品选等。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值得梳理总结的课题。这些丛书收入不少重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论著，也收入不少著名作家、学者的当代回忆录、遗稿。我当时正在写《1956：百花时代》，正在愁眉苦脸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些丛书都是重要参考资料。例如，贾植芳的《狱里狱外》、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邵燕祥的《沉船》、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蓝翎的《龙卷风》。丛书还收录了若干外国作家的作品，比如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洛扎诺夫《隐居及其他——洛扎诺夫随想录》（郑体武译），记得还有罗曼·罗兰的作品。

90年代是一个充满困惑与痛苦，却又锐意求索、奋力寻找“出路”的紧张年代，不同学者在世界观、艺术主张上的分歧，以及学者自身在选择上的焦虑，塑造了这一时期的思想图景。这种时代氛围，从他们论著的书名中也可见一斑：钱理群《丰富的痛苦》、王富仁《灵魂的挣扎》、李杨《抗争宿命之路》、韩毓海《锁链上的花环》、王晓明《刺丛里的求索》……他们虽“无地彷徨”，却仍要“反抗绝望”（汪晖），还有他们常使用的、象征涅槃重生的“火凤凰”意象……

比较起来，我觉得“南方”人文学者的思想情感，更倾向认定80年代的“新启蒙”远未终结，历史苦难和留下的问题仍需继续反思、清理，这样才会有“重生”的可能。他们不大认同“后现代”或“后新时期”的划分。而“北方”的不少学者，对80年代的启蒙有更多反思，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框架下，探索、思考革命的历史遗产，“范式”上也更多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这里的“南方”和“北方”的区分当然不严谨，只是大概而论。

四、教学与学术活动

李静、李浴洋（以下简称“李”）：感谢您提示的这些重要线索。从“文革”结束到整个90年代，当代文学学科都在积极建设与认真求索。我们的话题再回到北大。您前面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当代文学教研室创立之后二十余年间老师们的学术工作。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您的：您何时接任的教研室主任？在您负责期间，当代文学教研室有哪些变化？有什么您觉得骄傲或者遗憾的事情？

洪子诚（以下简称“洪”）：担任教研室主任准确时间记不清了，可能是1987年吧，就是张钟老师去澳门那个时候。当时黄子平也从北大出版社到中文系，当教研室副主任。他1984年研究生毕业，本来打算留在系里的，因为历史原因先去了北大出版社。很可惜，他1990年出国，就和北大告别了。我1991年秋天去日本，1993年底回来后仍让我当教研室主任，直到2002年退休。我的工作基本是事务性的，也就是打杂，现在叫作“打酱油”。如教研室老师每学期的课程安排、组织研究生入学试卷评阅、确定研究生开题和论文答辩时间，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我对学科建设、发展真的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没有组织过什么集体研究项目，召开过什么学术会议。像各类学术讨论、“批评家周末”，还有几套丛书的编纂，都是谢冕老师个人在牵头做。他都是以个人名义，不是教研室出面，完全靠着自己的学术声望和影响力，才能把北大现当代文学的老师，还有校外学者都聚拢起来参与。这些工作，确实拉高了北大当代文学研究的水平与影响力，但是和教研室本身关系并不大。

李：从1978年开始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直到2002年退休，您讲得最多的课程就是专业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内容就是通常所说的当代文学史。此外，您开设的“当代文学思潮”“文学史研究专题”与“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等课程也都和文学史关系密切。您在90年代还先后出版了两部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您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文学史家。我们想知道，在您成为一位文学史家的道路上，教学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洪：我退休之前，北大当代文学专业基础课名称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我在日本和台湾省讲中国当代文学，他们发布的课程名称也都没有“史”。日本的课程名称是“中国近世文学”。没有“史”字是有原因的。“当代文学可否写史”很长时间内存在争议；争议淡化后，“当代文学”除了“史”之外，还有对于“现状”的跟踪、批评的任务。这是它的特点。对于当代文学教师来说，既光荣，也负担沉重。我和钱理群老师一样，其实都喜欢给低年级学生上基础课。二十年间我前后开过十几轮基础课，每一次讲稿都会重新撰写，拿着旧稿子来讲完全没感觉。年纪大之后，前些年我把过往讲稿都处理、销毁了，厚厚一大摞，还费了不少力气。此外我也开过一些专题课，涉及新诗史、当代诗歌现状，还有文学思潮与各类文学问题等内容。我比较热衷提炼、归纳问题意识，这些思考也都建立在具体文本阅读的基础上。但我的专题课，从来没有专门讲过单个作家、单部作品，这算是我的短板。放到现在来看，就是偏重“远读”带来的局限，容易让文本分析显得空疏。

90年代后期的几次讨论课，整体效果要好一些。其中一次，我列出当代文学若干专题，由学生“认领”选题，查阅资料提前准备，课上报告然后讨论。记得当时的论题包括：朱光潜先生50年代的检讨与反检讨、胡风案中的舒芜、郭小川50年代中期的《一个和八个》《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等长诗、1958年北大中文系1955级“红色文学史”的编写、60年代上海围绕德彪西《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的讨论，以及60年代初的周扬、浩然与姚文元的评价问题，等等。还有一次讨论课是研读当年一批有影响、有的也有争议的论著，比如上面提到过的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唐小兵编的《再解读》，还有陈思和、汪晖、黄子平、李振声等人的著作与文章，形式有点像现在的“读书会”。临退休之前，我还开过一门围绕90年代诗歌的讨论课，相关成果后来结集为《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这是文本细读的一次尝试。这门课里，我只是组织者，发挥主要作用的是钱文亮、胡续冬、吴晓东、姜涛、臧棣、冷霜、周瓒几位。

我出版的著作、写的文章，大多都和教学相关。我曾在文章里提过，我有虚荣心，怕学生看不起我，认为我不学无术混日子，所以备课确实花很多时间。我的很多书是在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如独著的第一本书《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基础课讲稿。《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也是抽取部分讲稿整理的，更不要说《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了。最近出版的《当代文学十六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版）和《文学史讲稿》（北京文津出版社2026年版）也是这样。《文学史讲稿》是根据2013年在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讲课录音整理修改的。这些根据录音整理的书，都尽量保存课堂上的一些“水分”，留下一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心理反应，情感，疑惑……观点主张虽然重要，不过对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总是联系人的心性，趣味，迎拒时尚时的惶惑和痛苦。

李：您提到自己的学术成果大都与教学有关，令我们十分感慨。当下的大学尽管号称“教学研究型大学”，主张教学与研究并重。但两者的权重在事实上并不相当，对于研究的评价与考核十分具体，自然也就引导教师更加关注成果发表，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上，甚至导致研究与教学的脱节。而您的经历则是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的正面案例。

学术工作本来就应当有多种形态，除去完成论文与著作，教学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项，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方式。刚才您较多谈到了谢冕老师在学术“事功”层面上的贡献，但没有多说自己。但我们知道，许多事情都是您和谢老师合作的。你们一位充满批评家的激情与开拓精神，一位具有文学史家的冷隽与持重，可谓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并非所有到了你们这个地位的学者都如此愿意“做事”——把个人著书立说看得更重，当然也无可厚非。那么，您和谢老师乐此不疲的原因是什么？您在这一过程中的感受又如何？

洪：90年代的“批评家周末”，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丛书”“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组织编写，前面我已经说到。新世纪以来的这20多年，谢老师继续主持多项大的项目，它们都与新诗有关。如两套大型诗歌丛书，一套是10卷的“中国新诗总系”（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套是6卷的“中国新诗总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还有和首师大中国诗歌中心联合举办的十几次诗歌学术研讨会，话题涉及百年新诗历程与经验、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浪漫主义、新诗的艺术形式、新世纪诗歌状况等。参加者除了大陆研究者之外，也有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国外的中国新诗研究者。

我承担了“中国新诗总系”的60年代卷，记得还自告奋勇地起草了总系编写的体例。但随后的“中国新诗总论”，就没有通知我参加，出版后我才得知。除此之外，新诗研究所还出版了集刊性质的新诗理论批评刊物《新诗评论》，现在它仍在出版。主编虽然还署谢冕、孙玉石和我的名字，实际上是姜涛和一些年轻学者在做。新诗研究所还组织了两套新诗批评研究丛书，我自荐当主编，都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一套是“新诗研究”丛书，陆续出版了耿占春、姜涛、吴晓东、王家新、张松建、孙玉石、西川、简政珍、翁文娴、唐晓渡、柯雷、陈超等的新诗理论批评和新诗史论著，如《“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诞生》（姜涛）、《二十世纪的诗心：中国新诗论集》（吴晓东）、《现代诗的再出发：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新探》（张松建）、《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孙玉石）、《变形诗学》（翁文娴）、《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柯雷）、《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陈超）……另一套丛书是“汉园新诗批评文丛”，共出版两辑，收入当代诗人、批评家的随笔、批评文字。我觉得诗歌理论批评不必都是“正襟危坐”，现代许多诗歌理论批评著作，如李健吾、朱自清他们的批评，都是随笔性的。因此约请了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加入，有江弱水、王家新、孙文波、周瓒、翟永明、周伟驰、王小妮、臧棣、张清华、蔡天新等。

这里还可以提到北大新诗研究所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北大中文系55、56级学生在1958—1959年间集体撰写“红色文学史”《新诗发展概况》的过程进行回顾、反思，2007年出版了《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的前前后后》一书，同年12月组织了有许多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这次一天半的研讨会，深入讨论了历史反思的立场、身份，反思的思想资源等重要问题。赵园、孙玉石、谢冕、钱理群、刘登翰、孙绍振、刘复生、姜涛、冷霜等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这是我参加的一次有较高思想、学术质量的会议。随后，段从学、张雅秋、姜涛、冷霜、周瓒、孙晓娅、张桃洲等年轻学者围绕这个话题，又组织了“文本背后的新诗史：个人经验、审美话语与政治”的对话。

2004年以来北大的新诗研究所之所以能做这样的工作，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谢冕的抱负，前面说到的威望和执行能力，当然也离不开孙玉石、吴思敬、吴晓东、姜涛和我的热情参与。第二，首师大诗歌中心发挥的力量，这个中心是北京市的重点人文研究中心，有人员编制和经费支持。吴思敬和他的学生在十余次会议的举办上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北大在这方面倒是有点坐享其成。第三是经费。北大新诗研究所是个“虚体”，既没有编制，也没有办公地点，当然也没有钱。这方面要感谢黄怒波的中坤集团，他是北大中文系校友，也是诗人，也写小说。他很支持新诗研究所。有了经费的资助，才能开会、出书、办刊物、举办活动。后来，新诗研究所改名中国诗歌研究院，升级了，试图把中国古典诗歌、外国诗歌研究也囊括在内。这般雄心固然让人感动，其实不切实际，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我和孙玉石都不大赞成，但是我们“反对无效”。

五、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李：您上面提到的学术活动多是“同人性质”，和组织的关系并不紧密。我们注意到，您与文联、作协似乎一直保持一定距离，与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两个重要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新文学学会（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交集好像也不多。学会通常被认为是学科的重要平台，也的确在学科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您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是有意为之的吗？

洪：先说学会。当代文学研究界有两个学会，被简称为“北会”和“南会”。“北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我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对“南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我觉得在80和90年代，这些学会对学科建设、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是在北师大、北京师院（今首师大）等十院校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工作期间，他们跟社科院文学所一起酝酿的，1979年8月在长春成立。历届会长是冯牧（他担任会长时间最长）、朱寨、张炯，21世纪以后是白烨、张清华。其实，在冯牧、朱寨担任会长期间，张炯、杨匡汉、邾瑢、楼肇明、刘士杰等先生做了很多具体工作。成立的时候，茅盾是名誉会长，周扬、陈荒煤是顾问。从组织机构看，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同年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许多不同，有更多“官方”色彩。虽然也是以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为主体，但是国家文学领导机构、文学刊物等介入更深，至少在前20年是这样。

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有1979年创办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属于集刊性质，由茅盾题写刊名。我80年代初还在上面发表过两三篇文章，谈冯至、王蒙，刊物在80年代中期就停刊了。另一个是1980年创办的《诗探索》。《诗探索》现在还在办，但是和研究会应该是没有关系了。80年代颇有影响的刊物还有《作品与争鸣》（张炯主编）、《评论选刊》（阎纲主编）。内部还出版了《当代文学研究信息与资料》。研究会在80年代还办了文学函授学校，是和社科院文学所等联合举办的。1982年学校名字是“中国当代文学函授中心”，1984年改为“中国文学函授大学”，授课内容也由当代文学扩展到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理论以及写作等。校长是张炯，副校长谢冕、阎纲，北京师院（今首师大）的邾瑢担任教务长，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邾瑢老师现在大家不大了解，他在80年代参加郭志刚领头的教材编写，对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工作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张炯、谢冕在入大学之前都来自军队，邾瑢属于“二野”。函授大学学员主要是学校老师、文学爱好者、文化馆等文化机构与刊物的工作人员。它并非学历教育，与当时的中央电大性质不一样。据估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函授中心和函授大学学员总共有三万余人。在八九十年代，当代文学研究会还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会和面对大学教师的讲习班。研究会后来（主要是90年代之后）还分设各种专业委员会，如女性文学、军事文学、纪实文学、校园文学等。这些事情，可以说是一个时期社会、精神思潮的重要映像，很遗憾没有学者做专门梳理。

你们说到我和作协、和研究会好像有意“保持一定距离”，其实是误解。我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也没有担任过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什么职务。“距离”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这个条件和能力。从五六十年代开始，中国作协会员的身份在我心目中就很崇高，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时间，从没有敢申请。90年代后期知道成为会员也不是特别难，可是临近退休，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将告一段落，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至于当代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组织和活动情况，我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两年一次的年会开了20多届，80年代和90年代一段时间，我从未接到开会的通知、邀请。那个时候参加年会不是那么容易，要有一定资历。直到90年代末，发表了《“当代文学”的概念》等论文，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才有这个机会，才参加了在重庆（1998）、广东肇庆（2000）的两次。重庆的会议，意外地让我在开幕式上发言，属于现在的“主旨发言”性质，我讲了“当代文学”概念的发生和变异，属于“概念史”范围。不过讨论时大家的关注点是“当代文学”的下限，和另找合适概念来代替。肇庆会议举行许多天，要换届，我和谢冕提前离开了。有一些专题会议我获得参加的机会，如1980年4月在南宁开的全国诗歌会议，还有90年代末在苏州大学的会议。后面一次不是研究会开的，是《文学评论》和苏州大学合办的，专门讨论如何评价当代前三十年的文学。会上出现了至今仍有印象的一幕：北大中文系李杨教授发言，讲到他第一次看“样板戏”电影时感动、震撼，觉得非常精彩。这引起在座几位老先生的愤怒，当场站起来责问：“文革”你多大？你经历过吗？有什么资格讲“样板戏”？应该是出于对老先生的尊重，李杨没有反驳。是的，李杨出生于1963年，“文革”时还是小孩子。对会上发生的这一幕，我有点意外，但也不惊讶。一是我看“样板戏”曾经的激动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再也不激动、震撼了。二是在90年代已经多次面对这样的分歧。如对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争论，如一次上当代文学课，课后收到学生递来的匿名条子，说我对“文革”的负面评价是少数知识分子观点，而“沉默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看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说法当时流行，和王小波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有关。不过，这个学生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和王小波的好像不同，而和《文化大革命的史实和研究》一书编者刘青峰说的“沉默的大多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苏州这次会议的争议和上课的质疑引起我的三点思考。第一，说无权评述未曾亲历的事件、历史，这个说法当然没有道理，但“亲历者”与“非亲历者”在对待同一事件时，各自的优势和盲区是什么？第二，“沉默的大多数”是什么人，“大多数”有多少？既然“沉默”，谁会知道他们的想法？第三，对“样板戏”，老先生们不仅关注“文本”本身，因为这些戏剧关联着许多事件，更有只读（观看）“文本”所不知情的喜乐、血泪。但是反过来想，任何“文本”，围绕、附着它的种种历史情景总会逐渐脱落的，我们再努力挽留也无济于事。

说回和学会的“距离”，我也有过缩小的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拿担任“领导”来说，90年代末，系领导曾让我见澳门大学校长，他们想要我去当中文系主任。第二天我回复说不行，要是当一般教员就去。系里只好另派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另一件事，大概2002年底吧，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吴思敬打来电话，说民政部规定学会会长年龄限制在70岁，张炯先生已年届七十，研究会正写报告申请他延长任期，如果不批准你就来当。电话里我就谢绝了。原因很简单，确实没有这个威望，特别是缺乏沟通、联络、组织能力。用现在的话说，我从中学开始就有严重的“社恐症”，当会长肯定会把事情搞砸。这不是“矫情”，我当教研室主任时，一些老师就不听我的，想开个会商量点事情，他们都不理睬不参加。以至于谢冕看不下去，有一次他召集几位年轻老师谈话，从自己参加革命讲起，讲到在军队服役，上大学、参加工作的经历，动情地说大家应该支持系、教研室的工作，讲了一个钟点。他们也都点头称是。过几天我通知开会讨论教学问题，他们照样不来。

不过，我也有当“大领导”的辉煌时期。在江西“五七干校”当过种水稻的“大田班”班长，农忙的时候，班里有20 余人。因为请了江西宜春的老农指导，班里研究古汉语的郭锡良老师在湖南农村也种过水稻，因此，选种、催芽、育秧、插秧、施肥、除草、收割前排水晒田……都是他们安排好，我就是传达指示。每天像生产队长一样派活，出工前领大家诵读语录——我会选简短的，如“要斗私批修”，如“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郭锡良耿直，路见不平就会“拔刀相助”，面对不合理的事情常常怒目圆睁，语言学家徐通锵给他起的绰号是“强盗”。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不听劝阻坚持在晒谷场边的生荒地种红薯，我们只好跟着他刨地、捡去石子、掺上熟土，结果种出来的红薯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

六、探索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分析理论与方法

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主要围绕“学科”展开，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当代文学的学科意识似乎一直相对比较匮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文学学科十分注重强调自身传统，经常喜欢回顾与反思——当然，这也可能会造成另外的问题。但当代文学学科好像只顾一路向前，很少回头看，也是现状与常态。类似前引曾令存《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这样带有学科史性质的著作至今凤毛麟角，就是一种体现。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洪：曾令存做“编写史”项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有怀疑，觉得不大值得，建议他做当代（主要是50到70年代）的文学批评，以若干批评家为中心，如茅盾、张光年、侯金镜、王西彦、姚文元、李希凡等。好在他没有听我的意见，坚持做编写史。

我猜想，你们的这个疑惑和学科的性质、地位有关。一个原因是“当代文学”不仅是历史，也是现状，教学、研究者手忙脚乱，无暇顾及陈年旧迹的“历史”。更重要的原因是学科的地位和等级。当代文学是“弱势学科”，回顾的资格当然就会被怀疑。在最近写的《文学史的可能性》那篇文章里，我说到黄子平2005年5月底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会议名称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建学科的合法性”。我没有发表论文，只是最后的圆桌会议讲了15分钟，讲了两点：一是“燕园三剑客”（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90年代学术道路的不同选择、“分化”，二是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系。我说，强势学科学者往往看不起当代文学研究，在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心目中，20世纪就是晚清到40年代。会议结束离开会场，发现最有同情心的吴晓东老师等在门外，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诚恳安慰我：“洪老师，我们一点都没有看不起当代文学。”我很感激，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抱怨，讲的是北大中文系的实际情形。90年代一段时间，所有教研室主任都是当然的系学术委员，唯独当代文学不是。有一次讨论减轻学生负担，系领导在教研室主任会上，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提出要把当代文学基础课改为选修课。我说可以，这样不仅减轻学生负担，也减轻当代文学老师负担，但你最好查查有关部门课程设置的文件。结果发现当代文学规定是必修课。还有就是有关具体课程的争议，没有谁会质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语言学的课程，但当代文学有些课程常被质疑，如质问为什么讲“王朔现象研究”，言下之意就是有点玷污北大课堂的高贵名声。

不过，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学科”，对它存在怀疑也是自然的。所以“当代文学”虽然七十多年了，文学史也出版无数，追溯总结的动力却不充分。这和“当代文学”学科状况有关。既没有“鲁郭茅巴老曹”，以及继续扩展的沈从文、张爱玲、穆旦、徐志摩、林徽因等被确认为经典的名单，他们的思想、作品、生平、版本、爱情婚姻、穿戴打扮、起居饮食，提供了可以无限发掘的研究题材；也没有出现经过论证确定的学科奠基人物和著作，一个学科被认可，总是要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支撑。因此，追溯和回顾就不会有依据和动力。这个问题，张颐武老师90年代一篇文章（《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在转型中》，《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说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限定在“现状”研究，而忽略“史”的研究，原因是“现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巨大的学科优势造成的。因为在80年代，20世纪文学的轨迹被普遍描述为“五四”辉煌起点，接着不断退行的过程，到新时期这一退行才告结束，当代文学没有自己的学科话语。这个说法还需要做辨析。其实，在“当代”的前30年，却是“当代文学”比起“现代文学”有“巨大”的学科优势的，也不是没有形成自己的“学科话语”，只不过事情发生了反转。这好像是一种“报复”；虽然报复这个说法不大好。

李：接着您的话说，关于“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以及“当代文学”的学科位置等问题，学界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形成共识。在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都是同一个二级学科。现在除去北大与社科院，单列当代文学的单位已经很少了。姑且不论“当代文学”在建制层面上是否应该独立，在您看来，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不能被“现代文学”统摄，也无法被“中国现当代文学”涵盖的意义何在？

洪：这个问题前面其实说到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开总的说没有多大道理。不过，在一个特定时间里观察，它们也有许多不同。也就是说，1949年之后的文学确实发生很重要的变化，需要探索相应的分析理论和分析方法。作家身份变化、文学制度变化、文学生产过程的变化，等等，这些都和1949年以前不一样。譬如，用所谓影响、接受的比较文学方法，不一定能很好解析当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再如，当代，特别是“前三十年”，一些左翼作家的遭遇、困境和探索，也是现代作家未曾经历过的。即使是失败，在我眼里也是“崇高”的失败。这些经验都有它的独特性。

李：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我们访谈的缘起，五十年前北大中文系单独设立当代文学教研室。此后您和当代文学学科一道走过半个世纪。如今回首，您有怎样的心情？倘若当年没有加入当代文学教研室，您会设想自己的学术生涯是怎样的？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洪：有一件事可以努力去做，让这一辈子算是没有虚度就是了。我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的时候，“当代文学”还属于尚未很好开垦的“生荒地”，这让我占了便宜：还没有很多人说，你说出来似乎就是“新”的。很庆幸写作教学组解散后，没有大胆选择别的学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否则真的就惨了。我是缺乏耐心、毅力和创造性的人，在已经有出色、丰硕研究成果的领域，肯定是只能跟在后面讲点无关紧要的话，至多是补充一点小意见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好，有点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愧歉。我要特别感谢当代文学研究同行的帮助、支持，感谢学生对我的宽容。感谢你们的访问。

（作者单位：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