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海观潮——浙江作家作品观察”将以访谈、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出14位浙江作家创作观察。本期聚焦作家海飞。

海飞，小说家，编剧。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刊物发表小说五百多万字，大量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及各类年度精选本选用。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著有小说集《海飞自选集》（四卷本）及《麻雀》《青烟》《像老子一样生活》《残雪》等；散文集《惊蛰如此美好》《丹桂房的日子》《没有方向的河流》等；长篇小说《惊蛰》《花雕》《向延安》《回家》《醒来》《风尘里》《江南役》《昆仑海》《台风》《苏州河》《大世界》《剧院》《残雪》等；话剧作品《向延安》《苏州河》；影视作品《谍战深海之惊蛰》《麻雀》《旗袍》《大西南剿匪记》《隋唐英雄》《花红花火》《薄冰》《梅花红桃》《暴风》等。

我问海飞，创作之初艰辛吗，这是想套他一点话。常得友朋告诫，得有一点“苦故事”，文学访谈才好看。但海飞说，一点也不艰辛。他说自己是吃过时代红利的人，而今天的基层写作者比他当年难得多。他坦承早年写作的动力来自虚荣，也坦承选择写小说多少是因为“逃避农活”。很直白啊，大家看到这里，应该知道这次对话里有真东西了。

从工厂到报社，从县城到杭州，从“豆腐块”到数十部影视改编，海飞一路走得不算快，却始终没离开过书桌。新作《剧院》回到了他生活十三年的南方县城，写熟人社会的恩怨，写人情世故里的选择与代价。在他看来，谍战不过是一面放大镜，把人逼到生死关口，再看谁露出底色。而小说里那些看似无用的“闲笔”，才是让故事活过来的呼吸。

海飞聊他与编辑的情谊，聊自己的灵感没有过枯竭，聊就算未来写不出也没什么大不了。没有太多高蹈的姿态，答问中更多的是一位写了三十年的写作者，讲述自己找到的踏实。“河流是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就是它的方向。”河，流往四面八方，我们跟着游过去，前方是海飞的“故事海”。

“你三餐都能吃饱，偶尔喝点小酒，有什么好辛苦的”

陈泽宇：海飞老师好，首先需要致歉的是，我没能特别完整地阅读您的作品。在一贯的对谈习惯中，我往往会选择从作家最初的写作开始进入，一直延伸到新近。很显然，这种方式已无法覆盖您蔚为壮观的创作体量了。所以，恐怕这个问题您已经回答过许多次，但还想再请您分享一下，最初踏上写作之路是什么时候，现在还葆有哪些关于创作之初的微小记忆或艰辛往事？这应该是格外珍贵的。

海飞：一点也不艰辛。如果从副刊上发豆腐块算起的话，我在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应该是2000年后。起初，我凭借写豆腐块的小小成绩，从工厂到了《诸暨日报》当记者。现在想起，这已经是时代的红利。今天的基层写作者，比我那时候困难得多。

当记者的前一两年时，我已经踏入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了。记者这份职业的新鲜感足够大，那时候经常一出差就是半个月，到处跑到处看。虽然只是在县城，也间接经历了一个传统媒体十分辉煌的年代。可我骨子里应该就是个“爱折腾”的人，新鲜感过后，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写小说。虚构带给我的快乐，是至今来说任何一种事物都难以取代的。

上个月，我在镇海化工厂作分享的时候，谈起创作之初的记忆。我告诉这些工友兼文友，最早写作是虚荣心推动的。那时还在工厂经警队工作，有个同事在值班室留了一张报纸，电话告诉我说上面有我的文章。所有写作者应该都会记得处女作发表时的记忆和心情，我也一样。从此开始间隙性地写短文，那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要说所谓“艰苦往事”，仿佛需要来一点忆苦思甜，但是细想下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艰苦。2009年开始，我接触了剧本创作，有时候确实会写得昏天暗地。但是我的父亲告诉我，说你在空调房里写作，你有办公室，你三餐都能吃饱，偶尔喝点小酒，你有什么好辛苦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我父亲一生务农，我也曾务过农，“双抢”的时候，会把你累得趴下，手脚都感觉不是自己的。我说我这是脑力劳动，耗神。父亲说，就算你再耗神，你也辛苦不过农民，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心里确实有数，所以我选择写作，逃避农活。

2026年夏，海飞在镇海炼化厂与工人读者面对面。

陈泽宇：近三十年的创作中，您觉得完成度最高的是哪部作品，写作时间跨度最长的又是哪部？

海飞：如果从个人偏爱来说，完成度最高的是《向延安》。那时候纯粹，写作的心态很投入，整个小说最后呈现出一种较高的圆润度。我记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闭关在西溪一个小黑屋里，白天写电视剧《旗袍》的剧本，晚上写小说，两种文体交替着来，很有周伯通双手互搏的意思。

小说完稿后，我记起当时还是《人民文学》编辑的徐则臣问过稿件的事，便告诉他小说已经在浙江文艺出版社排期，很快就出版，可能杂志来不及发了。徐则臣觉得还是发给他看看，他看了之后，觉得还行，又转给了当时的主编李敬泽老师。很多年了，我仍然记得，敬泽老师应该是在天快亮的时候给我回邮件的，大意是小说还有点问题，再给你一个月时间，好好改一改。我打开邮件的附件，发现文档里布满了他密密麻麻的红色批注。我相信每一个所谓“写出来”的作家，背后都至少有一位好编辑。这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后来，小说在同一时间出版和发表，那是2011年的7月。此后，这部小说陆续获得了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双年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南方金图书奖等多种奖项。到前两年，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又把它搬上了话剧舞台，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巡演。说起来，我写过很多跟延安有关的小说，但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去过延安。所以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一定会去一次的。

时间跨度最长的作品则是《苏州河》，写了七年。这里说的七年，不是七年都在写这个小说，而是断断续续，拿起放下写了七年。有许多时候，我拿着大纲，有那种舍不得动笔的念头。

我对苏州河本身有感情。我外婆家在上海，后来我母亲带着父亲和妹妹也回了上海定居。以前去上海，我喜欢在苏州河边晃荡，走走停停。《苏州河》最初的名字叫《福州路185号》，因为从1935年建成以来到2004年，这座上海的警察局位置一直都在这，路名和门牌名都没有变。但最终，我还是把小说的名字改成了《苏州河》。河流是没有方向的，没有方向就是它的方向。这个书名，最终证明确实更好一些。

《苏州河》其实是一个蛮让人难过的故事，和此前的谍战小说不同，这部小说讲的是大变局中漫长仓促而悲凉美好的人生。它写的是1949年新旧交替之际，每个人方向的改变、人生的转向。在沉浮的乱世里，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最终像河流一样分岔，流向了不同的地方。这部小说后来也搬上了话剧舞台，说来奇妙，无论是《苏州河》还是《向延安》，在我心里都是相对满意的小说，但相比影视化，它们都更早一步被搬上了话剧的舞台。我想，小说和话剧可能更相通。

海飞的长篇小说《向延安》发表于《人民文学》2011年第7期，先后出版于浙江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后来还改编成话剧在多个舞台上演，由海飞亲自编剧。左:《向延安》初版；右：《向延安》在烟台大剧院排演时的海报。

县城长大的孩子，看世界的目光是不同的

陈泽宇：想与您聊聊去年的新作《剧院》。近些年来，您的“故事海”里有着无数的“谍战之城”，也是“迷城”。《剧院》亦如此。剧院如谜，“我们都置身剧院，却从未看清剧情的走向”，小说的题记颇有提纲挈领的意思，命运多舛的人们汇集在一座剧院里，同样是对各自的扮演提供了一份呈示。您觉得《剧院》中哪些部分与之前的创作有所不同，哪个人物是您最为钟爱的？

海飞：《剧院》写的是1998年到2003年南方县城的人与事，也是我生活了十三年的县城记忆。县城和城市不一样，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同时土洋结合。熟人之间会产生纠葛、恩怨，特别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的年代，恩怨因而又会产生很多案件。

在这部小说里，我放弃了很多影视改编该有的东西，不追求强情节、快节奏。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点“自我”的小说，也是我写得相对快乐的一部小说。我认可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世情小说”。写这部小说相对顺畅，因为太过熟悉县城的生态，熟悉那里的人情世故、烟火气息，所以调动起所有记忆储备时，一切都得心应手。甚至小说里的季节变化和我写作的时间有很大的重叠，包括小说里警察讨论案情时经常出现的蝉鸣，包括每次雨落和现实的呼应。

如果必须要在这个小说中选一个我最钟爱的人物，可能是程十丽。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个出场并不多的女性——一位“大嫂型”的女人。她是女主角迟云在越剧团的同事，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越剧演员。从青春的开始，她就被动地成为了小城男人们追逐的对象。她混黑社会的亡夫白先生，给她留下了足够一辈子花的钱，却也给她换了人间。

后来迟云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前夫，也就是这部小说的男主角陈东村时，两个人处过，但程十丽最终没有选择陈东村，这是个很有主意的女人，她选择的永远会是下一个“白先生”。这个女人很真实，有血肉，爱着，恨着，爱过，恨过。我想她是那种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认出来的人，很能扛事的一种女人。她也有艺术才华，但她更活在生活的现场。她人生的舞台剧本，比她在台上上演的每一场戏都要跌宕起伏。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审美偏好。

我常书写的女性角色，可能都有一种共同的特质，勇气。我笔下的很多女性，我发现她们在选择的关头，往往比男性更果决。中国男性基本上被面子、身份、家族的期待绑住，这导致他们身上有很多精明计算的特质。而女性可能也是一种规训的结果，终归她们的情义是落在实处的。女性有时候比男性更有情有义。这是我个人的认知。

陈泽宇：从您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县城”经验是您笔底丰沛的来源之一，《剧院》里这一点也很明晰。您现在还经常回“县城”转转吗？“县城”经验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海飞：我很少回诸暨了。我的老家诸暨市枫桥镇丹桂房村已经拆迁。拆迁的时候，我托人给我家的房子画了一幅油画，还把家里早已不复用的猪槽运到了杭州，可以用来养花。我太过迷恋陈旧的事物，十分矫情。我现在笔下的家乡，是我记忆里和想象中的故乡。

有意为之的是，近年来我的所有小说，要么在创作尾声，要么在修改阶段，都是在县城完成。我喜欢在浙江的一些县城闭关写作，比如兰溪、嵊州、镇海、诸暨……我在县城生活过十三年，在县城工作、成家，成为父亲，那段日子我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后来离开了诸暨去往杭州，县城反而在我身体里越长越深。县城长大的孩子，看世界的目光是不同的。曾经我们接收世界的信息都是经过层层转述的，而这也形成了县城的那种狭窄的视角，长在身体里根深蒂固。

小说《麻雀》《惊蛰》改编成电视剧后，更多的观众通过屏幕认识了作家、编剧海飞。

爱是一种能力，爱哭也是

陈泽宇：您笔下的人物，无论时代背景如何，往往都有一种“不合时宜”的孤独感，关联着残缺和不圆满的生命常态。在资料文章中也曾看到，您说写谍战“有七分孤独三分欢快”。那么，在您笔下是否偏爱孤独者？您觉得文学是否天然偏爱那些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人？

海飞：最近看到一个韩国的影视颁奖典礼片段，获得最佳导演的朴信宇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这个无用就会被淘汰的世界里，电视剧应该为那些最无依无靠、最孤独、没有时间去哪里、也没钱去看什么的人而存在，我认为那就是电视剧的用处。”

我觉得文学如是。

我们怎样界定孤独者？一个在人前爱说爱热闹的人，他内心可能十分孤独。我偏执地认为孤独是人的天性。因为孤独，一个人要么向内求，要么向外求。与其说文学偏爱那些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人，不如说文学和人的底色是深深相连的。孤独的人、不安的人、在不同阶段产生各种情绪的人——他们在小说里找到慰藉，在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找到慰藉。哦，原来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会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之一。

孤独者被人遗忘，遗忘的和被遗忘的各自找到了幸福。所以这样的世界是互补与和谐的，有时候我甚至想，爱哭的人其实是幸福的，爱哭的人一定对这个世界心存爱意。爱是一种能力，爱哭也是一种能力，我说的哭不是指悲伤，是指孤独。

陈泽宇：如果请您自己选一个词高度概括您作品的美学风格，您会选择哪个词，为什么？

海飞：我的小说里，充满了牢房、酷刑、杀人，充满了密电、侦破、推理……所以此刻，我脑海中只蹦出一个词：残酷。《麻雀》中的苏三省，要对李小男掏胃，要活埋唐山海，其他小说如《捕风者》《醒来》等也是如此。

也许我的作品并没有完全做到充分残酷，但这就是我想呈现的方向。我也反复在写那些无可避免的残酷——无可避免的选择、无法避免的失去、无法避免的疾病与衰老……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意识到生命的有限，他大概也不会真正珍惜所拥有的。

生而为人，最体面的活法可能就是直面这些残酷。从而珍惜那具脆弱的肉身，珍惜生命中遇到的温暖时刻。

2023年，《海飞自选集（全四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纯文学写作中的精华部分。

“闲笔”是辨认小说家风格气质的关键所在

陈泽宇：您在创作之初，有过自觉承袭先锋文学精神余绪的阶段，后来则转向更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我的认识里，年轻的写作者接受“类先锋”的精神洗礼，是有益的。您如何看待苏童、余华一代作家对后来者的影响，这种“影响”中是否也包含着“影响的焦虑”？

海飞：余华和苏童还有毕飞宇、叶兆言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是文学青年的时候，看过他们大量的小说，有时候会有不经意的模仿。后来我发现，江浙作家的气息，总是会相近一些，大概是跟这方水土有关。

“影响的焦虑”，可能是每个“迟到者”的必经之路。但同时我也在想，如果这种影响持续了过久，是不是也说明这一阶段的变化其实不大。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科学，总有高峰期和低谷期，这是客观规律。也不是一位或者几位影响力巨大的当代作家就能改变的生态。黄金时代之后，山谷自然会出现。但山谷也有山谷的意义。你走到这儿，说明前面的路已经走过了。接下来是从此下山，还是另寻他途，是每个写作者自己的选择。

事实上在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段，我都没有考量过这样的问题。我看问题总是比较“近见”，一是因为有写不完的想写的小说，二是因为一直都认为，认真去写就行。

陈泽宇：您笔下的故事，无论是谍战还是罪案，似乎常关切的是，“人”如何在极端情势下自处，以及怎样选择和面对选择的后果。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准确，这是否在某种意义上靠近您创作的内核？

海飞：您说得很准确。谍战小说有一个绕不开的东西叫“伪装”。人物要隐藏身份、隐藏立场、隐藏情感。那什么时候才能看清一个人？就是看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生死抉择，以及抉择背后的代价。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人在极端情况下的选择，最能照见这个人的内核。而谍战恰好提供了这种极端。每一次选择都事关生死，没有中间地带。

现在我们在说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常说“论迹不论心”。大意是看人只看行动、不要纠结于这个人怎么想。这句话我想对普通人和日常是有效的，也可以避免内耗。但对文学来说远远不够，文学要的恰恰是“迹”之前的“心”。选择之前以及选择之后的后果，可能是一个人几个月、几年，甚至一辈子的代价，这个过程有一种“自虐”式的迷人。

陈泽宇：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中往往也有意识地使用“闲笔”，在人物命运变动或情节突转之前，有看似不经意的部分旁逸斜出。您如何理解小说创作中的“闲笔”呢？

海飞：您观察得很细。“闲笔”确实是我在写作中比较在意的一种手法。我也翻过一些影视IP向的小说，有一部分作品从版权买手的视角来说，叫“大纲化写作”，相当于为编剧搭好了一个骨架。所谓“闲笔”，对于部分作者来说可写可不写。

于我来说，一是出于行文节奏的考量。如果一部小说从头到尾都在推进情节，读者会喘不过气。“闲笔”就是一部作品呼吸的间隙。它的作用是调节，不是打断。更重要的是，闲笔能让人物“活”起来。二是，我认为所有的“闲笔”都是无用之用。它可能对主线、情节没有任何贡献，但对小说的风格、气息、甚至灵魂来说，没有一处是多余。它是让一部小说区别于“产品”的东西。尤其是在当下，“闲笔”是辨认一位小说家风格气质的关键所在。

陈泽宇：您曾坦言“影视元素过多的小说实际并不好写”。在您看来，一部小说被影视化改造后“丢失”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独属于小说文体的语言，还是其他？

海飞：我基本经历了影视行业的一个完整周期。以前来说，影视化改造丢失最多的是文学性。电视剧是大众娱乐，你要照顾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丢失了很多“闲笔”的东西。刚刚也提到，“闲笔”从技术上更能推动的是人物有质感的那种塑造。

但在影视剧里，“闲笔”往往是最先被砍掉的，因为它“没用”。大多数影视公司要求的是类型化，要求的是模式感。某些难以言说的人物的复杂或者灰度，在影视剧里往往变得黑白分明。不是每个编剧都是刘和平老师，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编剧的创新，大多是在一个隐形的框架内。

但我说的这是以前，随着短剧的兴起，影视剧或者电影不再是那么大众的大众娱乐。我个人认为，以后的电视长剧也许就是影像化的小说。

海飞还是个短视频达人，其主理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故事海storysea”里，有着各种自己与朋友们的故事。

近来，海飞原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醒来》，正在CCTV-8与爱奇艺热播。

“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写不出新鲜的故事了，也没什么”

陈泽宇：和同时代作家相比，显而易见，您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是早、多且成功的，您也是自觉从印刷文明向视听文明转向的写作者。关于文学“触电”的经历，有没有特别好玩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海飞：2008年到2016年，那是影视剧特别“疯狂”的几年。好玩的事有两件。

一件是和导演“吵架”。我记得有一次他坚持要让我改戏，我觉得那处不能改，理由种种。导演叫来了制片人，导演很激动，一顿输出，那次我出奇地冷静，一直不说话。后来我说了我的理由，看得出来制片人站我一方，最后没有按导演要求来改戏。导演年纪比我大，我最后说，导演你还是太年轻了。这是一句令我后悔的话，我太过刻薄。

还有一件是关于“流量”的。流量这个概念，在文学圈是这些年才频繁出现的。比如出版社会考虑这个作家有没有流量、这个嘉宾有没有流量。但在十年前，在剧组，我其实目睹了“顶流”的影响力。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保守的人。或者说，我骨子里还是个作家的性格。可能错过了一些什么，但错过其实是老天爷最好的安排，终归写作是最让我安心的事，将写作进行到底，这个方向从来没有变过。

陈泽宇：您的长篇小说《醒来》改编的影视剧最近备受瞩目。《醒来》写的是什么故事，您觉得《醒来》改编得如何？

海飞：《醒来》这部小说的开篇关键情节就发生在京杭大运河边上。现在这里有着美丽的河景，但是往前推到抗战时期，这附近是日租界的慰安所，有洋关码头，有军用的仓库，还有小关兵站。运河边的一些药铺商家呢，密布着日本特务据点，而杭州运河上人来人往的码头更是深藏了巨大的秘密，当然也能反映出许多的故事。站在运河边时，我曾冒出过这样一个念头，这条运河上会不会也藏着许多隐姓埋名的人？《醒来》的起点就是从这条河开始的，从河边的春光照相馆开始的。我总觉得，乱世里的人就像这水上的船，聚散浮沉都由不得自己，可河水永远在往前流淌，而那些深怀理想与信仰的人，就像这河水一样生生不息。后来知道这部剧由赵宝刚导演执导，我非常地期待。赵宝刚导演的作品横跨了好几代人的青春，反正好多部我都能如数家珍，并且深深影响了我。去探班以及看到一些样片后，我都对这部剧面向观众充满了十足的信心。《醒来》的电视剧版，我感觉无论影像风格还是故事的调度，都充满了文学性。

陈泽宇：2024年始，中国作家网创设了“我的‘关键之书’”栏目，不定期邀请文学人谈谈属于自己的“关键之书”——或是人生经验里难以回避的一本著作，也可以是写作道路上饱受震撼的一部私藏。您的“关键之书”是什么？

海飞：很难说有哪本书可以被称为我的“关键之书”，但如果一定要选一本让我久久难忘的，大概是《白鹿原》。它像一道洪流一样冲刷过来，横跨清末到新中国，白、鹿两家的兴衰史，从开头到结尾，裹挟着黄土、血水和宗族的遗骸。像很多人说过的，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家族秘史，更是一个民族的寓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纸上活着，人物十分立体。白嘉轩，田小娥，黑娃等人，或站着、或跪着、或挣扎着。比如田小娥之死，杀死她不算完，还要在她的尸骨上修一座六棱砖塔，镇住她的魂。这种设定，是小说的关节，也是它的锋利之处。小说深挖了农耕宗族与传统礼教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在维系秩序，一方面它也在“吃人”。除此之外，它还用关中方言写对话，用民俗细节堆出现实的厚重感。读完这本书，我喘不过气来。

陈泽宇：最后还想问您，您拥有如此庞大的创作体量，如此密集的创作节奏，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吗，您曾为写不出新的故事而感到过担忧吗？

海飞：坦白说，我没有灵感枯竭的时候，只有来不及。我编故事很快，写作也很快，可能我的选题能力稍微强一些，这取决于直觉。尤其过了50岁之后，写作的紧迫感会变强。灵感或写作题材没有枯竭的原因，自夸点说我一直在学习。我也一直让自己多和年轻人交流，多听他们的意见，也因此而没有枯竭。年轻是一种力量，你不得不服，我们的许多写作和人生经验，未必是他们需要接受的。

另外，我的生活实际上比较简单，尽量多阅读，不停地写，去看世界。而不断写的过程中，就会有新的灵感不断涌现。我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写不出新鲜的故事了，也没什么。写作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我的全部。已经写了这么多年了，对得起自己了，这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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