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弄广陵潮——《梓室存札》中的逆浪人生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
每回忆起才高望尊、名满天下的先师祖陈从周先生，心头涌起的，反倒是这样倜傥不羁的句子。
快40年前初入同济大学时，曾误入建筑系红楼一角，不大的房间里沙发数排，日影斜洒，白头教授们正危坐倾听一场硕士论文答辩。奇怪的是，最前一排长沙发上却赫然不见人影，惟见大团淡蓝色烟云轻袅着，自椅背升腾而上，模糊了更前方答辩学长正装笔挺的身影。
直到提问环节，才见一张皱纹屈曲、有如山水皴法密密交织出的熟悉面孔伴着袅袅云烟，自椅背徐徐升起。一件洗到半白的蓝色中山装，穿出了长衫裹躯般的摇曳味道，仿佛落拓不羁的魏晋名士，一口风味浓郁的浙江官话，又如绍酒开坛，陈香四溢，瞬间切回江东人物的才俊英发——原来是年逾古稀、平素很少见到的陈先生，正“隆中高卧”着给爱徒的答辩把场呢。
这一起身，又要天马行空、舌战群公了，啧啧。
多年后才意识到，这看似挥洒自如的一刻，距他的爱妻、爱子接连弃世才只一年余。这样的坦腹教席，吞吐烟霞，恐怕也是故作放达，聊以忘情吧——蜡黄的手指间烟头明灭，如思如念，周围一片寂静的叹息。
是啊，陈先生这一生纵情于山水，奋发于笔砚，诚笃于友情，却奈何跌宕于人生。
好在他始终带着股旧士大夫的狂狷之气，桀骜不屈，逆浪直行。共着一腔渺渺幽怀和四海跨界知交——“他每天上午到学校走一圈，先取走一大摞信件报刊，然后像开慢车似的到办公室、教研室、裱画间等各处停靠一会儿”（蔡达峰先生语）——整个1970、1980年代，他与他的“豪华”朋友圈鱼雁往还，蔚为一时之盛。
转瞬数十年间，人往风微，鱼龙寂寞，惟余苔痕锁院，竹荫满庭。
幸而先生旧居梓室一角，还存着1972年起，各界友人致陈先生的数百通信札，如今这些书信已结集为《梓室存札》（以下称《存札》）一册，吉光片羽，映照前尘，成为他的逆浪人生和那个跌宕时代的最好见证。
逆浪舟
“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陈先生令人印象至深的一次“逆行”，是在革故鼎新的1949年8月，雄师南下、赤旗招展之际。仍坚持将多年苦苦搜求访谈的成果，自费刊印为《徐志摩年谱》五百本，分赠四方，以存一代诗魂之真。
当时这一新月派诗人陨落多年，作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茅盾语），已经显著地“不合时宜”。大画家徐悲鸿即善意地驰书规劝：“盍用精力从事其他工作乎？”写过《志摩师哀辞》的戏剧家赵景深先生也谨慎地婉辞为年谱再作新序。而陈先生却能以上海圣约翰中学教员的一介寒微之身，中道直行，为这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姻兄黾勉以赴。他请来大书家张宗祥为封面题签，抱着少年时种下的耿耿一念，为中国新文学史留下“第一部以单行本形式面世的”作家年谱。
数十年后，“徐志摩热”赫然蔚起，并与诗哲泰戈尔、建筑家梁思成、林徽因之热交相映发，历久不衰，印证了陈先生的灼灼先见。这时他又以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之身，与“志摩师”另一学生、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以数十通信札往还，讨论如何重刊民国时商务印书馆之《志摩全集》清样——该清样系由陆小曼临终前托付陈先生，陈通读校阅后，于1966年决然捐赠北京图书馆，使其奇迹般幸免于劫火。
《全集》事初定，陈先生来不及嘚瑟，又怀抱着“遗文佚史搜堪尽，含笑报君在九泉”的喟然叹息，忙着为诗人择地重建墓园，撰写墓志，并推动年谱的重印。
硖石小城空山寂寂，漠漠新冢漱月流光，映照着一代诗魂的洒然孤怀，和陈先生半世追随的苦苦深情——或许一切只缘于少年时的胞兄婚礼上，那个长衫玉立的诗人背影，偶然投影在了不渝的波心。
明月渡
“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陈先生的另一度逆行与盛放，则是在他从乌山练水间的歙县干校，抱病回到上海滩头后。
行装甫卸，病体稍痊，他即如宿鸟投林，渴马奔泉，难捺多年离愁别绪，悄然飞书四方，一一拜问文坛艺林的耆老故旧，低调重启了书画往还、诗词酬唱的春风日常。这再次的“不合时宜”对于数载寂寞的文化老人们，又是多么大的慰藉和鼓舞。
《存札》收录这期间数十通零缣碎简，多是娓娓清谈、絮絮琐事。如1972年，向之江大学时代的恩师、一代词宗夏承焘禀告女儿陈胜吾婚事。夏先生曾巧借黄庭坚“陈君今古焉不学”句入词，夸赞这位爱徒。“陈君”辞谢，夏公自是不肯修改。再如1973年春，向历劫归来的红学家俞平伯求诗求字，俞先生晒出自己告别河南息县干校归京时的怅然之作：“农人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豫东方言，意为“来不了”）”——其实俞先生早年也曾是新诗健将，前述《志摩师哀辞》就称：“从此我于胡适、康白情、俞平伯、汪静之等名字之外，又记住了一个徐志摩。”
1973年6月，陈先生还为自己的新作《梓室余墨》数卷，向“情同手足”的冯其庸求序，但冯先生自谦不通古建筑专业，只肯撰一跋语。两月后，冯氏即进入北京市委《红楼梦》写作组，深居香山，徘徊村道，开启了红学大家的笔墨生涯。此后冯陈二氏通信至少近四十通。1974年秋冬，陈先生向闲居北京东四八条的叶圣陶先生寄赠红梅、兰竹等图，嘱其代向茅盾（沈雁冰）求字，且相约以姑苏甪直水乡的春风同游。叶先生则手书《洞仙歌》一阕以报，其中有“园林佳辑，已多年珍玩，拙政诸图寄深眷……盼把晤沧浪虎丘间”之句，活现出白眉老人手持陈先生的《苏州园林》一卷，千里卧游的悠然情态。
此外如1973年夏与书坛巨擘王蘧常，1974年冬与史学祭酒顾颉刚，1975年秋与沈从文，1976年初与郑逸梅诸先生均有鱼雁往还，不绝如缕。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琳琅手札之间，最见诸公性情。王蘧老朴厚简约，如“疑胃中生瘤，家人惶恐，扰攘经月……今日精神略好，勉成数诗”，语调一如其金石味儿的书风。顾颉老句句不离乡邦故实考据：“（苏州）甪直保圣寺遗迹保存，闻由先生主持其事，未知近日已竣事否……刚所集杨惠之及保圣寺资料，总想在垂老之年，作一整理，说明此像必非杨作……尊见以为然否？便乞示知为荷。”实则陈先生早在1958年已从其他角度论述其为北宋作品，并非唐代杨作了。
大节不移的世家子弟俞平伯先生则时作摇曳生姿之笔，如“鳞鸿多便，时弄好音，江树暮云，不殊晤对也”。再如“京中今岁多雨，秋凉似水，仿佛江南白露已零，蒹葭之思，我劳如何”，感时惋伤之余，仍不减秦淮河上、桨声灯影间的悠然才情。沈从文先生满腹才思只能挥洒于尺牍，更是动辄娓娓千言，从家具文玩，到京华春申，都能写出漫天清澈雅淡的边城味道。如，“借寓友人住处……离车站终点还相当远。又值隔日一雨，附近小土路常是泥泞载途。朋友每天既得去校中讨论工作，主妇则为每天饮食，天不大亮，就得去菜场排队……出门时女主人还必不忘一再嘱咐，得在上灯以前返回，不要在外面馆子吃饭……”
函中这萧然市井，居然在曾经浪奔、浪流的上海。
交互比对，还能品读出这一时期，诸友间的相识、交游次第。如陈先生系由旧交俞平伯，识得叶圣陶、沈从文、谢国桢、张允和诸先生；再由叶圣陶而识得茅盾、赵朴初，渐渐开枝散叶，蔚为亭亭绿盖——陈先生有词宗夏承焘、画宗张大千这样的堂皇师承，和海盐衍芬草堂蒋氏、硖石徐氏这样的华丽姻族；加之诗文书画诸艺皆能，仿佛戏曲家之文武昆乱不挡；遂能以一枝画笔，一腔热肠，和对古建筑、园林的专业理解，穿插游走其间。加之急公好义，事必躬亲，“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自成一片清风拂面、朗澈照人的明月津渡。
就这样，黄山归来，他几乎凭一己之力，于风残雨肃、万木凋零之间，悄然重织起一方神情飞纵、翰墨流芬的隐形艺术世界。仿佛空里飞霜，明月渡人，隔绝了无端风浪，令一时久违中华大地的兰亭雅韵重现于暗夜尺牍。无形中铺垫了未来《说园》五篇的横空出世，山鸣谷应。也自脉脉雅室一角，预告了整个1980年代云蒸霞蔚的烂漫春光。
诸老“文革”后鱼雁更密，辞采渐渐飞扬。郑逸梅1976年2月酬谢陈画时喟叹：“叠惠法绘，先之以梅，继之以松，犹忆前岁见贶竹枝，岁寒三友，伴我寂寥”——冬去春犹寒之意，毕现纸上。而1982年春，则以“使西方人士窥豹识麟，得知盘空合绮、映带掩冉之妙”，赞许陈先生之赴美营造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其辞采之昂扬，仿佛“渔梁渡头争渡喧”，足见时代已打开崭新一页。
曾经的明月渡头，却更见皎洁。
万里春
“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1981年4月，建筑家贝聿铭先生首度访问同济大学时，曾与系主任冯纪忠先生和知交陈先生合影——被大洋两岸半世纪尘沙各自磨洗、终至超然之境的三位旷代大师端坐如仪，雁列成行，无意中姿态如一，却又各得自在，仿佛构成了从中华传统建筑向现代主义行进的完整序列——那时，陈先生厚积薄发的《说园》五章正在联翩而出，如同“诗词界的《人间词话》”，倾动天下；冯先生的毕生力作松江方塔园也已初现清纯洒落之姿，成为“新宋风”建筑探索中的永恒丰碑，而贝先生则正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旧址建造他的名作香山饭店，尝试将京华与江南汇入当下，“融冶成自家面目”——一时俊彦，满堂清风，见证着来之不易的黄金时代。
其实早在此前，陈、贝间已经书信不断，毕竟贝氏是姑苏世家，祠园四布，二公颇多共同话语。翌年10月中旬，陈先生还受邀参加香山饭店落成典礼，“老来清福何曾减，我住香山第一人。”并于山花野鸟之间，含蓄指出“池石安排尚有余地，曾向贝先生略陈管见。他虚怀若谷，一一倾听，择善而从”。贝先生则显然对庭园的后续维护不满，于1983年7月函中求问陈先生“是否能对此做些什么，我知道北京园林局非常尊重你的意见”。1985年12月，香港中国银行大厦与巴黎卢浮宫项目同时推进之际，贝先生还致函陈先生：“如果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园林设计顾问，这将是我大大的荣幸”——可惜2002年春，身手犹健的贝先生来华踏勘苏州博物馆基地时，陈先生已经长眠于梓室两年了，不然贝先生手法崭然、众口艳称的苏博山水中庭，或许还会添出柔和冲淡的妙笔。
一代大师的服膺与推许，当然缘于陈先生宽博的文化底色和独到的手眼，与当时普通建筑师迥然不同。“从周教授以文史治学，深得传统造园的要领，他对园林的看法与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的看法有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是建筑系整体学术实力的标志。有园林专业的学校很多，而从周教授的园林研究是独到的，他把这种独到成就献给了同济大学建筑系。”（蔡达峰语）
终点处的霞光万道之前，这条由人文而入理工的逆浪之途无疑是坎坷波折的。而以狼毫一管、诗文满腹、素衣萧然，径行于丁字尺、鸭嘴笔与草图纸的茫茫行列之间数十年，其难度恐怕远甚于林黛玉之入贾府。好在同济大学建筑系向来有“八国联军”的雅号，西装衮衮，留德留美；陈先生长年以半旧中山装厕身其间，也不过多树一帜耳。
何况众望所归的老系主任、精神领袖冯纪忠先生，更是殉清的江西巡抚冯汝骙文孙。冯汝骙于辛亥革命之际“不忍为叛臣，又不愿用兵荼毒地方”，其命运与志节令人哀婉，而冯纪忠先生亦有《屈原·楚辞·自然》《新解偶得——读李白、屈原诗词有感》这样的篇章传世，幽怀独抱，新见迭出，辞采纷呈，动人眼眸。冯陈二公相互推赏，陈先生其道不孤。
其实早在冯先生创作方塔园之前，陈先生就曾统驭过北宋松江方塔的修缮。他坚持木构部分保持天然素色，不加彩饰，要求复原线条洗练的宋风钩阑，还把控了屋檐线条的舒缓远逸。一如冯文对李白（传）词作的分析：“这垂直线群却被那水平的层层烟霭横向里穿透截遮，远处平望，确乎形成了经纬交织的图象”——这为冯先生开创性地将方塔风神贯彻于全园，打下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某种意义上，方塔园是陈冯二公接力而成的旷世杰作，纵横爽劲、尽得风流。
《说园》五章刊印前，陈先生曾递请“直谅之交”王西野先生斧正。王函中先肯定“佳处在于能以诗词书画相参，如谈词之过片，以证点景之过渡，为极好文字”。随后毫不客气地痛砭：“尊撰务虚多于务实……然少实例引证”云云。而陈先生从善如流，不以为忤，才有了《说园》的今日面目与地位。
清香怒发，潮头卓立，实自苦寒而来。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