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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恤·品》试图通过谢氏家族一系列泣血滴泪的故事，以边地、多国、多民族、多层次的视角去重新发现和思考一个真实的没有割裂和任何粉饰的老东北，去述说这片黑土地上的光荣与耻辱、荣耀与黑暗的艰辛过往。

一、四段痛彻心扉的往事

构成长篇小说《恤·品》的主要故事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四段一个比一个痛彻心扉的往事。

第一个是我的姥姥赵林华讲述的。姥姥是个旗人，她的老家在海参崴，自家祖坟都在海参崴附近。后来搬到了盛京，又辗转到公主岭、三岔口（东宁）。还讲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真实故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886年有一个年轻的山东人，为了能够把大清界碑立在准确的位置上，拼死力争，累死在血泊浸裹中的界碑旁，被伙伴们连同界碑埋在了一起。

口口相传的事件已发生过去了整整两个甲子，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顾思考那段用鲜血和耻辱尘封的往事。我常常想，那个年轻的山东人，他是怎样坚持自己的想法的？又是怎样说服别人的？一个为了几十文钱扛活的，却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能够拼尽最后力气完成自己想要的结果，究竟是开心还是绝望？身体虽被毁灭，但信念没有被征服，究竟是输了还是赢了？同伴和村里人又是怎样看待这件事和这个倔强的人呢？是村里出了一个认死理、吃生米的傻子吗？还是出现一个为国捐躯的大英雄？可惜这个咬死理的年轻人最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这是他的悲哀，更是全村人全族人的悲哀。他默默地如同年复一年消失在恤品河里的滩头鱼一样，为了下一代，从容赴死比继续苟活还伟大！和命运做着有去无回的抗争。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以命护碑，身碑一体。那不是简单的死亡，是用生命为民族立碑，是以身殉国的决绝。他失去的是肉身，挺起的却是国家民族的脊梁。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件事情有了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名山东人对生命的觉醒和开悟究竟到了怎样的境地？他的历史贡献和价值应该怎样去评判？然而家乡的历史却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遗忘，没有任何资料记录他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怎样走过，一切了无痕迹。我深深感到无能为力，又不忍心让这一历史奇事彻底淹没，终于拿起笔，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了缅记这位年轻人，我在书中把他立的碑设定为“Д”字碑。整个中俄东段的八个界碑，并没有“Д”字碑，只是取俄文достоинство（尊严）的第一个字母。

第二个故事则是《东宁县志》里记载的袁家煤矿真实的故事。光绪二十九年，袁国生和袁子祥因为煤矿用地发生争执，有矿的没龙票，有龙票的没有矿。赢了矿争的矿主袁子祥，在伪康德四年（1937年）被日本人找去谈话，要逐年提高煤炭产量，否则按反日罪论处，吓得袁子祥以大洋十二万元卖给日本人。后被日方指定这笔钱存在大连满洲银行，限每月取一次，每次100元。两年后袁子祥因手戳丢失银行拒付了事。这对于袁子祥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和生活质量来说，俨然是由天堂跌落到了地狱。

我详细查看了当时的法律，日本人得到煤矿的过程似乎合乎伪满洲国法律各项要求的。指定银行到后来拒付也很合法。那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丢了手戳为何不能再补刻一枚？一个很新鲜的名词叫‘法外之法’出现在我的面前。看惯了抗日神剧简单自娱自嗨的情节，对‘法外之法’显得十分陌生而又特别突兀。伪满洲国法律的法西斯性表现在法律的擅断专制和虚伪，自相矛盾、出尔反尔又难圆其说。一切都是打着民主法制平等自由的幌子，是在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和奴役东北人民服务的。如伪满洲国刑法第十五章明文规定的“鸦片罪”，要求对贩卖鸦片必须给予严厉的惩罚。事实却是日本政府决定伪满洲国和内蒙为生产鸦片的主产地区，并把鸦片的生产与贩卖作为“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典型的“法外之法”。到1944年为止，鸦片收入已达三亿元。为了鼓励满洲少年吸食鸦片，给他们提供极其廉价的毒品，而日本人要是吸食鸦片则判处五年监禁。1941年12月27日，日伪颁布了《治安维持法》，该法加强了治安、司法、检察机关与军警联合行动。审判官、检察官伴随军警讨伐活动，身临现场，就地裁判。粗略统计伪满洲国在其统治十四年的时间里，先后颁布了基本法等近三百个法律，法令达数万条之多。还有傀儡皇帝的“君上大权”、满日密约等法外之法，让所有侵犯人权、掠夺财产的行径都变得有法可依，就连军警宪特的秘密逮捕和杀害都是有章可循、依法行事，他们视法为器、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赤裸裸的亡国奴生活的真实写照！让你有理又百口莫辩，有冤无处申诉，只能成为日本侵略者砧板上一只待宰的羔羊。

2020年日本解密档案揭示，其侵华野心不仅是领土的占领和摆脱国内经济危机，不仅是从济南到旅顺到南京的屠杀，更欲对中国亡国灭种：修改法律、强制改名、日语教育、焚毁古籍，系统地抹杀中华文化根基。

第三个故事是小时候曾参加过一场生动的控诉日军在东宁暴行的大会。一位老父亲从头到尾哭诉着自己是如何在日军逼迫下活埋自己的儿子，极其震撼。真实的历史场景就是在东宁日本庙附近的一块菜地里。在日本庙前，日军用刺刀威逼当地百姓，当着众多乡亲的面，逼迫父亲活埋正值韶华的儿子，爷爷活埋孙子，上演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屠杀。这个父亲那种撕心裂肺的呐喊与发自心底沉闷的怒吼声却在我的耳边回荡整整五十年了……杀人还要诛心！让人生不如死！那是“一场漫长而细碎的凌迟”。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去那片庄稼地里发呆，日本神庙的灰墙灰瓦还在，前面的空地上是一片茂密的玉米地，下面埋葬着怎样的冤魂？他们是痛恨日本鬼子，还是痛恨埋葬自己的挚爱亲人？他们扭曲的灵魂能得到慰藉安抚吗？

二战结束后，谈起屠杀，在欧洲就指奥斯维辛的屠杀，在亚洲就指南京大屠杀，而在东宁这场屠杀是对人体和人性的双重屠杀。我管它叫“终极屠杀”，是一种绝杀！屠杀规模不大，但残忍已到极限。从人性角度看，其意义不在南京大屠杀之下。我认为特立独行的事情都是可挖掘的财富。目前，这一历史遗存的抢救开发已经非常紧迫，时不我待。血的控诉、灵魂的拷问不能这么无声无息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第四个故事是《东宁文史资料》中，记载日本投降后过去了好多天，竟有三十三人先后从要塞里挖开鬼子们炸塌的洞穴，摆脱了被活埋的命运。他们的生还揭露出东宁要塞大量不为人知的秘密。累计十七万人的劳工队伍，最后只有三十三人逃了出来，像地里钻出的土拨鼠。这个案子虽然有些少量记录，时间久远没有被人提及，但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留下的不单单是枯燥的十七万和三十三的对比数字，还有绝望中劳工们的最后抗争。另外本书最后寥寥几笔带过了1934年到1938年底消失在苏联远东的三十万中国人，包括谢家五爷的一大家子人，莫名其妙地去了古拉格。消失的群体背后是怎样的绝望和恐惧！很多中国人的心在流血，这绝不是前几个案例所能比拟的，前三个故事是三个点，是有时代鲜明印记的个案，而这个故事是时代汹涌的暗流，是大时代下的一个个特殊群体的大悲剧。正应了主人公磨盘小时候对恤品二字的解读：是心在出血，应该有伤心的意思，恤品河就是伤心流血的事多得都流成了河！

二、书名为什么叫《恤·品》？

孩子降生后起名本不算难事，但这本书的定名确实颇费心思，先后修改了多次：最初曾拟用《人柱》《竖葬》《毁家纾国》《向死而生》这些名字。中文书名为何最终确定为“恤品”，还要在两个字中间加上间隔号。这个名字看起来生僻晦涩，从字面上拆解：“恤”从忄、血声，共有三层含义：一为忧虑，二为怜悯，三为救济。“品”由三个口组成，口代表人，三个口表多数，意指众多的人。单从字面和字义来看，“恤品”就是有许多心怀忧虑、值得怜悯的人需要救济。当然我们不必把单字的三层含义全部叠加起来，但这一解读也自有道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心怀忧虑、处境可怜的人不在少数，需要救济的人更是众多。

从引申意义来看，“恤”是“体恤”的慈悲，是丈量人性温度与生命厚度的标尺。“恤”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是看见他人苦难后感同身受的刺痛，是俯身向下的悲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品”是向上追寻的格调，是为人的风骨与内在的意蕴。有“恤”无“品”，悲悯很容易滑向泛滥的软弱；有“品”无“恤”，格调则会沦为冰冷的孤芳自赏，精致却自私。用“品”的高度驾驭“恤”的深度，才能让体恤拥有明确的方向。“恤”与“品”，共同构成了人格修养中最为精妙的张力。而小说中的谢氏家族四代，正是这一张力的生动注脚。他们既未止步于对底层苦难的廉价同情，也没有沉溺于“暴发户”的虚妄清高，而是在动荡时局中，以风骨承载悲悯，用行动诠释担当。这种将“恤”的内化与“品”的外显完美融合的特质，让谢氏家族超越了单纯的命运叙事，呈现出厚重的人文关怀。他们在保全自身格调的同时，不忘体恤苍生，最终在历史洪流中确立了独特的精神坐标，彰显了人性中最温暖也最坚韧的力量。

“恤品”也是满语中“锥子”的意思，因河里出产一种锥状的河螺，这条河便得名恤品河，也就是后来的绥芬河。而为生计奔波、心怀忧郁亟待救济的人们，就像恤品河里的滩头鱼，从生到死都在完成一场伟大的生命接力：前赴后继，如飞蛾扑火，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何其悲壮……这和当年闯关东、跑崴子的人为生计奔波的模样何其相似……哪怕倒在途中，哪怕终点的希望依旧渺茫，他们仍旧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前行……而生命唯一的意义，正是这种传递，正是死中求生的接力；他们向死而生，直到天崩地裂、万物消亡。当灾难如影随形无法逃避，当生不如死、死亡变成了更好的归宿，生与死的界限便已然消弭。这块黑土地上一件件泣血滴泪、锥心刺骨的往事，也由此得到了最准确的注解。

《恤·品》为何不直接叫恤品河或者绥芬河呢？这是为了远离地理上的概念。从本书的内容来看：恤，东北先烈之忠义；品，远东历史之真谛。简单两个字，就将这片土地满是伤心血泪、亟待抚慰救济的历史高度概括了，为这本书加装了令人沉思和遐想的灵魂和面孔。

三、生命、使命和崇拙

书中的谢家男人的死都是顶天立地的竖葬，既有历史真实存在过案例的一面，也是对英雄们的一种敬仰。谢家一次比一次惨烈的竖葬贯穿了整个作品，让人肝肠寸断……主人公磨盘的父亲，一个负笈逃荒的怪人，后来又为了界碑能够立到准确的地方，活活累死在扛活的路上。一生办了两件笨拙而又“优雅”的事。而他的独子磨盘虽然逃脱了一次被活葬做人柱的厄运，但后来却由自己亲自动手，把儿子做成了“人身御供”。用更惨烈的方式加倍承受其痛苦……做生意机灵一辈子的磨盘，最后只要松松口，能轻松地把祸端转嫁到伙计和矿工们身上，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可是为了人性那坚如磐石的一丝光芒，犯起拙来，他们是为家国牺牲小我。一个有修养、肯担当，执着地追求灵魂自由和内心宁静的乡贤代表，处处散发着荣誉和尊严高于一切的本土的贵族精神，为了信念没有弯腰低头当“跪族”。书中的其他英雄们也都很“拙”，林中强、杨凤武、刘永和、张淑贞、李擎山、鲁强、栗群芳等等，放着好日子不过，“拙”起来看！这个“拙”不是行动上的不灵活，也不是思想上的固执愚钝，而是对自己生命以外的使命的坚守和执着，没有人去逼迫，为了使命可以义无反顾地丢掉自己的性命和家产，他们践行着“君子以正位凝命”。他们的表现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无论晚清还是民国时期，都是“巧滑偷惰，积习已深”。他们的行为犹如一道道闪电照亮了那个时代！倒下的是肉身，昂起的是民族大义的头颅！有人告诉我，任何违背人的本性的东西，都是在说谎。而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占有、是贪财好色，可我描述的每一个英雄的行为大都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过的，个个都是硬骨头。面对欺凌和仇恨，书中的英雄们没有抱怨，没有退缩和忍让，只有行动！一寸山河一寸血，血债血偿！正是这些拙诚之人，不求近功，铢积寸累；不慕虚荣，脚踏实地；不顾私利，义字当先，成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之梦。

书中主人公的岳母，一个因明史案发配到宁古塔的后代。家人一生的愿望是早日离开苦寒之地，回到温暖的江南。她叫方晴，字远寒，家人期盼她能远远地离开寒冷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她看到俄罗斯的考察队不时地有人在野外勘察冻死，而他们竟都是皇家学者。俄罗斯为开疆拓土也有这么多的“拙人”，她终于看到“最不被上帝宠爱的民族”，还有战胜险恶生存环境可贵的一面。于是方晴把“远寒”改成了“守寒”，发誓要带领子孙守住这片寒冷的土地不被别人抢去。

开篇章节用了四个时间表述法，有黄帝历4637年腊月二十二日、公历1941年、康德八年和皇纪2600年，分别是中国、世界、伪满洲国和日本的纪年叫法。喻示着悠久的中华文明是欺凌不了的！自有黄帝历以来华夏大地正是有这些视使命高于生命的拙诚之人，如妇好、卫青、霍去病、文天祥、岳飞、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等英雄们，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毁家纾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们才是民族的脊梁。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继堂、王克敏等败类群体，他们都是极端自私自利、善于钻营的“油滑之人”，聪明心思都用在了“投机取巧”上了。

五四时期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导师胡适的父亲，担任过东宁招垦局的第二任主委，叫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我想钝夫就是拙诚之人的意思，一个清朝贡生，从温暖的南方来到苦寒之地戍边垦民，一定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的。而这种拙诚基因到了胡适这一代就变成了思想的解放，文明的进步，挑战旧制度的行动和勇气，成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中的重要一员。

天道忌巧！取巧只是小聪明，只会得益于一时。“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拙诚才是大智慧，方可奠基于长远。“去巧滑而崇拙诚”才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应该有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