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最终花落张锐锋《古灵魂》、艾平《天生草原》、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傅菲《人间珍贵》和彭程《有所思》。以获奖及提名的作品为缩影，新时代散文在创作理念、思想内蕴与表现技法上均实现了多维度的突破，其题材之广、思虑之深、笔墨之厚，共同标识出新时代散文的审美高度。

某种意义上，可以用“大”“真”“诚”来概括新时代散文的艺术成就。“大”指向广度：散文家审美襟怀之宏阔、思辨疆域之辽远与精神包容之豁达，使散文挣脱“小我”窠臼，不再沉溺于个人悲欢的轻吟浅唱，而是将关切的目光投向时代变迁、历史纵深与民族命运，在天地万物的交感中呈现出磅礴气象；“真”指向深度：对生命本相与社会肌理的直视，不避凡俗，不饰锋芒，散文不再满足于即景生情的抒情趣味，而是更有意识地追求思想的深刻性与精神的崇高性，以沉实有力的笔触直抵被遮蔽的生活真相；“诚”指向厚度：散文家以赤子之心直面人间悲欢，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共通的生存诘问，散文叙事由此日益注重现实感、史诗感与在地化表达，摒弃矫揉浮泛的文风，转而倡扬深沉刚健的文学品格。三者互渗共生，使新时代散文既有了大地的重量，亦有了星空的澄明，真正激活了散文这一古老文体的当代活力，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的融通与升华。

获奖及提名作品的题材取向大致可归为四类：其一，非虚构类作品，如《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等，以田野调查般的实证精神呈现人间百态，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担当；其二，历史文化题材，如《古灵魂》《千年弦歌》等，于历史的纵深中打捞文明的印记与精神的脉络；其三，乡土生态题材，如《天生草原》《人间珍贵》《故乡慢慢明亮》，以大地为纸、风物为墨，书写乡土的根脉与生态的觉醒；其四，思辨性写作，以《有所思》为代表，包容万象，融通古今，在思想的疆域中驰骋纵横。四类题材虽取向各异，却共同指向了新时代散文在广度上的不懈开拓——从个体的心灵微光到浩瀚的历史星河，从眼前的草木枯荣到文明的兴替沉浮，散文的触角已伸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与精神的每一重维度，其开放与自由，已然抵达前所未有的境界。

广大而幽微：散文写作的广度延展

大散文、跨文体写作、非虚构写作、新大众文艺等文学思潮的兴起，共同推动了散文边界的拓展与审美精神的重塑——大散文以宏阔气度打破传统题材藩篱，跨文体写作以文体互渗消解形式与技法的壁垒，非虚构写作以“在场”与“求真”强化介入现实的能力，新大众文艺则以创作主体的下沉与扩容，使散文真正回归对广阔社会现实的深沉观照。多重力量交汇之下，散文得以像小说那样承载复杂的社会经验，像非虚构那样直面生活的本真状态，充分回应了时代的审美需求。

新时代散文不再局囿于狭隘的个人天地，题材范畴空前拓展，审美襟怀趋于宏阔张扬，开始同小说一样关注外部世界，注重思考和回应时代、社会、历史、生命等重大命题，从“小我”走向“大我”乃至“无我”，完成了境界的跃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这四重关系，构成新时代散文真实面对并深刻回应的基本命题，而散文家正是以个体经验为起点，在多重关系的交织与开掘中，抵达了更为辽远的精神旷野。

散文广度的突围，还表现在创作理念与手法的自由与开放上。散文经历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再到“为谁写”的逻辑重心转移，跨文体写作与非虚构写作已成为散文创作的普遍现象。散文对现代小说的创作理念与手法已驾轻就熟，有时从局部文本甚至难以辨认其文体归属——这恰恰证明，散文已同小说、诗歌一样，成为一种兼具高度开放性、自由度与现代性审美的成熟文体，极大地开拓和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力。散文由此获得了更为从容的叙事节奏、更为复杂的人物刻画、更为开阔的结构能力，以更加自由的方式承载时代赋予的书写使命。

艾平的《天生草原》是当代散文草原写作的一部开拓性作品——它既是一部地方志式的草原生命史诗，也是生态散文的重要代表作。与既往草原书写不同，艾平首次以散文的审美视角重新诠释草原精神与文化，在生态日益成为“国之大者”的时代语境下，呈现出草原的博大、温柔与刚毅。她的审美姿态复杂而独特：一方面葆有草原原始的情感基因，以温润笔触追忆往事、讲述游牧文明；另一方面又立足当代，以理性目光审视草原生态环境的变迁——这种情感与理性并重的双重视角，赋予作品既热爱又忧虑、既追怀又反思的深沉底色。在写作上，艾平以坚韧而柔和的叙述，让草原风物皆获生命寓意，叙事如河流般自由舒展，如民歌般起伏错落。她将草原视为一个持续生长的生命宇宙，万物相互包容、彼此关联，在生长与死亡的交替中演绎着草原的活力与丰饶，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众生万物的怜惜、尊重与深爱——这恰是当代社会日渐稀缺的情感质地。由此，《天生草原》不仅拓展了草原写作的题材边界，更在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精神底色上，赋予草原书写以视野的广度、哲学的深度与思想的高度。

傅菲的《人间珍贵》是地方写作的典范之作。他以一方水土为原点，在有限的地理版图内开掘出宏阔的审美世界，以“小地方”抵达“大境界”，赋予了地方写作以史诗般的品格与气象。傅菲多年扎根赣南大地，将乡村内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精神原乡。他的散文是典型的“大地叙事”“土地颂歌”——作者对大地、乡村与小人物怀有深沉的挚爱与悲悯，每一寸土地上的草木荣枯、人事代谢，在他笔下都获得了庄重的文学赋形。人与土地的血脉联结、人与时代的命运交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隔阂，在书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人间珍贵》因此堪称大地之书、生命之书、人生之书。

杨献平的《故乡慢慢明亮》将目光投向太行山褶皱深处的故乡，以近三十年的持续书写，构建起独属于他自己的“南太行文学地理”。在《故乡慢慢明亮》中，他凭借个人亲历与社会调查交织的写作方式，将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山区乡野，书写成一处承载着时代变迁与个体命运的文学疆域。杨献平的写作带有一种“和解”的意味——他以温润、宽厚、悲悯的情感基调，重新审视故乡的苦难、困顿与美好，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寻找心灵的安放，在渐行渐远的故土与不断靠近的精神家园之间完成“明亮”的抵达。这部作品以一方水土为原点，完成了对故乡深情的凝视与理性的超越

深刻而崇高：散文写作的深度拓掘

新时代散文已具备了足以与小说相抗衡的文体表现力——它不仅追求表现手法的创新，更追求审美的高度与思想的深度，彰显出介入现实、回应时代的文体自觉。在“历史化”的创作浪潮中，张锐锋的《古灵魂》堪称代表性作品，试图实施一场雄心勃勃的文学“招魂”。王德威曾言，“招魂”是当代作家写作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母题。这一母题在散文创作中，主要表现为一种历史化的主题叙事——“招魂”被用以阐释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深意与新意。而在有关“招魂”的历史书写中，个人与政治始终构成一种相互缠绕的复杂关联。“情”与“志”构成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一组核心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拓展了“诗言志”的审美维度。“情”“志”“灵魂”三者彼此区别又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种带有精神原型意味的审美隐喻：个人内在的情感与怀抱，升腾而表露为“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社会公众意志——情与志的交融，正是“灵魂”最为真实的诠释与注脚。

张锐锋以现代性的时空想象打破历史与当下的壁垒，穿梭于纷繁史实之中，过滤冗余，提炼出精练而富有张力的精神脉络。全书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策略，化身王侯将相、市井百姓，数百位历史人物由此褪去典籍的扁平符号，重塑丰满血肉——其欲望、挣扎与抉择，在纸页间获得真切可感的“情”之呈现。《古灵魂》并未止于此，古人与古人的对话升华为古人与今人的精神共振，个体命运与历史进程紧密交织，“情”与“志”的交融最终抵达“灵魂”的哲学境界。在这幅气象万千的人文画卷中，历史、文学与哲学水乳交融，作品兼具思想深度与审美价值，既昭示大历史写作在散文中的可能，更以深邃的人文关怀回应“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的永恒诘问。

谢宗玉的《千年弦歌》以岳麓山为轴心，梳理儒释道三家思想合流，勾勒历代文人风骨与人文胜迹，铸就一部流动的湖湘文化史诗。作者以“史笔写诗心”的笔法，于史学考据与文学想象之间寻求平衡，将史料典故化为个人化的精神勘探，执意探寻“史笔未及处”，以文学之光烛照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情。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名字——从陶侃、杜甫到王夫之、曾国藩，从鲜为人知的书院山长到被标签遮蔽的“流离诗圣”——在作者笔下重获光泽。这种为历史“招魂”的写作，与张锐锋的《古灵魂》，皆致力于在古今对话中唤醒沉睡的精神遗存。

彭程的《有所思》代表着当代散文本真性审美的回归。其写作从现实人生的“此地”出发，以直面和感悟的方式走向包罗万象的浩瀚世界——“眼前山河，书中乾坤，互相映照，彼此印证，格外能够激荡心灵”，这种天地人心的碰撞与渗融，恰是本真性伦理在文学实践中的生动体现。查尔斯·泰勒曾指出，现代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便是人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聆听内心声音、忠实于自我，本真性理想并非自我沉溺，而是在与世界深度对话中确认自我、实现自我。庄子在《逍遥游》中追求的“无所待而游无穷”，则指向超越外物羁绊、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自由境界。泰勒与庄子，一西一中，皆主张不执于己、不滞于物，在敞开对话与精神遨游中抵达生命的澄明。在人世苦恼与自我迷失愈显突出的今天，《有所思》所提供的与自我、与世界相处的审美哲学，便显得尤为珍贵。

沉潜而厚重：散文写作的厚度积淀

散文的厚重，在于将写作的根须深深扎进生活的底层与社会的肌理之中。新时代散文的触角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与更幽微的生命处境延伸——这种延伸不仅是广度的开掘，更是厚度的累积。散文家真正走进那些被主流叙事遗忘的角落，直面那些在时代洪流中无声挣扎的人群，使文学不再是旁观者的采风，而是沉入生活深处的扎根。这种厚度的获得，与“新大众文艺”浪潮中创作主体下沉、文学视阈下移的趋势形成深刻呼应。

散文由此成为新大众文艺“在场写作”的重要文体——散文不再是书斋中闲适雅致的小品，而是记录时代变迁、映照人民真实生活的厚重文本。新大众文艺让被历史烟尘遮蔽的“沉默的大多数”重新进入文学视野，也推动写作者走出书斋，将目光投向更为广袤的社会现场。写作者以真实的观察和切身的体验为素材，深入大众生活一线，将笔触抵达那些真正有分量的生命经验。这种沉入大地深处的书写姿态，使散文获得了“粘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质感，也让散文写作从案头清供真正转变为介入社会、直面现实、回应时代的文学行动。

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正是这一取向的典范之作。在完成了笔锋向内的家族书写《当父亲把我忘记》之后，她将目光从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转向整个“临终医院”——那里的每一位病人、家属、医生与护工，都成为她笔下鲜活的个体。从一个人的困境到一群人的处境，从一家人的挣扎到全社会的追问，作品实现了从“我”到“我们”的视域拓展，完成了从一己关怀到普遍博爱的境界升华。全书以零距离沉浸式的冷静笔触，通过一件件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细节，纤毫毕现地记录失能老人走向生命终点的艰难历程，在微观空间中刻画出芸芸众生的真实命运，将个体经验升华为对生命尊严的普遍观照。作品平实流畅，以真切扎实的日常点滴铺陈叙事，彻底打破了散文浮泛的抒情风格，以非虚构的真实质感刺穿华而不实的修辞帷幔，令人直面社会现实问题，引发对老龄化时代特殊群体的深刻反思。

黄灯的《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揭示出一个时代、一个群体的生活真相。“二本学生”这一被主流叙事长期遮蔽的庞大群体，在她的笔下第一次获得了相对完整的呈现。“家访”与“二本学生”作为标签，恰恰体现出她真实、客观、深刻的写作态度——她敢于直面这个标签及其背后年轻人真实的困境与挣扎。这种写作本身，便构成对散文的一种“叛逆”：当散文惯于向内开掘、抒发个人情致时，黄灯选择向外走，耗时五年深入二十多个学生的原生家庭。她坚持抵达现场，坚信进入学生成长的具体境遇，才能获得真正有分量的书写。正是这种“必须抵达”的执念，使她的文字更倾向于现实场景的真实记录，刻意回避散文擅长的主观抒情。黄灯始终选择与年轻人站在一起，直面就业、教育公平、阶层流动等社会普遍关切的话题，将个体叙事嵌入时代背景之中，极大拓展了散文介入社会、反映现实的能量与边界。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的获奖与提名作品，在呈现新时代散文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散文写作本体问题的深层思考。跨文体写作已成普遍现象，散文与小说、非虚构等文体的边界日趋模糊——这种交融无疑拓展了散文的表现力，却也带来了文体特征消弭的隐忧。文体作为写作体裁的基本边界规定，似乎仍旧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何在保持文体活力的前提下，为“虚构”设定必要的边界，以维护文学写作的真实伦理与文体自觉，或许是亟待厘清的关键问题。虚构与想象本质上源于不同的创作机制：想象是对生活素材的提炼与重组，而虚构则涉及事实层面的人为创制，二者在不同文体中的运用尺度与伦理要求显然应当有所区分。此外，在AI写作与模式化生产渐成趋势的今天，散文语言——这一承载着写作者独特生命体验与审美个性的核心要素——如何保持其凝练、优美与不可替代的质感，同样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在建构散文理论与推动实践创新的进程中，如何理解“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如何在不失文体本色的前提下开拓新的审美疆域，将作为散文创作与研究持续深入的时代命题，有待我们不断追问与回应。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文章学’传统与百年中国散文发展研究”( 24＆ZD236) 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