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生态文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作为一个切口，我们会发现，生态文学的创作面貌正在变得多元、丰饶，从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凝视”“赋义”，转向以生态整体为旨归的“聆听”“应和”。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特邀三位作家，从自身的创作和思考出发，探讨当下生态文学的发展态势，它如何在时代的召唤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结。

——编者

野地里蕴含着世界的救赎

陈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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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定位，我首先会把自己定位为一位生态文学写作者，这一主题几乎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学书写。从我早期的文学作品看，大多是热爱自然、讴歌自然、侧重田园牧歌或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这种书写如美国早期环保运动领袖和生态文学家约翰·缪尔所说，“走进自然，你会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然则，这种“最温柔的方式”却如同幻觉，当我眼睁睁地看着离我最近的洞庭湖正在干涸，我们的母亲河——长江污水横流，面对她我都看不清自己了，这让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由此，我的生态文学从诗意栖居式的审美书写开始向关注严峻的生态问题、反思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转型，逐渐形成了兼具现实关怀、人文情怀和科学精神的创作格局。自此而后，我一边书写生态，一边反思我们的生存环境，这种贯穿式反省就像一次漫长而深刻的检讨，这些作品堪称反省书和忏悔录。

在反省中，我叩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何为生态？这是一个广义词，有自然生态，也有人文生态。从严格的意义上看，自然界一切未遭受人类改造或破坏的存在皆为自然生态。这个定义从理论上探讨非常复杂，若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又相当简单。如一只野牦牛在荒野上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是自然生态，当它被人抓来喂养就变成了文化——农牧文化。又如一只野猪在森林里拱倒了一棵树，那是自然生态，一个人在森林里砍掉一棵树，那就是破坏自然生态。现如今，地球上真正的自然生态（如原始森林）已经寥若晨星，而且都是碎片化分布，即便现已纳入自然保护区范围的自然生态，也难免会遭受人类的干预。我在长篇报告文学《可可西里》中写到一个典型案例：在可可西里设立自然保护区的最初几年，当高原狼捕食藏羚羊时，巡山队员一旦听见羊妈妈的哀嚎和小羊羔的惨叫，就会本能地冲上去将那些狼撵走，从狼口里救下藏羚羊。这是对藏羚羊的保护，却不是对自然的救赎，若用保护自然生态的眼光看，狼也是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在自然生态保护中，第一就是要遵循自然法则，哪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把一级保护动物吃掉了，人类也是不能妄加干预的，这是自然生态，也是人与自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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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的本质，既是自然让文学发生，也是文学为自然发声。这是我想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如何生态，如何文学？我觉得，生态文学的核心就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惯性，进一步拓展了生态文学的叙事边界，建立起生命共同体的叙事底座，这才是真正接近自然发展史和物种进化史的生态文学。

人类文明诞生之前，一切都是自然生态，人类最初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我在《穿越人间的象群》中追溯了三种雄踞地球生物链顶端的陆生动物，它们依次蹚出了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恐龙蹚出来的，这些远古巨兽既有食草的，也有食肉的，由于没有任何物种与之抗衡，几乎可以一切通吃。从侏罗纪到白垩纪，恐龙在地球上走过大约一亿六千万年，最终在白垩纪末期突然灭绝。当雄踞生物链顶端的物种灭绝，往往会引发生态崩溃的链式反应，那是一个物种大灭绝、生态大崩溃的时代。第二条道路是大象蹚出来的。在新人类崛起之前的数千万年里，大象一直是陆生动物中的顶级王者，在自然界几乎没有天敌，按说，它们也可以像恐龙一样一切通吃，但这些丛林巨兽偏偏选择了吃素，素食动物最大的天性就是超越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大象选择吃素还有一个生理原因，它们天生没有胆囊，难以消化肉类食物，这可能是大自然对顶级动物的一种制约。这让它们既不受捕食者威胁，又遵循自然法则进行调节，从而保持了这一物种延续，并成为了维系自然生态平衡的关键物种。当地质年代从新生代进入全新世，一直恪守着天性与本分的大象，命定要遭遇一个进化得最为成功的物种，那就是莎士比亚骄傲宣称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类。若凭自身的力量，人类根本不是大象的对手，而人类有幸能够取代大象占据主宰地位，靠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类文明，这就是人类在地球上蹚出的第三条道路。

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后，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便出现了越来越清晰的分野，人类的版图也逐渐挤占了大自然的版图，而凭人类的智力也可以一切通吃，现在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物种可以与人类抗衡。这是非常危险的，若某一物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又一个大灭绝的时代随时可能降临。对此，国际环境记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在《大灭绝时代》一书中已发出警示：“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人间从来不乏清醒的智者，这么多年来，我在田野调查中一直带着一本警世之书——《沙乡年鉴》，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林务官奥尔多·利奥波德，他提醒人类“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它的拥有者”，这确立了他的“新环境理论”和生态伦理：“唯有当我们把自己看作土地的附属品时，才会以热爱和敬畏之心去利用土地。”他被誉为美国新环境理论的创始者和生态伦理之父，也是一位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家，并明确提出：“生态文学不止书写自然，更书写人类的生存与救赎——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

相比之下，不能不说，我们的生态文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利奥波德和《沙乡年鉴》的境界。真正的生态文学从来不只是夜莺的歌唱，也不是“以最温柔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而是唤醒人类敬畏自然、不断进行自我调节的警世钟和清醒剂，当别的物种不能制约人类，人类就只能靠更高的文明进阶来制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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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要为自然发声，让沉默的生灵被听见、被看见，让我们正视它们的存在，但也不能矫枉过正。这是我想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自然保护和过度保护、生态治理和过度治理的问题。

我在追踪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时，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自然保护和过度保护”的问题。大象是大自然的象征和自然生态的风向标，也是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和伞护种，用我采访的一位大象专家的话说：“森林离不开大象，人类离不开森林，保护大象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但现在对大象已出现了过度保护的现象，很多野象走出自然保护区采食农作物，时间一长，其食性、习性、生理和在野外的自然生存能力都会逐渐退化，最终会造成这个物种的退化。这就意味着，大象必须保护，但也不能过度保护，野生动物天生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最好的保护就是让它们回归森林，回归大自然。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个——“生态治理和过度治理”。如毛乌素沙漠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也是威胁华北（包括首都北京）的沙尘暴之源。为了遏止“沙进人退”的趋势，共和国成立之初，从1950年代就开始治理这个大沙漠，历经七十多年三代接力治理，毛乌素沙漠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全球最大面积生态逆转，现在遍地都是绿洲，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因人工干预而“消失”的沙漠，被联合国称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典范”，这是人类治理沙漠的伟大奇迹。我在采写《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和《大河上下——黄河的命运》时，多次进入毛乌素沙漠，当大面积的沙漠变成绿洲，我的眼睛都是绿的，但在深入调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颠覆了我此前的认知，按说，植被是可以涵养水分的，在治理初期也确实如此，地表会变湿润，但时间一长，由于绿洲植被根系深、叶面大，会持续从土壤和地下水吸水，再通过蒸腾散失到空气中，而沙漠之所以成为沙漠，就是因为降雨稀少、干旱缺水，又加之蒸发量高，在大规模造林种草后势必会导致总耗水量陡增，一旦超过地下水补给量，自然就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这是在绿洲掩盖下的看不见的真相。

卢梭说过一句话：“大自然不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对于沙漠生态治理我当然是赞成的，这是人类的生态，自然要以人类的利益为旨归，但我们也应该正视自然真相，沙漠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只要是自然形成的，就是自然生态），在沙漠生态治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自然规律，先要解决水源的问题，若没有外来河流、引水持续补水，仅靠透支地下水来维持，地下水位还会不断下降，最终绿洲植被也会因缺水枯萎。若大量透支地下水，也是透支我们子孙的未来。在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篇课文——《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子孙后代那里借来的。”必须体认，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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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肖恩·B·卡罗尔在《生命的法则》一书中指出：世界上所有生物无论形体大小，在复杂的生命现象背后都有一条隐含的逻辑链，大自然自有一套调节生物种群数量的普遍规律，这就是生命的法则——稳态，只有让多样性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与稳定的状态，才能达成一种万物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境界。这其实就是中华民族遵循的天道，如荀子在《天论》中所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人类也是自然之子，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载体，当然要承载人类的生存和利益。但在生态与生存的博弈中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是我想探讨的第四个问题——生态主义和人道主义。近年来，随着“人类中心主义”被逐渐打破，“生态主义”正在强势崛起，我在采写《穿越人间的象群》时，就有不少专家一味强调人类要给大象让出更慷慨的空间，并把矛头指向当年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里大面积开垦的橡胶林。若以单向度的自然生态观来看待人类文明进程，置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于不顾，显然是一种片面的、失衡的生态观。我在深入调查后认为，既要有生态主义，也要有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我们要正视大象的生存，也要正视那些与象为邻的老乡们，他们是在生态保护中承受最多、也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一群人，我希望老百姓生存的艰辛能被更多人看见，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大象，就要剥夺人的生存区，人类的文明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尽管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有着明确的分野和复杂的博弈，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阶，必将达到更高的文明境界，从而找到自然生态与人类命运相互融洽的最佳途径，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学必将是将生态主义与人道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维度的文学，如恩格斯所说：“当人类看穿自然的行为，最终转化为对自身的反省时，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人与自然从来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血脉相连的共生。”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作家）

返本、思辨与行动

——关于生态写作的三个关键词

王国平

一个作家，在创作生涯中将部分精力分配给生态主题，或者说在作品之中悄然融入对生态的凝思、对自然的观察，想必再也自然不过。这应该是一种本能性召唤，是一种基于情感和理性双向驱动的反哺实践。如果一个作家生活在“边地”，旷野、大漠、森林、海洋或河流的风景与风情是其生命所系，是写作上最可倚靠的最大“背景”，也是最具价值、最有辨识度的在地“资源”。如果一个作家蜗居在大都市，大自然深处的风、雨、云、雾是遥远的梦境，花、鸟、虫、鱼就是念兹在兹的伙伴，他/她的心恐怕一时难以落地，他/她的笔只好执着向远处探寻。作家总是要对“人”感兴趣，笔下的人物摇曳多姿、活色生香，兜兜转转再回望，这些“纸上的精灵”都逃不脱各自所处“环境”的手掌心。有时想，生态写作就是一次休息，与人周旋太久，与自我周旋太劳累，幸好还有这么一个契机把大自然邀约至笔端，得以寻找安详和慰藉。

生态写作是在纸面上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对广阔生态空间的诗意凝眸，是“赤子之心”的文学呈现和审美表达。我时常将生态题材写作和儿童题材写作、故乡题材写作并置在一起打量，以为三者都属于返本的写作。写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多数都有重返童年的冲动，陡然发现孩童岁月储存着大批量的素材可供调取，而且成人世界里的爱与忧伤在童年时期都有深沉的回响。这是时间维度上的回望，在空间维度上，故乡的影子越发清晰。故乡是支点，是起点，是一切情感的萌发地，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缕光亮，也是向上走的底气、往外走的勇气来源。故乡的大自然深处往往藏匿着童年所有的秘密，童年往往在故乡的生态视野之中展现多彩的姿态；记忆中的故乡面目丰富、驳杂，起先在脑海里浮现的很可能就是周遭的自然环境；孩子的世界就是跟自然万物打交道、处朋友，在与花草树木、鸡鸭猪狗的天然亲近中开启人生的漫长旅程。总的来说，三者是“合谋”的，也是“交融”的。

从事生态写作往往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属于个体的功能性需要，跟故乡和童年“耳鬓厮磨”良久，进而升腾起蓬勃的创作欲望，不由得对大自然投以深切的目光，试图探寻其中的内在规律和运行逻辑，追求一种有远见、有格调的生活方式；也有赖于经验的累积，滚烫生活现场的摔打、痛击与磨砺，不说伤痕累累，也是身心俱疲，蓦然回首，还是广阔的自然世界“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有一个因素是责任感的介入，面对生态环境保护进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作家跟随时代进程，摸准现实脉动，力求以文学笔触将这些生态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去。当然，一旦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作家也基于正义立场，以激情笔墨进行揭露、控诉和吁请，为地球的健康喊上一嗓子，为天地的和谐尽一份力量。

这就直接导致或者说促成生态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抒情性。情绪饱满、情感充沛似乎是生态文学的标配。面对广袤而斑斓的自然世界，创作者一般秉持“人”的强大主体性，正所谓“天人合一”或“物我两忘”，情感酝酿、情感进入、情感升华都处在一个“丝滑”状态，彰显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这个观点的普泛性，也符合“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论断。为何一旦触及“自然”，情感的满格发动就变得顺理成章？此中可能有对“母性”的天生依恋，“大地母亲”“母亲河”等形象说法，都是对大自然的深情歌颂；还有就是对本体的敬仰，大自然是“基本”“根本”“本来”“本质”“本真”……朝着大自然放声歌唱，是做一件正确的事，也是做一件有爱有情怀的事，还是做一件出于本心、守护初心的事。有时觉得生态写作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写起来很舒适，也有激情，心中充满了道德感和神圣感。

问题随之而来：生态写作是不是由于“道德至上”而容易陷入“题材至上”“主题至上”的窠臼？身为创作者，有的作家基于个体的“人”的立场，将“生态道德”的旗帜扬起来，对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动机和影响进行穿透式深究。读这些作品，能隐约感觉到大自然是彻底自足和自洽的，人的行为存在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次干扰甚至是伤害，应该加以痛斥、讨伐和制止，“人类”居于被审视甚至被审判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在大自然面前，人天然矮半截，或者说人本身就是“不洁”的。所以，部分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和剥离。这样的极端理念融入文学叙事，往往让作品的价值折损，陷入失效的境地。因为人类不仅享有生存权，还享有发展权。比如，塑料对环境的污染是不争的事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出警告，每一天有相当于2000辆垃圾车装载量的塑料，被倾倒入世界各大洋、河流和湖泊。然而，如今人类的基本生活难以将塑料彻底排除在外，车胎、温室大棚、医用注射器、输液管、牙刷、手机、电脑……各个场合，都有塑料“在岗”，可以说“无塑料，不生活”。说起塑料，理性的态度不是拉开架势进行全面围剿，“一片也见不得”，而是科学对待塑料滥用的问题，主张重复利用、有效处置，尽可能减少塑料污染。“人类中心主义”当然需要好好反思，但“生态中心主义”是否就一定具有天然的正义性？2026年这个夏天，欧洲迎来高温酷暑，反对安装空调的声音依然强大，理由是空调外机将热量排向室外，形成热岛效应，破坏臭氧层，小动物的日子更不好过。但高温带来人的生命损失就可以一笔匆匆带过？所以说，超越“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是正道，也是大道。

闲时翻读今年第7期《北京》杂志，有篇文章关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作者和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每年六月至八月，这片湿地变得躁动不安。为了争夺交配权，公鹿们不惜大打出手，代价常常是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想想都是很残忍的场景。但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坚定：“我们不救，也不能救。打不过，就是命该如此。”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从不讲情面，人类的过度呵护只会适得其反。生态写作同样需要保持思辨与理性。“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是辛弃疾笔下的诗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也是辛弃疾的心声。眼中有“松竹花鸟”，心底也有“人”。

好的生态写作对“人”形成一种召唤力量，有所触动进而有所行动。其他的书籍，读者读完了，往往也就完了。与生态相关的图书，价值衡量的一个标准是读者读完了，有所思，然后可能要想想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环境友好、生态友好、地球友好的人，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起码对如何处理手头这本书有所考虑、有所顾忌。就作者来说，其他的书籍，文本结束了，作者的任务基本完结。而对于生态写作者来说，自然的信仰者、生态的捍卫者、环境的守护者等“人设”无形之中就立起来了。早年看过一则漫画，说的是有人撰文批评捕捉野生青蛙的行为，获得一笔丰厚稿费，下一刻就拎着一袋青蛙回家打牙祭。漫画作品有着强烈的讽刺性，质疑“文如其人”观念，批判“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生态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环保理念的践行者，否则就形成尴尬的错位，直接“骂题”了。更为直观的是生态主题的书籍本身，在装帧设计上如何体现出环保理念，包括使用什么样的纸张，是否用塑封，是否需要腰封，是否有必要精装……曾经购买过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发现版权页上有标注：“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合作的印刷单位、材料单位均具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而且是“郑重承诺”，体面又讲究。这家出版社的形象顿时就鲜亮了起来。恰好这家出版社就在上班的路上，每次路过，都要多看两眼。

（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作家）

“理想的生态文学”九条

沈苇

去年六月，《十月》杂志社在“江南最后的秘境”浙江松阳颁发“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期间，做了一场主题沙龙，名为“何为理想的生态文学”，我觉得挺好。暂且不谈“理想的”空气、水和食物，不谈“理想的”工作、友情、人生，让我们来谈谈“理想的生态文学”。——谁说生态文学与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没有关联呢？

在松阳现场，我谈了以下九条——

一、“理想的生态文学”没有标准答案，也不提供标准答案。

二、“理想的生态文学”尊重探索性和写作的多样化，是一种内置了“生态性”和“生态元素”的“文学”，而不是一种专业化和门类化的“学”。

三、“理想的生态文学”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综合写作”，是对一个作家文学视野和综合写作能力的考验和挑战。

四、“理想的生态文学”是“小”与“大”、个人与“他者/它者”、经验与超验的结合。文学经常要往小、往具体而微里写，而一个作家的生态观要宏大、开阔。

五、“理想的生态文学”向传统致敬，向古今中外一切有“生态意识”的思想和文化学习。在中国，它可以追溯到“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顺天工成万物”的宇宙观、自然观和生命观，这也是中国人的“古典生态观”。理想的生态文学要向老庄、《山海经》《博物志》、六朝山水诗、宋元山水画学习，向古希腊的田园诗和牧歌学习，向由爱默生奠定思想基石的美国自然文学学习，向寒山和斯奈德学习，向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艺术学习，还要向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习——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的生态意识比文化中心地带的人们更强，也更自然而然。

六、“理想的生态文学”不去割裂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之间的“三位一体”关系，而是将它们作为一种“整体观”和“系统论”。“自然”“生态”“山水”“风景”等在概念上需要厘清，在思考中必须是一个整体。

七、“理想的生态文学”不把“人”剔除出“生态”和“生态系统”，而是置于其中的既主体又非主体的一员。“生态文学”如果无关我们的现实，无关我们的个体命运和当下困境，就是一种逃逸，是轻浮的、轻飘的，是对自然和自我的双重轻慢。

八、“理想的生态文学”直面当下、关注当下，以文学的方式发出“生态预警”，它需要纪实和写实的力量，它与当代性密不可分。这种生态的“当代视角”，将大象和蚂蚁、象牙塔和垃圾场一视同仁，同时面对“地方”与“无地方”，同时面对“物是人是”和“物非人非”。

九、“理想的生态文学”是陶醉的，又是忧患的，并在陶醉和忧患中产生张力，它为自然释梦、解梦，为山水招魂、还魂，在喧嚣和混沌中指出安宁和澄明，在“修远”和“上下求索”中通往未来。

今天很多人谈“生态文学”或“自然写作”，往往谈小了，谈扁平化了，把它当作了一种门类化、学科化的文学，这是值得警惕的。要知道，人是一个生态系统，巨鲸和蜉蝣也是，还有宇宙生态系统，内宇宙与外宇宙不可割裂的生态系统……现当代文学已经门类化了，但我们还有一个“文”的古典传统，它不仅仅是指“文章”，还包含了“文化”“文明”。所以，生态文学是有着强烈“生态系统意识”的文学，也是基于“文明”这一基石的文学。

今年六月，《草原》杂志社举办“2026内蒙古文学那达慕”，在谈到“自然写作”时，评论家谢有顺提出“共生的美学”“宇宙共情”两个概念，以草原/自然启示实现AI时代的“文学扩容”，我深表赞同。“世界无我，均为他者”，这是我去年修订《亚洲腹地：111个词》（《新疆词典》二十周年纪念版）收获的八个字。生态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他者/它者”的文学，它解构傲慢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但祝福并呵护那个脆弱而谦卑的“我者”。这就是文学必须具备的“共生”“共情”。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副主席、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