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由中国美协主办的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在上海启幕。从纸面图像到城市公共空间，从传统出版物到数字媒介，插画早已渗透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参与文化生产、留存时代记忆的重要视觉表达。本期的三篇文章围绕插画的历史根脉、创作现场与未来发展展开探讨，为我们带来有关插画艺术的独特观察与思考。

——编 者

以现代视角重新看见插画

□金江波

如何定义“现代插画”构成了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策划过程中最重要的思考起点。如果把插画仅理解为书籍中的插图，那么一场插画展似乎只需要遴选一批优秀的美术作品，将它们呈现在美术馆之中即可。但现代插画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一范畴。它可以进入日常消费与生活，也可以进入数字智能等新的视觉领域；它既是一种图像创作，也是一种持续进入生活、参与传播、介入文化生产的视觉方式。因此，“现代”二字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插画的内涵、外延以及它与时代生活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从插图到视觉文化

现代插画不能只从架上绘画的角度来理解，更不能只从绘画技法来定义。现代插画的形成，本身就是现代原创视觉艺术传播发展的结果，是视觉现代性在中国落地的重要表征。这一过程标志着插画从“附属于文字的插图”向“具有独立传播功能的视觉文化”的范式转换：插画不再仅仅是文本的补充，而开始拥有自身的叙事逻辑、传播渠道和社会功能。理解这一范式转换，是理解现代插画的前提。现代插画的“现代性”，本质上不在于风格的新旧，而在于它与现代传播体系、现代城市生活和现代公众之间的结构性关联。

现代出版制度和传播渠道的不断完善，使插画不再只是书籍中的附属图像，而逐渐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此次展览没有直接从“入选作品”展开始，而是在展览开端设置“图起申城”板块——现代插画不只存在于某一位艺术家、某一件作品身上，而孕育于现代印刷、出版、商业、教育、城市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共同形成的视觉生态之中。

若现代插画是一种与现代生活高度相关的视觉艺术，那么上海就不能只是展览的举办地，而更应该成为理解现代插画的重要策源地。这里的“策源”并非地理意义上的起源叙事，而是指一种城市机制：出版业的集聚效应、商业资本的视觉需求、中西文化的交汇碰撞、市民社会的文化消费，共同构成了现代插画得以生发的社会土壤。插画由此不再只是“插图”，而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视觉组成部分。现代插画的诞生，与现代城市生活本身密切相关。

从精神传承到艺术互鉴

在插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946年成为一个重要节点。2026年恰逢张光宇《西游漫记》、张乐平《三毛从军记》、廖冰兄《猫国春秋》三部作品发表或传播80周年。三部作品分别借助传统神话、儿童形象与荒诞讽刺介入现实，却共同体现了中国现代视觉艺术的重要传统：以图像观察现实、以叙事回应时代、以视觉记录社会。这一传统的核心，是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不是对现实表面的模仿，而是通过视觉叙事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介入。

如今重新回望20世纪40年代的这些经典作品，是对插画艺术蕴含的精神价值的再次挖掘。尽管从纸媒到AI数字图像，艺术媒介与技术不断革新，但视觉艺术理解现实、书写时代的核心使命始终不变。对这一精神谱系的梳理，也为当代插画创作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照——技术可以迭代，媒介可以更替，但视觉艺术介入现实、回应时代的责任不应消解。

此次展览的“东西对话”，是一次有意的策划延展。2026年也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诞生120周年，三毛与尼尔斯两大中外经典儿童形象于上海跨时空相遇。三毛承载中国现代连环漫画记忆，尼尔斯连接着北欧文学、自然观念与儿童成长叙事，二者的并置形成独特的视觉文化对话。此次形象联动不仅是艺术IP的碰撞，更是意在探讨插画如何跨越语言、地域与文化边界，成为人们理解彼此、共同想象美好世界的视觉语言，其实质则是两种文化传统在视觉层面的相互辨认与相互丰富。这次对话是中外艺术交流的缩影，也为中国插画的文化出海提供了启示：真正的文化“走出去”不是单向的传播，而是在平等对话中建立可共享的视觉经验。上海作为这一对话的发生地，既延续了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汇枢纽的历史地位，也彰显了其在当代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价值。

从公共性到人民性

新中国的现代插画创作兼具人文文脉传承与时代纪实价值。此次特邀展区以1949年以来插画发展历程为脉络，汇聚老、中、青三代创作者的代表性作品，完整展现现代插画从传统到当代、从本土走向世界的传承与创新脉络。展览辅以时代出版物、历史文献、生活物件等实物素材，直观呈现插画全面渗透国家文化传播、儿童美育、商业工业及大众日常生活的发展轨迹，见证插画从纸面艺术延伸至社会生活、与时代共生成长的蜕变过程。

现代插画从来不是封闭在美术馆中的精英艺术，而是天然具有面向公众、服务社会的品格。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画、连环画，到改革开放后的商业插画、书籍装帧，再到当代的IP形象、数字插画，插画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它既是艺术的，也是大众的；既是审美的，也是实用的。这种人民性品格，使插画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使此次展览突破传统架上美术展“展示作品”的单一逻辑，让作品及其历史载体成为理解媒介变迁、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变化的视觉入口。

现代插画是走入生活的艺术，是具有城市文化价值的公共文化实践。此次展览突破了传统美术馆边界，以承载城市记忆的上海四行仓库为主展场，并进一步延伸至苏河沿岸更多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地标，打通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展览把插画装置、光影互动、创意IP植入现实城市场景，开幕活动也走向城市天台，融入夜间公共场景，以光影秀、插画市集等形式拉近艺术与大众的距离，让艺术融入市民日常生活，以展览助力现代插画走进人民城市，推动插画继续立足时代现实，坚守面向大众的公共品格，将数字技术融入城市建设，使之成为城市更新、文旅融合、公共美育的重要视觉载体。可以说，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真正想呈现的，并不是举办一次规模更大的“插画作品展”，而是希望通过一次展览，重新建立人们理解插画的时代坐标。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美协理事，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学术主持）

图像何以进入时代

——中国现代插画的源起、发展与时代回响

□王 斌

一幅图像，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今天，插画无处不在：书籍、报刊、广告、包装，乃至城市公共空间与数字媒介，都成为它的载体。正因如此，插画早已成为大众最“日用而不觉”的美术形式、文艺作品最亲密的视觉“搭子”。但回望历史，现代插画从来不仅仅只是一个“配角”。它始终与人的生活、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相互连接。因此，现代插画的发展史，也是图像不断进入大众传播、进入社会生活，并参与塑造时代记忆的历史。

中国现代插画的源起与近代印刷技术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密切相关。19世纪后期，石印技术传入中国，图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批量复制与广泛传播能力。1884年创刊于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记录城市生活、社会新闻，成为近代中国图像传播的重要案例。

这不仅是技术革新，更是图像获得社会传播能力的转变，图像从依附典籍走向大众化阅读。吴友如、周慕桥等画师开始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将生活经验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和传播的视觉形象，传统画师也由此逐渐转向职业图像创作者。

进入20世纪，上海现代出版业逐渐形成体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插画提供了稳定的生产与传播平台。教科书、小说、儿童刊物中的插画，使图像能广泛参与知识传播、文学叙事与儿童美育。文字解释世界，图像则让世界变得“可见”，并将新的知识与生活方式转化为大众更易理解、记忆与仿效的视觉经验。

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商业竞争、城市消费与现代广告共同催生了独具时代特色的月份牌。郑曼陀、杭穉英等艺术家将传统绘画、擦笔水彩与西方绘画技法结合起来，使人物、商品、都市生活成为大众视觉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月份牌的意义，并不只是绘画技巧上的创新，更在于它让艺术与商品、品牌和城市消费发生了直接联系。商标、包装、广告画，都成为了大众生活中的视觉记忆。与此同时，马利工艺社等现代画材企业的发展，也为原创图像的生产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物质条件。

出版生产、商业传播、工业制造与大众消费，共同构成了现代插画的生存环境。因此，中国现代插画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完全封闭于“纯艺术”的体系，而是在艺术、设计、出版、商业和社会生活之间不断流动。这种开放性，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插画的重要特征。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插画广泛出现在科学传播、工业宣传、农业知识、交通广告、儿童教育和都市刊物之中。复杂的科技知识可以通过图像变得直观，陌生的现代工业可以通过视觉形象进入大众视野，新的生活方式也借助广告图像被不断想象和传播。插画因此不仅记录生活，也参与塑造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30年代至40年代，民族危机与社会动荡进一步改变了现代视觉艺术的面貌。木刻、漫画、宣传画、报刊插图和连环画等多种视觉形式共同进入社会传播，以更加直接、通俗的语言表现战争、苦难、抗争与民族觉醒。这构成中国现代插画发展中极具价值的精神传统：艺术并不远离现实，而是在社会需要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人民、回应生活、回应时代。

今天，我们将中国现代插画放在世界范围内观察，可以发现，它与印刷技术、出版业、大众传媒、商业社会和现代城市的发展联系更加密切。它在传统绘画与版画、年画等民间艺术，以及书籍装帧、戏曲艺术、文学叙事等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并与现代传播体系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视觉语言。

首届现代插画艺术大展将1946年作为重要历史节点，正是希望从这一时期寻找中国现代视觉艺术回应时代的精神资源。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创作，以神话、儿童形象、社会寓言和幽默讽刺等多样方式介入现实，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代视觉表达，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与社会关怀。

这些作品的价值在于，它们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时代应该如何被图像记录、理解和表达。优秀的现代插画从来不是现实的简单复制，而是通过图像重新组织现实、观察生活、回应时代，并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共同的视觉记忆。

所谓“现代插画”，并不是与传统插画割裂开的新概念，而是对这一历史传统的重新认识。今天，插画依然保有手绘、叙事、造型和审美等基本特征，但其媒介和应用场景已发生巨大变化，正在进入新的视觉生产领域。

这一历史进程中，变化最大的是技术；而没有改变的，则是插画与时代生活之间的关系。当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图像，当数字平台可以让一幅作品迅速抵达世界各地，插画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怎样画得更好”，而是“为什么画”“画什么”以及“什么值得被画”。

技术越发达，创作者的文化判断、生活经验和原创能力反而越显重要。因此，现代插画真正需要继承的，不是一套固定风格，而是一种不断回应时代的能力。当历史文献、商业包装、儿童读物、经典作品与当代创作并置，不同年代的图像之间就形成了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一条不断向生活延伸的原创视觉艺术脉络。从纸张到屏幕，从书页到城市，从出版物到公共空间，从手绘到人工智能，插画始终在寻找新的传播方式，也在不断寻找新的表达对象。

但这种开放也需要保持必要的警惕。当插画与商业、IP生产、数字娱乐等消费语境的互动日益强化，创作者不能因此而失去对生活的观察和对文化的思考；当技术不断降低图像生产门槛，创作者也不能让视觉效果取代原创观念；当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生成无数精美图像，更需要我们重新确认人的经验、判断和创造为何不可替代。

插画的未来，不在于无限扩张边界，而在于每一次跨界之后，仍坚守自身的文化判断与视觉价值。如今，现代插画步入新时代，它既要传承面向生活、面向人民、面向时代的创造精神，也要继续探索数字技术与国际交流的更多可能。百余年来，时代塑造图像，图像也不断重塑着人们对时代的认知。回望现代插画，不只是回望中国原创视觉艺术的过往，更是叩问：当下的现代插画，能否沉淀为未来的时代记忆。

（作者系上海美协漫画与动画艺术委员会委员）

插画的视觉新质与跨界新生

□谢晓宇

当下，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大众文艺的形态、催生新的文艺类型。伴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生长，艺术如何感知生活、组织经验、抵达大众，也面临新的课题。

作为与时代生活联系尤为紧密的艺术门类，插画正处在这一变化的前沿。它早已越出书页，进入影像、游戏、城市空间和数字平台，并与公共艺术、文化产业、人工智能技术不断交汇。值得讨论的是，这些变化如何进入艺术语言内部：图像如何重新组织今天的生活经验？新的媒介条件又在怎样改变插画的表达方式与存在形态？现代插画的“视觉新质”与“跨界新生”，需要从这些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加以理解。

传统插画长期与文学文本、出版传播相伴，其重要功能之一，是把文字和故事转化为可视形象。文本提供叙事基础，图像参与说明、补充和阐释。这一传统至今仍是插画艺术的重要组成，却已难以覆盖今天插画实践的丰富面貌。越来越多的创作开始以图像自身建立叙事。色彩、造型、空间、符号和视觉节奏可以制造情绪、提出问题，也可以形成文字难以替代的感知经验。图像由解释既有内容进入意义生产，现代插画也由对现实的视觉再现，延伸到对现实经验的视觉生成。这种生成植根于生活。

城市日常、地方记忆、青年情绪、社会关系，以及技术带来的生活变化，都可以经过视觉语言重新组织。个人经验因此获得公共表达，熟悉的日常也有了重新组织与表达的可能。艺术不仅表现可见之物，也使那些尚未被充分感知的经验获得具象形态。现代插画的“视觉新质”，首先体现为这种组织经验、生成意义的能力。

人工智能又把这一问题推到了更加尖锐的位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了图像生产效率，技术能力越强，艺术判断的重要性越凸显。当图像生产越来越便捷，画什么、为什么这样画、选择怎样的视觉结构、作品持有怎样的文化立场，反而成为更关键的问题。当“画得出来”越来越不是问题，“为什么这样画”就重新成为艺术的问题。因此，真正具有“新质”的视觉创造，仍然需要新的经验、新的判断，以及艺术家面对时代生活形成的独特表达。

现代插画的活力，还来自它不断进入新的媒介和空间。纸本绘制、数字创作、动态视觉以及向城市公共空间延伸的实践同时出现，意味着我们已经很难再用某一种固定媒介界定今天的插画艺术。书籍、动画、游戏、影像、建筑、公共空间乃至数字环境，都成为插画发生的场所。

媒介的扩展也带来了新的艺术问题。一幅纸面作品进入建筑空间，面对的是尺度、距离、环境和人的行动；静态形象进入动态影像，需要处理时间、节奏和叙事；图像进入数字交互环境，“观看”又与“参与”“反馈”发生联系。不同媒介拥有不同的时间、空间与观看逻辑，艺术语言也必须回应这种差异。跨界的价值由此体现为媒介转译。新的媒介只有进入艺术语言内部，才能产生新的视觉经验。简单移植既有图像，扩大的是作品的应用范围；而只有媒介特性真正参与创作，才可能形成新的表达结构。

今天，技术正在改变插画存在的意义。人工智能、多模态生成、超高清影像与沉浸式媒介的发展，还将继续改变插画的创作机制、作品形态和观看方式。

人工智能时代，插画面临的并不是被技术取代的问题，而是插画自身的边界被重新打开的问题。当机器可以承担越来越多的具体制作后，艺术家的主体性并不会因此消失，反而需要在海量图像中建立更加清晰的判断能力和价值选择。决定作品价值的，并不仅是技术能够生成什么，更是创作者如何选择、如何组织，以及如何赋予图像以文化意义。

多模态技术则让插画获得了更大的延展空间。文字、图像、声音、动态影像和三维空间日益连接，一个人物、一套视觉风格、一个叙事世界，可以从平面图像进入动画、游戏、数字角色和空间体验。一幅插画由此可能成为一个“视觉母体”，向不同媒介展开。

更值得注意的是，跨媒介的思考需要前移。过去往往是作品完成以后再寻找应用场景，未来则可能从创作之初，就同时考虑图像如何进入动态、声音与空间。一个视觉观念怎样在不同媒介中保持内在连续，又怎样依据媒介特性产生新的表达，将成为现代插画新的专业命题。

AI改变创作机制，多模态拓展作品结构，超高清与沉浸式媒介重塑观看经验……技术越向前，艺术本体的问题越值得重视。新的视觉语言仍须从现实生活中生长。中国画、版画、年画、连环画以及民间美术积累的视觉经验，也不能只是一个等待调用的“中国元素”库。真正的创造性转化，需要深入传统的造型观念、空间意识和审美方式，使其在今天的生活经验与媒介环境中获得新的表达。

技术还会继续改变图像生成、传播和存在的方式，但它不会自动产生艺术价值。决定现代插画未来的，不是技术还能生成多少图像，而是艺术能否驾驭新的图像机制，把技术可能转化为新的视觉经验与文化表达。

所谓“视觉新质”与“跨界新生”，最终落在一个朴素而根本的问题上：以今天的方式感知今天的生活，以今天的视觉语言表现今天的中国。

（作者系美术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