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三问
张元济三问，即有关张元济及其研究的三个极为重要也很有意思的问题。笔者将这三个问题提出来，以供学人讨论。
张元济为何未任过商务总经理
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之魂，但他一直都未就任过总经理。他曾经有过机会做总经理，但他辞让了。
对于他为什么不担任总经理，这个问题今人好奇，旧时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可能是陈叔通，陈是张元济的挚友和在商务的同事。陈叔通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曾有专门的一段文字说到这个问题：“另外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张元济既对商务如此重视，如此出力，为何始终不肯当总经理呢？张在维新失败以后，断绝与官方（编者按：即清政府）往来，故由夏出面，夏死后由印锡璋出面，张始终不出面。”夏是夏瑞芳。
陈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他既是张的挚友，也几乎经历了张元济可能任总经理的那些年的事，还是商务1915—1916年起实施总务处体制的设计者。不过他这段话里，还是有点问题的，即张元济由夏瑞芳引入商务，是要他主持编译所的，夏张两人“意气契合”，商务由夏瑞芳这位主要的创始人与创办者负行政总责时一直都运营良好，张元济不可能在夏瑞芳在世时去与夏换做总经理的。倒是夏遇刺离世后，张元济有机会成为总经理，但是他没有去做这个职务。
张元济自己也曾说到为何不担任总经理的问题。
1915年11月商务的第二任总经理印有模去世后，曾经有过动议让高凤池代总经理，但高辞却不愿做这个代总经理，并举张元济为代。最后董事会让高凤池实任总经理，又公推张元济为经理（唯一的副总经理）。张元济自己对担任总经理和经理事，在1916年的一次股东会上公开说过：“当时高翰卿坚不应许，力推鄙人为总经理。鄙人以为总经理职务重要，尤无承受之理，即现在勉承经理，虽于公司事务稍知一二，但恐不克胜任。惟以董事会之推举及高翰卿先生之诚意，不得已而就经理之职……”这里张元济似乎也谈到了不愿出任总经理的原因，“职务重要，尤无承受之理”。
高凤池任总经理，张元济为经理，这个格局在实际运作中近乎二元格局，两人分任这两个职务原是高凤池提出的，他深知自己的短板，需要张元济的配合。但两人几年间又配合不好。1920年，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3月26日张元济提出辞职。
高与张矛盾的解决有一定的戏剧性。这两人间本有一个他们两人都能听进去意见的高梦旦居间调处，但这一回高梦旦出差北京，没有了中人。而且这一回连高梦旦也觉得没有办法转圜。高凤池获知张元济提出辞职后，专门找主持总务处工作的陈叔通。陈叔通与高凤池之间有一段很重要的对话。陈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总经理，你可以估量一下，如果能背得下来，那就听他（张元济）辞职，商务还搞商务的。”高说：“事务方面还能勉强凑合一下，但社会文化界，我怎么能号召得了？”陈又说：“从张的性格看，要他收回启事而复职，是不可能的。”陈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即让两人同时辞职，找第三方即鲍咸昌来任总经理，两人都改任监理，这样两人还可以继续为商务发挥作用。这就是所谓“共退”。鲍与高凤池是一起创办商务的四个人中的两个。高凤池还算顾全大局，为了商务的发展，接受了陈叔通的两人同退的建议。张元济对商务也是“甚爱公司”，放不下来的，故也不拒绝这个方案。4月10日特别董事会决议，两人改任监理。董事会复聘两人为监理，位在经理之上。
两人共同担任监理的局面，有差不多6年时间，到1926年张元济60虚岁要求退休为止，中国人传统上是以虚岁为岁的。在辞监理之职时，张元济在致高凤池的信中，再一次谈到自己为何不愿担任经理职的原因：“使弟亦有公之资格，为公司之发起人，为耶教教徒，与创办诸人皆有亲孳之谊，亦未尝不可肩任，而无知弟皆无之。”这一段话，张元济是比对高凤池说，张所未备的，正是高所具备的。
当然，张元济前前后后也谈到过自己对商业毕竟不是长处，如“乃知吾辈学古入官，于商务茫无所知”，不过，这不妨看作是张元济的谦词。
这就是张元济未曾担任总经理的故事。张元济退休时，商务董事会以公推他为董事会主席为条件才让他退休。这是张元济第二次担任董事会主席，他以退休之身做董事长，这一当就是26年。那个年代的商务，总经理执行层的权限是很大的，总经理绝对要“实”，董事长相对要“虚”。如张元济在某次董事会上所说的，“本公司董事系义务职”。
张元济有没有主政过商务
这个问题与上面的问题有关联，但确实又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名，一个是实。张元济有没有主政过商务，我们可以分1901—1915年、1916—1926年、1926—1950年三个时期来看。
1901—1914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夏瑞芳时期。1901年，夏瑞芳投资创办已4年的商务印书馆，是第一批增资者之一。其时夏瑞芳邀约张入馆，1903年初张元济正式入馆。夏是创始人与负总责的人（1909年起正式定名为总经理），张做编译所所长，因为与夏瑞芳投缘，真的是相处融融，如张元济自己说的：“又与粹翁意气契合，凡公司重大之事无不参预，竭诚规划，尚无谬误。”夏瑞芳去世后，印有模为总经理两年，高凤池为经理。印是沪上有名的纺织企业家，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董事。印为总经理这两年，张还是编译所所长。
1916—1926年，说张元济主政商务，主要是这一段时期，有学者及其著作将这一时期径自标明张元济主政时期。印有模去世后，高凤池为总经理，张元济为经理（唯一的副总经理），在这一时期，高张两人同任，原本是总经理高凤池的提议，但两人在工作中配合度有问题，“意见凿枘”，摩擦不断。尽管如此，张元济还是正确定位，始终认定自己“为我公之助者”“冀可为我公涓埃之助”“公既负完全责任，弟亦有连带之关系”。公指高凤池。张元济本人始终没有认为自己处在“主政”的位置。当高想将责任交给张元济时，张元济表示“至谓以后总分馆用人出入及一切重要事务不再与闻，专由弟等裁决，此则不敢承认”。在两人共事期间，张元济以大局为重，能忍则忍。最后局面的破解是两人同时退任为监理，张元济仍自觉处于第二位；鲍咸昌为总经理，因为鲍是商务的创始人之一。而鲍氏对于张元济的尊重，如张元济所言，“吾兄亦无不采用，故弟更感奋以图报”。
1926—1949年。1926年张元济从监理任上要求退休，获董事会同意。鲍咸昌总经理1929年去世，1930年王云五接任总经理，鲍的后三分之一任期，以及王云五任总经理，张已退休，更不可能去干预行政，也就没法说“主政”。
张元济本来也有机缘任商务的总经理，但他多次拒绝。不过，张元济曾两次担任过商务的董事会主席，时间长达近30年。第一段即1909—1912年，是兼职；第二段1926—1949年，计有20多年，乃是退休之身。商务的企业制度设计，董事会章程规定董事会对大事有决定的权力，但董事会不从事商务行政的具体事务，经理层相对要实，董事会相对要虚，前引张元济的说法：“本公司董事系义务职。”商务的董事是义务职，张元济的董事会主席做得好，让自己成为了商务的一种象征。
抗战胜利后的三四年间，是一个特殊时期，国政弊败，民不聊生，商务经营也处于极困难的时期。总经理王云五辞职后，短短三四年间，商务换了三任总经理，李拔可（代）、朱经农和陈懋解，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三人都未能建立起总经理的权威。看到商务处于如此境地，张元济不免神焦心痛，欲挽商务于即倒，竟以80高龄的老弱之身，挺而出之，与李拔可、陈叔通等三五个董事、监事，组成特别五人组，有权对商务的大事进行特别处理。这是一个特别机制，如果说这个时期张元济“主政商务”是可以成立的。
不可否认，张元济在商务的很多时候确系商务的定海神针，有称为商务之魂。张元济的作用不是通过“主政”来体现的，而是通过他的影响力来影响商务的发展与方向。如他与高凤池同退总经理与经理职务的那一回，高凤池对陈叔通问的回答。高说对内的一切业务都还可以，但对外即对社会尤其是文化界他没有张元济的影响力，不能单独做这个总经理。这是商务高层的认知，也是社会对张元济的认知。
东方图书馆最初是谁的设想
谈东方图书馆，一般人们会首先提到张元济，因为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确实熔铸了张元济一生的心血。然后会谈到王云五，因为他是第一任馆长。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夏瑞芳，或许他还是第一个提出建立东方图书馆设想的人。
张元济的《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一文有这样一句话：“一日，夏君以其钞目示余，且言欲市其书，资以植公司图书馆之基。余甚韪之。”夏说这句话的背景是，1916年春号称中国三大藏书楼的皕宋楼陆氏后人欲将所藏4.8万卷藏书出售，夏得到消息，将这部分的图书目录拿来给张元济看，并说了上引一段话。当时商务公司资金仅数十万，据说是40万元。夏竟然考虑拿出8万元来买这批书。此事最后未成，书被东洋人购去，张元济为此“每追思，为之心痛”。但从这件事还是可以察见夏瑞芳欲办商务图书馆的雄心。所以张元济在这篇文章接下去说：“亦可见其愿力之雄伟矣。”
不妨对这一段话所透露的信息，做一些解读。
其一，东方图书馆的最初设想很可能是夏瑞芳提出来的，他是商务的创始人又是负总责的拍板之人，有资格来提出这个设想。
其二，此前夏瑞芳与张元济两人可能一起谈到过商务办图书馆的事，正好有这么一批书的机缘，于是有了这样一番交谈。
其三，很可能是夏张两人共同的想法。夏如上述。张元济则是从编辑工作的切身体会中悟到要有这么一个资料室（图书馆）。他的《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开篇一段即说：“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求诸市中，多坊肆所刊，未敢信，乃思访求善本暨所藏有自者。”要建立一个资料室以备编辑不时之需。夏张两人相识走到一起后“意气契合”，想到一起是很有可能的。或者可以说是两个源头合流。
其四，在这段话中张元济的角色是“甚韪之”者，也就是赞成者。从这几个字中可以看出夏瑞芳的动议人角色。从张元济记录这一段话与这一件事，反映了张元济不揽功劳的美德。商务还有一位高梦旦，也是张元济的挚友，王云五说他是张元济的第一位挚友。高梦旦的人生信条中有一条是“功不必成于我”。所以胡适称高梦旦为现代第一圣人。高张两位挚友，在这一点很有共通处。
夏张两人这一段交谈后三年，1909年商务的涵芬楼建成，又10余年后的1924年东方图书馆在此基础上落成。除了供编辑们查阅资料的功能外，其所藏图书还成为商务选题尤其是古籍整理出版的依据和底本，并且还向社会公众开放，成为近代藏书最富的私家图书馆。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被日军炮火摧毁，可恨复可惜。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