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关切
近期，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一方面这是对过去四年中国文学实绩的集中展现，同时，这届获奖作品也昭示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悄然而至。尤其是当文学的“内”与“外”正发生着显而易见的转变，本届鲁迅文学奖本身无疑提供了一种关乎丰饶与广阔的有力回应。为此，本期“现场”栏目邀请武兆雨、刘浏、艾禹衡、张瑞洪四位青年评论家围绕本届鲁迅文学奖设置的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奖等七个奖项类别，一起思考文学如何回应时代关切这一重要命题。
——顾奕俊（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青年评论家）
中短篇小说：“大文学观”视野下的现实书写
武兆雨
当下，我们所提倡的文学之“大”与文艺之“新”，是将传统的文学观念、文艺实践放置在一个更宏阔的场域去认识和讨论，从而有效回应高速发展的社会与时代。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内，便是用文字的形式对社会历史、生活现实和文化语境加以呈现，建立起文学与时代和人民的有机联系。从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中短篇小说获奖情况来看，这些作品共同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阐释系统，它们摹写了此时此刻的生动经验，对当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准确表现，同时也在彼地与远方的感怀中，抒发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整体性地展现出“大文学观”的精神向度。
“我们需要将个人生活与时代经验结合起来，重建‘大生活观’与‘大文学观’，关注时代、中国与我们每个人生命体验的变化。”（李云雷）在“大文学观”的视野下，本届的中短篇获奖作品或穿梭古旧历史与当下生活，或深入市井街巷与乡村现场，以个体日常折射出时代发展轨迹，用真实生活体感去回应社会的流转变迁。如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在父子两代工人相互碰撞和彼此理解的故事中，嵌入华北机电厂从国营大厂改造成为城市居民小区的变化，映照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落。胡性能的《猛犸象》则在“猛犸象”数十年的传奇经历里，再现中国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浪潮。哲贵的《彼此》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摹写当下社会的人间烟火、生活日常。小说中两代人不同的职业身份和相处方式，映照出社会的发展结构与时代的多元样态，也展现数字时代家庭关系的新常态。储福金的《不知》引入阿尔法狗与人类对弈这一事实，及时地呈现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认知的突破，及其对人类生活经验的巨大拓展，等等。总体来看，本届获奖作品中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科技与人文相互交织，展现出文学与经济、媒介、大众和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密互动，也映射出今天的创作试图总体性把握时代的“大文学”意识，以及建立起与现实深刻关系的诸多努力。
在具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这些获奖作品更加敏锐地触及了人类心灵幽微与深邃的部分，作家们细致地观察大众的情感结构与伦理秩序，让无数普通的“我们”被看到、被体悟、被关切。这些书写一方面建立起人类彼此间的情感联结，从而形成一种情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以文学的方式为当下时代注入强劲的精神力量。班宇的《漫长的季节》描摹了一个面对重病母亲和无爱婚姻的女性，她在生命的疲态里仿若无知无觉地生活，同时又常有逃离和逸出的冲动。艾玛的《序曲》则书写失明老校长接受入矫少年进家借住的故事，作品通过回忆牵引出少年与母亲的往事，过去的故事和当下的故事包含着法理、伦理和情感之间的矛盾，更流淌出弱者之间的理解、体谅和关爱。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麦子》中，退休教师在经历丧夫之痛后迁居城郊的旧宅院，通过种植麦子建立与大地的联系，在劳作中重建内心的秩序，书写孤独者的心灵安放和自我救赎。罗伟章的《屋檐》通过同一个空间中两代青年彼此关系的流动，探讨人与人之间疏离和温情的辩证关系。林那北的《阳关三叠》围绕古琴的故事，交织起普通人的罪责与自省、脆弱和坚韧，以及走向开阔与浩荡的心灵图谱。作家们探察着当代社会都市转型、乡土发展中人的精神和情绪变动，书写“在如潮水一般的日常生活里面，人们是如何迎向以及抵抗这股潮水之中的暗流”（班宇），试图“将普通人身上的人性之美呈现一二”（艾玛），表达“对生活、对哲学、对情感的理解”（储福金）。在细微体察人类情感丰富性的基础上，这些作品又涌动出一种信念和力量，在物质现实得到满足的当下，建立并捍卫人类的精神尊严。胡性能《猛犸象》中的“猛犸象”一生坚守道义，在世俗诱惑和恶势力的威胁面前毫不动摇，显现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尊严。全勇先的《秘密》既书写出赵一曼的英雄与传奇，也颂扬着乱世中普通人的正义和崇高，其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大义，给予人巨大的心灵震动和精神洗礼。从而，这届获奖小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意义空间，既在当下的现实经验里生成了人类情感彼此召唤的瞬间，也在彼时和远方的对话回响中，实现了人类精神的自我安放与锻造。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大文学”与现实所建立起的联系，不只于描摹和呈现，更在于每一个个体对于社会历史的感知、体认，以及情感和精神上的深切回应。
与此同时，在今天这样一个新的媒介时代，创作主体多元化、接受群体分众化，生活经验的再现、个人意绪的抒发或时代精神的表达，都获得了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的文学发展，需要有效建立一种美学标准，实现有难度、有质感的写作，本届的获奖作品标示了当代小说创作的艺术尺度。比如《漫长的季节》中，作者精准地把握着叙事关系的轻与重，以绵密的内心独白与日常细节的层叠构筑故事，海边场景的引入则以空间的敞开性对冲了故事的滞重，在人物的想象、游弋中完成情绪的消解与升腾。《序曲》构设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人物设计形成结构的对位，通过多重视角交叠讲述故事、呈现矛盾，又以极简的方式在有限篇幅内涵纳丰厚的人性重量。《不知》在棋局虚实之间对生命哲学的探讨，于沉静的叙事中道出生命的混沌与开阔，显现“知”与“不知”的通透。《秘密》设置多重结构进行叙事，通过“秘密”的线索与抗战宏大历史相映照的方式实现情节推进，在平静克制的语言中重述动人心魄的故事。《阳关三叠》中叙述线索古今交织、故事情节层叠渐进，在一唱三叹后的柳暗花明中，透射出精密的结构之美和古典韵致。在本届获奖的每一个中短篇作品中，都能够看到作家用精准朴素的汉语探索着思想深度和艺术美感的平衡，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和气韵确立了文学世界的标识。
（作者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诗歌：既扎根“内心生活”又朝向“室外风格”的写作
张瑞洪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五位获奖诗人，在如何面向内心纵深、日常肌理和广阔人间这样几组写作谱系之间展开了各自殊异的诗学实践。有的朝内深掘精神来路，有的则向外奔赴生活的现场，从车间、海岸、矿井与田垄之间重新辨认诗歌的根系。从“朦胧诗”代表诗人到外卖骑手、地质队员，从“海洋文学”的践行者到“自然诗学”的深耕者，五部获奖诗集以迥异的路径共同抵达了一个核心共识：诗歌的活力并非来自语言的“空转”和对逻辑概念的游戏式演绎，而是来自写作者与世界之间那种诚恳、平衡、血肉相连的关系。本届评奖的别样意义，正在于它以官方评选的方式确认了这一共识，为当代汉语诗歌标示出一种既扎根“内心生活”又朝向“室外风格”的敞开的写作方向。
作为“朦胧诗一代”的代表作者，梁小斌数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当年那“令人气闷”的思辨精神与写作体力。收录其名篇与新作的诗集《又见群山如黛》，无疑是见证其诗学路径激变并呈现其拓展思路的有力成果。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在场书写，使梁小斌从朦胧的情绪以及青春期写作的热力景观中走向更开阔处。节制与通达已经随着诗人的自我锤炼，逐渐落实为一种更加卓然且独步的“晚期风格”。
王计兵的获奖，将“素人写作”这一时代命题推向了新的高度，甚至在最大范围内使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了远超“文学圈”的社会关注。诗集《低处飞行》聚焦外卖骑手的真实生活，有别于传统诗人或专业诗人那种走出书斋式的“野外作业”与“文化批判”，王计兵在诗集中以呈现时事式的诗作回应的，本就是他生存与生活的“现场”。
与王计兵一样，张二棍的获奖同样体现了本届鲁奖对“来自劳动一线的创作者”的瞩目。这位曾做过地质钻探工、辗转山野二十余年的诗人，以朴素、隐忍、悲悯的诗风言说众生的苦涩与沉重。《我愿埋首人间》依托诗人地质工作生活的深刻体验，粗粝而厚重地记录了当代乡土的真实生存图景。在当代诗歌日益分化、学院派与民间写作仍然各执一端的格局中，张二棍的写作提供了来自生活深处、未经学院规训却自有章法的第三种可能。
江非的诗集《大地为万物彻夜生长》则是他多年写作农事、物候、园艺、家务诗的集成。江非作诗路径多元，叙事与抒情、自述与代言、纪实与虚拟的多种双项并置，让他的诗作具备浑然天成的“气候”。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里，江非的诗高度聚焦于农村和乡镇，他的诗歌不止于礼赞自然，同时也以介入自然的方式来使自身获得一种反向的驯化，从而“通过它认出自己的剩余部分”（《喜鹊》）。
叶玉琳的诗集《入海的长笛》则是当代海洋诗写作的重要收获。对于成长、生活于海滨，且熟悉滩涂、潮汐以及耕海生活的诗人来说，乡土书写与海洋面向在她的生命经验中本就天然地彼此支撑。她建立的以闽东为中心的抒情坐标系，以及进一步对海洋景观、生物群落以及渔村生活进行的文学表达，使“海洋”及相关物象不再仅仅作为地理或地方知识，而是以更加纵深的理解方式抵达了当代海洋文学的深处。
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评选策略与获奖作品，从不同方向深描了同一个命题的轮廓：在“专业写作”日渐体制化、诗歌日益成为圈层内部的技艺操练的今天，诗歌的创作与接受应该以何种方式面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同时，当代诗又该怎样处理并平衡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我”与“我们”？虽然获奖作品并非回应这一问题的唯一样本，但本届诗歌奖评选的启示恰恰在于，相比个人化写作的多峰并峙，一种彼此共存的众声实践或许更能显示诗歌对话能力的健康与宽广。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文学评论及翻译：将场外声音引入场内
艾禹衡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从“总结性”走向“建构性”，将场外大众声音引入场内——这是本届理论评论奖获奖著作的深层共识。理论评论奖五部获奖作品虽视角各异，却共同构成“当代文学往何处去”的理论图景，并将文艺大众化思潮纳入核心关切。
谢有顺在《文学的深意》中关注技术化时代文学观念的巨变，指出全民写作打破专业壁垒，写作成为具有参与性、体验感和即时性的互动现场；他重提“文学性”，借罗兰·巴特的“文之悦”强调真正的文学性应令人愉悦，保留对文学简单的“喜欢”，呼应新大众文艺直击人心的表达。贺仲明在《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中致力于建构本土主体性批评话语，主张激活传统资源的方式是“介入现实”，将“和”“善”“节制”及“空白简洁、含蓄隽永、抒情美和意境美”等传统美学范畴用于当下文学实践，认为这些比西方概念更能捕捉新大众文艺的朴素真挚；他还深入思考“文学如何进入乡村”，主张用功利性弱、娱乐性强的文化作品从新媒体视觉冲击中突围，真正抵达乡村读者。卓今的《劳者歌其事》典出《诗经》，内含朴素文学发生论：文学从具体生存土壤中生长，而非书斋产物。她辨析“底层写作”与“新大众文艺”的本质差异——前者由知识分子代言，隐含俯视与悲悯；后者强调劳动者自身的言说主体性，拒绝被代言、被景观化，从而消解世纪初“底层文学”中难解的代言权力问题，让赵树理和腰乐队难以触及的沉默底层终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借阿多诺“星丛”创设“劳动者星丛”，既警惕同一性暴力，又赋予劳动者群体多元、流动、自洽的审美主体性；她指出，人民已从宏大叙事下的书写对象转变为讲述自身真实体验的文化主体，有机会表达爱、痛苦和遗憾，展示劳动者的高贵与尊严。
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与傅逸尘《“新红色经典”论》将视域拓展至“总体性”与“大历史观”。杨辉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以降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视为有机整体，为新大众文艺提供历史安放方式——它不仅是数字时代现象，更是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傅逸尘捕捉“革命历史再叙事”潮流，尝试建构“新红色经典”批评范式。此外，提名著作中，许苗苗《网络文学：互动性、想象力与新媒介中国经验》最具新媒介自觉，将网络文学定义为新大众文艺重要分支，指出其“追随大众审美变迁，显示媒体赋权潜力”，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独一无二语境中出现的”独特现象。郝敬波《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研究》致力于提炼本土批评概念，探索理论话语如何有效回应现场；季进《世界中的当代文学》将中国文学置于全球流动性语境中；曾攀《未拆封的隐喻》聚焦当下文学议题的复杂象征结构；翟业军《阐释之门》主张以“未完成”姿态面对驳杂实践——几部著作共同指向：媒介变革与大众崛起时代，批评亟需更新知识谱系与阐释方法，这正是理论评论奖所呈现的深层学术自觉。
如果说理论评论奖观照普通人如何行吟歌唱，在劳动中建构自我，那么翻译奖就是褒奖AI盛行年代坚持“手搓”的翻译匠心。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将准确视为第一要义。本届翻译奖获奖作品正是这一精神的集中体现：戴从容历时十八年完成《芬尼根的守灵夜（三卷）》中译，全书超两千页，含四万一千八百余条注释，注释体量几近原文；蒲隆耗时十年，以八十五岁高龄完成《约翰生传》首个华语全译本，因不会电脑，全靠传统案头功夫；金晓宇身处身心困境，面临疾病、失明和丧亲之苦，却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持续译出《本雅明书信集》等多部佳作。还有焦君怡翻译的《我该如何写作》、张芸翻译的《人类的末日》、袁筱一翻译的《战争，战争，战争》、刘洪波翻译的《拉夫尔》、沈志兴译介的《离世猫的花园》、尤梅翻译的《月亮女人》，无一不是浸润着译者艰苦脑力劳动的杰出作品。译者们没有选择易于传播的轻便文本，而是迎向沉重、复杂甚至“不合时宜”的经典，这种选择本身即是一种文化姿态。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非虚构：破界与扎根
刘浏
中国非虚构文类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身份重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散文类获奖名单，恰为这场重构提供了极具征候意义的样本。
本届鲁迅文学奖在奖项设置上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报告文学奖扩展为“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散文杂文奖扩展为“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
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性修订。申报端的开放意味着评奖体系对文学创作现场的一次主动调焦——承认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之间日益模糊的边界，承认跨文体写作已从边缘实验成长为主流实践。鲁迅文学奖以“含”而非“等于”的方式处理这些交叉地带，既维系了既有分类秩序的稳定性，又为文体越界者敞开了制度通道。
从题材选择看，五部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构成了一幅宏阔的时代图景：生态保护、革命历史、青少年心理危机、脱贫攻坚、军事文艺——每一个命题都切中当下中国的关键脉动。这并非偶然。报告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着时代记录者的职能，历届鲁奖报告文学作品对重大题材持续关注，书写国家进程的紧要关节，始终是这一文体最核心的合法性来源。
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获奖作品题材分布均衡。陈启文将生态议题从政策叙述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哲学追问的维度；胡松涛在党史书写中注入了文学性的肌理，使历史现场重新变得可感可触；季栋梁以笔记体捕捉西海固脱贫进程中的细微与庞大；丁捷让军人演奏家的支教故事“绽放”。这种覆盖面本身就构成一种判断：报告文学不能也不应偏安于某一种主题范式，它需要证明自己在处理多元现实时的普遍效力。《要有光》是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内核的非虚构作品，承续梁鸿自“梁庄三部曲”以来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以长期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多声部叙事为框架，以对被书写者的伦理尊重为底线，将社会议题转化为文学表达，将个体困境上升为公共命题。从文体归属上看，这部作品属于纪实文学范畴，在本届被纳入报告文学奖的评选范畴并最终胜出。非虚构写作获得报告文学奖，是对新分类逻辑的实践检验。
本届获奖作品最富启示性的共同特质，在于它们以微观深描的叙事策略处理宏大命题。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从亚洲象的生物学特征到象群北迁的地缘逻辑，从沿途百姓的恐慌与包容到政府部门的应急响应，拒绝了一切概念化的抒情，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分解为可触可感的经验单元。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记录的不是政策文本的转述，而是柴米油盐、普通人家的收支账本。这些细碎的、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构成时代变迁最坚实的证据层。《要有光》中的“光”，是青少年父母理解的目光，包含心理咨询师的耐心关怀、以及一个休学少年重新积极面对生活的可能。梁鸿把“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个社会问题拆解为个体的日常处境，让概念落地为故事；胡松涛的《遵义三日》里，与会者的争论、焦虑、抉择，在遵义会议前中后72小时的时间框架内获得戏剧张力，“以人带事”的叙事，使历史书写从结论先行转向过程呈现，从而避开主题先行的陷阱；丁捷《绽放》的核心并非人物的功勋列表，而是一个个“生命课程”的细节还原。
散文类 五部获 奖作品，张锐锋的《古灵魂》以206万字的体量构筑从西周到春秋的历史图景，被评论界指认为跨文体写作的典型样本；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将陪伴身患阿尔兹海默病父亲的私人经验，转化为对老龄化社会与临终关怀的公共审视；傅菲的《人间珍贵》探入赣鄱大地的肌理，让每一个平凡的“村人”都成为时代的注脚；艾平的《天生草原》在草原书写的传统脉络中置入生态文明的当代反思；彭程的《有所思》则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内省。他们的共同指向清晰可辨——散文正在摆脱“美文”的单一想象。它不再满足于抒情、写景、感悟的传统功能，而试图介入更复杂的历史、现实与生命议题。当散文与报告文学在“跨文体写作”的框架下相遇，二者共同指向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它不以虚构或非虚构为分野，而以是否具备认识世界与建构意义的能力为标尺。
文体边界的松动、重大题材的赓续、微观视角的深化——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类和散文类的评选结果，勾勒出中国非虚构写作在当下阶段的清晰走向。这些作品没有背离报告文学和散文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是以更复杂的美学手段深化了这一传统。
（作者系《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