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安勇是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小说家，他的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数量不多，但质量不错，像凌河水一样慢慢流淌，锦水回纹处有细碎的涟漪和不动声色的暗流及旋涡。从21世纪初至今，在20多年的文学实践中，安勇已创作出近百篇短篇小说，手艺不断精进，悟道亦渐深入。他对小说越来越敬畏，越写越剔透，越写越轻盈，就像袖珍的瀑布，好看又内蕴张力。

在“70后”作家中，安勇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以独特的底层叙事视角叩问社会问题，以细腻的心理描摹掘进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悲悯的情怀探索人性的深度。他的短篇小说集《烟囱里的兄弟》（1）从日常性切入叙述，揭示现代性语境下个体的生存困境与精神漂泊。本文从空间建构、隐喻系统与人性勘探三个维度，解析安勇小说中“日常”与“幽微”的辩证关系，探讨其在当代文学场域中的特殊意义。

一

底层叙事的空间建构与焦虑解码

安勇文本所构建的空间是基于底层叙事中的乡村、城市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裂缝之间的。在我看来，这基本上也是在农村出生、长大，后进入城市生活的写作者在作品中习惯建构的空间，或许也可以说，是许多“60后”“70后”写作者共同的文学地理空间。正如安勇在评价“新辽西派”散文时说：“辽西作家普遍从乡土到城市，在城市里对乡村有一种回望的姿态。乡村已经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地方，而是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对故乡的书写，带着对自身生命和时代变迁以及城乡对照的思考。”（2）

“八间房”是安勇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地名（个别作品也作“袁家窝棚”），这类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当下的城市生活有着相对遥远的距离，多以懵懂无知的儿童视角，写出具有年代感的成长故事，“八间房”在小说的空间意义上，更接近于作家的精神故乡。安勇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蚂蚁戏》就是典型代表。作家精神故乡中上演的“蚂蚁戏”在鲜明的时代底色下呈示出美是如何被毁灭的残酷现实。调转到育红班当老师的小赵是个女知青，长着两个圆圆的酒窝，穿着雪白的裙子，像嫦娥一样美丽，就是这样美好的小赵老师却被背弃、被践踏、被侮辱，最后选择以跳肮脏的南大坑的方式离开世界。“我”因为贪吃好吃的杏子而向二婶传递了二叔去育红班找小赵老师的消息，即使她的死可能和“我”有关，也可能并无关系，但这种无法确定的疑虑带着锯齿的形状，在“我”的心上划出经久不息的内疚的伤痕。小赵老师的死像一道灼人的白光，照耀出对人性的拷问。这篇小说在现实中不时回望历史，承载了安勇对时代洪流与女性命运、世俗欲望与话语权力、美的毁灭与精神伤痕等诸多问题的观察与反思。

《烟囱里的兄弟》这篇同题小说在空间建构上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裂缝之间，其以排油烟机、烟囱为物理空间载体，将进城务工的李小龙与麻雀家族的命运并置，形成双重镜像结构。烟囱既是城市工业文明的象征，又是乡土生命体被迫栖身的异化空间。麻雀父母在“没有虫子”的城市中觅食的困境，与李小龙们在城市中的窘境互为表里，共同指向底层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无根状态。李小龙与出租车司机的冲突、与发廊小姐的被动纠缠、与当地中年男人充满隔阂的对话，无不揭示出城市话语体系对乡土身份的某种压迫感，同时也暴露出身份认同的深层焦虑。这种焦虑在麻雀的“飞行仪式”中得到升华——三只幼雀笨拙的试飞既是对城市生存法则的被迫适应，又暗喻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在城乡夹缝中的成长阵痛。

安勇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所构建的空间大多是逼仄的，如主人公家里的厕所、阳台、客厅，迷宫般的街道，鸟笼样的卡座，都让人有一种紧张局促的压迫感。在《老刘的厕所》一篇里，这种空间上的挤压被具体呈现出来。为了在一室一厅22平方米的狭小空间里给长大的女儿挤出一个独立的居住空间，老刘绞尽脑汁想出了把厕所从屋子里搬出去悬挂到外墙上的方法。我们想象一下高空中那个突兀的厕所，既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心生酸楚。这样逼仄的物理空间，是小说家有意为之的营造，但同时也是现代人生存困境的真实体现。在现代性困境面前，卡夫卡在《变形记》里让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实现了对困境的具象化、反讽和消解，而安勇则试图找到另一个突围方向，通过建构一种心理空间来解码人性的秘密。这差不多也是西方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路径，比如艾丽斯·门罗、威廉·特雷弗、理查德·福特、雷蒙德·卡佛、裘帕·拉希莉、克莱尔·吉根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都呈现出这种摆脱传统小说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向人物隐秘内心掘进的写作姿态。

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给人们带来焦虑、焦躁、焦灼、焦烦、焦闷，总之就是焦心。杏花春雨、秋水长天也斩不断内心的焦火，现代人的“心房”已经起火了。这样的心理创伤、心理问题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忽视、必须直面的程度，焦虑、抑郁问题屡见不鲜，随着AI科技的发展，人的身心焦虑问题更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向人物“心房”深处探幽，就是对现代社会最本源最深处的终极探究。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掘进，揭示出人性中习焉不察的隐痛和悲凉，并努力寻找救赎的途径，就是安勇这个冷静风格的小说家的热血担当。《汉娜小姐》就是安勇努力对人物心理空间进行拓展的代表之作。这篇小说并没有很强的故事性，通篇都在用心理描写向前推进，不动声色地把裴先生、裴先生的女儿、爷爷几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看到现代人失去精神原乡、灵魂无所依傍的困境，作品探讨并诘问着我们的最终归宿。这也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人类在今天必须重新审视自我的精神维度、灵魂维度，以无我、无为的勇气，构建和宇宙意志链接的大心力空间，从而实现灵魂层面的跃升。

二

日常生活的隐喻化书写与象征意味

乔治·莱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类认知世界和思维的基本方式。这其中必有作家的热血奔流和泪水飞溅，其调动惊心动魄的生命体验或心理体验，携带着本人的心灵温度，铸成有生命气息的文字。作家需要建立起看待世界的独特眼光，对所置身的生活拥有独到的发现，不断地提供新的审美经验，以文学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存境遇提供血与肉的证词。

安勇写的都是小人物的爱恨悲喜，渺小的生命个体默默见证时间的流逝、生命的逝去、生活的变迁，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印痕和创伤，也留下眷恋和深情。安勇的叙事策略在于将宏大社会议题沉降为微观日常经验，通过物象的隐喻化重构实现文本多重阐释的可能。

隐喻是安勇擅用的写作手法。在短篇小说集《烟囱里的兄弟》中，具有隐喻特征的物象比比皆是，从《蚂蚁戏》到《汉娜小姐》，隐喻一直贯穿在他的短篇小说写作之中。作家正是通过精巧的布局结构和饶有韵味的意象群，构建了一套深刻的隐喻体系，让小说在有限的文字中承载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比如《舌头》揭示了从贫困山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生存困境、道德挣扎，以及社会边缘群体无声无息的哀痛。小说中，一脸木然的老女人来讨要她儿子的舌头，因为她不想儿子在阴间成为哑巴。她那只在人们言语碎片中出现过的“儿子”，因性侵女工小玉被咬掉舌头，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而死亡。老女人近乎偏执地寻找儿子的舌头，隐喻传统观念对“全尸”的执念，暗指底层人对尊严的最后守护。舌头是语言的载体，舌头的缺失象征其丧失了表达与生存的基本能力，隐喻进城务工人群在城市中的“失语”状态——他们没有话语权，无法为自己发声，只能被动承受命运的碾压，成为沉默的牺牲品。安勇通过“舌头”这一核心意象，将生理残缺、道德困境、话语权力交织在一起，形成多层次的隐喻网络。小说不仅揭示出进城务工人员的性欲饥渴、生存危机，也批判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系统性忽视——他们的痛苦如同被割掉的舌头，无法言说，也不被倾听。这种隐喻手法使《舌头》超越了单一案件的意义，成为对当代社会结构性冷暴力的深刻寓言。

青苔生长在潮湿阴暗之处，看似柔软无害，却可能让人滑倒。在小说《青苔》中，青苔象征着人性中隐秘的欲望与罪恶。莫丽雅是个30岁出头的单身母亲，她渴望通过嫁给生意人老秦改变命运，却鬼使神差地与同小区智力障碍者小顾发生了情感和性的纠葛。小顾的情感单纯、热烈又执拗，成为莫丽雅嫁给老秦的障碍。为清除这个障碍，她引诱小顾走向死亡。莫丽雅的行为如同青苔，表面柔滑良善，实则冰冷无情、充满算计。表面上看，阻挡她婚姻的绊脚石已被搬开，但在谋杀小顾的阴影里，她心上的石头注定会终生沉重，买墓地、开追悼会的行为无法替她完成救赎，也并不能使她走出精神负罪感。

同题小说《烟囱里的兄弟》中，“黄嘴丫”麻雀的生物学特征被赋予一定的文化象征：嫩嫩的喙部暗示乡土原生性的脆弱，其翅膀逐渐坚硬、飞出烟囱飞上城市天空的蜕变过程又对应着底层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策略进化。这种将生物性特征与社会性命运相勾连的手法，令人联想到契诃夫对“樱桃园”的象征化处理，但安勇笔下更多了份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特殊质感。

安勇的每篇小说都有一个隐喻的题目，每个题目都似乎就在他的唇边，透露着不安和秘密。那被称作小说标题的汉字颇有些魔性，让你忍不住怯生生去触摸那《青苔》——那暗绿的危险；让你忍不住去寻找《舌头》——那带着褐黑血痕却被漠视的真相；让你忍不住去转动《钥匙》——那被伤害的恨意升华为大爱的灵魂之鸟；让你忍不住去看《蚂蚁戏》——那让作家安勇着迷的芸芸众生的日常化生活和命运戏码。

三

人性本质的多重勘探与理想重构

安勇在一篇创作谈里说：“我期待自己的小说能不断向人物的内心深处掘进。我渴望走进隐秘幽微的世界，渴望听到被隐藏被遮蔽的声音，渴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无法看到的悲伤、困境、疼痛、焦虑、无奈、惶恐以及诸多无法言说的内容。”（3）安勇的文学野心在于穿透社会表象，直指人心的隐秘褶皱。安勇毕业于一所地质学校，在写小说之前干了10多年测绘工作。在他看来，测绘人性远比测绘地质更复杂，勘探人性状况远比勘探地质状况更神奇。宏大的主体和意义也需要穿越每一个渺小的生命个体，时代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时间的流逝在每一个人内心留下的印记。这里面的每个人、每个心灵，都是悲欢交加、爱恨婆娑、生死相依的体验的叠加。

在《有凤来仪》中，双胞胎姐妹有凤和来仪都很要强，想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两个人从小就互相较劲。五妹来仪跟随父亲进城，成了城里人，为了住上城里的楼房，嫁给了借住在“老神经病”家里的大刚。“老神经病”其实是大刚的老爹、来仪的公公。因为窥伺这所房子，老人竟被盼“活不了几天”。四姐有凤按习俗，在五妹来仪结婚不久后去随礼，姐妹俩在言语，甚至是表情上你来我往、明争暗斗，这场没有硝烟的较量加速了老人的死亡，最终酿成悲剧。安勇精心选择儿童的叙事视角，更便于编织情节逻辑、雕刻人物心理细节，很好地挖掘出悲剧事件背后的行为动机。姐妹俩并不是恶人，却意外成为同谋，间接害死了老人，也害得老人的儿子大刚锒铛入狱。小说的结尾，写到“我”看见“我”妈和五姨抱在一起痛哭，暗示在悲剧面前姐妹两人放下过去的争斗达成了某种和解。安勇总是能直面个体的罪过，也积攒人性的暖意。

《枕头》中的“我”是性心理障碍者，爱而无能又无法言说让这个大龄男青年非常痛苦。《迷宫》中的小导游突然崩溃拿刀伤人，陈风和杜丽为高压工作所累，渴望穿越回古代，在古城失联了三天。《603寝室失窃事件》中老四被大家一致认为就是偷老大钱的那个人，无论老四怎样解释，一直不被大家相信，以致毕业多年后老四不惜用拆迁补偿款来搞聚会、求问清白。究竟是老四有精神洁癖，还是全班同学对他进行心理霸凌，不得而知。“人的文学”生长在历史与现实的裂缝之中，在那些被忽视的日常褶皱里，往往埋藏着时代最深刻的秘密。

同题小说《烟囱里的兄弟》中，“我”对麻雀的情感投射呈现出复杂的心理图谱：既有同病相怜的共情（“他们是我的兄弟”），又掺杂着对自身处境的哀矜（“不行的话，就回农村老家吧”）。这种既亲近又疏离的态度，恰是进城务工人员群体身份认同困惑的真实写照。小说的高潮处，“我”脸上挂满的泪水具有多重阐释维度，这既是对生命韧性的礼赞，又是对异化生存的悲悯，更是对乡土乌托邦消逝的悼亡。安勇在此展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度现实主义”特质——不仅呈现苦涩，更勘探苦涩艰难中迸发的人性微光。当“我”的泪水与麻雀振翅的身影重叠时，小说完成了从个体伤痛到普遍生存困境的诗性超越。

在短篇小说集《烟囱里的兄弟》中，安勇通过极简主义的叙事架构，实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文学转译。他的创作既延续了鲁迅开创的“国民性批判”传统，又融合了卡夫卡式的存在主义思考，构建出独特的隐喻诗学和人性实验。这种将社会观察转化为人性勘探的写作路径，不仅为底层叙事提供了新的美学范式，更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彰显了文学介入现实的精神力量。

注释：

（1）安勇：《烟囱里的兄弟》，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25。本文所引该作品皆出自此版本，不另注。

（2）安勇等：《“新辽西派”散文相关评论及“龙翔论坛”成果辑》，微信公众号“安勇的文学家园”，2021年4月7日。

（3）安勇：《没有人是真正的幸运儿——关于小说<LUCKY>的创作谈》，《小说月报》微信公众号，2016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