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代人迁居奔波的轨迹，构成了《江南植物》的叙事背景，也形成了故事情节的生长脉络。通篇观之，小说中人物的身心常常处于动荡不定之状态，或是正在搬迁，或是因牵挂他乡之亲人而在思谋着搬迁，由此所形成的多时空交织的叙事艺术，便与先锋技法全然无关，而是奠基于现实主义底色、根植于当代社会沃土的现代性真实写照。“现代性”，在马歇尔·伯曼看来，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时间与空间，正是当代人感知现代性嬗变的重要维度，其在社会关系中显现为吉登斯所谓的“脱域”，包括时间与空间由一体化状态转为分离与伸延。《江南植物》中孙田树一家老小在江浙一带的腾挪迁徙，是“脱域”浪潮下个体以亲情伦理为枢纽的反向回归。

在以城镇为背景的跨域流动书写已成当代文学主流的时代语境中，苏宁别出机杼，在人与城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叙事创新。以往的一些城镇题材小说往往将背井离乡叙事局限于青年一代，而将老一辈塑造成安土重迁观念的代言人，城乡矛盾直接显形为代际冲突。在《江南植物》中，或许由于故事发生在江浙沪等先发地区的独生子女家庭，小说中写一家三代都积极拥抱并接纳了辗转多地的生活现状。田树夫妇各自借升学就业完成了跃出苏北的人生理想，后来为了解决异地问题又相继前往杭州求职定居。田树的父母在儿子去世后亦主动提出不宜让儿媳谨之回苏北家乡工作，小城市“工作机会又少又卷”，还“大差不差是劳务派遣，不稳当”，为了更好地照顾谨之母子俩，他们决定“告老‘去’乡”，同去杭州租房。而田树夫妇的儿子小田田更是从小习惯了奔波的日子：当父母两地分居忙于工作时，他由爷爷奶奶带回宿迁抚养，直至父母在杭州定居时他才前去插班读一年级，后来父亲田树生病住院，他又转回宿迁上学，周末时则由爷爷奶奶带过来陪伴父母，这样如是往返了两年多之后父亲逝世，小田田才重新前往杭州与母亲定居。

除了角色设计上的巧思之外，《江南植物》不局限于大都市与小城镇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两省五城间搭建了一个兼具阶梯式与并列式的空间格局，这其中既包括苏南富庶之地对苏北城市宿迁和淮安的人才虹吸效应，又有杭州与苏州在经济文化上的各有千秋。这样复杂多元的城镇格局，直接体现在田树的毕业求职意向上，他“内心的梦中情‘市’有三座，苏州、上海、杭州”。后来当谨之从南京考到杭州时，虽然其地理距离出乎全家人之意外，但亦在情理之中，田树便毫不犹豫地追随其后，结束了二人多年的异地生活。无独有偶，小说中宕开一笔的细节——田树夫妇在杭州买的二手房，其“前任主人也是一对年轻夫妇，住了几年，有一对小儿女，为了小儿女上学去了外埠”，也隐约浮现出另一座城市的繁华之影，以及另一段相似的移居轨迹，其中折射出的正是“城镇中国”对“乡土中国”的观念颠覆。

“树挪死，人挪活。”祖传的生存智慧在《江南植物》中被辩证地予以重构。田树一家三代的迁居轨迹，表面上显然是照应了腾挪多变的人生哲学。这种权变不仅体现在田家老小对背井离乡的宽容与顺应上，更深层地反映于他们对家中变故的接纳上。就在年轻夫妇于杭州安定后不久，畅想着“小家里的三个人能天天待在一起了”的时候，田树被检查出患有不治之症。这样的重大变故，在作家苏宁淡如水的叙述中，似乎是被田家的“淡人”们坦然接受了的：看护过程中没有家长里短的争吵，送葬仪式上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及至处理完后事、商量谨之母子的定居问题时，双方父母也是和和气气、彼此理解、成全对方，以谨之母子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最终以“要动我们动”作结。乍看之下，一切都如此平滑，从以封建家长制为代表的乡土伦理，到以核心小家庭为中心的城市文明，这其中的话语权让渡与利益再分配转换得无比顺畅，“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然而平滑仅是表面，盖因苏宁有意建构的叙事距离淡化了人物的情感外露痕迹，实际上在平静的海面之下是暗流涌动的深沉哀伤，那是城市化浪潮所无法冲刷的乡土伦理根基，是羁绊并联结原子化个体的情感网络。谨之的丧夫悲痛“仍是洪水盖顶般的窒息”，是儿子小田田的存在如同救生圈的“反向的力支着她浮上来”，而公公婆婆去杭州租房也是为了在切近处予以照应，“多个人在谨之眼前，打打岔”，淡淡的语调下是浓得化不开的亲情。在此之前的另一套解决方案，是希望谨之回苏北工作，“毕竟小城是熟人社会，照应方便”，“咱俩家也近”。这两种方案分别暗示了城市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抉择困境：选择定居杭州等大城市，需要老一辈背井离乡，依靠亲情对抗大城市漂泊的孤独与低落；选择留在苏北等小城镇，则需要面对熟人社会也无法弥补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多方面的落差。这也意味着，“脱域”虽是“城镇中国”的社会现状，却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之间存在着罅隙，而解决路径仍有赖于数千年积淀的乡土族群伦理。

明知世事如烟，却依旧渴望在变局中寻求常量，这是人类文明应对不确定性时的执着努力。以此观之，《江南植物》在“变”的叙事表面之下是深厚的“常”文化，是角色为人处世的思想底色。当病重的田树如愿回家小住之后，田母想送他回医院，谨之说：“妈妈，他难受，不要让他动了，就让他躺躺，不动了，等他想去医院再去。”田母不依，坚持送田树回医院，结果抵达后片刻他就去世了，谨之懊悔：“不该把他从家里又送来医院，上楼、下楼，上车、下车，一动他就会疼，也受不了累。”后来谨之发了一条小红书：“田树你这是半途而返呢……或者，是我不该考来杭州，就在南京老老实实地待着，或者跟你去苏州。”——在不测风云面前，人们还是会习惯性地向常理寻求解释，而谨之所得出的结论就是隐约对过往漂泊劳顿的生活姿态产生了疑虑，安稳成了她此时最大的期盼。为此她打消了再搬回家乡小城的意愿（“再挪一步的力气我真的没有了”），哪怕余生都在背井离乡，但谁又能说有老小亲人在身旁的“此心安处”就不是当代人的家乡？

正是在生活哲学的维度上，“树”与“人”、“静”与“动”不存在价值高低位，而是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草木并非无情，它们是与人类共悲欢的情感载体。在“江南植物”的标题照应下，苏宁在小说中植入了不少关于植物的隐喻，最直观的莫过于田树其人其作。“孙田树”，孙为父姓，田为母姓，而名字则与植物直接相关。在他去世后，其母亲为了安慰孙子小田田，编织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爸爸会十二变，“土、水、光、风、空气、云、雨、雪、霜、雷、电”，而最后一样，“应是变成了一棵树木吧”。在虚实交融的信仰叙事中，人离世后会化归自然，以天地万物的形式给在世者留下无限的情感念想和精神支撑。或许能让老一辈放下家长权威的，是看到“眼前的小人儿，是儿子生命力里实实在在发出的小芽”，意识到只有未完成的未来才是希望之所在。人类总是擅长回顾过去，以重写历史的方式掌握未来的话语权，因此见证并承载了更多历史的长者也会在传统伦理秩序中居于更高地位；而草木是谢陈代新、直面未来的，在一岁一枯荣中将更多的营养、更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且不惜以自己退出世间为代价。在这一点上，草木有值得人类借鉴的精神特质。

小说中的植物隐喻还体现在，田树尤爱江南花草，为此他耗时多年制作了一套三年日历，其中每一页都附有一种“江南应节应时的花草”，三年共计一千多种，可谓工程浩大。然而由于项目拖延赶不及上市，此成果只留下如同孤本般的两个样品，他将一本送给了“我”。——这也是故事的开端。故事的结尾则相当巧妙地停留在另一本出现之时，它恰是小田田被选中成为图书馆幸运读者后收到的奖品。拿到这本日历时，田树已不在人世，他自2020年初患病住院至2022年底逝世，恰好横跨了日历所记载的这三年。这个叙事闭环的深刻之处在于，在日历所显示的2020至2022年间，不只田树一家在经历着重大变故，全国乃至全世界也都同样在应对一场严峻挑战，在它面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命运共同体之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

日历上的花草应时而枯荣，田树一家的生活看似平滑地延续，过往厚重的三年如同日历一般被小田田稚嫩的手轻轻揭过。苏宁凝神讲述田树一家的故事，借由叙事的留白让读者的目光完全聚拢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上。或许，《江南植物》最终指向的正是一种适用于个体的生活哲学——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中，与其给出一种关于静或动的终极答案，不如提供一份如溪水般悄然漱石流淌的微观经验。安放个体灵肉的时空无时无刻不在流动，至情的力量却何以能够恒久不腐——个中甘苦与信念在作者静水流深的叙述中隐现，给读者留下掩卷深思的遐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