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
2026年8月17日，是李健吾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李健吾这个名字，对于从事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而言，并不陌生。只要提及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文学批评，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用“刘西渭”笔名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咀华集》《咀华二集》。那行云流水般灵动的文字以及刀刃般明快锋利的批评，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文坛，就是今天来阅读，也一定还会在读者中引来阵阵惊叹。文学史上，不少研究者将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定义为“印象批评”，将他那带有旋风般“快马”速度（参见卞之琳《追忆李健吾的“快马”》）的文学批评用“灵魂在杰作中探险”来形容。的确，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极具辨识度，将它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长廊中，读者很容易将他的批评文字与其他批评家的批评区分开来。有评论因此称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道璀灿的风景线”（参见唐金海、陈子善、张晓云主编《新文学里程碑·评论卷》）。
为戏剧教育倾注大量心血
其实，李健吾的艺术才华何止于文学批评，其他如现代戏剧史和现代翻译史中也会出现他的名字。他20世纪30年代以及上海孤岛时期创作和改编的戏剧作品，是中国话剧史上难以磨灭的精彩篇章；他的翻译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和莫里哀的戏剧，都堪称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领域的经典译作。
如果细数李健吾先生一生对现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所做出的伟大贡献，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这是一位大师级的文学人物。但事实上对于李健吾的认识和把握，至今为止，还是很不充分的。除了文学批评史、戏剧史和翻译史给他以明确的学术定位之外，整体上对李健吾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有的甚至还包含着史料方面的失误。
早在1978年5月由杭州大学和苏州大学发起并联合国内30多家学术机构合作编撰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收录了近二百位作家的研究资料，出版有《茅盾研究专集》《曹禺研究专集》《陈白尘研究专集》《何其芳研究专集》《柳青研究专集》等。其中有一些专集是作家本人还在世的情况下进行的。另外，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的大型研究资料丛书《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编撰，出版有《茅盾研究资料》《欧阳予倩研究资料》等。但李健吾作为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一级研究员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表性作家，他的相关研究资料却没能列入上述两套大型研究资料丛书中。不清楚这些丛书到底按什么标准来取舍，但对于这些丛书而言，没有李健吾研究资料，应该是一种缺憾。这一缺憾直到2024年才由上海戏剧学院中国话剧研究中心弥补。他们编选、出版了《李健吾研究资料集》（上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还有像最新的《辞海》（第七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学》（第三版）“李健吾”条目，对他的陈述文字，也有一些遗漏和史料方面的失误。如《辞海》“李健吾”条目称“李健吾（1906—1982），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笔名刘西渭，山西运城人。1922年起从事写作。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翌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33年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参与主编《文艺复兴》杂志，并参与创办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并任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创作以戏剧文学较有影响，代表作有话剧《以身作则》《十三年》《这不过是春天》和《黄花》等，评论集《咀华集》《咀华二集》等。译有莫里哀《喜剧六种》、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等”。事实上，1935年李健吾受郑振铎之邀，南下上海，受聘的是暨南大学，而不是复旦大学。至于对他创作成就的评价，条目将戏剧创作抬高到首位，似乎也不太准确，因为李健吾的小说、散文成就不一定就弱于他的戏剧创作。如他的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先生收入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李健吾的散文《雨中登泰山》等，也被作为范文收入中学语文教科书。所以，对于李健吾创作成就的评价，如果停留在《辞海》条目这样的理解，似乎是不够的。至于将李健吾先生定义为“中国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 ，似乎也少了一点什么。这遗漏的一点，就是李健吾对于戏剧教育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
李健吾先生1945年与黄佐临、顾仲彝创办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到1954年他离开上海戏剧学院为止，这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对中国现代戏剧教育事业付出了很多心血，作出了诸多贡献。对此，李健吾先生的同事和学生感受强烈，用文字表达了他们的怀念之情。他上戏的老同事魏照风教授所写的《怀念李健吾同志》、李健吾的学生陈多所写的《永恒之思》、龚和德所写的《遥忆健吾师》、范华群所写的《难忘恩师李健吾》、苗戈所写的《李健吾老师在台尔蒙的讲座》、任明耀所写的《怀念良师李健吾先生》等，都非常具体地描画出李健吾在戏剧教育领域所做的工作。其他像研究者顾振辉的论文《李健吾戏剧教育实践初探——以“上戏”时期为中心》（上述文章参见上海戏剧学院编《戏文名师》以及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编《李健吾研究资料集》），从研究角度阐述了李健吾戏剧教育方面的贡献。李健吾先生的这些贡献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足以让他跻身于戏剧教育家的行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学》条目的作者不知道是受了《辞海》的影响，还是对李健吾的戏剧教育成就有所保留，总之，在作家、评论家、翻译家之后，只是陈述了李健吾在戏剧创作、戏剧翻译、戏剧评论和戏剧教育方面的成就，而没有将李健吾作为戏剧教育家来对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我看来，李健吾先生完全可以列入戏剧教育家行列。他对于现代戏剧教育的贡献，就像蔡元培先生作为教育家催生了新北大一样。在李健吾、黄佐临、顾仲彝等人手里，直接催生了一所现代化的戏剧学校——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也就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如果没有李健吾的最初动议以及黄佐临等志同道合者的呼应与积极参与，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极有可能失去一所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戏剧高等院校。这种抓准时机，及时动议的做法，在戏剧领域或许只有李健吾能够做到。这不仅仅是办一所学校那么简单的事，而是其中透露的眼光、识见和阔大的文化气象，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他对曹禺《雷雨》、夏衍《上海屋檐下》和老舍《茶馆》的戏剧评论——在一般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剧作品具有潜在经典价值的时候，李健吾能够在第一时间敏锐感知到其中的优质成分，给予肯定。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上海戏剧界都在忙于写戏、排戏、演戏以及从内地搬迁回上海，忙忙碌碌，没有人顾及办学校。只有李健吾高瞻远瞩，意识到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应该有一所培养和研究现代戏剧的高等艺术院校。
虽然李健吾没有像欧阳予倩、熊佛西那样全都将精力花费在戏剧事业上，但李健吾的这一远见卓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足以使他在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上名垂千秋。
奋力耕耘在诸多文艺领域
李健吾在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是堪称大师级的人物。人们一般印象中他是文学领域的杰出人物，是印象批评的代表，但他的成长路径和创作特色与很多20世纪文艺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有点不同，他不是从文学起步，而是从戏剧演艺起步。换句话说，是现代戏剧将李健吾引领进文学艺术的大千世界。
据李健吾自述（收入《李健吾研究资料集》），他的戏剧活动始于他父亲李岐山遇害之后，也就是1919年之后。父亲李岐山是山西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在政界和军界都享有很高的威望，故引起了阎锡山等当地军阀的嫉恨，最终于1919年在陕西被害。李健吾一家为躲避灾难，搬迁到北京。李健吾从小在北京长大。他在北师大附小读书时，社会上时兴文明戏，他上学经常经过演文明戏的新世界大舞台，演出的热闹场景让他对演戏产生了兴趣。在学校老师的引导下，他自编自演。1921年，小学六年级的李健吾扮演燕京大学学生熊佛西创作的话剧《这是谁之罪》中的一个角色，大获成功，引起了戏剧界人士的注意，陈大悲、蒲伯英等都很欣赏他。这一年，陈大悲在北京成立实验剧社，李健吾是发起人之一。1921年下半年，李健吾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师大附中。1922年他参加陈大悲创作的话剧《幽兰女士》的演出，成功塑造了丫环形象，因此闻名北平。从此他不断受邀，参加各种演出。
与此同时，李健吾的文学创作开始起步。他写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独幕剧等，向北平的各大报刊投稿，在《晨报副刊》等多家报刊发表，受到王统照等新文学人士的重视。王统照是李健吾结识的第一位新文学人士。这位年长于李健吾的新文学家专门去李健吾居住的解梁会馆看望他，两人就此成为忘年交。
1925年，李健吾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他的朱自清先生认出李健吾就是那个在北京各大报刊上发表多篇文学作品的青年，就建议李健吾转到外文系学习，以利于将来的事业发展。李健吾接受了朱自清先生的建议，转到外文系学习。他的才华同样受到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教授的赏识。王文显曾在耶鲁大学的戏剧专业学习过。他在清华教授西方戏剧，讲授莎士比亚等，同时还大量购入西方戏剧原著，充实图书馆，让广大师生受惠。清华的教育和老师们的帮助，极大地开阔了李健吾的视野。此时，李健吾还积极参与清华学生戏剧社的活动，成为清华戏剧社社长。他的法文老师温特先生，教授象征主义诗歌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影响到李健吾后来对福楼拜及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1930年，李健吾毕业留校，担任王文显的助教。一年后赴法国留学，行前获得他父亲的老友杨虎城将军、商震将军的资助。李健吾在晚年自述中说：“我在清华读了四年法语（规定二年），老师的兴趣是我们的兴趣，读的是一些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诗歌。我觉得中国需要现实主义，便在巴黎以福楼拜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学习活动。”
1933年8月，李健吾与学成归国的朱光潜先生同船回到上海。也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回国后不久，李健吾就给郑振铎、靳以、巴金创办的《文学季刊》写稿。他的论《包法利夫人》的论文，引发北平文人圈内的震动。林徽因专门写信邀请他参加文人聚会。李健吾的剧本《这不过是春天》与曹禺的《雷雨》发表在同一期《文学季刊》上（1934年7月第一卷第三期）。这一剧作后来在上海孤岛时期成为非常受观众欢迎的剧目，也是李健吾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他还给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稿，开始用“刘西渭”的笔名发表评论，被视为京派批评的代表。1935年7月，郑振铎担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聘请李健吾教授法国文学。8月，李健吾赴暨南大学任职。
李健吾29岁到上海教书，1954年7月离开上海，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报到。这19年时间，李健吾从29岁到48岁，是他人生事业最辉煌也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创作上，他贡献了《咀华集》《咀华二集》以及大量的改编剧、散文作品；翻译上，他的译作《包法利夫人》、莫里哀喜剧堪称代表；戏剧展演方面，他是上海孤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戏剧活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与于伶等成立了上海剧艺社；在戏剧教育领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提议并与黄佐临、顾仲彝创办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李健吾是华东地区的代表。这些辉煌的业绩，记录着李健吾上海时期的文化贡献。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作实践
1954年7月，在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的推荐下，李健吾全家离开上海，回到他从小生活的北京，开始了他新的人生事业。这后半辈子，李健吾基本上定格在学者身份上，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最初名称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外文所1964年成立后，即转入外文所）。李健吾很适应这种研究工作，也喜欢这样的研究工作，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工作。1958年他出版译作《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62年在《文艺理论译丛》上发表译作《拉辛与莎士比亚》（司汤达著），1978年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论文《关于“三一律”问题》，1979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巴尔扎克与空想社会主义者》，1982年5月，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撰写了莫里哀、福楼拜条目。直到1982年11月24日突然病逝，李健吾始终都在研究、工作着。
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身份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但他对戏剧的兴趣始终如一。像老舍《茶馆》的座谈会，像1962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俗称“广州会议”）等重要活动，他都受邀参加，发表讲话，并有文章发表。晚年他将到北京后所写的剧评挑选出46篇，结集出版（《戏剧新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4月）。
在20世纪中国所有现代作家中，李健吾与戏剧之间的亲缘关系是最突出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仅自己创作、翻译戏剧作品，还组织剧社，甚至自己下场，扮演剧中人物。这种与戏剧融合在一起的新文学审美探求，恰恰也是李健吾文艺生活最为生动鲜活也最具创造个性的一面。何以如此认为呢？因为李健吾不仅天性活泼，喜欢戏剧，尤其是喜剧，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戏剧不断引导他体验各种文艺审美，提高了他的文艺鉴赏力。戏剧既是他的审美门槛，也是他的文学起跑线和出发地。他从来都没有把戏剧简单地当作演戏，而是当作理解和展现文学审美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曾说，他最初的独幕剧创作，都是将他自己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放进去，表达了他对自己亲人和周围朋友的感情。后来受新文学思潮和学校教育的影响，视野开阔了，在文学批评和戏剧创作方面，表现更加自觉，写了一系列评论，创作了像《这不过是春天》等一系列剧作。这或许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学现代化出路的某种思考和价值取向。
类似的情况在同一时期的朱光潜身上似乎也发生过。1925年初到英国留学的朱光潜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思考后，于1926年春完成了长文《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6月刊发于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第23卷第11号）。朱光潜的观点是中国文学对照欧洲现代文艺，最缺的是文学批评和戏剧，他认为这两个领域是现代中国未被开垦的领土。李健吾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加以表达，但他在法国时对文学批评的用心，体现在他对福楼拜的研究上，他对戏剧的现代水准的探索，体现在他对莫里哀戏剧的翻译介绍上。可以说，李健吾的这些努力，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一己偏好，而是通过学习、思考和对比所意识到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艺的光明正道和可以行稳致远的康庄大道。在这些审美原则性问题上，李健吾可以说与朱光潜的思考不谋而合。这也使得他们在1933年回国后，成为文学事业上声气相通的朋友。如1936年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李健吾担任编委，而且在创刊号上发表独幕剧《一个未登记的同志》予以支持。1961年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狄德罗的〈谈演员的矛盾〉》，详细地介绍和解读狄德罗的戏剧表演理论，针对的是当时国内戏剧界的全盘斯坦尼化。朱光潜文章援引的狄德罗的中文译文，全部都是李健吾的文字。这种信任感不仅凸显出李健吾的外国文学造诣在朋友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同时也是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出路的相似看法。
在研究李健吾时，不少研究者会思考1930年代的李健吾究竟是归入“京派”，还是“海派”，为此还有所争论。其实应该从李健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思考着眼来梳理他的文艺思想，关注他的创作和批评的特色。他与“京派”人物朱光潜、林徽因等的交往，与具有“海派”特色的一些沪上批评家、作家的交往，主要还是对共同的文艺问题有着近似的思想兴趣而已，并不是在北平时他是“京派”，到上海了，就是“海派”了。另外，就目前对李健吾的研究而言，单单就李健吾与朱光潜的关系，研究就不够充分。这也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所说的，迄今为止，整体上人们对李健吾的认识和研究还是不充分的一个佐证。
文学家间的交情和交锋
在研究李健吾的文学事业过程中，一般都会提及两个人，那就是郑振铎和巴金。郑振铎是最早聘用李健吾为文学教授的人。由此，李健吾开始从北平南下上海，开始了他的19年上海生活。1953年，李健吾在上海人生事业陷于困境时，想调离工作单位，又是郑振铎及时地施以援手，将李健吾调到他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以，李健吾的《忆西谛》一文，不仅仅是一篇怀念郑振铎的文章，还是一篇研究李健吾南下北上的重要文献。它不仅解决了李健吾何以南下上海的问题，也回答了李健吾何以1954年重新回到北京的原因。一句话，没有郑振铎，李健吾不会到上海去发展事业，同样，没有郑振铎，李健吾也不会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度过后半生。
至于巴金与李健吾的关系，是所有李健吾研究中都会关注的。李健吾、巴金之间的大量往来信件以及李健吾自述和巴金的晚年文章《病中》等都涉及两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获悉李健吾病逝后，病卧在床的巴金连写了两篇文章，表达内心的悲痛。这种失去挚友后的悲伤，见证了巴金与李健吾一生的真挚友情。这种友情不是充满江湖气的你好我好的利益输送，而是有原则的文学家之间的深厚交情。
1935年11月，李健吾因为一篇评巴金《激流三部曲》的文章，而与巴金展开笔战。李健吾在评论中认为巴金的小说热情是它的风格，长处是能够吸引人一口气读下去，短处是一不留神，文章便滑过去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巴金对李健吾的反驳则是小说家的用语，“朋友，你坐在书斋里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来，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正面，你一定会张皇失措起来”，“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顾右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驾驶的本领”。在巴金的文字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年少气盛的评论家李健吾留给旁人的自得印象。但争论不是揭人之短，而是思想交锋和碰撞。所以，争论归争论，1936年李健吾的《咀华集》在巴金主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李健吾依然将这篇批评文章放在首篇。巴金也并没有因为李健吾批评自己而加以反对。通过这一论争，或许事后巴金会意识到自己创作上存在的某种不足，而李健吾也会看到自己批评的短板。这种文学论争对批评双方是促进而不是意气之争，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