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余册图书“严丝合缝”构筑“藏书王国” 浩瀚书海 张帆壮游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的家中，很难找到一个没书的地方。从玄关到客厅，从书房到阳台，3万余册图书构筑起一座“藏书王国”。
近日，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张帆的书房。这位以元史研究闻名的历史学家，说起多年前赶赴琉璃厂淘书经历时笑道，为了淘到好书，离书店还有两百米，心就开始狂跳……忆及“心动”时刻，他满眼光亮，满怀感慨。他的真诚、谦逊和质朴，与满室书香产生奇妙共振。
张帆的身后是各种中国文学史研究专著。 张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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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的“强迫症”
张帆的书房，可能是记者见过的最令人惊叹的私人藏书空间。不仅藏书量可观，而且每一格书架都严丝合缝，大开本与小开本分区明确，成套的书也按顺序依次排列。整整齐齐排列着的，不仅仅是书，更是一位学者试图用秩序对抗时间、用知识对抗消解的努力。
张帆说：“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书一定要放整齐，坚决避免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后来，上大学时，书没地儿放，空间也一点儿不能浪费，上面有点缝就横着插几本。张帆笑称这是“强迫症”。
在追求物理空间极致秩序的同时，张帆对旧书的深深眷恋在家中得以充分呈现。客厅、书房，以及两个小房间，都摆满了各种充满年代感的书籍。这些书以历史类、文学类、哲学类为主，分类、分区极其讲究。
历史类、哲学类书籍主要分布在客厅和书房，“经史子集”以及民族史、思想史等书籍，尽显学术名家的收藏雅趣。一整面墙的外国文学作品则安身在一个小房间，独成一道风景，记录着少年时期张帆曾经深藏不露的作家梦。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专著的世界，那些成套的书籍积攒下岁月时光，很多书籍市面上已难得一见。
即便在阳台和玄关，张帆也为书籍进行了专业分类——玄关的贴墙书柜放置科技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书籍，阳台的书架则摆放着多种辞书。
足不出户的壮游
在张帆家里，每一本书都有来路，每一套书都藏着年代的故事。他买书的历史，几乎就是他半辈子的人生缩影。
张帆众多藏书中，资历最老的当属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那是1980年左右，张帆喜获当地数学竞赛优胜奖，学校奖励他几十块钱，于是买下此书。“当时还没决定学文，也读不太懂，但觉得这样的书应该有，将来一定要通读。”
紧挨着《孟子译注》的，是《论语译注》，那是张帆上大学以后的收获。“有了《孟子译注》，就一定会买下《论语译注》。”他收藏成套书的萌芽在彼时就已破壳而出了。
大学阶段，张帆踏上了收藏“二十四史”的征程，到博士毕业前后，“二十四史”终告收齐。这其中，40册的《宋史》是他大四时从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旁边的高等教育书店打折买来的，42块钱一套，21块钱拿下。当时，张帆满怀喜悦，将一大捆书绑在自行车后座，结果书摇摇欲坠，他不时就得下车扶正，就这样从五道口一路折腾回北大。
张帆的恋旧绝不限于专业书籍，他拿出泛黄的多个《红楼梦》版本，满眼藏不住的欢喜。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紧紧排列在一起，就像家族成员一样亲密。书架上还有成套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尤其是第十四本，只有2000多册印量，是张帆早年从旧书摊上千辛万苦淘来的。“我这点儿收藏，红学家肯定看不上。”张帆笑着说。
张帆喜欢用书构筑足不出户的壮游。他算是真正的“宅男”，很多时候宁肯待在家里翻书，也不愿意走出家门。“在室外，温度又适宜，又没有蚊虫，又不刮风，又不下雨——这样的时间并不多。”但他翻出了一整套各省的《风物志》，从北京、天津到云南、西藏，全买齐了。“这是上个世纪买的，那时候出门少，也没钱，还没时间。看了书，就相当于我游遍了全国各地。”
“社恐”的学者
很难想象，这位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教授，会用“社恐”来形容自己。
“我从小就是那种见人不敢打招呼的，走在路上看到叔叔阿姨，一缩脖子就溜过去了。”张帆15岁时考入北大。大学期间，他甚至不敢参加讨论课，怕被点名发言。他说，即便到今天，他也是“社恐”，只是将之深藏于内心罢了。
或许正因如此，张帆才乐于将身心全都投入到藏书生活中。他甚至穿越百年，找到了和自己心意相通的人——清代学者李慈铭。“他用一个字来概括人生中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事，最喜欢的是‘书’，最不喜欢的是‘事’。”张帆说，他也是如此，他一直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内向的性格，无形中影响了张帆对历史研究道路的选择。上世纪80年代，面对竞争激烈的热门断代史，他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报考元史。“那个专业没人报名，只要过了线就能上。”从此，他走进了那个史料稀缺、研究难度极大的领域。
“搞元史研究的人，全世界大概不到两百个。”张帆伸出两根手指。但在这个狭小的学术圈里，“社恐”反而成了专注的助力——面对故纸堆里那些几百年前的灵魂，他艰苦跋涉，从未放弃。仅博士论文的书写、修改、誊抄，三轮下来，足足写了50多万字。而为了找线索、查资料，他常年大海捞针地翻书，但常常一无所获。最近二十多年，有了电子文献检索，张帆“感觉更多的是帮助”。AI来了之后，他也感觉到了变化，“它基本上自己就全做了。”
张帆说这话的时候，表情认真，“历史学者都有危机感”。于是，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开始了新的尝试——做系列讲座，讲元朝人物。不讲大家熟悉的人物，而是挑那些不为人知的人，通过他们的人生，让普通人近距离地看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元朝人物其实跟别的朝代的人也差不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境遇。”
“我自己写的书，沧海一粟都谈不上。”但这一次，张帆在努力跳出学术写作的圈子，试着写让更多大众能读进去的书。书稿已经出来了，但他并不满意，“还有很多地方没讲清楚，还要继续改。”
一堂买书的“表演课”
张帆从不把热爱挂在嘴边，但是在谈到书的时候他却多次用到类似“激动坏了”这样的字眼。
午后的阳光强烈，张帆站在夫人精心打理的小院里，怀想起多年前的狂热和激情，“年轻时候去琉璃厂，快到和平门十字路口，心就开始狂跳，一想到能看见那么多书，就激动。”他回忆起在1995年，为北大新生上的一堂“课”——
这是他的同事、历史学家罗新的主意，他希望张帆给同学们“表演”买书。当天，张帆和同学们在琉璃厂古籍书市会合后，很快大显本色，疾速穿梭，这个书摊买一批，那个书摊又买一批，最后又是背又是提，带着填满书的大小书包、口袋离开。这场景着实让新生们惊讶：从来没见过人这样买书。
张帆对于书籍的狂热，源自他曾经的“饥饿”。他说自己小时候不缺吃的，但是缺书。儿时对书的向往终于在多年后爆发，每当手碰到书的瞬间，他觉得自己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