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位主义的批评——论汪曾祺对文学批评的回应与建构
新时期的汪曾祺，既是引领潮流的小说家、散文家，也是独树一帜的批评家、理论家。对于汪曾祺的文论，许多研究者聚焦其中的语言观、“文气论”等，并指出汪曾祺本身的特色与理路。[1]但既有研究多关注文体批评而忽略流派批评，且大都是平面化的讨论，就汪曾祺谈汪曾祺，很少关注汪曾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新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文学批评自觉的时代，文学与文学、文学与批评、批评与批评呈良性互动之势。汪曾祺与批评界的关系堪为典型：一方面，汪曾祺被众多批评家尤其是新潮批评家所关注，成为新时期文体批评与流派批评的重要对象；另一方面，汪曾祺也密切关注文学批评，强调“作家需要评论家。作家需要认识自己”[2]，并对批评家的评论进行不同程度的回应与再创造，成为新时期作家批评的典范。从新时期文学批评看汪曾祺文论的发生与建构，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不仅可还原作家回应文学批评的历史现场与典型路径，还可归纳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重要范式与深远意义。
正是在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中，汪曾祺逐步建构自身的文体批评和流派批评，并且展示自身的批评标准或方法：在文体批评中，受凌宇、李陀、程德培等人的启示，进一步以“文气论”等传统文论资源为内核建构本土化的语言论、结构论和风格论；在流派批评中，为回应主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新潮的“寻根文学”、新笔记小说，确立古今中外之间的历史坐标与“非主流”的时代位置；在批评标准或方法中，明确反对“唯上”与“唯理”，推崇文学性、历史性、本土性、当代性。总体上看，汪曾祺及其批评圈子警惕与疏离狭隘的本位主义，力图确立更为多元的标准，酝酿了一种独特的批评范式。
一、“建立中国的‘文体学’”
1980年，汪曾祺发表小说《受戒》，很快便迎来张同吾、梁清濂、唐挚（唐达成）等人的评论。复出后的汪曾祺，有强烈的读者意识，1980年收到杨汝䌹的信后，便感慨“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读者’”[3]，1982年得知“读者面并不太窄”，生出“一种沉重的责任感”。[4]汪曾祺对批评家的专业批评更为关注，1981年他提及张同吾、唐挚、国东、陆建华、凌宇等人的评论文章[5]，1993年还称“有些关于我的评论、印象记、访谈录之类，我也看看”[6]。汪曾祺不仅关注，并且进行评判，如认为陆建华的评论“论点不落俗套，文字也很清新，无八股气”，“在目前的评论文章中是难得的”[7]，而李国涛的论文“在所有评论我的文章中是最好的一篇”[8]。汪曾祺与批评界尤其是新潮批评家的互动，基本是良性的，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双向奔赴。引人注目的是双方对文学性和历史性的关注，批评界诉诸文体批评和流派批评，而汪曾祺从中获得启示或助力，在回应中建构独树一帜的文体观和流派观。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自觉，表现为从偏重社会历史的分析转向审美分析和艺术技巧分析的有机融合[9]，并集中于文体批评，被时人概括为“一场重大的文体革命”[10]。既是作家也是理论家的汪曾祺自认为是“一个文体家”，并且“较早地意识到二者（引者按：现代小说与文体）的一致性”。[11]时人也注意到汪曾祺的理论贡献，1988年白烨等人编选《小说文体研究》，“展示小说文体研究的初步实绩与兴起现状”[12]，将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1987）列为第一篇。汪曾祺的文体探索，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在与同时代作家、批评家的互动中诞生，受到众多文学批评直接的影响或启示。探究文学批评之间的影响并非容易的事，需要还原清晰的时间线与逻辑线，并指出后者对前者的变异、改动。总体而言，从回应凌宇、李陀、程德培等人的文体批评出发，汪曾祺不断体系化与本土化，以“文气”“意境”等传统文论为内核，建构出中国特色的语言观、结构观和风格观。
1987年前后，汪曾祺在《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等文章中建立体系性的中国文学语言观，并表现出强烈的自信，他在家书中宣称“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13]，之后在公开的文字中缩小范围，认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总结的暗示性和流动性，“哪本书里也没有见过，无所本”[14]。有意味的是，汪曾祺声称“无所本”的“暗示性”和“流动性”，恰恰是受到了凌宇、李陀等人的启示。
先谈汪曾祺“流动性”观点的出炉。不妨先看汪曾祺自己的交代，自1982年开始，他多次提及“有一位评论家说我的语言有点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15]，1989年直接点名，“凌宇同志在一篇评论里说我的语言很怪，拆开来看，都是平常的句子，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 [16]。不妨重返1981年凌宇的批评：“每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美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17]。这一批评是一种印象批评，却切中肯綮，扣住汪曾祺语言的特色。汪曾祺正是从凌宇偶然提及的“神气”出发，做进一步的提炼与解释。1982年，汪曾祺回归从小接触的传统书法和文章学，拈出“行气”与“文气”二词，酝酿了“流动性”的雏形，“一个词，一个词；一句，一句；痛痒相关，互相映带，才能姿势横生，气韵生动”。[18]此时汪曾祺尚无意做体系化的工作，1986年因参加《文艺研究》文学组举行的文学语言问题座谈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体系建构，结合桐城派的“文气论”，正式提出语言的“流动性”，认为所谓“文气”“实际上是语言的内在的节奏，语言的流动感”。[19]
汪曾祺对“暗示性”最早的表述是“诗化”，见于《关于小说语言（札记）》，而这可能是受到李陀的启迪。其文发表于《文艺研究》1986年第4期，而李陀《意象的激流》发表于前一期。李陀善于提大问题，其《意象的激流》既是对汪曾祺以及新潮文学历史地位的概括，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发掘与探索，认为汪曾祺等人恢复的是意象的传统美学，“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并号召建立意象形态学或意象艺术学的专门学问。
汪曾祺显然熟悉李陀的文章，并在传统美学的皈依方面引为同调，1987年他提及当时理论界用西方概念肢解中国文学的现象，认为中西许多概念有凿枘不合处，以李陀《意象的激流》在德国的接受困境为例，并主张“要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先要了解中国传统的语言论”[21]。汪曾祺了解李陀的“意象说”，却并未照搬，而是扩展到“意境说”，强调作为中国文艺理论重要范畴的意境说，无论影响还是生命力都不下于文气说，并由此分析“诗化的小说语言”，指出其特征表现为“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22]“诗化”正是“暗示性”的前身，之后在《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中做新的归纳，代之以“暗示”一词，“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少信息”[23]。
在语言之外，汪曾祺在意的还有小说的结构。汪曾祺一生致力短篇小说，很早便具备成熟的短篇小说观，1947年他指出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并打破文体的固有秩序，强调“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24]其复出后的小说，便因越轨的结构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为回应这些质疑，汪曾祺“率先提出‘小说散文美’的主张”[25]，提炼出“气氛即人物”“为文无法”“随便”等个性化的概念，甚至力图用传统的“文气”来替代“结构”一词。
汪曾祺事后提及，“我的《大淖记事》发表后，有人批评结构上不均衡。全文五章，前三章都是写大淖这地方的环境、风俗，第四章才出现人物”[26]。这里的“有人”，还是指凌宇。凌宇认为“艺术对结构的要求，是布局的匀称”，但是“作品对大淖风俗铺陈过多，进入情节较慢，前后篇幅的安排，使人略有失重之感”。[27]面对小说散文化的质疑，汪曾祺开始深入不同文体的内部，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建立桥梁，从人物与结构两个方面做革新性的解释：一是“所谓散文，即不是直接写人物的部分”，“有时只是一点气氛”，主张“气氛即人物”；二是“散”，拒绝“布局严谨”，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28]
围绕小说的结构，汪曾祺同样借助传统文论，用“节奏”来替代“结构”，认为中国的“文气”就是“内在的节奏”，并将小说结构的特点概括为“随便”。[29]之后更进一步挑明：
“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30]
汪曾祺的理论文章往往灵机乍现却缜密不足，存在不断修订与完善的现象。1986年，汪曾祺专门写《小说的散文化》，讨论题材、人物、结构、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在结构部分指出散文化小说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但本质上是“打破定式”，并依据章太炎、苏轼等人的文论得出古今中外作品的结构“不外是伏应和断续”，一旦超越“便在结构上得到大解放”[31]，回应了此前“文气”的“内在的节奏”说。1987年，为回应林斤澜的质疑，将“随便”扩展为“苦心经营的随便”，依旧强调“打破结构的常规。”[32]
语言、结构都是小说的内部规律，而风格却打破小说内外之分，试图在作家气质与小说风格、地理环境与小说风格之间建立联系。汪曾祺的风格论，最具特色的是气质论，即明确作者“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对应关系，此外还涉及风格与地理的关系。风格论的理论源头是多重的，既有西方“风格即人”与中国“文如其人”等传统资源的影响，还有程德培、安妮·居里安等当代文学批评家的刺激或启示。
1982年，汪曾祺专门向陆建华推荐《上海文学》一月号的一篇评论，称“写得不错”[33]。这篇评论，正是程德培所写。程德培擅长审美批评，提供了众多可圈可点的判断，如“抑郁的乐观主义”“苦趣”“通贯全篇的情绪、节奏与调子”等，并在结尾处打开了“气质论”的开关，“尽管汪曾祺所写的不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但他的作品是完全符合他本人气质的”[34]。汪曾祺大概率从中获得了鼓励，当然还受到孙犁、沈从文等前辈作家的影响，自1983年开始他频频使用“气质”一词，切入的角度也多是作家与作品的相关性：
我写短小说……第三，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35]（1983年）
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36]（1986年）
说我淡化……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决定的。[37]（1990年）
正是在对“气质”的重申和探索中，汪曾祺不断确认自身的“风格”，如“写短小说”“小品作家”以及“淡化”等。不仅如此，汪曾祺还试图扩展“气质论”的版图，将之与语言联系起来，称“语言决定于作家的气质”[38]。
至于风格与地理的关系，汪曾祺称赞安妮·居里安关于水的新颖说法，“她说我很多小说里都有水，《大淖记事》是这样。《受戒》写水虽不多，但充满了水的感觉”，坦承“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39]之后，汪曾祺甚至以“有点水气”来标榜自己的小说。[40]
1987年，汪曾祺注意到“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正在开始建立中国的‘文体学’、‘文章学’”[41]。经前文的沿波讨源，可知汪曾祺本人也在与时代的互动中建构“中国的‘文体学’”，以传统“意境论”尤其是“文气论”为内核贯通语言论、结构论和风格论，显示出本土化的高度自觉，如“希望评论家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42]
二、“找准自己的位置”
文体批评是文学性的自觉，而流派批评是历史性的自觉。新时期的流派批评，不仅在当时风起云涌，建构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以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重要的概念，而且形塑了之后人们的文学史观，构成新时期文学史的主流框架。以1985年为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占据主流时，远离主流的汪曾祺被批评家归入传统文化、新现实主义的行列，之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新潮文学大行其道，一跃而为先驱或代表的汪曾祺则被批评家纳入“寻根小说”、新笔记小说、京味小说、学者散文的谱系。置身种种的流派定位，汪曾祺或质疑（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或悦纳（如“寻根小说”、笔记体小说），或反对（如乡土文学、京味小说），在不同的回应中揭示流派批评整一秩序背后的丰富性，并不断确认自身在古今中外之间的历史坐标与“非主流”的时代位置。
1985年之前，面对主流的伤痕文学和现实主义，汪曾祺自居“非主流”的位置，却坚持自身的思想和艺术，主张沟通古今中外的立场。以自身为标准，汪曾祺对“主流”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置可否，对当时争议较大的乡土文学、现代派进行辩证的分析，并在对传统文化和新现实主义的回应中展示自身的功底和修养。
新时期初期的文坛风谲云诡，汪曾祺不被主流认可，甚至受到压抑。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例，1980年的《受戒》被相关领导视为“内容陈旧”，从一开始“便没有能够进入评委的视野”[43]，1981年的《大淖记事》虽然当选，却也不乏争议，被唐弢、草明等评委视为“不理想”甚至“一点也要不得”[44]。直到1987年，汪曾祺还不无忧虑，认为李国涛的批评“会引起文艺官员比较认真地想一下：这汪曾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回事’是他们不愿肯定的”[45]。故对于当时的主流，汪曾祺虽然不满，却只能委婉表达意见，“不太倾向于把这个时期划分为伤痕文学，那个时期划分为反思文学”，并称“主流”需要“从较长时期，从历史条件来看”，而他自己的作品“与主流的变化不发生太大的关系”，因为“没有考虑过如何去迎合当时的某种浪潮”。[46]以悲剧、现实主义等“主流”标准为参照系，汪曾祺自居“非主流”，如相对于“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其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47]，又如相对于“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其作品“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作用，认识作用，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48]
在与“主流”话语的博弈中，汪曾祺声明自身的文学理想，是“古今中外，熔为一炉”或“把古今中外沟通起来”。以此为坐标，“乡土文学”和“现代派”便各有利弊：乡土文学可以“具有中国气派、作风、地方色彩”，即“所谓泥土气”，但不必“跟比较洋的东西对立起来”；至于现代派，可以“接受一些现代派的影响，借鉴于他们的一些表现手法”，同时“也要中国化”。[49]
汪曾祺不同于主流的特殊性，开始受到一些敏锐的批评家的关注，反过来推动汪曾祺的自我整理。在1982年底的“北京市部分作家作品讨论会”上，汪曾祺被纳入“传统文化”“新现实主义”的序列。对于季红真对其作品的“传统文化”的定位，汪曾祺称赞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新的方法”，而面对“新现实主义”的命名，汪曾祺提倡“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但“这种现实主义是容纳各种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对外来文化的精华兼收并蓄的民族传统”，并提及早年“接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意识流’的作品的影响”。[50]之后，应是出于对季红真提出的道家思想影响的回应，汪曾祺反躬自省，强调“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并提出“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定位。[51]
1985年之后，以“寻根文学”为首的新潮文学崛起，是对此前主流文学的“另起炉灶”[52]。与新潮文学共生的新潮批评，更为热衷流派批评。虽然“在社会思潮和艺术时尚纷纭多变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流派已经难以寻找，甚至将不会再产生”[53]，但吴亮等人推出《新时期流派小说精选丛书》（1989年），辨识出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民族文化派、意识流、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荒诞派等流派。正是在这类文学潮流的分类和命名中，“非主流”的汪曾祺被李陀、李庆西、王干等新潮批评家视为“寻根小说”、新笔记小说、京味小说的先驱或代表：
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汪曾祺第一个以小说来寻觅“文化的根”，通过风俗民情的描写来展现地域文化形态，尤其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心理。[54]
汪曾祺不仅远比何立伟、阿城、韩少功、贾平凹、郑万隆、莫言诸人年长，是一位老作家……与其把汪曾祺“归入”这一艺术群体，莫若说他是这一群体的先行者，一只相当偶然地飞在雁群之前的头雁。[55]
孙犁的《芸斋小说》，汪曾祺的《故里杂记》、《故里三陈》直至近前的《桥边小说》等等，都是开人眼目之作……“新笔记小说”是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作为新时期小说的一项文体实验，“新笔记小说”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观念。[56]
这两篇小说中洋溢着的北京的乡土味——京味……汪曾祺小说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称为我国的“新小说派”……这种小说兼有诗歌、散文、小说的特色，构成一种新的文体美。[57]
对于上述的指称，汪曾祺并不陌生，“我曾经被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称谓。‘前卫’（这是台湾说法，相当于新潮）、‘乡土’、‘寻根’、‘京味’，都和我有点什么关系”[58]。此外，在为《市井小说选》《中国寻根小说选》《新笔记小说选》《当代散文大系》《江南江北》等选本或文集作序时，汪曾祺主动介入流派批评。当时严家炎在流派研究时强调建立“三维的坐标系”，一是“指出同一时期内横的分化”，二是“指出前后不同时期的纵的关联”，三是“研究者对各个流派的文学价值的评价高低”。[59]汪曾祺与之不谋而合，也进行了“三维”的流派批评，或考镜源流，或条分缕析，或权衡利弊，并充分展示亲历者认识的历史性、多元性与开放性。
对“寻根文学”的定位，汪曾祺是欣然接纳的。1987年，汪曾祺向家人分享，“据说有一派是寻根派，把我放在首位”，并求证，“这篇文章你们看到没有？”[60]到1993年，汪曾祺已坦然接受“‘寻根文学’的始作俑者”[61]的帽子。故对“寻根文学”，他大体是辩护的态度：在纵向上，论证其历史的合理性，认为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寻根文学’是合乎逻辑的历史发展”；在横向上，区分两种倾向，即韩少功代表的“深山老林，蛮荒时代”与阿城代表的“古代哲学思想”，并且归纳四大风格特征，如“历史感”“地域性”“对风俗的书写”以及“语言意识是很强的”；而在回应同代人的“指摘”“抱怨”和“幸灾乐祸”时，拒绝僵化的界定，强调“‘寻根’是一个流动的，不固定的概念”，“批评家‘毋意、毋必’，不要搞得‘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当然，汪曾祺在辩护中也有劝诫，坚持一如既往的会通立场，建议“不要把自己的语言搞得过于奇崛，过于古奥”，而应“融会今古，折衷雅俗，不要脱离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过远”。[62]
对新笔记小说，汪曾祺同样是肯定的。1982年，孙犁等老作家率先创作笔记体小说，之后贾平凹、阿城、何立伟等青年作家纷纷跟进，形成一种大的潮流。1987年，汪曾祺提及“被评论家认为写‘笔记体小说’”[63]，到1988年，坦承“对这桂冠我不准备拒绝，真是可以这样说，而且影响了一些人”[64]。反差的是，虽然汪曾祺被尊为新笔记小说的始作俑者，却并不清晰个中三昧，于是主动下场进行流派的溯源、辨析与界定：首先，上溯新笔记小说的传统，宣扬“无意为文”“比较现实主义的”“宋人笔记的传统”；其次，区分不同作者的风格，指出孙犁等人“感情是平静的”，而何立伟的“却是一首抒情诗”，总体来看“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再次，同样持开放的态度，认为新笔记小说虽然宽泛、含混，却并非“宽大无边”，只要“作者和编者读者心目中有那么一种东西，有人愿意写，写就是了。有人愿意看，看就是了”。[65]
汪曾祺接纳“寻根小说”“新笔记小说”的“桂冠”，却反对“乡土文学”“京味文学”的称谓。1992年，汪曾祺仍旧保持之前的态度，拒绝被纳入乡土文学作家之列，原因还是“有些人标榜乡土文学，在思想上带有排他性，即排斥接受西方影响较深的所谓新潮派”，但他“并不拒绝新潮”。[66]1997年，汪曾祺取“京派”而舍“京味”，因为“京派”“都有一点人道主义”，而“京味”“比较缺乏思想，缺少人道主义”，并强调其重视现代主义，“因为现代主义是现代的，而一味追求京味，就会导致陈旧，导致油腔滑调，导致对生活的不严肃，导致玩世不恭”。[67]可见，汪曾祺的取舍，内里都是沟通古今中外的立场，既亲近传统文化、宋人笔记，也拥抱新潮派、现代主义。
汪曾祺强调，“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了”[68]。其对新时期不同流派批评的回应与建构，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自身及所属流派寻找历史坐标与时代位置：一是在古今中外之间寻找历史坐标。汪曾祺在古代发现儒家思想、宋人笔记、归有光，在外国找到意识流等西方现代主义，在现代重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力图建构绵延性的文学中国，反思“真正的断裂可能是从四十年代起”[69]，本有悠久传统的“学者散文”“大概在40年代的后期中断了”[70]。二是在“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确认时代位置。汪曾祺始终保持清醒与独立，自居“非主流”，对“老作家、著名作家”的称谓保持警惕[71]，视自己的小说为“小品”[72]或“别裁伪体”[73]，对于新笔记小说“也不认为这是最好的小说文体”[74]，“大概不能算是主旋律”[75]，并且疏离不同时期的所谓“主流”，1995年还批评“‘新写实’、‘新状态’、‘后现代’，花样翻新，使人眼花缭乱”[76]。
三、反对“唯上”与“唯理”
在文体批评和流派批评中，汪曾祺均显示出一种特立独行，最显著的是对种种本位主义的拒绝。除了具体的文体批评和流派评论，汪曾祺还有对文学批评的直接讨论，更可以看出其反本位主义批评的标准和宗旨。汪曾祺反对狭隘且机械的本位主义，却并不反对持之有故的本位，故反对“唯上”与“唯理”，而强调文学性、历史性、本土性和当代性。正是在一正一反中，汪曾祺为自身的批评找到一种相对多元且稳健的立场与方法。
从新时期开始，汪曾祺便明确反对文学批评中的“唯上”与“唯理”：
只有等某个领导人说了一句什么话，他们才找到保险系数最大的口径，在此口径中“做文章”。所以现在的评论大都缺乏科学性和鲜明性，淡而无味，像一瓶跑了气的啤酒。[77]（1982年）
有些评论好像不是写给读者，也不是写给作家看的，只是写给评论家看的。他们自有一套名词、术语、概念、方法，不入他们的门，不掌握他们的符号，简直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而且他们使用的符号并不统一，甚至评论家自己也很难沟通。[78]（1988年）
这种“唯理”的评论是不能感人的。——评论也要使人感动，不只是使人信服……中国的评论似乎已经形成一种通用的文体，都有那么一股评论腔，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八股气。[79]（1989年）
“唯上”针对的主要是过去政治主宰的文学批评，而“唯理”则直指当时的新潮批评及之后盛行的学院派批评。无论“唯上”还是“唯理”，都是本位主义的批评，是对文学批评主体性、独立性的削弱甚至践踏。为了摆脱政治或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的本位主义，汪曾祺在不同文章中宣扬批评的标准、方法，集中于文学性、历史性、本土性、当代性，也与整个新时期批评的主潮相合拍。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首先是文学性、历史性的自觉。在此之前，虽然恩格斯“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广为流传，但占据主导的却是政治标准第一的社会学批评或政治学批评。1985年前后，新潮批评崛起，“社会学批评朝文化、历史研究方向的扩展”[80]被视为最重要的发展动向之一，“从文学——社会批评到社会——文学批评，再到历史——美学批评，批评的历史形态的确在改变着”[81]。正是在此浪潮中，春江水暖鸭先知，汪曾祺较早关注到文学性与历史性的价值。
汪曾祺追求的文学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评论对象文学性的推重。1981年，基于沈从文研究，汪曾祺指出，“现代文学史（包括古代文学史也一样）不是文学史，是政治史，是文学运动史，文艺论争史，文学派别史”，呼吁“直接从作家的作品去探讨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82]二是对评论文章文学性的强调。汪曾祺推崇审美趣味、情感体验的鉴赏批评、印象批评，主张评论家首先是鉴赏家，“首先需要的是感情，其次才是道理”，强调评论文章“应该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83]此外，汪曾祺有具体的建议，如“要讲究一点语言艺术，写得生动一点，漂亮一点”，多一点“幽默感”等。[84]
汪曾祺认为，“一个评论家，要能一眼就看出一篇作品的历史地位”[85]，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性的强调。历史性，在方法论上强调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比较研究。1982年，汪曾祺便提倡现代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的衡量标准，如此“才能测出一个作家的分量，否则评论文章就是一杆无星秤，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86]。之后，他进一步宣扬“把古今中外沟通起来”的比较文学研究：一是中外的平行研究，即“把中国的当代的这个作品或者带有思潮性的作品，跟外国的当代文学放在一起看，就是把中国作品放在世界范围里看，怎么评论它”；二是古今的影响研究，即考察“中国某些人在当代文学创作上有些什么影响，某些个作家是受了哪些个人的影响”。[87]
在文学史的基础上，历史性进一步追求对作家作品的完整把握，并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之分。首先，在历时性上，作为一位从1940年代走向新时期的作家，汪曾祺强调考察一个作家整体的成长史。汪曾祺起初对现代文学史家的“京派”定位不置可否，主张现代文学史最好不要提及，因为他“不但还活着而且还在写着，不能‘论定’”[88]，这无疑涉及对历时性的考虑，即“不大赞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89]其次，在共时性上，在“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下，汪曾祺呼吁“知人”且“论世”。所谓“知人”，在汪曾祺看来，“就作品谈作品，只论文，不论人”“是目前文学评论一个缺点”，“最好联系到所评的作家这个人，不能只是就作品谈作品”。[90]之所以要“知人”，涉及汪曾祺的风格论，因为“作品的风格和作者的个性是分不开的”[91]，至于“论世”，则与过去的文学社会学方法殊途同归，因为“离开了大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作家个人的思想，是说不清楚的”[92]。
文学性、历史性，是新时期不同文学领域的共同追求。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1980年，王瑶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本质“既是文艺科学，也有一门历史科学”[93]，1983年，黄子平提倡将当代文学“作为文学领域内的历史发展来研究，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来研究”[94]。除了与潮流保持一致外，汪曾祺的特殊之处在于强调文学批评的本土性和当代性。
本土性大概是汪曾祺最具创造性的主张。在新时期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汪曾祺最早提倡回归传统，激活或创造性地利用中国传统文论概念：
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很高明的，年轻人只从翻译小说、现代小说学习写小说，忽视中国的传统的文艺理论，是太可惜了。[95]（1983年）
民族文化应该吸收外来的影响，但目前则应该强调我们民族文学和传统。[96]（1987年）
解释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与文学批评的其他特性相比，汪曾祺最关切的还是文学批评的当代性——介入现实并服务于当代文学实践：
评论家的作用就是不断推动作家去探索，去追求。评论家对作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97]
（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是推动、影响、刺激中国的当代创作……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不要脱离中国文学的实际，要有的放矢，顾及社会的和文学界的效应。[98]
在汪曾祺看来，“‘评论’从某个意义来说，就是‘发现’”[99]。但真正的“发现”，必然排斥“唯上”与“唯理”等本位主义的批评，而追求文学性、历史性、本土性、当代性的批评。正是在上述标准下，汪曾祺在小说、散文、戏剧的创作之外，贡献出极具个性与洞察力的文论。
余论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典范。这种典范究竟是什么，我们可尝试从汪曾祺的个案做一解答。汪曾祺对文学批评的评判、回应及建构，代表了反本位主义的批评范式。这一批评范式，不仅是汪曾祺代表的作家批评的追求，也是汪曾祺批评圈子乃至新潮批评的共同倾向，但是却在崇尚学术规范、理论体系的学院批评大行其道后岌岌可危。
孙犁认为，作家批评“比较起一般理论家的文章，更容易符合艺术的实际和规律”[100]。故杰出的作家批评往往反对僵化、独断的本位主义批评，而汪曾祺正是其中的代表。在文体批评的回应与建构中，汪曾祺不仅关注文学的内部规律，并且主张借鉴传统文论的优秀资源，以本土化对抗僵硬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在流派批评的回应与建构中，汪曾祺坚持“非主流”与沟通古今中外的立场，质疑并反对“主流”以及流派的狭隘化、僵硬化、保守化；而在文学批评的评判标准上，汪曾祺强调历史性、文学性、本土性和当代性，批判“唯上”和“唯理”，一正一反，力图提供更多元且开放的批评坐标，而摒弃绝对的一元的标准。
鲁迅指出，在文艺批评史上，批评家都有一定的圈子，“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101]。1985年前后，新潮批评兴起，吴亮等人提倡“圈子批评家”，“不是小说家和批评家各自成为两个营垒，而是由几个小说家和几个批评家组成一个文学圈，这个圈子有着自身的运转机能和协调机能，以及对外说话的多种媒介工具”。[102]以汪曾祺为例，其与批评家共同构成了一个显在的批评圈子。从汪曾祺引为同调的文学批评家来看，有李陀、程德培、李庆西、王干、季红真、凌宇、李国涛等人，其中大部分正是新潮批评的代表。汪曾祺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在文体批评和流派批评方面，均受到新潮批评的启示、影响或推动。新潮批评，作为之前庸俗社会学或政治工具论的反动，不同程度地追求反本位主义的批评，代表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高峰。不仅如此，新潮批评还深度介入当时的文学现场，为新潮文学的兴起和发展保驾护航，造就了文学与文学批评和谐共生的光辉时代。但遗憾的是，汪曾祺以及新潮批评所代表的反本位主义批评，很快便迎来新的挑战。到了1990年代，伴随着“大学教育和文化机制逐渐规范化”[103]，学院批评占据主流。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下，无论是汪曾祺类的作家批评，还是新潮批评似的评论家批评，都变得岌岌可危，并且与文艺学等体制内的学科一样，越来越“集中了本质主义的弊端”，越来越无法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积极参与和回应”。[104]职是之故，今天重新发掘汪曾祺等代表的反本位主义的光辉实践，仍是有意义的事。
注释
[1]代表作有翟文铖：《论汪曾祺的“文气论”》，《文艺争鸣》2008年第9期；杨学民：《汉字思维与汪曾祺汉文学语言理论的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徐阿兵：《一对挚友与一种“谈话体”——论汪曾祺与林斤澜文论的品格》，《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3期；赵坤：《谈艺文与汪曾祺汉语本位语言观的形成》，《文学评论》2021年第6期等。
[2][11]汪曾祺：《认识到的和没有认识的自己》，《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8页、493页。
[3]汪曾祺：《801122 致杨汝䌹》，《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8页。
[4]汪曾祺：《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0页。
[5]汪曾祺：《811228 致詹幼鹏》，《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
[6][71]汪曾祺：《祈难老》，《汪曾祺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页、137页。
[7]汪曾祺：《810826 致刘子平》，《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85页。
[8][45]汪曾祺：《870803 致李国涛》，《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5页、195页。
[9]汪靖洋主编：《当代小说理论与技巧》，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21页。
[10]刘再复：《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者前言》，《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13]汪曾祺：《871115/16/17 致施松卿》，《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8页。
[14][83]汪曾祺：《文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页、286页。
[15][18]汪曾祺：《揉面——谈语言运用》，《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页、165—166页。
[16][26]汪曾祺：《思想·语言·结构——短篇小说杂谈》，《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页、11页。
[17][27]凌宇：《是诗？是画？——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读书》1981年第11期。
[19][22][38]汪曾祺：《关于小说语言（札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61页、363页、358页。
[20][55]李陀：《意象的激流》，《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21][96]汪曾祺：《社会性·小说技巧》，《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59页、459页。
[23][41]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41页、442页。
[24]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13页。
[25]王干：《小说文体实验的现状与前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28]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5页。
[29]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页。
[30][42]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页、201页。
[31]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3—394页。
[32]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10页。
[33]汪曾祺：《820222 致陆建华》，《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5页。
[34]程德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读汪曾祺的短篇近作》，《上海文学》1982年第1期。
[35][92]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1页、292页。
[36][68][72]汪曾祺：《门前流水尚能西——〈晚翠文谈〉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1页、381页、381页。
[37]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1页。
[39]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4页。
[40][66]汪曾祺：《〈菰蒲深处〉自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页、202页。
[43]崔道怡：《第三个丰收年——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二）》，《小说家》1999年第2期。
[44]崔道怡：《喜看百花争妍——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三）》，《小说家》1999年第3期。
[46][49][87]汪曾祺：《关于现阶段的文学——答〈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问》，《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0页、212—213页、217页。
[47]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50页。
[48][50][95][97]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48页、249—250页、249页、248页。
[51]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276页。
[52]李杭育：《我的1984年（之二）》，《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53]吴亮、章平、宗仁发编：《编者的话》，《民族文化派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4]王干：《“淡”的魅力》，《读书》1985年第12期。
[56]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57]许自强：《淡中有味，飘而不散——从〈安乐居〉和〈云致秋行状〉看汪曾祺小说的风格特色》， 刘颖南、许自强编：《京味小说八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90、102页。
[58]汪曾祺：《人之相知之难也——为〈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而写》，《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1页。
[59]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60]汪曾祺：《870902 致施松卿》，《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1页。
[61]汪曾祺：《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9页。
[62][69]汪曾祺：《〈中国寻根小说选〉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4页，1页。
[63]汪曾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7页。
[64]汪曾祺：《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0页。
[65][75]汪曾祺：《随笔写下的生活》，《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4—195页、195页。
[67]汪曾祺：《〈日下集〉题记》，《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08页。
[70]汪曾祺：《〈蒲桥集〉再版后记》，《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73]汪曾祺：《〈茱萸集〉题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页。
[74][89]汪曾祺：《捡石子儿——〈汪曾祺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1—172页、172页。
[76]汪曾祺：《〈矮纸集〉题记》，《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72页。
[77][86]汪曾祺：《820327 致汪家明》，《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6页、96页。
[78]汪曾祺：《不要把作家抽象化起来》，《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页。
[79][84][91][99]汪曾祺：《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陆建华〈全国获奖爱情短篇小说选评〉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18页、17页、16页。
[80]许子东：《文学批评中的“我”》，《我的批评观》，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81]滕云：《批评观与批评心史的探索》，《我的批评观》，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57页。
[82]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给一个中年作家的信》，《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页。
[85]汪曾祺：《漫评〈烟壶〉》，《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09页。
[88]汪曾祺：《870307 致吴福辉》，《汪曾祺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86页。
[90]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汪曾祺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7页。
[93]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94]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宏观研究》，《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
[98]汪曾祺：《西窗雨》，《汪曾祺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2页。
[100]孙犁：《金梅〈文海求珠集〉序》，《孙犁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101]鲁迅：《批评家的批评家》，《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页。
[102]吴亮：《当代小说与圈子批评家》，《小说评论》1986年第1期。
[103]贺桂梅：《批评的增长与危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04]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