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薇:深锁之下,谁才是真正的囚徒?
感谢《中篇小说选刊》选载我翻译的《越狱》。大学时我就是《中篇小说选刊》的忠实读者,几十年后以译者身份与它结缘,是莫大的荣幸。这已是我翻译的第四篇克拉克·霍华德的小说——美国这位小说家擅长写犯罪题材,以写实风格著称,精于刻画社会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他的作品很少依赖复杂的诡计或血腥的暴力,而是以人物驱动故事,在犯罪小说的外壳下包裹着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刻观察。
《越狱》看似是一个女狱警与银行劫匪的黑色浪漫故事,实则是一首关于“囚禁”的多重变奏曲。霍华德写的不是一场越狱,而是两场——一场发生在看得见的高墙之内,主角是职业罪犯格里·费恩;另一场发生在看不见的社会规则之中,主角是女中尉卡米尔·明登。两个人,两重枷锁,一种共同的渴望。
《越狱》原文标题“Deep Lock”——既可指关押费恩的最严密的隔离牢房,也可指那种将人困住、让人无法挣脱的“深锁”状态。我最终译为“越狱”,指向看得见的那场逃脱;而原文标题追问的则是:什么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囚徒?
两种标题,一个指向动作,一个指向状态,恰好构成理解这部小说的两把钥匙。
费恩穿着橙色囚服,被关在圣昆廷监狱的隔离牢房里。物理意义上,他是囚徒,囚禁他的是铁栏、高墙和镣铐。但他拥有海外账户里数百万美元的信托基金,一处中美洲海滨的别墅,一套精心准备的假身份,以及一颗从未被真正驯服的心。
卡米尔穿着熨烫平整的狱警制服,握着打开每一间牢门的钥匙,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但她的生活却像一间没有出口的牢房——经济拮据,独自抚养十一岁的女儿,前夫正在起诉争夺孩子的完全监护权。她被困在“单亲母亲”“底层公务员”“离异女人”这些标签里。每一条社会规则,都是一根锁链。在霍华德笔下,监狱不仅是关押犯人的物理空间,也是困住所有人的社会结构——每一个看似自由的人,都可能活在另一种形式的囚禁中。
这篇小说最让我深有感触的,是霍华德笔下那些难以用“好”或“坏”简单界定的人物。费恩犯下了重罪,按任何标准,他都是个“坏人”。然而霍华德给了他复杂的底色——他是困在错位人生里的劫匪,始终守着自己的一套规矩,让人在试图评判他时无法轻易做出道德审判。卡米尔是监狱系统里少数几位女性中尉之一,工作出色,深受信任。按任何标准,她都是个“好人”。然而在某个关键时刻,她做出了一个改变一切的决定——为了自己,也为了女儿。那个瞬间,所有非黑即白的判断都失效了。霍华德不评判他的角色,他只是让读者看见,人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远不是“善”与“恶”两个字可以概括的。读者或许会摇头,但紧接着就会问,如果我是他,我会怎么做?
而卡米尔在某个独处时刻对着镜子说出的那句话令人动容,“在男人这件事上,你一直都是个傻子。”这句话的残忍之处在于,它的诚实——她不是第一次赌输,但这一次,她押上的不只感情,还有另一个人的未来。
“钥匙”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从铁栏杆两侧的第一次对视开始,钥匙就不再只是一件冷冰冰的金属物件。它意味着信任、选择,意味着一个人愿意为另一个人打开什么、关上什么。而故事中最关键的一把钥匙,藏在所有人都想不到的地方。
二十年过去,霍华德笔下的“深锁”依然无处不在。他没有煽情,也没有说教,他只是把问题交给你——困住你的东西,你未必就找不到钥匙。
至于那把钥匙藏在哪里、由谁交出、打开了什么——那是他留给每位读者的礼物,等着你自己去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