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夹缝到通途：深度对话70后作家》是一部具有复合质感的对话录。作者舒晋瑜以70后作家为采访对象，从作家档案、采访手记与对谈交流三个板块，呈现他们的文学认知、艺术观念、文化态度及创作方法。

舒晋瑜兼具读者、记者和学者三重身份。她的一系列对话录始终环绕生活、生命、文化、文学4个关键词，从对象的广度与思考的深度打磨个人作品的辨识度。在这部对话录中，70后作家以年龄为序出场，令读者能较全面地理解一代人，并横向比较同代际作家在文学观上的共性与差异。书中每篇对话都是一则扎实的作家个案，文本保持有述、有问、有评的写作进路。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关注舒晋瑜的每一处段落小结，具有间离效果，带动读者实时从感性中抽身，维持独立判断。

对话录体现出务实的创作理路解析。提问逻辑显现思考的进阶，采访推动作家检视文学心路，又不断扩容读者与研究者的关注点。每一项主题问答辅助读者了解作家代表作的诞生史，理解其对文学细部的营建，并从其后续的艺术完善中掌握一些写作技巧。这些原本都是潜藏于一个好故事底部的“斑块”，提问实则是在同时调度作家和读者去发现这些潜藏的内容。正因舒晋瑜是资深文化记者，她有能力把控好媒体工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平衡度，以读者的兴趣或在意的话题切入对话，既避开采访对象盘桓个人偏好的侃侃而谈，又避免追逐流量热点而偏离文学本体的风险。

这本对话录的效能是为作家画像、让作品成像，我从中整理出问答关涉的共性问题。

第一，作家如何处理获得奖项后的生活。舒晋瑜向70后作家抛出的这一富有话题度的提问，与读者的信息需求迅速对接，即获奖是否改变了作家的原先生活？个人从中获得什么实在收益？奖项令作家和作品被大众看到，最理想的关系自然是联动，即好作品能被专业认可，认可又激励作家写出更多好作品。可事实上这类联动增值对作者而言并非易事。徐则臣将自己比作“足球运动员”，他认为获奖的幸福是体验到“吾道不孤”，但“我这个球员还得保持平常心地继续满场跑。对一个球员来说，进球很重要，满场跑更重要”。作家对获奖后生活普遍持以下几种态度。一类是慰藉与激励，比如，鲁敏认为鲁迅文学奖（以下简称“鲁奖”）是对其12年期刊写作的一个“小小慰藉”，而它的核心意义是促发她“灵感的自我暴动”，帮她按下了“东坝”故事的暂停键，促动她开辟新题材；弋舟承认鲁奖能“提振写作者的信心”，他由此更加从容和自信；肖江虹提出获奖是来自专业的重要肯定，也是对个人创作的一次总结。一类是波澜不惊，比如，黄咏梅表示，“获奖会使作家收拾起常年写作积累起来的懈怠、沮丧等情绪，重新调整自己，更好地挑战本应完成的突破”。一类是意外之喜，比如，王凯和田耳均对获奖颇为意外，获奖是其长期孤独写作中的甜蜜点缀；张楚说他从未奢望自己能得鲁奖。一类是助力，比如，李浩坦陈鲁奖“改变也改善了我的生活”，“让我更为从容、自信，尽管我有时会否认它的存在；我的小说和诗歌也更容易发表了”。

第二，作家如何传承文化。舒晋瑜提炼出“文化容器”概念，即作家在创作中自觉融合中华民族的情感与文化。采访中，作家皆论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他们的滋养和浸润。乔叶坦言中国古典文献是其创作准备。李修文愿意“拿身体丈量河山”，从古典诗词里体味人生际遇，《聊斋志异》调动他的写作欲望。肖江虹最爱《三国演义》，将《道德经》作为枕边书，反复阅读《山海经》。葛亮对中国文学最早的认识来自笔记体小说，古典文学一直影响其历史观、审美观、叙事品格，他由此逐渐培养出对文学的感知与爱好。

对话录同步追索作家的文化表达路径与方式。其中三位作家的创作构思有一定示范性。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比如，葛亮结合历史、文化、文学，确立以栖身地方的人物为落点，照见中华文化典雅与抒情的一面。一是边地文化民俗景观的塑造，比如，肖江虹扎根贵州修文县，致力从民俗文化通路窥见人心。一是民间文化的现代转译，如李浩选择民间神，尝试用写作解决“如何放置遮遮掩掩的真情，即那种我对现实、对世界、个人和命运的理解和表达”。

第三，作家如何面对现实。李修文说的“写作需要生活的挽救”直白地揭示了作家与现实生活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作家擅长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维度框选叙事空间，例如甘肃和西安成为弋舟依赖的故乡，黄咏梅的小说缭绕岭南文化气息。也有作家习惯渐变，例如，魏微主动摆脱“故乡、成长、亲情”标签，面对“广阔生活”。对话录中不断闪现关键词——经验，创作借助经验累积，可经验也会局囿构思，继而为作家圈定出舒适区。我想，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消化时代。创作者若能敏锐地以当前时代反观既有经验再聚合新经验，那么就能与现实始终亲密。乔叶戏说自己是“地才型”作家，只有与地气相接，想象力才能充沛。小说《宝水》就是她结合“跑村”和“泡村”的产物，她是“领生活之命、文学之命，寻找文学新资源之命，作者面对文学、面对生活和反映现实、表现生命的理解的自觉之命”。王凯是“资源型”作家，一直以真实军营生活打造故事的框架与纹路。田耳以独特视角观察和介入社会，“既有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同时也富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气质”。李骏虎依托丰富的挂职经验，保持“有爱有温度”的乡村书写，他的理想是写下一本书，能够“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同时对当下时代发展有反观、借鉴和推动作用”。王十月“迷恋写人在历史潮流中的挣扎与无奈”，坦言打工经历不仅储备素材，而且改造他的性格，并影响其世界观。张楚提出“县城作为一个特殊的符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最具有典型性的一环”。滕肖澜写上海市井生活史，葛亮写南京和香港的日常史与个人史，而鲁敏之所以从“东坝故事”转写“都市暗疾”，皆因“现实如疾风扑面，激荡的生活像快速翻飞的纸片”。

对话录展现70后作家的文学观，以此传达集体的精神诉求。他们秉持的共同信念是文学应饱含情感和责任，创作须有严肃规约与纯净初心。首先，对人的敬畏。弋舟解释其小说观是“深深的同情”，张楚认为文学是一种信仰，李修文则从句子、诗人和生命间求取平等方面强调“人民就是我的同路人”。其次，对生活的尊重。乔叶和王十月深切关注个体。石一枫努力写时代人物，讲社会故事，希望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家。第三，“认知”是创作瓶颈。作家认为文学应该向世界敞开。黄咏梅认为，要对世界有好奇心，小白说终极任务是为大家发明一些叙事，这些叙事与现实世界又具有某种投射关系。第四，“修辞立其诚”是创作准则。徐则臣、肖江虹、李修文均将其视为个人文学观，为人为文讲求言行一致、真实诚信。

舒晋瑜的系列对话录不会运用预设性采访，而是坚守从自由交流里发问，在真诚沟通中发声。文字间流动对谈双方的温情与冷静，问题达成激发思想火花的效果，提示作家能够不时停下，慢慢想一想个人已有的观念或疑惑。对话录梳理出70后作家精彩的文学想象。他们一直怀有浸入当下生活的定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耐心，更是虔诚地以文学承载个人与世界对话过程中一切痛苦与快乐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