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奥德赛？ ——评《欢迎来龙餐馆》 和《奥德赛》
2026年8月的暑期档在《八仙》《蜘蛛侠》的预热之后迎来了高潮，只不过高潮并非仅仅是原先宣传中的主角《奥德赛》，还有8.11号突袭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在全国范围内，《欢迎来龙餐馆》也引起了大范围的热议和认可。诺兰的《奥德赛》乘着上半年互联网热议“奥德赛时期”的东风拉满了期待值，但真正呈现在荧幕上的《奥德赛》却并没有等待过程中所想象的那样震撼。
不知道是否是宇宙的量子纠缠，《欢迎来龙餐馆》和《奥德赛》这两部电影几乎同期上映，这是两部看起来主题迥异的电影，《龙餐馆》讲的是东北厨师徐福远赴伊拉克打工还债，却被迫卷入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奥德赛》则改编自《荷马史诗》，透过古老的西方神话故事思考西方文明衰落的起点。但是看完这两部电影，就会发现它们放在一起看可以构成一组镜像对照。首先这两部电影共享着同一副叙事骨架：战争和回家。其次，它们也回应着同一个时代命题：全球化危机下的人类困局。
谁才是真正的奥德修斯？
要谈《奥德赛》，就绕不开一件事：诺兰改编的奥德修斯，到底是不是《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这是诺兰的《奥德赛》上映以来讨论最集中也最受批评的部分，诺兰改编《奥德赛》最大的诟病是离《荷马史诗》太远，当我们把《龙餐馆》放在《奥德赛》旁边，就会发现诺兰影片中的奥德修斯离《龙餐馆》中ptsd的美国大兵更近，这个结合诺兰近些年的反战作品已经可以作为解读诺兰《奥德赛》的一个共识。但紧接着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离《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更近的，其实是《龙餐馆》中的东北大厨徐福。
在荷马那里，奥德修斯是一个反传统的希腊式英雄，他并不以蛮力见长，而是以“metis”（智慧、谋略、机变）著称。他是“木马计”的设计者，唯一在塞壬歌声下敢于把自己绑在桅杆上聆听而不失神的人，也是忍辱十年，在自己的家中扮作乞丐，能够一箭射穿十二把斧子箭孔的凡人英雄。奥德修斯的“归家”不是战争创伤的心理康复过程，他也并不忏悔，在希腊文明的“英雄年代”，还没有精神创伤这样的现代流行病。
诺兰镜头下的奥德修斯，说到底更像一个从伊拉克或阿富汗归来的充满战争ptsd的美国老兵。《奥德赛》的原著结构本身也能够有效承托诺兰一贯的反战主题，在《荷马史诗》里，《奥德赛》讲述的是战争结束后的余烬。特洛伊战争虽然打赢了，但希腊英雄们大多死在了回程的路上，或者历经艰辛回到家却如同阿伽门农的悲剧一样妻离子散。在影片中，总能看到迷茫、恍惚、被创伤记忆闪回不断击中的奥德修斯在大屏幕的回首，通过创伤化的回忆结构，把特洛伊战争的主将奥德修斯从战争的主动参与中剥离出来，这套叙事机制，从《敦刻尔克》一路沿用至今，把镜头对准施害体制中那个“无罪的”执行者，让他成为战争的承受者而非发起者。在诺兰的叙事机制中，战争因为“去敌人化”悬置了具体现实层面的正义和邪恶区分，战争往往被组织为人类自己创造的另一种自然灾害般的残酷存在，使得诺兰笔下的主角免除了沉重的战争发起人的伦理包袱得以进入忏悔之旅。
反倒是《龙餐馆》里的徐福，更接近荷马史诗里那个奥德修斯的原型。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是在危机处境中用生存智慧穿越乱世的凡人英雄，他与传统的借助神力取胜的阿克琉斯式英雄不同，这类英雄在人神光谱中更接近半神，奥德修斯则借助属于人类的智慧、计谋、耐心乃至谎言和伪装活下来，也让自己守护的人活下来。他证明了人类的理性、克制和伪装，是比纯粹的暴力更高级的生存手段，由此成为西方文学中第一个“复杂的人物”。原著《奥德赛》中，神女卡吕普索许诺给奥德修斯“永生”，只要他留下。但奥德修斯拒绝了，哪怕人类终将衰老、死亡，他也要回到故乡，回到妻子身边，无论遭遇多少磨难。支撑奥德修斯的是对世俗生活的渴望，这是古希腊文化对现实世俗生活的肯定。因为去除痛苦也就去除了喜悦，没有死亡的永生只是无聊的重复，奥德修斯拒绝了作为神的无聊，选择用自己完整的人生去承担作为人的命运，在人与神的天平上加重了人类情感的砝码，用人类的弱点拒绝了神性和不朽。
徐福在伊拉克的美军轰炸和军阀混战中辗转求生，靠着几分狡黠加上几分厚道，把一家中餐馆开成了战争废墟上的诺亚方舟。他在当地政府与美军之间周旋，懂得如何在恐惧与生计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如何用一顿饭、一个玩笑维系人与人之间最基础的信任。在美军的监狱、校长的基地，徐福都可以笑着做饭、插科打诨。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中争取生存的空间：尽管看起来圆滑、世故；然后，用穿插的中文表达真实的态度：“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最终守护住了活下去的底线。这一电影修辞的完成极大程度依靠沈腾的东北话自带的幽默感和生命力，东北话在这里解构了笼罩在徐福、俊生和塞夫头上的死亡阴影。
徐福的修辞也让人联想到以华丽的修辞著称的奥德修斯[1]，在古希腊语中，修辞（ Rhetorike）的最初含义是“在公共场所进行演讲的能力”，因为公民想获得权利、保住财产或捍卫清白，需要在公民大会或法庭上演讲，因此修辞也是政治、正义和权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奥德修斯通过谎言这一修辞方式来伪装自己，在古希腊语中，形容奥德修斯谎言的词汇“Metis”同时也是智慧、计谋的意思。这个智慧在电影《奥德赛》中仅仅体现为作为工具人的雅典娜幻影，但实际上它贯穿在奥德修斯返乡的整个过程之中，是他在混乱的世界中构建秩序、控制变化的能力，正如徐福的修辞在战火中所构建出的生存空间。
奥德修斯的谎言不同于导致特洛伊战争的谎言，后者是出于贪欲和不义破坏规则的谎言，前者是弱者面对绝对的强者时（独眼巨人、海神波塞冬、美军武装、伊拉克军阀）求得生存与制衡的防御机制。因为如果弱者面对绝对的强者时继续坚守诚实，就会毁灭。吊诡的是在电影《奥德赛》中，为了表现一个光明正大的英雄形象，特意添加了奥德修斯永远会在出击前向对手宣告的桥段，似乎是为了治愈“木马计”无声偷袭的创伤，但更像《龙餐馆》中炮火轰炸前夕的美方免责新闻。弱者基于修辞的反抗在文学中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三体》中的设置，三体人能够随时毁灭地球文明，但是地球人能够通过“面壁计划”战胜三体文明的希望在于人类语言的不透明性，因为人总是会说谎的。谎言或者说语言，是隔绝“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边界，也是人类可以安放自我意识和可能性的空间。在面对独眼巨人时，奥德修斯的谎言是一层结界。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中，徐福的东北话是一层能够创造幽默和希望的结界。谎言的另一层含义是虚构，讲故事就是在虚构一种不存在的现实，如果语言只能像三体人一样用于描述已经存在着的现实，那么未来和希望都无从诞生。正是语言的不透明性赋予了人类超越当下残酷的现实，去想象未来的能力。
荷马笔下的奥德赛式英雄，并非是电影《奥德赛》中被创伤裹挟的悲情主体，而是在充满暴力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依然能够组织生活的人。他能够像不息的水流一样适应各种绝境，并在其中找到出路。于是历史的错位就显现出来了：名字叫《奥德赛》的那部电影里，主角其实是一个战后PTSD的美国老兵；而真正延续了“奥德赛”想象的，是一个开中餐馆的中国人。这看起来不太符合这半年来互联网上关于“奥德赛时期”的精神漂泊想象，但却更加接近“奥德修斯”作为凡人英雄传达的教诲，作为同样在全球化危机造成的动荡夹缝中求生存的人，徐福少了些漫游的忧郁多了些实际，从精神降落到现实，人类的未来取决于能否百折不挠地用智慧和忍耐去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绝境。
全球化的正反面：“木马计”与婚礼
不过，诺兰真正的野心，也并不止于讲一个老兵归家的故事。他想借助荷马史诗，在文明的层面通过战争反思西方文明衰落的根源。
在影片的叙述里，“木马计”是关键的转折点。因为特洛伊城陷落的方式并非堂堂正正的攻城，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欺骗。与《荷马史诗》中“木马计”代表人类智慧的隐喻不同，诺兰的选择更接近柏拉图解读中的批判视角，即认为“木马计”是一种欺诈，胜利因此和罪孽不可分割。诺兰不断强调的是：文明赖以运作的底层规则是信任，一旦这种信任被追逐利益的欲望违背，文明就在自己的内部埋下了溃烂的种子。影片中奥德修斯此后所有的漂泊和途中的诅咒，都是对“木马计”这一撕毁社会契约的原罪的惩罚。同时诺兰将战争的动机归因于阿伽门农为了争取贸易路线的帝国野心，而非为荣誉而战；其次，电影中带来威胁的“海上民族”正是返乡的奥德修斯和他的军队，隐喻着自称捍卫文明的人可能正是文明的破坏者，这正是诺兰对美国在当下的世界秩序中所充当的角色的反思。
对于“木马计”的解读可以结合《权力的游戏》中的“血色婚礼”事件来看。“血色婚礼”之所以是整部剧的转折点，是因为针对北境政权的残酷屠杀发生在婚礼上。在人类学意义上最古老、最神圣的联盟仪式里发起屠杀，这践踏了维系社会的基本法则。从那一刻起，维斯特洛的所有政治博弈都失去了底线，各方势力开始默认“没有什么是不能背叛的”，社会开始退回丛林状态，并在之后开启了连锁反应，后续剧情中暴力和不义的升级都源于此。拥有秩序的“旧世界”一去不复返了，新的“无序”时代降临，诺兰的“木马计”也承担着这样一个原点设计。进一步看，“血色婚礼”作为叙事原点，实际上构成了对现代地缘政治“零和博弈”的隐喻：为了彻底消灭对手，可以随时撕毁最基本的文明契约。
《龙餐馆》里的那场婚礼恰恰是这一叙事的反面。在外部世界（中东战区）已经完全退回丛林状态、地缘政治倾轧导致“信任破产”的大背景下，这场齐心协力的婚礼短暂地重建着秩序。血色被隔绝在外，里面是有饭大家一起吃的朴素生活秩序。围坐在一起的人们在废墟上自发拼凑出基础联盟，它证明“信任”依然具备重建的可能。将饭桌作为基础联盟的场景是龙餐馆的基本影像单位，在饭桌“共食”（commensality）这件事对人类来说从来不是小事，它是社会得以成形的最初粘合剂。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赫曾提出，在流散与战乱的环境中，缺乏地缘和血缘根基的个体通过同一张餐桌上的食物，在象征意义上结成了临时的“拟制血亲”[2]。《龙餐馆》中的众人也正是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共食，在异乡建立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互助网络。
不过电影中的婚礼传递的是希望，真实的伊拉克历史上发生的却是“血色婚礼”。2004年5月19日穆卡拉迪卜婚礼空袭事件至少45名平民丧生（有大量基于当地记录的调查报告及埃及等媒体的统计远超此数），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婚礼宾客，新郎与新娘均在空袭中身亡。当地部落首领举行婚礼时，如同电影中的阿拉伯习俗向空中鸣枪庆祝，美军侦测到枪声，判定为武装袭击。随后，美军派出AC-130“火力圈”攻击机对该村庄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密集轰炸与扫射。事件发生后，美军最初承认该事件，并称他们在确认片区为武装袭击后才采取行动。但根据美联社后来披露的事件录像显示，画面确实显示是平民婚礼。
这两场婚礼构成了两种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不同想象，正如两部影片背后的时代底色都是全球化，但它们呈现的是全球化的两个面孔。影片内外，一个讲的是文明如何从内部瓦解，一个讲的是文明如何在废墟上重新长出来。《奥德赛》所缅怀的，其实是美国主导下的那段全球秩序的黄金期。影片结尾奥德修斯挑战求婚者前夜，在台阶上和王后珀涅罗珀的对话点明了这一背景。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宙斯的规则”，那个“互通的语言、共通的贸易”的世界，在神话中那是奥林匹斯诸神尚未反目、希腊城邦尚未陷入内部争斗的时代，也就是特洛伊战争之前的城邦体系。这个古典的神话背后真正隐喻的，是冷战结束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那段被美国宣告为“历史终结”时刻：单一霸权、自由贸易、普世价值，一切看起来都在朝着福山所描述的那个终点前进。奥德修斯在片尾说“互通的语言、贸易化为乌有”，其实是对这段美国自认为的全球化黄金秩序坍塌的哀悼。
于是影片结尾奥德修斯被流放后站在船头远眺时的那句台词就显得意味深长：“文明将重新兴起，新的曙光将照亮这个昏暗的世界。过去的一切都被遗忘。”看起来经过漫长的忏悔，主角带着这份希望向西出发。但只要稍微把历史的镜头拉远一点，问题依然存在。在真实的历史中，“向西出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航海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新大陆的发现，意味着殖民地的开拓。丁尼生的《尤利西斯》正是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为奥德修斯赋予了“不屈的探索者”的形象，“去奋斗，去追求，去发现，绝不屈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就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彼时大英帝国正处在全球扩张的浪潮中。神话叙事与帝国进程在此处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谋：丁尼生笔下的奥德修斯，与其说是在重述荷马史诗，不如说是在为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一套荣耀的合法性叙事。当“探索”与“奋斗”成为修辞框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壮举与殖民侵略的历史之间就被崇高的话语缝合了。仅仅通过精神忏悔就再度扬帆的做法，并没有为西方文明的未来讲出新意，就像历史已经显示的那样，暴力和侵略从未真正终结，只是换了一副更“文明”的面孔重新分配到世界的另一端。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殖民逻辑发展到极致，就是我们今天在中东所看到的战争形态，而这恰恰就是《龙餐馆》镜头下的伊拉克，也是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和伊朗。
《龙餐馆》则呈现的是全球化的另一面。徐福中飞往伊拉克之前，离别的出租车上的广告是“日结临时工”，起飞的机舱靠背上印着的广告是“连接全球”。正是全球化和19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让一个中国人需要远赴伊拉克谋生，也正是全球化让战争的暴力与普通人的营生被同一张网络串联在一起。在21世纪初的时刻，全球化已经不只是华尔街的资本流动或硅谷的技术扩散，它也是龙餐馆里那盘炒饭的故事，背后还有义乌小商品一步一步堆在各国货架上的故事，也是中国工人在阿富汗、在南苏丹、在利比亚的故事。这一层现实长期在荧幕叙事上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而在《龙餐馆》里第一次被推到了前台。有评论指出[2]，《龙餐馆》也在提醒着中国在全球秩序中已经不能仅仅依靠做生意的位置。事实上，徐福从来不是在单纯做生意，饭桌背后的哲学传递的正是中国对文明的理解。《龙餐馆》对此的回应，并不是呼吁中国走向军事介入或地缘扩张，而是指向了一种更深层的文明自觉。
这一理解与西方主流的文明观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西方在定义“什么是文明”时，往往通过建构一个落后、非理性或邪恶的“他者”来确立自身的地位和身份认同。这一叙事内嵌着一种线性进化的目的论，结合普遍主义的叙事，文明的演进被视为一条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单行道。危机在西方叙事中不是历史的循环（如东方的治乱循环），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末日”。这一叙事内嵌着一种弥赛亚式的救世主宿命论，人类无法依靠自身洗涤原罪，而是需要弥赛亚的降临来开启一个新的世界。因此西方主流的全球化叙事，往往遵循着“征服—冲突—落幕”的线性逻辑，一旦其主导的规则体系受挫，便极易陷入“文明衰落”的文化焦虑与零和博弈之中。《奥德赛》中那句“过去的一切都将被遗忘”，依然是西方“救世逻辑”的延续。这或许正是电影《奥德赛》在美国受到好评的原因之一，它在荧幕外也是一场成功的心理治疗。
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观，中华文明数千年来历经战乱、分裂与异族入侵，却绵延数千年。依靠的不是救世主，而是通过无数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维系日常、延续人伦的具体行动实现。只要烟火气还在，只要人与人之间的伦常道德还在，文明就没有真正断绝。徐福在炮火中坚持做的那锅饭，正是这一经验的当代显影，也是对西方危机叙事的有力回应。
这一贡献在于它为“全球现代性”的危机时刻提供了一种新的行动哲学：不再执着于超级英雄式的“救世主”，也不局限于“文明终将落幕”的自我哀悼，而是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张吃饭的面孔，从中寻找“活下去”的韧性。如果说电影《奥德赛》在追问“我们曾经是谁、失去了什么”，那么《龙餐馆》追问的是另一个更朴素、也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废墟中一起活下去”。它把人类共同生活的可能重新落进一碗徐福烩饭，以及人与人之间由餐桌建立起来的不可摧毁的真实联结之中。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也体现出它的可能性，2025年因为TikTok被制裁掀起的小红书全球热中，中美网友对账之后最热门的环节就是美国人学做中国菜，人民和政客追求的从来不是同一碗饭。
反战的限度：施害者的忏悔与被侵略者的面容
关于战争的内部反思是必要的，但反思应该如何进行？《欢迎来龙餐馆》或许可以给诺兰一点启发。
如果一部反战片永远把镜头对准施害体制中那个“被动卷入的”执行者，这种反思是有限的。从《敦刻尔克》到《奥德赛》，创伤老兵的迷茫归家叙事已经重复了太多次，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反思无助于理解今日之现实。在“精神创伤”的话语已经泛滥成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时，它的批判性也早已被削减。当PTSD被审美化为标签时，它反而遮蔽了那些真正需要被辨认的东西：具体的权力关系下的加害者与被害者。
我想说的并不是施害者的自我反思不重要。恰恰相反，这种反思是必要且难得的，尤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很少愿意集体面对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时候。但如果这一反思始终停留在加害者的内心痛苦上，它就是无力的，甚至可能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自我美化，让施害者以受害者的姿态重新占据道德叙事的中心。在这一点上，诺兰用几部电影讨论的创伤主体在《龙餐馆》中化身为王托尼和露出微笑的下一秒被击毙的乔，似乎更令人印象深刻。
真正的反战需要做的，是对具体权力关系的是非辨别。它需要说出那些有明确历史内涵的词：军阀、教派、代理人战争、石油、制裁、封锁、扶植、抛弃……而不是笼统抽象的“战争”两个字。它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地区会同时存在教派行刑队与政党民兵，为什么“恐怖主义”这个标签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指向截然不同的东西，为什么一场看似宗教的冲突背后往往是被外部力量反复拨弄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些并不能经由普世真理被美国垄断，就像俊生对王托尼说的：“你连你自己都代表不了，你还想代表别人？”同教派行刑队、盛兴党派、外部代理人交错的中东现实，恐怖主义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根源，这些无法仅仅通过一个老兵的创伤记忆承担。真正的反思必须下沉到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里去。
《龙餐馆》的意义，恰恰在这种对照中变得清晰。它用一种返璞归真的现实主义，矫正了精神病学话语的泛滥。特洛伊战争中那些作为背景墙的、面目模糊的被侵略者，在《龙餐馆》里一张一张变得清晰起来：赛夫、贾马尔、苏苏、婚礼上微笑的新郎新娘、街头的孩子……他们不再是奥德修斯史诗背景里的一片阴影，而是有名字、有生计的具体的人。影片之外还有一个细节，《龙餐馆》里的美国士兵基本上都是俄罗斯演员扮演的。有网友戏称，这就像俄罗斯人拍二战片时，中国演员总是最会演其中的日本士兵。施害者对自己的想象，往往和被害者眼中的施害者是两个不同的形象。事实上，只有被侵略过的人，才最懂侵略者是什么样子，就像赛夫在《龙餐馆》里哭着说的那句话：“我比你懂！”
回到荧幕，贾马尔回头时掉下的那滴迷茫不解的泪水，在我看来比奥德修斯任何一次回眸都更加震撼。贾马尔（Jamal）在阿拉伯语中是“骆驼”的意思，他长长的睫毛在最后就像骆驼的睫毛那样垂着，这个名字恰是关于这片土地的隐喻，作为沙漠原住民的骆驼在没有水的沙漠中存活了上千年，它最懂得如何在干旱中忍耐，然后继续负重前行。在影片贾马尔携带的炸弹引爆后的废墟中，导演文牧野用骆驼的尸体指代着已经在爆炸中化成碎片的贾马尔，而在徐福带着孩子们逃出去的大巴车旁，是一群骆驼在沙漠上自由地奔跑。同一个意象，在影片中完成了一次从死亡到再生的轮回：一头骆驼倒在了战火里，但有更多的骆驼还有可能在沙漠上奔跑。这片土地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古老，也将比任何一场战争都更长久。
结语
归根结底，是全球化把这两部影片同时带到了我们面前。但荷马史诗的外壳并不能自动赋予西方文明以未来；比《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更接近史诗高度的奥德修斯，其实是《龙餐馆》里的徐福。在他身上，那种古老的生存智慧、那种在乱世中依然能组织起一张饭桌的能力，比任何创伤化的独白都更接近荷马所歌颂的那种人。《龙餐馆》的婚礼上，血色被隔绝在人群的欢声笑语之外，有饭大家一起吃本身就是对“什么是文明”这个问题最简洁有力的回答。
回到今天的现实，与其说我们正在经历“逆全球化”，不如说是过去那套由西方主宰的看似平滑的全球化理念底下早已存在的矛盾，随着各个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加剧而暴露了出来。我们并不是在走向全球化的反面，而是要从原有的全球化想象中走出来，更具体、更实际地认识到现存的问题，在尊重他者的前提下认识到自己在“全球”中真正的位置。
注释：
[1]毛尖：《没有床和床戏，奥德赛和奥特曼还有什么区别》，《上海书评》
[2]In and Out of Each Other’s Bodies: Theory of Mind, Evolution, Truth, and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Maurice Bloch，Paradigm Publisher
[3]《<欢迎来龙餐馆>的矛盾，给今天的中国提了个醒》，公众号“新潮沉思录”。
（作者简介：陈舒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