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电视剧《藏锋》。图源央视网。

8月17日，电视剧《藏锋》登陆CCTV-1黄金档，同步上线腾讯视频。《藏锋》改编自作家吕铮的长篇小说，首发于《中国作家》文学版2020年第10期，2021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后，近期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再版。“谭彦在写稿的时候，总喜欢听着音乐，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触摸到文字的灵魂。”《藏锋》讲述的是一个“字警”的故事。这一次，我们跟随以笔为枪的宣传干警谭彦的脚步，进入了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里。电视剧和小说中既有抽丝剥茧的案件推进，也有琐碎温暖的日常细节。

《藏锋》播出后，吕铮一下子变得好忙了。很多朋友都追剧到一半很兴奋，忍不住要去私信他，后面的情节是什么呀？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正和大家一起从屏幕上同进度追更。最近，新的长篇发表在第八期《人民文学》，杂志社邀请他去直播间给读者签名，分享“当警察小说遇见科幻梦境”，互动时也有人在问《藏锋》的故事。上周六早上，我问吕铮有空聊聊吗，他说恐怕时间不充裕，“不过这会儿正好有时间，我就信口开河吧。”于是，让我们来听吕铮一席谈。

陈泽宇：吕老师好！您的作品序列里，有写经侦的《三叉戟》，写预审的《名提》，《藏锋》选择了“字警”作为主角。和其他类型的警察相比，“字警”应该是观众与读者相对陌生的角色，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群体？

吕铮：泽宇好啊，写《藏锋》的时候，最初想写的还不是“字警”，是特警。2016年那个时候，我构思出了一个大纲，拟的名字是《火线特警》，还入选了次年中国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计划。以往的写作从有了想法到写完，我的完成速度都比较快。但是《火线特警》不同，因为我当时想写一篇真实的特警队的小说，很准备下一番功夫。众所周知啊，大家现在从荧幕上或者文学作品中，对特警队或者说中国特警的形象是不陌生的。可是大家的这种不陌生，恰恰是被文艺作品美化过的，或者说是“非真实”的。我那时更想写出“非虚构”的特警，因为特警实际上的生活并不像许多读者和观众看到的那样，飞天遁地啊，无所不能的。

特警这个群体常被称为“城市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他们必须要绝对忠诚。他们的实际生活可能和别的警种还有所不同，更趋向于军人的状态。特警需要统一调度指挥，艰苦的训练是他们的日常，还有极其枯燥乏味的执勤勤务。相比我曾经从事的经侦岗位来说，特警在灵活性、自由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如。而且特警没有执法权，不能凭着个体的智慧去侦查办案，也很难通过破案获得个人的荣誉。所以呢，我很想怎么能通过文学作品，来把真实的特警呈现给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这就有了当时关于《火线特警》的构思。

为什么经过了四年，我都没有把这部作品写出来呢？那几年里，我陆续写下《三叉戟》《无所遁形》《谜探》几部小说，同时也一直在反思，怎么样能把特警这篇儿写得有所不同，不让它呈现得太简单。有一天，我突然就受到一句话的启发，“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话听着可能糙，但让我想到，所谓的“文人”和“武夫”之间，无论是鸡同鸭讲还是对牛弹琴，应该有着很多“化学反应”。以往有老警察跟我说过，警察分两种，办案的和不办案的。我觉得这挺有意思，能不能让一个不办案的人进入到一个办案的故事里，让没办过案的“字警”和没有权限办案的特警发生一些联系？

这么慢慢想下去，我就形成了一个思路，要反着写一部《亮剑》。《亮剑》是军人明知不敌也要把剑亮出去，体现“中国军魂”。但是警察呢？警察如果要独当一面，就必须在制服犯罪嫌疑人前避其锋芒、藏而不露，才能一招制敌。这就是“藏锋”。经过了几年想法上的磨砺与抉择之后吧，我就形成了目前所呈现出的这个思路。

《藏锋》首发《中国作家》文学版2020年第10期。

陈泽宇：听说您曾经深度走访了特警队，做了“体验生活”的功课？有没有哪个真实的细节或场景，是您一定要写进书里、也想通过剧集让观众看到的？

吕铮：细节都在书里了。但我想说，有时候“体验”出来的生活是伪命题，对于写作来说，不完全是走进警营同吃同住就可以的。我本人也是警察，所以特别清楚如果只是简单的“采风”，去特警队训练场看他们怎么射击、翻板障、过独木桥，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包括开会听一群警察中的精英讲如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也可能是表面化的“走马观花”。真正有效的，还是要进入人的内心，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的困境、疑惑、矛盾和彷徨。了解他们是如何自救又如何自处的，这才是采访的价值所在。

有一次我就发现，安排给我的采访对象没有对我而言的采访价值（可能对于别人是有的），但是他身上很有故事。一边听他讲，我一边跟他聊我自己的经历，过了一会儿，他也“绷不住了”。他说，其实啊现在这帮年轻孩子们干的好多事儿，和他原来的经历也相仿。他带我去到了他家里，一进门我就震惊了。他家有一个小门厅，门厅的展示柜上都是他获的奖章、奖状、奖杯，这是一个“扫地僧”啊。后来，我通过跟他聊天，勾勒出了一个新的故事。我将其暂定名“虎鲸计划”，可能是未来两年我会写的一部作品。我想说的是，这才是体验：体验是“随风潜入夜”，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不是小孩儿打醋，直来直去的。

无论是写“字警”“特警”还是别的警种，我觉得走进他们的内心，通过他们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生活，并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一个作家真正应该做的。

（左）初版《藏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右）新版《藏锋》，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6年4月。

陈泽宇：小说《藏锋》的定名几易其稿，最早叫《火线特警》，后来叫《荣誉》，最后才定为《藏锋》。这三个名字背后，折射出您对这个故事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吕铮：哇塞，你太了解我了，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哎，这段时间我也接受了七八个采访吧，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泽宇你说这一点。

最早叫《火线特警》，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想写出不同以往的真实的特警故事，但是这远远满足不了我想写小说的目标。后来呢，改名叫《荣誉》，就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了，那个时候的主人公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字警”谭彦。

谭彦每天嘴上挂着的都是理想，什么荣誉、职责、使命，但是呢，他已经有了16年的警界生涯，慢慢对总挂在嘴上的东西有所淡化，所谓的中年危机就是人需要进入到重新面对生活的阶段。对于谭彦而言，就是“我”到底该如何在职场里边升职，获得同僚们的认可和尊重，怎么面对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他慢慢趋于实际的时候，之前每天说的那些话就会淡化。小说中谭彦去了特警队后，意外地获得了一个“虚假的荣誉”，如果要自己戳破这个泡沫，可能面对的是一切尽失。应该如何选择？所以，作品的主题就是“荣誉”了。但我又觉得这样有点过“大”，有点沉重。虽然有了“大”的智慧，但是缺少文学作品应有的润物细无声一般的灵巧。

再后来就是《藏锋》，把“荣誉”的主题画在这一个糖壳里，这样让别人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人和人之间插科打诨啊，起承转合。我试图通过案件来把读者带进人物的内心，再通过人物内心的挣扎让大家看到严肃的主题，这个就是小说题名的三段变化。

陈泽宇：谭彦这个角色留给人的印象蛮深刻。回看您的小说，许多人物都穿插在不同的作品里，看到林楠、小吕、那海涛、“老三位”这些名字，我就像看到了老朋友一样，但印象里谭彦被使用的并不多。《警校风云》到《藏锋》，时隔多年再次启用谭彦，您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等”十五年的？

吕铮：这个问题也特别好。我2006年创作《警校风云》之后，实际上一直在让人物从警察学校里走出来，成为各个单行本小说的主人公。比如像你说的，经侦就是林楠，预审就是那海涛，刑警就是章鹏，《三叉戟》里边“老三位”身边会出现小吕，形成了我自己的一种人物关系的架构。我努力想做到每本小说彼此关联，各自相对松散同时又有较为整体关联性的警察故事世界。

谭彦这个人呢，在《警校风云》里边就是一个文绉绉的人，我一直想写他的单行故事，总找不到机会。因为一方面要将“字警”的故事写好，一方面要能够体现出案件与“人”的和合，确实需要在有距离的二者之间找到某种合理的创作逻辑。当然，他之前也会出现，比如《无所遁形》里的主人公黎勇，总会征求身边一个“狗头军师”的意见，那个人就是谭彦。就有点像电影版“蜘蛛侠”彼得·帕克的朋友‌内德。从2019年写《无所遁形》，谭彦作为政工干部出现在局长身边，去当讲话稿的撰写者和局长秘书的时候，我就想这小子该出头了。于是在经历了《火线特警》到《荣誉》再到《藏锋》的创作与修改后，谭彦这个角色就正式出山了。

截至8月23日，《藏锋》位列腾讯视频“悬疑剧榜”第一名。图源腾讯视频。

陈泽宇：您觉得《藏锋》的影视改编如何？

吕铮：和《三叉戟》不同的是，《藏锋》这部影视剧我没有做编剧。整个改编过程中，我也没有任何的参与，现在电视剧正在播出，我也是跟着广大的观众在一起追更。《藏锋》的小说和影视剧实际上有很大不同的，因为现在我通过追剧也才看到了第10集左右，应该说除了保持基本的人物关系之外，改动已经非常大了。比如说，谭彦在小说中的性格是“绵中针”，他并不是那种非常窝窝囊囊的政工干部，在局里是有权威的，可以说他是拿着笔的“嗷嗷叫”的队伍中的一员。而廖不凡（小说中名廖樊）呢，是拿枪的“嗷嗷叫”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两个人虽然一个是所谓的“秀才”，一个是所谓的“兵”，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长项和本领。相比较而言，我会觉得小说比剧集更加锐利，锐度更高，对“人”的困境等方面的展示，小说更加趋近于现实。

陈泽宇：这个比喻很有意思，也让我想到另一个比喻。如果说文学是影视的“母本”，改编是要戳破看似很薄那层的“窗户纸”，在您看来，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关键是什么？

吕铮：我一直在创作中特别坚定地认为，写“人”永远比写事儿重要。只写破案，是浮皮潦草的表面功夫，关键就是得通过“案”带出“人”。

还是用《三叉戟》举个例子，改编的思路是先保留人和人物关系，然后再转到案件。所以好多的观众读者都说，一看见“老三位”在一块儿，他们就爱看。我觉得这就是人物的魅力。捅破成功改编的那层“窗户纸”，要经历过千山万水，特别认真地从原作里边把精华筛出来，这绝对是沙里淘金的过程，非常的不容易。既往我和编剧合作的时候，我理想中的合作编剧能在某些方面和我不同，我们可以共同去探讨出新的方向，两者取长补短，他来负责“天马行空”，我来负责“贴地飞行”。他的想象如果有脱离现实的地方，我就帮他往下拽，提供具有警察质感的细节作为补充，提供“子弹”嘛。这样才能形成最终的1+1＞1，我们力争1+1＞1.5。

《藏锋》影视剧里的谭彦、廖不凡、刘浪、楚冬阳、小吕等人物，都有些颠覆性的改编。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剧版里每当段奕宏老师（饰谭彦）和张国强老师（饰赵国华）在一块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好玩儿，因为他们除了表演之外，对手戏也是取材于真实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趋近于“真实”，才能让观众和读者同频共振。这里也不妨告诉大家，小说里除了老赵和谭彦之外，还有一个老庞。大家看到三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会有另一番的体味啊。

警察吕铮&作家吕铮。吕铮，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理事，出版有《三叉戟》《打击队》《名提》《藏锋》《猎狐行动》等长篇小说，曾获2023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优秀奖、燧石文学奖、石峁文学奖、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一等奖、第29届华鼎奖最佳编剧提名、第27届白玉兰奖最佳编剧提名等。2022年获得第七届“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

陈泽宇：一定程度上，您的工作也带有“字警”的成分，写《藏锋》人物时，您觉得谭彦身上有您的影子吗？警察和作家身份之间，您有没有觉得哪些时刻互相拉扯又互相成全？

吕铮：当然呀！小说的开头我就写到，大意是“字警”在警察这个纪律部队的群体里，也不免是一个小众的人物。同时，谭彦在小说里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也在《当代》《十月》发表过文章。哎，所以我有的时候写谭彦去写稿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去写小说的感觉。比如他听着音乐写作，写到特别矛盾冲突的部分，就希望有激荡的音乐在耳旁辅助，这是非常正常的。所有的艺术虚构应该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得找着自己的那个根基，才能让别人觉得可感可信。

我觉得不光是警察和作家，有好多的身份都是需要平衡的。我刚刚从警时，从一个社会中的普通人到警察职业身份时就体验到许多“拉扯”。抓获嫌疑人时，情与法之间的抉择，怎么既将他绳之以法，让他受到惩处的同时又保持着人性和有温度的这种关怀？比如我跟我的同事在春节时摸到嫌疑人家门口，看着他在屋里那个其乐融融，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等他吃完团圆饭离开的时候，保证将其抓获的同时不惊扰他的父母亲戚？类似这样的情况，我觉得都是在做警察和一个普通人之间的“平衡”。作家和警察之间也是，尤其是刚开始阶段，时间上的冲突，要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从事写作，但是慢慢的经过自己的修炼就能达成了一种平衡。警察这个身份让我能看到这个世界上更多的悲欢离合，在办案中屡屡勘破人的一生，从高空坠落到谷底。那作家这个身份呢，可以让我坐在“富矿”上，把自己采集到的这些故事披沙拣金，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也是一种“平衡”。

陈泽宇：2024年始，中国作家网创设了“我的‘关键之书’”栏目，不定期邀请文学人谈谈属于自己的“关键之书”——或是人生经验里难以回避的一本著作，也可以是写作道路上饱受震撼的一部私藏。您的“关键之书”是什么？

吕铮：得是很多年前，我读的一本书叫《无悔追踪》，作者是我上一辈的公安作家张策老师。我读的是《无悔追踪》的早期版本，那个时候我刚到北京市公安局当警察，就听说有一个叫张策的人在北京市局特别有名。他当时既是北京市局的一名领导干部，也是全国著名的公安作家，我就读了他的《无悔追踪》。就是从这本书开始，我彻底脱离了写作“警察故事”的刻板印象，他完全把警察当成一个“人”，也放置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讨。我觉得这本书使我懂了什么叫既能写警察又能写文学。同时，张策老师也是“公安文学”的倡导者，是我的领路人。

陈泽宇：《藏锋》正火，朋友们都在观看，接下来您还有哪些作品将会上映？请给我们透露一下啊。

吕铮：我现在也不知道啊。《大风暴》《打击队》《双刃剑》《名提》都在影视化，包括《无所遁形》也有做电影的计划，我也在想哪部作品会先上映。但是呢，我可以向大家推荐我近期刚刚从《人民文学》发表的长篇《梦探》，今年9月中旬也会上市单行本。这是我的一部转型之作，是一个以警察为主视角同时带有科幻色彩的故事。我认为也是我创作至今的最好的小说，敬请大家期待。

吕铮新作发表于《人民文学》2026年第8期。当期杂志卷首语里大幅介绍了《梦探》：“‘科幻’地进入梦境破案，如此规模，吕铮没写过，当下的侦探小说似也未曾有过。在这个意义上，‘梦探’也是文学中少见的‘新警察’形象。”

（本文经受访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