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留下的旧版《管锥编》
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我初接触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但那时候并不是去读，而是为祖父到新华书店去代购。祖父当时从上海师范大学的文学研究所彻底退休，回到家还是丢不开读读写写的习惯。他已经有了不少供他读写的书籍，记得有李善注《昭明文选》一整套，还有徐震堮先生校笺本的《世说新语》两大册，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红楼梦》新整理本，他也添购了，与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的副刊编辑也联系上了，准备从职业岗位退下来后，晚年再大干一番。有一天，他对我说：“新出了一套书，书名是‘管锥编’，经过书店的时候，替我问一下，如有就代我买下来。”他还把预估的书款给了我。
我记得后来买到的《管锥编》，是1979年的初版初次印刷本，总共是四大册，不包括锺书先生其后陆续多次增订补充而成的第五册。这第五册很长时间都买不到、补不全，引得我“求全”怪癖大发作，非要找全不可，最后是看到一本香港中华书局版的第五册，才算勉强凑齐，这已是后话了。我替祖父代买来了《管锥编》，他马上就把它列入其“读写书系”中，与文选、世说、红楼等等，放在他的床头，随时随手可以翻阅，边读边挑出他感兴趣的内容，结合自己的随想写成读书随笔和札记，在“大公园”等港报副刊上发表，一总应该有好几十篇，可以分出几个系列，一个是红楼的系列，一个是回忆文的系列，一个就是《管锥编》的系列。从回忆文系列中一篇追怀锺书先生的文章中，我知道原来锺书先生是祖父在光华大学就读时的英国文学老师，怪不得他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早点读到老师搁笔这么多年后推出的大部头著作《管锥编》，让小年轻身手敏捷地去书店代购。
祖父故世后，他的藏书基本上都由我接承下来了。那套旧版的《管锥编》也成了我喜爱的读物。我很喜欢锺书先生这种笔记式的文体，如读顾亭林的《日知录》，而且更有中西文化比较的丰富和新鲜，有时间的时候，一口气可以读许多；时间紧的时候，抽读一两条过过瘾，也是一种偷闲的享受和休息。我曾经学着以前见过的祖父的习惯，摘录出有所会意会心的内容，加上自己的感想以及引申出的生活情景，试写一点小札记、小文章。比如《管锥编》里有一处，对于一位近世西哲作有一句评论：议论宏富，却多游词。我由此引申，对于中西文化作了一点自己的观察，拈出“说开头、说下去、说回来”的中西文化互鉴融合的设想，写成我最为追慕的七八百字文后，发表在报纸副刊上。至今此文依然是我比较自得的小文之一。
当然，以我的学殖，读《管锥编》遇到的困难真是不少。有疑问的地方，随时记录下来。读不懂的，随时留心，充分利用如今电子化时代搜索查考的便利条件，弄懂弄通了一些。还有一些至今不懂的，大部分都归于自己学养不够，在中西文化贯通的深刻处不具备应有的眼光和理解力。当然，也有个别的地方，因为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所以总觉得“读不通顺”。
其中有一处，在《毛诗正义·关雎（一）》条，是说“风”之一字的背出分训及并行分训之同时合训。初读时简直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但隐约感觉有一个小地方似乎理解上有一点顺不下去，随手记了一笔。后来又读了几次，也总在这个地方略略“卡顿”。这次再翻出来细细看一遍，稍明确了自己理解上的不同。锺书先生此节拈出孔氏《正义》中“《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这一句，认为同是一“风”字，疾病与救药，背出分训而同时合训。他引用了《韩诗外传》中“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来做铺陈和解释，同时用《汉书》中“炕阳而暴虐”“畏刑而柑口”“怨谤之气发于歌谣”而相发明。最后下断语说：《韩诗外传》之“风”，即“怨谤之气”，言“疾病”。《外传》之“歌吟诽谤”，即“发于歌谣”之“四始六义”，言“救药”。而在我的理解上，则是由疾病而怨谤而歌吟，怨谤非疾病，而是由疾病而引起，正如有病而呻吟，不能直认呻吟即是疾病。如果说“发于歌谣”之“四始六义”是“救药”，那么所治的也不该是呻吟，而应是引起了呻吟的疾病。
祖父留下的旧版《管锥编》，如今我依然常在手边翻阅，值得学习、体会和细想的地方正复不少。光阴实在是过得飞快，当年替祖父代购这套书时，我还是个学生，一转眼自己也到了没几年就要退休的年龄，而祖父过世已经有三十多年了。这套《管锥编》里，还保留着祖父当初阅读时当作书签使用、夹在书页中的旧日历纸，大约是他觉得有感触可以写成文章的地方。这些地方有些已经成文发表了，有些还来不及写出。发表的文章，港报当时的编辑都十分认真负责，知道内地不容易看到，定期总会把剪报寄过来。这些剪报如今都还留在我这里，很想有机会时把它们汇集起来编成一册，不知道能做成否。我记得祖父当年五六十岁的时候，曾经想编一本自己的文集出版，书名取为“半生集”，自序也有，但最后没有成功。他还有一部译稿，是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镇》，当初译完抄稿，我还代抄了一部分，后来因为译文社另有一部约稿与之“撞了车”，也没有出版成功。按祖父的译笔风格，自有其独到之处，如果有机会，也是值得留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