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的机器寓言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生于英格兰诺丁汉郡。1858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曾放弃牧师职位移居新西兰经营牧场，后转向文学创作。1872年出版讽刺小说《埃里汪》，1873年出版《公平的避难所》，1903年出版历时12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萧伯纳称其为“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巴特勒还涉足绘画与音乐创作，其画作藏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埃里汪》《众生之路》已经推出中文版。 小说《埃里汪》中，塞缪尔·巴特勒虚构了一个名为“埃里汪”的国度。作品通过游记的形式描述主人公探索该国的经历，展现埃里汪居民对于死亡、机器进化、动物权益等问题的独特认知。在书写机器的部分，作者最早提出机器是一种生物并会进化出自我意识的观点。小说中关于机器的描述多为虚构之言，但在今天看来却不乏远见，对于我们理解机器、技术以及机器加速进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埃里汪》中译本，译作《埃里汪奇游记》
《埃里汪》英文版封面
如果把19世纪关于机器的想象放到今天来读，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几乎总会令人吃惊。他并非以“预言”人工智能而著称，而是因为他在机器问题上捕捉到了一种更深层、更持久的不安。机器的危险，或许并不在于它们可能会突然觉醒出意识，而在于人类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生活节奏、感知方式、价值判断乃至整个存在形式，逐步交托给了机器来组织和重塑。与其忧虑机器将来是否会成为人类的主人，不如追问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将自己训练成机器附庸的。这种追问，在巴特勒笔下，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回响，更是跨越一个半世纪仍未过时的警醒。
1872年出版的《埃里汪》（Erewhon，或译《乌有乡》），正是在这样一种深刻的焦虑中诞生的。这部饱含讽刺与思辨的小说虚构了一个奇异的国度，在那里，机器被严格禁止。禁令并非源于蒙昧的反技术偏执，而是因为一部影响深远的文献《机器之书》，曾在当地引发了一场思想与社会的剧变。书中论证机器并非静止的工具，而是可能像生物一样，通过竞争、改良与自然选择不断演化。一旦演化启动，人类面对的就不再是自己制造并可随意支配的器具，而是一种可能脱离人类目的甚至反过来改造人类生活的新存在形式。
巴特勒将这一设想嵌入小说内部，既保留了讽刺的弹性，让读者在荒诞中反思自身社会，又赋予“机器问题”以思想实验的锋利。它不是简单的反乌托邦宣言，而是对技术、进化与人性边界的持久叩问。在今天，当ChatGPT、算法推荐、自动化系统与智能设备已深度嵌入日常生活时，重读巴特勒，我们发现他的洞见远超“预言”层面。他真正关切的，是人类如何在便利的裹挟下，悄然改变了自己的主体性。
巴特勒其人：从牧羊人到思想者
要理解巴特勒的机器寓言，必须先走近他的生平。塞缪尔·巴特勒出生于英国一个牧师家庭，父亲严苛，家庭氛围压抑。这或许塑造了他终身对权威、制度与伪善的批判态度。他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原本可能步入神职，却在信仰危机中选择远走他乡。1859年，他登上前往新西兰的船只，成为一名牧羊农场主。在坎特伯雷地区的偏远牧场，他度过了约五年时光，亲身经历了艰辛的开拓历程，也获得了难得的独立思考空间。
新西兰时期是巴特勒思想形成的关键,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此过程中起到极大的作用。1859年，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轰动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信奉上帝的英国国民，被达尔文的理论震撼了。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们分成了达尔文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每个人都在讨论“物种问题”。据巴特勒回忆，“《物种起源》问世时，我正在去新西兰的路上，直到1860年或1861年才拿到它”。在他到达新西兰后，《物种起源》到了他的手中，这本书让他大吃一惊，漫长的海上航行、新西兰荒野的壮观景象，以及试图将其信念转变为科学信仰的宗教教养，使巴特勒敏锐地接受了达尔文书中提出的理论。巴特勒回忆说：“我住在离最近的人类居住地18英里的地方，从书商的商店骑马要走三天的路程，我成了达尔文先生众多热情崇拜者中的一员。”这本书不仅重新解释了生命的形成，更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果人类并非上帝特别创造的中心，而只是漫长演化链条上的一个偶然阶段，那么，为什么不能设想在“动物阶段”之后，还会出现新的存在形式？巴特勒初读达尔文时带有近乎皈依的激情，但他很快便将达尔文主义推向了达尔文本人未必愿意承担的极端。
在新西兰期间，他为基督城出版社的《新闻报》写了多篇文章，记下了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和思考。1862年12月20日，《新闻报》以匿名形式刊登了巴特勒虚构的一篇哲学对话，题为《达尔文论物种起源》。对话发生在两个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人之间，一个人支持进化论，另一个人反对进化论，讨论由此展开。这篇对话清楚、简洁地陈述了达尔文的主要论点。查尔斯·达尔文通过某种途径得到了这篇对话的副本，他在将其转给英国一位不知名的编辑时指出：“这篇对话由达尔文先生完全不认识的人撰写，从其精神以及对达尔文先生的理论如此清晰和准确的看法来看，它是非常了不起的。”
1863年6月13日，巴特勒在《新闻报》上以“Cellarius”为笔名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机器中的达尔文》。这篇文章奠定了《埃里汪》中《机器之书》的基础。它将自然选择的原理大胆转用于机械世界。最令人难忘的并非“机器将取代人类”的耸动预言，而是对日常现实的敏锐观察，越来越多的人终身侍奉机器；劳动日益围绕机械系统的运转而组织；人的节奏、身体与社会结构，正在被机器重新编排。巴特勒警告说：“我们发现自己几乎被机械世界的巨大发展所震撼，与动物和植物王国的缓慢进步相比，机械世界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法不问自己，这场伟大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机器正在向我们逼近；我们每天都在变得更加顺从于它们；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束缚为奴隶来照料它们；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机械生命的发展中。” 机器并非外在于人的异物，它通过分工、交通、能源、工厂与制度，层层嵌入人类生活，以至于人们在为机器服务时，仍自以为是在自由利用工具。真正可怕的，不是某台机器忽然觉醒，而是整个社会已悄然变成一台巨型机器。
这一观察并非孤立奇想。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塑了时间与空间体验。钟表让时间变得可量化、可分割；铁路压缩了地理距离，却也标准化了人的移动节奏。巴特勒敏锐地看到，技术“增强”人类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何为“人”。
两年后，巴特勒又发表了《机器的进化》一文。在此文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上一篇文章的观点，认为机器是人体外的肢体，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安装的机器越多，他就越接近一个高度进化的有机体；机器不是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威胁，而是“人类有机体最特别的发展模式，每一项新的发明都应被视为人类身体资源的额外成员”。机器既可能是威胁，也可以被理解为人的“外肢”，是人类有机体向外延伸的器官。这个判断表面上缓和了先前的警报，实际上却使问题变得更复杂。若机器只是外在工具，人仍可与之保持清楚界限。可一旦机器成为人的延长，人与机器的关系便不再是主仆关系，而更像一种共生关系。人一方面借机器扩展能力，另一方面也在这种扩展中丧失原有的自主性。望远镜改变了人的视觉尺度，铁路改写了人的空间经验，钟表塑造了人的时间纪律，技术每一次“增强”人的同时，也在重新规定什么是可见的、可达的、可计算的，什么又被排除在外。巴特勒的敏感，正在于他看出了这一点，机器并不只是替人做事，它更深地参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形成。
《机器之书》：进化、意识与边界的消解
《埃里汪》并非传统情节小说，而更像一部思想游记与讽刺合集。主人公希格斯误入埃里汪，发现这个看似乌托邦的社会有着种种颠倒的价值观：疾病被视为犯罪，犯罪却被当作疾病治疗；教育强调“无理学院”，推崇“假设学”；而最核心的禁忌，便是机器。《机器之书》是小说的书中之书。在小说中，埃里汪举国禁止机器的原因，正是由于《机器之书》这部著作的广泛影响。《机器之书》为虚构国度埃里汪禁止机器的古怪行为提供了逻辑底色。小说借主人公的视角详细介绍了《机器之书》的内容。在大学参观期间，叙述者与一位博学的古物学教授讨论了对机器的反抗。他得到了介绍《机器之书》来龙去脉的机会。在引用了许多生物体的行为和机器的行为之间的类比之后，《机器之书》的作者问道：“严格地说，我们是否应该问人是由什么样的杠杆组成，而不是他的性情如何？”然后，作者“变得越来越含糊，小说叙述者‘我’不得不放弃一切翻译（《机器之书》由当地埃里汪语言写成）的尝试”。这位埃里汪作者还指出，眼睛和大脑这样的器官就像机器一样为个人服务，它们可以与显微镜、望远镜或机械计算机相媲美。“我们的血液由无穷无尽的生命体组成，这些生命体在我们身体的高速公路和小路上来回穿梭，就像城市街道上的人一样。”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达尔文主义的悖论：仅仅靠机会进化的生物体是纯粹的机械，还是说机器本身就是有机的、有生命的？
《机器之书》继续警告说，尽管现在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机器，但如果要防止它们赢得对人类的控制权，就必须阻止它们的发展：“此时此刻，有多少人生活在机器的奴役之下？有多少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夜以继日地照料它们？这些机器雇用了多少仆人啊！难道从事机械管理的人不比从事人工管理的人多吗？难道机器不是按照它的习惯进食吗？”作者最终得出结论，人其实并不比机器更自由。最后，他指出，我们已经开始依赖机器，所以“正是机器作用于人类，使人类成为人类，就像人类作用于机器并制造机器一样”。为了防止奴隶制的不光彩的未来，必须现在就摧毁这些机器，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决不能向那些认为奴隶制比死亡好的人屈服。因此，机器革命是注定的。
作为影响了整个埃里汪国策的著作，《机器之书》假托数百年前一位哲学家之手，系统论证了机器演化的可能性。书中那位无名作者不断拿生物器官与机器作比，眼睛如光学仪器，大脑如计算装置，血液中无数微小生命体的往来，又像城市里繁忙的交通网络。这样的类比当然带有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机械论色彩，但巴特勒真正想撬动的，是生命与机制之间那条看似牢不可破的边界。若生命本身可以被理解为结构、传导、反应与调节，那么机械与有机之间是否真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反过来说，若机器越来越能够自我调节、自我反馈、自我修正，它们又是否仍只是被动的器物？
这一追问与古老东方智慧形成有趣呼应。庄子在《天地篇》中讲述了抱瓮老人拒绝使用桔槔的故事。人宁愿费力抱瓮取水，也不愿借助机械，以免生出“机心”而使“纯白不备”。巴特勒《机器之书》对机器演化与奴役的警惕，与庄子“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警示，共同指向同一重忧虑，即工具的便利可能悄然侵蚀人的内在自主与完整性。
这种跨文化共振，使巴特勒的寓言不再是孤立的维多利亚声音，而成为人类面对技术时持久的自我叩问。问题的尖锐处在于，这并非单纯的本体论思辨，而是关乎人的自我理解。一旦人承认自身并不高居于万物之上，而只是演化中的一环，那么人所谓的尊严、自由和中心地位，就都要重新接受检验。《机器之书》之所以一再写到“奴役”，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因为巴特勒意识到机器革命的真正后果，也许并不是出现某种钢铁暴君，而是人自己越来越乐于成为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在这里，他比许多晚近的技术乌托邦或技术恐慌都更清醒。因为他所担心的，不是某种遥远的末日，而是一种已经发生、却不易察觉的日常转变。
巴特勒与达尔文的复杂纠葛
巴特勒对达尔文的接受并非一成不变。他起初热情拥护，后转为激烈批评。1872年5月，巴特勒致信达尔文，“就我最近出版的小书《埃里汪》中的一部分内容向您表示歉意，我担心这部分内容被误解了。我指的是关于机器的那一章……我很抱歉有些评论家认为我在嘲笑您的理论，我从未想过要这样做，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震惊”。达尔文在回信中则邀请巴特勒到自己在唐恩的庄园做客。巴特勒在达尔文家住了一个周末。也许正是对这次拜访的回忆，促使达尔文在八年后写信给赫胥黎说：“（巴特勒）这件事让我恼火和痛苦到了愚蠢的地步……直到最近，他还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友好，并说他从我的书中学到了关于进化论的所有知识。”这场争论表面关乎进化理论的解释权，深处却触及演化本身的意义。对达尔文而言，演化是生物界的自然过程；对巴特勒而言，一旦演化成为普遍框架，它必然延伸至技术、制度、心理与伦理领域。巴特勒后来推出多部著作（《生命与习惯》《公平的避难所》《进化论，旧和新》《无意识的记忆》《运气，还是狡诈？》），质疑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充分性，转而强调“无意识记忆”与目的性因素。尽管科学界多视其为异端，但这种争论恰恰凸显了他思想的独特性，他不满足于将进化局限于生物学，而是将其作为理解现代世界的整体隐喻。
今天重读巴特勒，最具价值的并非从《埃里汪》中搜寻对当代智能技术的直接预言，而是他提出的核心问题：“人会不会越来越按照机器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当代技术景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注脚。当外卖骑手在GPS导航中穿梭楼宇，他们的心跳速率正同步着平台算法的呼吸节律；导航App悄然替我们选择路径，推荐算法预先分配注意力，写作辅助工具提供句式模板，可穿戴设备则将睡眠、心率与步数转化为可优化的数据流。机器无需拥有主体性，已足以深刻塑造人的主体性。人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接受着隐蔽的训练，将世界视为可计算、可优化、可即时响应的流程，将自我视为持续产出数据、等待反馈校正的节点。
智能手机已成为当代人的“外肢”。它扩展了记忆、社交与感知，却也重塑了注意力机制。算法推荐创造出隐形的过滤环境，让人越来越难遭遇真正异见；量化生活的潮流将内在感受逐步让位于可测指标。平台经济中的工作者，需严格遵循App算法的节奏，人的弹性被压缩进机器效率的框架。更深层的是认知与价值的转变。搜索引擎改变了记忆方式，我们无需记住事实，只需记住如何搜索。AI工具降低了创作门槛，却可能弱化原创思考所需的耐心与张力。效率逻辑渗透一切，时间被碎片化，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关系被打分与匹配优化。巴特勒担忧的“边界消失”正在发生，人与机器不再是清晰的主客体，而是相互渗透的共生体。在亚马逊式的仓库中，工人动作被算法实时监控并优化至近乎机械的程度；社交平台对青少年的注意力捕获，悄然重塑了他们的认知习惯；脑机接口的实验，进一步模糊神经信号与外部回路的界限。这些现象印证了巴特勒的观察，技术在增强能力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的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巴特勒并非简单的反技术论者。他并没有幼稚地梦想回到无机器的自然状态；《机器之书》中那种要彻底摧毁机器的激烈主张，本来就是放在乌托邦—反乌托邦结构中供人反思的。巴特勒真正要逼问的是：当人借助机器扩展自身时，究竟有没有能力为这种扩展设定边界？人能否在技术系统内部，仍保有对目的、尺度与生活形式的判断？如果不能，那么所谓“机器统治”就未必需要通过战争或暴动来完成，它完全可能以最平和、最便利、最不可抗拒的方式发生。
《埃里汪》的魅力在于其多义性。它讽刺维多利亚社会的宗教、教育、道德与技术迷信，同时又超越特定时代，成为对现代性的普遍寓言。埃里汪社会种种颠倒的规范，映照出我们自身习焉不察的荒诞。《机器之书》至今值得细读，因为它以寓言形式道出了现代技术社会的根本矛盾，人制造机器，本想借此减轻自身的负担，结果却不断被机器重新塑形；人以为自己在支配工具，却往往先被工具规定了需求；人希望通过技术获得更大的自由，却可能在效率、速度和连接之中，丧失了决定何为“值得”的能力。巴特勒的先见，不在于他准确预报了未来机器的具体形态，而在于他早早看见，人与机器之间最难处理的，从来不是力量对比，而是边界的消失。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一洞见尤为迫切。大型语言模型展现出惊人的生成能力，却也引发关于意识、创造力与控制权的持续辩论。一些人欢呼“奇点”临近，另一些人担忧就业、隐私与伦理风险。但巴特勒提醒我们，最深刻的转变，可能并非机器“变得像人”，而是人“太轻易接受自己变得像机器”，习惯于即时满足、外部验证与优化路径，却逐渐遗忘慢思考、内在冲突与无目的探索的价值。我们真正需要防范的，或许不是机器变得过于智能，而是人类过于轻易地交出判断权与自主性。巴特勒的问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然尖锐，在我们这个比当时更深浸没于技术系统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显现其全部重量。面对这一寓言，我们无需回到无机器的“自然状态”，那既不可能，也不必要。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共生关系中，重新确立人类的引导角色；为技术设定伦理与文化边界；守护那些无法被量化、优化或外包的内在维度，例如沉思、爱、创造的无用之用，以及面对不确定性的勇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