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先生出生的胡同说开去
图①老舍手绘小羊圈地形图，原件藏于哈佛大学施莱辛格图书馆。
②伦敦老舍故居的蓝色牌匾。
图③小羊圈院落方位图，司徒乔绘。
一
从巷口往里看，说它是胡同，不如说是夹道——这小胡同的第一截，实在是太短，也太窄了。
进胡同，往东十四五步，面前是一堵墙，它的墙根儿，立着一个红色的消防栓。消防栓左上方，瓦灰色砖墙当间，嵌了一个长方形假漏窗，浮雕式的图案，刻有荷叶、荷花、莲蓬、芦穗和鲤鱼。在墙前北拐，三两步后，出现一个朝南开的门：金属单开门，不大，说不上格局，也不起眼，门楼上高挑着两盏红灯笼。挂灯笼的院门，胡同里不少，灯笼规格也一致，不知道什么讲究。过年的门对、横批和福字，挤在一起，贴在门板上。三天后就是小暑了，可这一套春联和福字，红的红，黑的黑，全都好好的，粘对子的透明胶带，都一点儿没脱。下联“福字驮春万户欢”中的“驮”字，写成繁体的“馱”。正琢磨“馱”字，东边不远处，迈着四六步，来了一个白头发大妈——七十四五岁的大高个儿，四方脸，穿着浅白短袖上衣和灰色的长裤。眼看到跟前了，连忙让路，打招呼。
大妈板着脸，没停步，不高不低，回了一句：
“您什么事？”
“没事，就看看您这胡同。”
“看吧，随便看。”
她头也不回，擦肩而过——不退一步，我的肩膀，真要给撞了。从这里开始，是胡同的第三截，比前两截稍宽，实际上仍很窄：两个人并肩同走，挤，别扭；一个人单走，双臂张开，过不去。看完“馱”字，又察觉这一家的门牌，款式有点儿出格。其他院门头上的铝合金门牌，是统一订制的，红底白字，字号较小的胡同名在上，下面是大而醒目的号数。这家的灰铁皮门牌，不在门头，而是钉在门的右墙上，它上面的胡同名和门牌号，是倒过来的，上面写“11号文锦居”，下面是“小杨家胡同”。户主准是一个脱俗的人，不然谁把别号刻在门牌上？
十一号是胡同由西往东的第一个街门。全胡同一共十二个院，门牌号由小到大，自东向西编。十二号可并不是西口进来所见的第一个院子——过“文锦居”往东，才见得到路南十二号的街门。接着向前走，十几步后，见第三个街门，在路北的九号。九号大门的右首，有一根水泥电线杆。一茎粗藤大叶的丝瓜秧，和两株密匝匝的眉豆棵子，纠缠着爬上电线杆，越过了墙头。大妈好像就是打九号出来的。九号过后，胡同这一截就到头了。再北拐，东走几步，经过路南的十号，往北两步，忽然眼前一明，到了一个难说方还是圆的空地，四围大小七个院子：西面一个，七号；北面两个，五号和三号；南面一个，三号的对门，甲八号；东面三个，从北到南，是四号、六号和八号。不过，站在空地上朝东看，四号和八号面西的门都看不见。四号与并排的二号，还有门朝东的一号，门都在空地往北去的胡同最后一截里。空地东南方向，在几株辣椒、月季和薄荷的南侧，有一个不到一米宽的夹道，其间角落里的小院就是八号。门对着甲八号东墙的八号，就是老舍先生的故家——老舍先生，就是庆春，守卫皇城后门的满洲旗丁永寿的老儿子，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在小院的北房里来到人间：
“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
二
永寿这一家旗人，像《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宣家，自祖父、祖母辈起，就是胡同里的住户——到庆春一辈，是第四代。胡同的名字，那时还叫小羊圈。
我在胡同里，由西到东，又从东到西，来回几趟，跑遍每一个旮旯，没见任何标识，说这地方跟老舍先生有关系。但是，老舍先生的长篇名著就取材于这个胡同。
老舍先生的诞生处，又是他名作的故事发生地，胡同口南墙上那块绛红色的“街巷管理公示牌”，这里唯一的“公示牌”，没一个字提到他。
在我印象中，老舍在伦敦的居处，有一个蓝色的圆形纪念牌匾。我想查一下那牌子的历史，不意看到一则新闻：茨威格流寓伦敦的居所，三天前挂上了蓝牌子。
茨威格自杀七十周年时，有人提出给他的故居挂一个蓝牌子。倒霉的是，有决定权的人摇了头。理由也真气死人——茨威格名气不够大。过了三年，又有一批文艺家、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四十来位，联名在报上写公开信，替茨威格正名，也为其故居申请蓝牌子。这一次挂牌还爆出一段黑历史：一九四〇年，近三千名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如丘吉尔、罗素和茨威格，上了希特勒的黑名单。伦敦一旦沦陷，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就会按图索骥，搜查，逮捕，乃至处死这一批精英。但纳粹并不知道，茨威格和夫人绿蒂已逃至巴西彼得罗波利斯。只是死神并不罢休：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对欧洲前途已经绝望的茨威格，和夫人一起服毒而亡——他写完《昨日的世界》不久，才刚把手稿寄给出版人。
七月一日，茨威格故居挂牌，奥地利国务秘书舍尔霍恩到了场。他说，纪念《昨日的世界》作者，也是提醒世人，明天的世界，不可缺少茨威格一生捍卫的价值观：开放、人性和好奇心。而且，“文明永远不会自动继承。每一代人必须重新抉择、保护和传递。”
三
小羊圈在护国寺西。西边什么位置？
老舍出道的第一部书，《老张的哲学》，写到了小羊圈周围的街巷。小说主角王德，在李应姑母家落脚，“李应的姑母住在护国寺街上，王德出了护国寺西口，又犹豫了：往南呢，还是往北？往南？是西四牌楼，除了路旁拿大刀杀活羊的，没有什么鲜明光彩的事。往北？是新街口，西直门。那里是穷人的住处，哪能找得到事情。王德想了半天：‘往北去，也许看见些新事。’”接着，“他往北走了不远，看见街东的一条胡同，墙上蓝牌白字写着‘百花深处’”。
这里的“护国寺西口”，即护国寺街与新街口南大街交接处，也叫护国寺街西口，其周边的四条街巷，护国寺街、新街口南大街、“百花深处”和护国寺西墙根儿的护国寺西巷，正好成一南北长、东西短之长方地块，而在其中央位置，一北一南，一长一短，又有二胡同：长胡同在北，西通新街口南大街，东接护国寺西巷，与它更北的“百花深处”大致平行，长度亦接近，二百来米。南面的短胡同，由长胡同西段往西南斜岔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说它长仅九十六米。短胡同的西口，与长胡同的一样，在新街口南大街上；但短胡同的另一出口不在东，是在北，一个北口。两条胡同在地图上，像一个大写英文字母Y，或一把长柄二齿桑杈，那种夏收码麦秸垛的农具。只是一般的桑杈，杈齿是三个或四个，很少两个的。这一个Y，或桑杈，是躺倒的，头朝西、脚朝东。两胡同的后半部，又各有一个开阔地：长胡同的较大，短胡同的稍小。“羊圈”是两条胡同共同的名字。人们在习惯上，称短的“小羊圈”，或“小羊圈胡同”，称长的“羊圈胡同”。改元民国后，二胡同更名，一作小杨家胡同，一作大杨家胡同。
老舍比“小羊圈”为葫芦，说它的“胸”和“肚”，大概就是羊圈——“这还待历史家去考查一番，而后才能断定。”这应不是随便说的。小羊圈东面的护国寺，始建于元，本名崇国寺，位于元丞相脱脱府邸旧址。丞相府往北不远，有“苇坑”，亦曰“大坑”“街坑”，还有“草厂”。相府门前大街（建庙后名崇国寺街，明时改称护国寺街）西口往南，是西四牌楼，即王德所说“拿大刀杀活羊”的地方。它是元大都一个重要的“羊市角头”，或曰“羊角市”，周边也有其他牲口集市。元《析津志》载：“米市、面市，钟楼前十字街西南角，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以上七处市，俱在羊角市一带。”
北京人吃的羊，邓云乡说：“来路有三条：一条西口外，即居庸关、张家口之外的蒙古草原，以张家口为集中地。再一条东口外，即古北口之外，原热河以及东北等地，以承德为集中地。另一条从太行山脉来的，以易州、保定为集中地。其中以西口的大肥绵羊为最好。……那时羊贩子把一群群成千的大肥羊赶到北京郊区圈中，并不马上宰杀上市，先要喂养四五十天到两个月。据说西口外来的大肥羊，一定要吃几十天北京的草料和水，肉才会不膻。可能有点道理，当然也是为着把羊养肥。”
邓云乡的说法，与汪曾祺的一个解释，互为印证。丁酉劫中，汪曾祺落难，在张家口坝上，“听人说北京东来顺涮羊肉用的羊，都是从坝上赶下去的（不是用车运去的）；赶到了，还要zhan几天，才杀，所以特别好”。他一开始不明白，觉得zhan是“站”，还望文生义，以为是让羊站着不动，喂几天。后读《清异录》，见“玉尖面”条：“赵宗儒在翰林时，闻中使言：‘今日早馔玉尖面，用消熊、栈鹿为内馅，上甚嗜之。’问其形制，盖人间出尖馒头也。又问消熊之说，曰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他方开悟，知道zhan当写“栈”，是精饲料喂养的意思。
邓、汪之说，皆非空谈，亦有见证——八十年代一个冬日，阿城在西湖，与人扯闲篇：
“阿城说，北京人爱吃羊肉，每至秋后，便从张家口外购进大批的羊，从塞北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赶将过来，于是每逢这个季节，他家屋旁的胡同里就有成群的羊经过。”
或问：阿城家在哪儿？
德胜门内大街二五三号。
别忘了，德内大街往西，过护国寺，街口北面第一条胡同，即小羊圈。
不过，至清中期，“羊圈”已名存实亡。护国寺近旁的羊圈、苇坑和草厂，在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上，尽数化作一排一排的平房——满洲人进京，四五代后，八旗丁口激增，内城住人都嫌不够，哪儿还有地儿“栈”羊。
四
十二年前的伏天，我在哈佛找到老舍手绘的一幅小羊圈地图。
浦爱德译《四世同堂》，老舍帮她理解地理，把小羊圈画了出来。浦爱德请司徒乔画插图，给他寄了老舍的地图作参考。司徒乔、冯伊湄夫妇和老舍同在美国，浦爱德是他们共同的朋友。插图版《四世同堂》，Yellow Storm，我手上也有一部。它的前环衬的图案，正是小羊圈院落分布图，其右下角印着司徒乔的签名C.SSUTU，右上角又有铅笔小字，W.Fairbank，是费慰梅的签名。费慰梅的这部书，是我回国前，她女儿霍莉送的纪念品。
老舍夫人胡絜青，和他们的儿子舒乙，也画过“小说《四世同堂》小羊圈胡同示意图”。但是，他们画的，与老舍的小羊圈图，意趣迥异。一九七八年，他们找出老舍遗稿《正红旗下》，一部未完的半自传小说，将之同《四世同堂》对读，才意识到小羊圈乃老舍诞生之地。
老舍画的“小羊圈”，跟《四世同堂》所写一致：“颇像一个葫芦”，嘴、脖、胸、腰、肚，样样俱全。虚构的“小羊圈”让人误以为，北京真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小胡同。怎么会呢？老舍笔下“小羊圈”是“诗”，它与现实中的“真”，小杨家胡同，不完全是一回事。“小羊圈”有“胸”，有“肚”，小杨家胡同有“胸”，无“肚”。老舍用“嫁接”的办法，使两条胡同成为一体。
将胡同合二为一，老舍并不是第一人。北京过去的地图上，无论是羊圈、小羊圈，还是大、小杨家胡同，以及它们的两个“圆圈”——“胸”或“肚”，画法从来没一致过：
（1）一条胡同，只画一“肚”，标“羊圈”，见光绪三十四年《详细帝京舆图》（一九〇八），宣统元年《最新北京精细全图》（一九〇九），和陈宗蕃一九三〇年《燕都丛考》所附“内四区简明图”（图上胡同“羊圈”，正文中作“大杨家胡同”和“小杨家胡同”）。
（2）两条胡同，“胸”“肚”双全，标“大杨家胡同”和“小杨家胡同”，见民国二年《实测北京内外城地图》（一九一三），和民国六年《京都市内外城地图》（一九一七），图皆出北洋政府内务部职方司测绘处。
（3）两条胡同，“胸”“肚”皆具，不标地名，见上海日新舆地学社《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一九三〇）。
（4）两条胡同，“胸”“肚”皆备，标“大杨家胡同”和“小杨家”，见侯仁之《北京历史地图集》中“民国北平市内城西部”地图（一九四七）。
（5）一条胡同，无“胸”“肚”，标“大杨家胡同”，见复兴舆地学社邵越崇《北平内外城全图》（一九四九）。
五
嘉庆年间，老舍曾祖父和曾祖母，安家于小羊圈。他们的小院，即小杨家胡同八号，今天依然大体完好，只是成了一个湫隘的小杂院。
五月间一个午后，我第一次踏进小杨家胡同。刚到胡同的空地上，就遇见一个京东七鲜快递小哥，拎着满满一大袋日用品，急匆匆地，一边看手机，一边找地方。跑过来，又跑过去，他一头的汗，就是找不到收货的地址——角落里的八号院不好找。
老舍故家原有七间房：北房三间，南房两间，东房两间。“院子是东西长而南北短的一个长条，所以南北房不能相对；假若相对起来，院子便被挤成一条缝，而颇像轮船上房舱中间的走道了”。院子当年本不宽敞，但南房和东房间的南墙根还有一点儿空地，种一些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如今，除了当间极窄的走道，院中别无隙地。陆续添盖的小房，把院子填得不能再满了。北面三间正房两侧的耳房，都另开屋门，西耳房贴着街门，门头上有长方形小匾额，红底白字写的是阿拉伯文。请教了维吾尔族朋友阿布力米提，民族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才知道匾上所书，乃伊斯兰教“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住户应当是穆斯林。进街门的右侧，一间小房朝东的门板上，贴了一张撕去一角的“全款买房”小广告。广告上留的手机号码已不齐全，其他内容倒还完整：“孩子上学急需平房或□□”（脱落处似是“小院”），“可自行办理土地证”，以及“最高15-30万/平方米”。南面一排房尽东头一个屋门前，有一棵高过房檐的大树，树冠已经砍去，树干上又蹿出不少极嫩的枝丫。大树紧贴着房子，从叶子看，像辛夷，又像是柿树，我吃不准究竟是什么树。它让我想起电视剧里的贫嘴张大民，围着大杂院里一棵香椿树，搭一间六平米的小屋当婚房。
这个小院子，我去过三次。末一次是大清早去的。我见到了住北房当中一间的一户人。他们三口刚起床，女人的身影在屋里。屋外的小厨房里，低头操作的男人，六七十岁，穿老式二道杠背心，蓝色大裤衩。一个二十多的大妞，他们的闺女，拿了牙刷和盛水的搪瓷杯，慢慢腾腾，朝院子深处走去——东房北边的角落，有一个极小的卫生间。
我问男人，知不知道，他们住的，以前是老舍家的房子。
他继续摆弄锅碗，不抬头，也没好气：
“甭问了！这儿的一切，跟他都没关系。人民艺术家，哼，谁重视他？！东头梅兰芳家，那才叫重视，修得多体面！随便看看得了，别人出来，该说你了。你出胡同往北找，他跳下淹死的湖，离这儿不远。”
一通刺耳的牢骚，像一瓢凉水，泼得我一激灵：
到八月二十四日，老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整六十年了。
六
在哈佛，唯一同我说过老舍之死的，是麦克法夸尔。
麦克法夸尔，昵称Rod，中文名就叫马若德。大家碰上他，若德长、若德短的，谁也不见外。在费正清中心，他与傅高义，两位最年长的前主任，都是八十七。我去中心办事，要路过若德的办公室。我与人合用的，是傅高义的办公室，它与若德办公室隔两个门，分处过道两侧。在中心的官网上，有一张学术报告全景照：讲台上的教授，从左到右，依次是田晓菲、李惠仪、宇文所安、王德威、汪悦进和魏爱莲。我坐台下的第一排，转头望着站起提问的伊维德，阿姆斯特丹来的另一个前主任。我的左后方，倒数第二排的走道位置，坐着与夫人在一起的若德。他那天穿一件粉红衬衣。
若德住美国几十年，还一副英国绅士派头，就爱开玩笑。一日，雪后邂逅，问他：
“若德，你还自己开车？”
他佯装气恼，绷着脸，反问：
“我不开，谁开？难道我是老干部，哈佛给配秘书？”
我给逗笑了。
若德办公室南窗旁，书桌右上方的墙上，挂着李锐一首诗：年老更当攻读时，富于阅历善于思。黄钟瓦釜闻声辨，稗草秧苗过目知。乱脉深勘埋宝矿，大川远溯出山溪。何分贵贱百花蜜，子曰随心所欲之。诗名“吟老”，是李锐在大动乱年代，于囚中所得。一九八九年一月，李锐过哈佛，重吟旧句，笔之于纸，赠与若德。李锐同时期殉难者，是若德研究的课题。
若德记性很好，他甚至记得，我们一年前初次打交道，讨论的是费正清故居。
图④安德鲁与Mia在施莱辛格故居前，赵武平摄于2025年8月5日。
七
二〇一六年十月七日，费正清中心举办庆祝成立六十周年晚宴。
几位前主任来到洛布楼，以前的哈佛大学校长官邸，与大家合过影，拿了葡萄酒，围着高脚圆台说话。柯伟林，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放下酒杯，说：
“听说没有，费正清的房子，有人想建一个纪念馆。”
伊维德、欧立德和若德互相看看，都摇头。我恰在他们旁边，就说：
“我的主意。”
“你？！”
柯伟林一脸错愕。他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霍莉的朋友。
前一年春上，我第一次见到霍莉。霍莉说，她妈妈维尔玛走后，温思洛普街的房子就空出来，十几年了。她和姐姐劳拉在那里长大，知道梁思成、钱端升和老舍，都在她家二楼客房住过。那里原是全世界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哈佛的一个中转站。我告诉霍莉，她父亲的老搭档赖肖尔走后，他在贝尔蒙特的房子，东京讲谈社买下后，捐给了日本中心。如果中美合作，或许能把她父母住过的房子，建成一个纪念馆。霍莉点头认同，还说就是不建纪念馆，也可以拨给费正清中心，便利访问学者。
“怕行不通。”柯伟林摇摇头。他不讳言，比老师费正清地位高的，哈佛还大有人在。
若德也是费正清学生，他觉得，纪念馆倒未必不可建，但非当务之急。他不知打哪里听说，房子空着，是有人想拆了它，派更大用场。那小楼建于一八四五年，是哈佛一九一八年买下的校产。他出了另一个主意：
“不妨请剑桥市政厅出面，给房子挂一个纪念牌。”
房子一挂牌，谁也动不了了。若德在英国，当过议会下院议员，熟悉伦敦蓝牌子的传统，知道剑桥也有给老房子挂纪念牌的定例。
八
下雪前的几天，我晚上游泳，去马尔金。听说丘成桐教授游泳，也在马尔金，而且天天去。我从没碰见他，估计时间是错开的。马尔金是哈佛的主体育馆，位于霍利奥克街和温思洛普街两条小马路交汇处，矗立在路口西南角，俨然一个巨人。东北角与马尔金相对的地方，一栋不高而朴素的黄色二层小楼，就是费正清和费慰梅以前的家。
从欧文街过来，骑车十来分钟，走路差不多半个钟头。这一段穿过主校园的路，是费正清去他连襟施莱辛格家的必经之途。他们是历史系同事，战时同效力军情部门，分赴中国和欧洲。战后回哈佛，一住温思洛普街四十一号，一住欧文街一〇九号，我在费正清中心，即住欧文街一〇九号，房东安德鲁是施莱辛格小儿子。我们三口搬进他家，安德鲁办的第一件事，是给我们独用的厨房，配了一个灭火器。当时挺纳闷：会有火灾不成？
费正清追思会文集里，有施莱辛格一篇文章，读后始恍然大悟：费正清有一天到欧文街，与施莱辛格在客厅说话，厨房不知怎么就失火了。施莱辛格和他的太太玛丽安，也就是费慰梅的妹妹，全然不知所措。费正清倒是毫不慌张，操起厨房里的灭火器，冷静看过说明，化解了一场危机。
费正清中心六十周年，地下大厅有一个水彩画展，挂的都是费慰梅和玛丽安中国时期的作品。八十多年前，她俩与费正清，同在北平大羊宜宾胡同生活。在洛布楼的宴会上，一百〇三岁的玛丽安，是当晚最受瞩目的嘉宾。我们三口住她家的时候，老太太仍很精神。“安迪，安迪！”——她夜间在二楼尖着嗓门呼唤儿子的声音，我们在楼上听得非常清楚。没想到，刚过两个月，她竟走了。
去年回剑桥，又看欧文街的房子，见门廊上多了一块牌子，写着“施莱辛格故居”。有点儿意外，就又想起常来此走动的费正清，他在温思洛普街的房子，和要为他的故居挂牌子的若德。我们回国不及一年，剑桥的暴雪还频繁的早春，若德辞世了。第二年岁尾，疫情趋紧的一天，与若德同龄的傅高义，也离开了。
费正清故居还空着，网上说在装修了。谁会是新主人呢？我没去打听，只希望那栋房子像若德说的，有一个牌子，让看见它的过路人，知道费正清和费慰梅在房里住过，如同小杨家胡同也该有一个牌子，让更多人了解胡同的历史，和它与老舍先生的渊源：
“小杨家胡同，原名小羊圈，位于北京西城什刹海西巷社区。一八九九年二月三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于胡同八号院。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胡同北面的太平湖投水自殁。”
二〇二六年八月，立秋当日的午后，在北横泾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