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谈波是大连的作家，“60后”，文学创作30余年，一向疏离文坛，默默笔耕。21世纪初他曾逡巡于互联网文学论坛，获得一片赞誉，不久绝尘而去，偏居东北一隅，安静地经营自己的小说王国。文学圈内的很多人都知道东北有个谈波，小说写得好，但由于谈波性格内敛，不善交际和营销，加之其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各异，不易归类，充满了实验性的特征，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种种原因让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谈波经历了漫长的创作岁月，但其小说的产量很低，目前只出版了三部短篇小说集《一定要给你个惊喜》（2016）、《捉住那只发情的猫》（2022），以及《大胆使用了绿色》（2023年出版，在《一定要给你个惊喜》的基础上增补了10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海边列车》，首发于《当代》2025年第2期。其作品虽然数量少，但形式独特，情感丰沛，饱含东北特色，又极具个人风格。那些被广泛关注的书写东北的作家，其作品多与东北的历史和文化相关，比如“东北作家群”书写沦陷时期的东北，1980年代的金河和邓刚等人书写改革年代的东北，高满堂书写闯关东时代的东北，“铁西三剑客”和李铁等人书写后改革时代的东北。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读者可以还原出近代以来东北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国文学有着悠久而强韧的史传传统，加之近代以来的东北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东北的历史对于读者来说，不仅具有地方性，也具有普遍性，东北文学的价值和魅力与历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东北独特的历史进程，始终聚拢着东北文艺的发展方向，构成其最独特的气韵和精神”（1）。可以说，历史的因素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这些作家的受关注度、影响力和文学史地位。当下书写东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包括迟子建、孙惠芬和老藤等，他们或是书写古老而神秘的萨满文化，或是呈现辽南世界的伦理风俗，或是勾勒儒家传统在东北的传承轨迹，呈现了东北地域文化的神秘性、丰富性与特殊性。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他们的创作拓展了东北文化在乡土文学中的展示空间，延展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书写半径，成为中国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可以说，历史和文化是东北文学重要的标记。但同是书写东北，谈波的小说和历史、文化的关系不大，他专注于表现人。1990年代国企转制、工人下岗等这些历史事件在其小说中也多有呈现，但都只是作为背景出现，这些背景不影响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运。谈波的小说不是靠历史和文化支撑的，他专注于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开掘和叙事方法的探索，表现人物玄妙幽微的情感变化、热烈或憨直的真情涌动。谈波的小说能抽离东北的历史和文化，直指人心，表现东北人的情感方式与性格特征，成为东北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谈波一度热衷于小说的艺术实验，其早期的小说很多篇幅短小，笔法洗练，如刀刻斧凿，像速写，像剪影。他如一个东北城市中的漫游者，游弋于东北的机关与工厂，市井与江湖，用简省的文字呈现东北城市台面上和角落里的众生相。他的这些小说表现出隐约的灰暗色调，透露出命运的不可控和人生的悲凉感。从谈波的极简主义风格和他对小人物危机四伏生活的表现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卡佛对他的影响。谈波善于用简短的文字勾勒一个生活的片段，甚至只是一个场景，省略故事的铺垫和对情节必要的交代，叙事者远离事件，只静观，不表露态度，好像拍摄故事片时只保留原始的素材，不进行剪辑，也不设置旁白，这造成了小说的故事性不强，叙事模糊，呈现出多义性的特征。在叙事方式上，谈波早期的小说中还能看到法国新小说的影子。法国新小说颠覆了传统小说意义的有效性和叙事的完整性，意义的缺失、人物的模糊和叙事的空缺成为新小说最重要的特征，谈波的小说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比如《情人节晚宴》，谈波只提供了些许背景和模糊的场景，故事需要读者自行填充和连接。小说只有147个字，三个人物，一位脱发的厨师和餐厅中两位光头客人。两位光头客人是一对恋人，男人身上的毛发脱落，女人随之剔去自己身上的毛发，厨师从菜中往外拣头发，两位客人突然大哭起来。这个小说存在着大量的叙事空缺，不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内容，男客人为什么会体毛脱落，小说没有交代，为什么厨师拣头发会引起两位客人突然大哭，小说也没有交代，读者需要对小说的内容和逻辑进行填充，才能补足小说叙事的完整性。比如，读者可以认为小说中的男客人得了癌症，化疗使他体毛脱落，女友为了宽慰他的情绪，也随之剔去毛发，厨师拣起的头发让他们联想到了生病前美好的时光，以及未来无可挽回的终结，所以痛哭流涕。小说的情节是不完整的，人物是模糊的，叙事逻辑是不清晰的，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但通过读者的补充，相濡以沫的爱恋和命运的残酷在小说简短的叙事中被呈现了出来。阅读这样的小说时，读者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需要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中去，补足叙事的空缺，与作者一起完成作品。再如，《大胆使用了绿色》是一个有关出轨的故事。与丈夫感情稳定的崔丽华出轨了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她为什么出轨，小说没有交代；她与出轨对象交往的过程，小说没有交代；她出轨过程中心理的纠结与颤动，小说也没有交代。小说只交代了崔丽华的性格古怪、与陌生人自来熟的特点，以及崔丽华好朋友王小丽有多个情人这些事实，与出轨这个核心事件相关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小说都没有说明，读者需要靠自己去补足这些内容，以还原整个故事的真相。作为读者，我们可以认为小说的主题根本就不是出轨，而是女人的嫉妒。崔丽华对王小梅的嫉妒是她出轨的动机，她一方面瞧不起王小梅浪荡的生活作风，一方面又嫉妒王小梅的魅力，出轨是她检验和展示自己女性魅力的手段。读者通过这样的补充，小说的主题才可能得以完整呈现。

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用电影解释他的小说理论：“在电影故事里，摄像机不得已拍下来的原始的片段，给我们如此深刻的印象，而在现实生活里，同样情景却不足以使我们睁开眼睛，这看来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实上，正是摄影艺术的规范（平面、黑白的形象、银幕的框子、镜头焦距的调整）帮助我们从固定的程式中解放出来。这个‘复制’世界的不熟悉的一面，同时也就显示了我们周围世界的不熟悉，他的不熟悉在于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习惯和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个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2）格里耶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直观地呈现世界的存在，他提倡的是一种平面的、静观的叙事风格。关于小说是否承载意义和价值，格里耶认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诞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3）因为世界无意义，所以他认为小说没有承载意义的责任，在他看来，巴尔扎克式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是陈旧的神话，小说应该呈现生活本来的样貌，表现现实的杂乱和无序。谈波同样通过电影谈论小说的叙事，在《第三只眼》中，谈波借人物高导之口，讲出了自己的叙事观念：“我的摄像机既不是剧情中某一人的眼睛，也不是观众的眼睛，它既不按剧情中人的意愿走，也不按照观众的意愿走，他有自己的路线，他是个第三者，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它虽然走在舞台上，却不参与剧情，但却既看懂了剧情，又看到了剧情之外的一些东西。丰富，有异变。我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这种东西。”（4）谈波的部分小说力图以静观的姿态、像摄像机的镜头一样呈现人与物的存在，悬置意义与价值。这些小说通过对生活的静观，表现了非理性和偶然性对人物命运的支配，故事的逻辑和意义空缺，人物形象模糊，这似乎是在叙事的方法上与格里耶隔空呼应。比如《石蜡》中，李国芝一次对男工友越界玩笑的反抗，导致了其家庭的破裂；《同学会上的刘爱华》中，闺蜜的背叛导致了刘爱华精神分裂；《地震棚》中，女孩扬言要把男孩的表白告知家长，令男孩对其痛下杀手；《私奔》中，刘颖为了一本杂志，抛下丈夫与一个陌生人私奔；《老王和小王》中，没有得手的抢劫犯，突然对摩的司机下手；《洋铁盒子》中，司机的一个恶作剧，让少年洋铁盒子冻死在了农田看瓜棚子门外……在这些小说中，突如其来的暴力、意想不到的背叛，甚至不期而遇的玩笑，突然间改变了人物的命运，让本来平静的生活波澜起伏，或者急转直下。通过这样的书写，谈波将惯常我们认为合逻辑与合目的性的生活颠覆，像在生活之外放置了一台摄像机，让作家退到幕后，力图呈现原生态的生活样貌，通过自然主义的方式，书写情感世界的玄妙与幽微，表现了理性的有限性和命运的不可预知性。

谈波在叙事的内容和方法上可能受到了卡佛和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但在对待人的态度上，谈波有自己的认知。法国新小说着意于呈现现代人的生存环境，书写物化的现实，回避探寻人物的心灵空间和情感世界，卡佛书写蓝领阶层失意颓败的群像，同样忽视人物丰富的情感体验，而人的情感始终处于谈波小说的中心位置。人的复杂莫测的情感变化是谈波小说表现的中心，这些意料之外的情感变化让谈波诧异、困惑和激动。谈波刻意地省略与小说核心内容无关的部分，他着意于在朴素的生活流中突出平静生活中的波澜，在乏味的日常中凸显令人惊诧的部分，这些波澜都是由人的情感触发，这些莫测的情感像白幕上的一笔墨迹，夜空中的一道闪电，在平静的生活流中鲜明而突兀，形成了谈波小说独特的“刹那的美学”。比如，《一定要给你个惊喜》中，王彩桦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护工，在医院照顾不久于人世的老人，老郑头儿重病住院，家属请王彩桦来照顾。老郑头儿是一个不安分检点的老头儿，年轻时多次婚内出轨，数次离婚，年老后开一间诊所，与雇佣的两个护士保持不正当关系，住院时虽然重病在身，他依然色心难改，妄图占王彩桦的便宜。王彩桦没有让其得逞，念在他不久于人世，也没有追究他。老郑头儿承诺一定要给王彩桦一个惊喜，王彩桦没当回事儿，随口说他能给她个石榴就谢天谢地了。老郑头儿去世，其女儿给王彩桦结账，克扣了一部分钱，老郑头儿立的遗嘱里面给王彩桦留了一些钱，除了能弥补被克扣的部分，还剩下5块钱，正好够买一个石榴，这就是老郑头儿给王彩桦的惊喜。这惊喜想必是老郑头儿事先算计好的，他一定了解女儿克扣工钱的习惯，预判到了他女儿结账时的吝啬，所以才通过遗嘱给王彩桦补偿和惊喜。老郑头儿在生命尽头给王彩桦留下了一份浪漫，表达了他对王彩桦的感激与钟情。老郑头儿一生放荡不羁，但他在生命尽头处的抒情让人意外、惊讶和感动，如此放浪形骸的一个人，竟然能在病痛与绝望中做出如此浪漫的举动，这个抒情的瞬间也是审美的瞬间，表露了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彰显了他飞扬的生命形式，让人们在他的顽劣之外，看到了他的温情与浪漫。谈波善于表现那些或璀璨或让人惊诧的生命瞬间，他腼腆而内敛的性格让他羡慕和属意于那些活得生龙活虎的人，他们的故事传奇或离奇，荒唐或乖张，把庸常的生活撕开一道道裂缝，投射进一丝耀眼或刺目的光亮。谈波以旁观者的视角和“零度”的姿态呈现这些人物独异的生存姿态和飞腾的生命形式，用文字为这些人物树碑立传。类似的还有《英雄好汉不借钱》，小说讲述了一个昔日江湖中人重返江湖的故事。小说中，大健原是娱乐城的保安部长，心狠手黑，曾与朋友二人腰缠炸弹、手持猎枪与对方30余人对战。但时过境迁，娱乐城倒闭，他这个保安部长无所事事，整日焦虑苦闷，面对功成名就的昔日友人，囊中羞涩的他对于借钱的事儿难以启齿。小说的前半部，谈波一直在表现大健面对昔日兄弟想借钱又张不开嘴的窘境，表现了其当下委屈苟且的生活状态。待他回到家中，撞到媳妇与人偷情，盛怒之下的他用暴力制裁了情夫，之后绝尘而去，亡命天涯。一直压抑的情感瞬间得到释放，褶皱的心灵瞬间得到舒张，刹那间，江湖人的血性被点燃，对生活的挫败感一扫而光。他终于摆脱了苟且平庸的生活，他像当年跑路时那样，把银行账号发给数位昔日的友人，让他们施以援手，这次他没有犹豫和局促，在他看来，这不是卑微乞讨，而是江湖人的荣耀。快意恩仇唤醒了他尘封的豪迈，激越的热血激活了他疲弱的身躯，他以昂扬的姿态重返那个业已委顿颓靡的江湖。

谈波早期的很多小说对这些让其惊诧的情感不做分析与评价，只为呈现人类情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但谈波并没有执着于这一路的小说创作，在他的另一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他不满足于对各类情感的客观呈现，他着意于书写那些世间稀缺的情感，表现这个时代难得的淳朴与憨直，真情与纯情，这是近年谈波一直坚持的创作方向。事实上，在当下书写纯情与真情，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中国文学经过了1990年代的欲望叙事，对性书写的泛化使情感的主题被降格和庸俗化，在这个时代书写情感很容易被诟病为矫揉造作。所以，21世纪以来，似乎人性的暗面才是人性丰富的部分，书写人性之恶才是深刻的和高级的，情感书写成为作家们不愿触碰的领域。孟繁华将这样的状况概括为文学的“情义危机”，他认为：“这种没有约定的情感的同一性，不仅是小说中的情义危机，同时也告知了当下小说创作在整体倾向上的危机。文学的情义危机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无论是在乡土文学还是城市文学，人性之恶无所不在，弥漫四方。”（5）在这样的状况中，谈波是个例外，他在情感寡淡的文学环境中书写朴素而纯粹的人间真情，依然坚守文学的温情与暖意。在近年的小说中，谈波的写作方法逐渐稀释了实验性的小说技法，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回归，严肃而质朴地谈“情”。直来直去的真情是他笔下耀眼的人间风景，谈波拒绝煽情，他板起面孔讲述关于真情的故事，冷峻外表下的激情澎湃，如密林之中的篝火、寒夜之中的烟花，叙事口吻和叙事内容的反差形成了谈波小说巨大的叙事张力。谈波笔下的“情”，不是雨夜里的呢喃细语，不是黄昏中的你侬我侬，不是缠绵或纠缠，谈波写的是痴情，是纯情，是不计后果的奔赴，是一往情深。从世俗的眼光看，谈波笔下的人物或痴或愚，但他们却展现出滚滚红尘中纯粹的情感，他们情感热烈而奔放，不遮掩，不计较，不虚伪，不做作，构建了一道古朴而纯粹的情感景观。

《一生只爱克拉拉》是谈波的一篇关于痴情的小说。小说中，少年达明在中苏关系友好的时段邂逅了苏联工程师的女儿克拉拉，两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情投意合。达明向克拉拉表白，但还没等到回应，克拉拉一家就突然返回了苏联，其间恰逢达明重病，两人没有来得及告别就天各一方。不久，中苏关系紧张，他们之间不仅远隔山海，还横亘着巨大的政治屏障，一段纯洁而真挚的情感戛然而止。达明对这段少年时代的爱恋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多年以后，达明成了木匠，为“我”家打家具。“我”家住的正是当年克拉拉一家居住的房子，在“我”的房间里，达明找到了当年克拉拉给他留下的自己的肖像画，上面写着克拉拉对达明表白的回应，虽然时过境迁，但达明的痴情终于得到了爱人迟到的回应。谈波通过小说表现出人在面对命运时的脆弱和渺小，但也让我们看到人间的真情是岁月中耀眼的光辉，其凄美和浪漫在灰暗的历史中足以撑起一片温馨和明媚。《班车站》写的是老一辈对情感的忠诚。小说描写了班车站附近两位年轻的女性跟一位年老的剃头匠打趣，白胖女人与朋友开玩笑，扬言要把老人的暖瓶摔碎，她的朋友火上浇油，推波助澜。暖瓶是老人和老伴儿的结婚纪念物，老伴儿去世20年了，老人还带着暖壶。老人并未因白胖女人要摔暖壶而生气，因为白胖女人长得像他的老伴儿。白胖女人因老人的长情而感动，朋友跟她开玩笑，让她去跟老头儿睡一觉，白胖女人严肃地说，那真的不好说，她做事全凭感觉。白胖女人没有经历过如此坚贞的感情，她离过两次婚，面对老人的长情，一种钦佩和敬畏的感觉油然而生，于是她的态度从轻佻转向了严肃。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老一辈朴素恒常的爱情，成为当下时代一道稀缺的情感风景。

谈波不仅写真情带来的温馨与感动，也写真情被辜负所带来的悲哀与叹息。真情是不期而遇的礼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馈赠，但总有人不懂珍惜，暴殄天物，使真心破碎，真情陨落。谈波通过对真情碎裂的书写，表现了他对真情的珍视与呼唤。谈波在《王欣荣》中塑造了一个痴情的女工形象。小说中，王欣荣是一个离了婚的女工，面对男性工友的玩笑或是挑衅，她总是奋力反击，硬朗而强悍。然而，其粗犷的外表和举止下，却有着一颗分外柔软的心。前夫因厌弃她的身材而将她抛弃，虽然离婚3年，但她对前夫仍旧念念不忘。前夫每个月来看女儿，都会要求和她发生关系，和她分享与其他女人的情事，而她并不拒绝，她的痴情让她在前夫面前分外懦弱和卑微。在得知前夫再婚的婚讯后，她佯装镇定，坚持工作，但当工友们当面问及此事时，她脆弱的伪装瞬间崩溃，像一座高楼轰然坍塌，强悍的女工还原为一个柔弱多情的女子，她嚎啕大哭，满腔的委屈和伤感奔涌而出。对于王欣荣来说，婚姻的终结不意味着爱情的终结，甚至离婚都是她向爱人表达理解和包容的方式，她以如此卑微的姿态表达持续的爱意，表现出对爱人绵延不绝的痴情。然而前夫的再婚让她的一切努力和包容变得毫无意义，她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被前夫无情地摧毁。《四个小混混》讲述了一个女孩真心被辜负的故事。女孩叫金辉，是一个美丽、勇敢又浪漫的女孩，她喜欢上了男孩建军，并对其显露了她的钟情，但这时的建军与几个不务正业的青年混在一起，对于异性有着好奇和向往，但有些女性的开放和主动被他们理解为风骚，他们对这样女性充满了敌意。所以，金辉对建军的钟情被他们误解成了轻浮，建军伙同几个同伴，羞辱和玷污了处于浪漫爱情幻想中的金辉。少女的真心被她心仪的男孩蹂躏和摧毁，而男孩却把自己当成了惩罚轻浮女人的英雄。这本应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却因为男孩的无知和莽撞，变成了一出无可挽回的悲剧。《流氓教唆犯》是另一个真心错付的故事。小说中，女孩与一青年恋爱，女孩的爱大胆而热烈，但不成想所托非人，她恋爱的对象是个不负责任的痞子，对她始乱终弃，不仅在占了便宜后抛弃了她，还倒打一耙，指认女孩的父亲为流氓教唆犯，拉拢腐蚀青少年，导致女孩的父亲被判刑20年。少女的真情没有换来相知的伴侣，反而将父亲送入监狱，这让她心灰意冷，选择服药自尽。谈波以平静的姿态叙述了这个残酷的故事，不渲染，不煽情，让故事自身的悲剧性在揭示出历史荒诞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少女真情被辜负所带来的疼痛和悲伤。

谈波的小说形式多样，风格多变，难以归类，但可以说情感是谈波小说关注的核心命题，他在写作特定题材的小说时，会跳脱出特定题材的叙事常规，专注于谈论人的情感。比如他的长篇小说《海边列车》，从背景来看，小说写的是改革初期，在“文革”中被边缘化的技术人员复出后领导工厂进行改革的故事，和《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这样的小说类似。中国的当代文学与历史叙事总是密切相关，关涉历史转折时期的小说总是和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路径密不可分，所以从小说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其想必是一部“改革小说”，应该属于工业文学的叙事模式。但谈波通过这部小说，突破了工业文学的传统叙事模式，改写了工业文学的惯有路径。在传统的工业文学中，一般是围绕动员工人增加生产进行叙事的，这是由当代工业文学诞生之初的时代环境决定的，正如茅盾所说：“革命已在全国胜利。此后的建设事业千头万绪，而中心的一环则是增加生产。新社会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已经发挥了他们伟大的劳动创造力，我们文艺工作者必须把他们作为写作的主要对象。”（6）工业文学明确的叙事目的决定了其着重表现的是工人的以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为表征的政治觉悟，其中很少有个人情感的位置，涉及爱情的叙事，其目的也在于呈现人物政治觉悟的变化，意味着政治由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延伸。在1940年代东北解放区到“十七年”时期的工业文学中，爱情的选择总是和政治的选择密切相关，比如草明的《乘风破浪》，书写了宋紫峰与汪丽丝的婚外情，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一种“政治道德化”的修辞，情感的出轨象征着政治上的背叛，放弃婚外情回归家庭，意味着政治上的转变。艾芜的《百炼成钢》中书写了秦德贵和孙玉芬的恋爱，但其二人爱情的发生，不是个人情感的迸发，而是基于对劳动理念的认同，最终的结合，也不是情感的双向奔赴，而是政治合格的确认。孙玉芬选择秦德贵，不只出于个人情感的选择，更是对一个将一切献给党和国家的优秀劳动者的肯定。而在1980年代的改革文学中，蒋子龙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重写了《乘风破浪》中厂长的爱情故事，厂长乔光朴和工程师童贞的恋爱，不只意味着二人过往情愫的复萌，更是改革者走出充满革命激情的荒芜岁月后，坚定地拥抱技术理性的政治宣示。可见改革文学中的情感叙事也服务于政治隐喻。谈波的《海边列车》讲述发生在改革年代的故事，并没有将叙事的重点放置在揭示旧体制弊端、强调改革者大刀阔斧改革魄力的上面，改革者领导工厂的改革实践被一笔带过，转折时代的宏大历史退缩为模糊的布景，改革者的形象从标记历史的符号还原为具体的情感充沛的人，谈波着重书写的是改革者的情感世界。小说的主人公是陈呈章，平反后在总厂当总工程师，人们叫他陈工。“文革”中他受到迫害，脱离工作岗位，下放到农场，其间爱人去世，孑然一身。恢复工作后，他一方面要带领工人进行全面的设备检修，重启生产；另一方面要再寻一个爱人，组建家庭，重启生活。重启生产方面按部就班，并无波澜；重启生活方面波澜起伏，千回百转，是小说叙述的中心。小说中，谈波将一个江湖世界与改革时代的工厂相嫁接，让江湖儿女的情感纠葛与陈工情感的复苏历程相连接，通过这样的方式，谈波重建了一种改革时代的文学叙事，他不关心生产重启和社会秩序回归这些与宏大历史相关的内容，他在历史转折的时代讲述情感故事，专注于表达大历史下人心灵的苏醒与情感的复萌。这表现出谈波在创作中对待历史的态度，他强化情感，弱化历史，他无意于通过小说与历史对话，历史只是小说的布景，只作为一种背景知识和时代条件而存在。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书写了一个改革时代的爱情故事，而是为工业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通过他的创作我们看到，工业文学也可以具有充分的情感叙事的空间，有关情感的内容甚至可以主导工业文学的叙事轨迹。

类似的还有《保尔》，小说的背景是“文革”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人公保尔、三哥和李亚萍都是知青，初读这个小说会以为是“知青小说”，但小说里没有“知青小说”中惯常的历史控诉和政治反思，或者乡村诗意和青春无悔，小说写的是三个人的情感纠葛。小说中，保尔和李亚萍青梅竹马，双方父母都是右派，两人下乡后相依为命。民兵队长欺负李亚萍，保尔为了保护她而打伤了民兵队长，后来到好友三哥家躲避风头，但三哥为了占有李亚萍而出卖了保尔，让保尔度过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出狱后，保尔来寻李亚萍，李亚萍已经嫁给三哥，但毅然要与保尔私奔。保尔不屑于偷偷摸摸地领走李亚萍，他要光明正大地带自己的女人走，单纯而执拗的他要以江湖人的方式解决他和三哥的恩怨，要和三哥单挑。但怎奈时过境迁，江湖已不是当年的江湖，已然成为江湖大佬的三哥略施手段，就让保尔死于非命。上山下乡的历史在小说中只作为背景存在，对小说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影响不大，影响故事发展最大的，是人物的情感。保尔与李亚萍纯真的爱恋，让他出手伤人、受困牢笼，也让他历经苦难、归来寻爱，最后也导致了他的死于非命。保尔和李亚萍的真情、保尔的纯真，以及三哥的心狠手辣成为小说最为夺目的部分，为小说提供了叙事动力，这些都与情感相关，与历史关系不大。

再如，《零下十度蟹子湾》写的是一起凶案，是一篇犯罪题材的小说，但其叙事方式和传统犯罪题材小说区别很大。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主人公李雅是饭店的服务员，在蟹子湾包船的刘森钟情于她，把她领上了船，共同生活。刘森的爱给了她久违的温暖，刘森的许诺让她彷佛看到了甜蜜的未来。但好景不长，刘森为了救跌落海中的雇工锅底子而重病，不久撒手人寰，为了让老板金浩如数支付刘森的工钱，李雅替刘森乘船出海，但金浩还是克扣了刘森的工钱，并且羞辱了李雅。李雅忍无可忍，为了自己和爱人的尊严，她决定报复。她把身子给了锅底子，希望他从中协助，奈何锅底子反水，倒打一耙，盛怒下的李雅将二人杀死。以刑事案件为核心搭建小说，一般的作家会采取倒叙的方式，先叙述案件的结果，制造惊悚的效果和悬疑的氛围，然后详写破案的过程，包括推理案件的原由、拆解犯罪的步骤、分析凶手的动机，结尾处亮明真相，小说达到高潮。但这部小说不同，小说以主人公李雅的情感变化为线索，由爱的生长到痛失爱人的悲伤，再到为爱人讨一个说法而隐忍，最后忍无可忍为爱人手刃了叛徒和债主。对于这样一个凶案，谈波没有刻意制造悬疑和戏剧冲突，也没有将推理过程作为小说的主干，谈波呈现的是案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更是主人公情感变化的过程，对于这个小说来说，案件不是小说的核心，人物情感的涟漪是小说的主干。

谈波的小说虽然数量有限，但类型多样，风格各异，呈现出其创作构思和方法的丰富性。他的小说很多意在言外，需要读者参与共同完成小说，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经得住琢磨。他的很多作品看似叙述平淡、冷硬，但突然间出现的一个转折就起了变化，朗日风骤起，平地起波澜，小说的韵味喷薄而出，让人眉头一紧，心头一热，不由得欣赏赞叹作者巧妙的设计。谈波在情感淡出文学的时代执着于对人类情感的书写，呈现了情感世界的丰富与深邃。他在薄情的时代依然相信和迷恋人间的深情厚意，用淡笔写浓情，文字间沁透了情感的温度，带来饱满的温情和暖意，摆脱了东北文学书写历史和文化的路径依赖，为东北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期待谈波创作出更多的作品，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注释：

（1）杨丹丹：《重建黑土地——百年东北文学的经济逻辑、文化重铸与大众文艺的新方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7期。

（2）（3）〔法〕阿兰·罗伯-格里耶：《未来小说的道路》，柳鸣九编：《新小说派研究》，第63、62页，朱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4）谈波：《第三只眼》，《大胆使用了绿色》，第13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

（5）孟繁华：《文学创作的核心观念——当下作家对文学与情感关系的理解和阐发》，《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

（6）茅盾：《略谈工人文艺运动》，《小说月刊》1949年10月第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