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将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研究对象
近年来，日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持续升温，日益成为人文学术研究中一个引人瞩目的领域。研究者不再单纯将日记作为一种各取所需的资料仓库来使用，而是注意到日记本身的内在特质。随着这一学术转向的深入，如何更为自觉地把握日记作为一种特殊文体的复杂性，已成为研究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因此，推进日记研究的关键，不仅在于发现新材料，更在于针对文献的特殊性，将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研究对象，建构更加贴合、更加精细的研究方法，从而真正释放日记研究的解释潜力。
一、日记阅读的方法
正如同研究诗文必须先读懂诗文，研究日记也必须在读懂文本上下功夫。不少日记尚处于稿本状态，以行草书写，且未经整理，要想读懂，首先必须过好“认字关”。不少人因未练习过书法而对此心存畏难，其实只要掌握了《草字诀》，再辅以一段时间的识读练习，在这一关上达到基本要求并非难事。
认字过关之后，则须对日记内容有基本把握。日记属私人书写，作者所记之人名、字号、事件等，往往不必详加交代，自明即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则应力求弄清楚这些人名、字号究竟指历史上的何人，与作者关系如何，同时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唯有如此，才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比如陈曾寿日记民国二年（1913）元月十八日：“同道人访王壬秋先生，貌甚清癯，白髯甚矣，谓‘沈子培太荒唐，他也配送我盘川，他今年恐难过去，甚无钱也’。又同道人过培老处，评予诗云：‘韩之骨，柳之神，与山谷同源，同中有异者存焉，异中又有同者存焉。’苏庵约饮小有天，有恪士、力八可、朱古微、道人、散原。”（《陈曾寿日记》，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查考人名、字号后，可知此日之事：陈曾寿先同李瑞清（道人）拜访王闿运（壬秋）；又同访沈曾植（培老），己诗并得沈赞语；又赴郑孝胥（苏庵）之饭局，座中有俞明震（恪士）、李宣龚（八可）、朱祖谋（古微）、李瑞清、陈三立（散原）。其中“力八可”初看甚怪异，细考始知是李宣龚（字拔可，亦作“八可”），陈曾寿将“李”写成了“力”。而王闿运所言“沈子培太荒唐，他也配送我盘川，他今年恐难过去，甚无钱也”，具体指何事？据《湘绮府君年谱》，民国元年腊月十七日，王闿运至上海过年，与沪上遗老遗少聚会甚多，并定于次年元月廿一日离沪，此前诸友为之饯行并有所馈赠，其中樊增祥（云门）和沈曾植送盘缠二百元，王闿运仅留其半，退回了沈曾植的那一份：“云门、子培送二百元，讶其无因，又自送来，留受其半，且宜诘问子培。”（吴容甫点校：《王闿运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749页）退回的原因并非对沈曾植不满，而是考虑到清帝逊位后老友此时的生活亦很拮据，所以王闿运用一个看似无礼、实则熟不拘礼的“配”字，表达了对沈曾植的关切。弄清了事情原委和彼此关系，易代之际遗民间的互动互助图景也就变得生动起来。
日记文本间的文献互参是阅读日记的重要方法，也是深入研究日记的微妙法门。所谓文献互参，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同一日记不同版本之间的互参。日记有稿本、抄本、印本之别，经过自己审订或亲友修饰的印本和抄本日记，某种程度上已经相当于一种公共书写，中间难免会有删节掩饰；而稿本日记属于相对纯粹的私人书写，一般具有原始性、私密性和唯一性。不同版本差异所造成的张力，往往能激发人的问题意识，读者从不同的日记版本能够获取不同的信息、认知与感悟。如陆小曼日记，经其编辑的印本《爱眉小札》附录的《小曼日记》，与其手稿日记相比，差异极大，由此形塑的作者形象也判若两人，前者是浪漫纯真的现代新女性，后者则是自恋多情的交际名媛。二是不同人物的日记互参。不同人物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事件的记载自然存在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究竟是出于主观的立场、性格、心态或书写习惯，还是源于客观的信息环境与信息差？对此需要仔细研判。不过，聚合的人物日记越多，视角就越为丰富，其中的差异也就越可能成为有意味的问题。桑兵《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以近四十部清末民初历史人物的日记为研究对象，呈现了性情与政见各异的日记主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心态变化，及其在社会剧变中的不同反应。这一研究是运用日记互参法的典型案例，对于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作为历史主体之人的多面性，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重要启示。
将日记与其他种类的文献进行互参，也是阅读日记的重要方法。运用此法，有时确能发现其他文献中的记载失误。溥仪《我的前半生》曾回忆徐世昌想把女儿嫁给自己做皇后，但《绍英日记》民国十年五月十五日明确记载：“未刻至醇邸，随同王爷同车至公府，见大总统，为大婚议亲事，大总统婉言辞谢，并云如作亲，于维持皇室反有窒碍，是以不敢遵办，诸希原谅。”（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520页）可知溥仪的自传并不靠谱。
不过，我们也不能一味迷信日记。受作者视角、书写体例、选择性记录、记录目的（为己或示人）以及有意无意的隐饰甚至作伪等因素的影响，日记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全面性同样面临拷问。如周佛海《狱中日记》居然为自己的贪污和汉奸之名叫屈，证诸其他文献，自然明白这些记载皆属自我标榜和开脱的伪饰之词。可见，每一类型文献皆有其局限性，只有保持对各种文献的高度开放，构建一个相互呼应、补充、修订的文献网络，才能有效减少专用某种文献的偏失。
二、问题的发掘及论证
日记从内容上看无所不包，研究日记若非旨在写成一部细大不捐的专著，实无必要面面俱到，否则易流于缺乏深度的平面介绍。况且，大多数日记皆为日常生活的记录，如气候冷暖、人际往来、衣食住行等，其结构具有较大的相似性。若泛泛而谈，便易千人一面，味同嚼蜡。欲使自己的研究富有特色和吸引力，就必须在读懂日记的基础上，发现似中不似、同中之异，这往往是值得深究的问题。以天气记录为例，这几乎是日记的基本格式之一。然而，许庚身日记中对天气的记录极为简略，而同期的翁同龢日记则较为详细，甚至被后人用来研究19世纪后半叶北京的沙尘天气。如若对比翁同龢与其父翁心存的日记，会发现后者的记录更为独特细密：其对晴、雨、雪、雾、风、沙、尘霾等皆有记载，甚至细化至每个时辰，在时间和过程的准确性上罕有其匹。这一问题被徐雁平发现后，便写成了一篇融合气候史与日记文体学的文章《从翁心存、翁同龢日记的对读探究日记文献的特质》（《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有的问题不一定是日记常态书写的内容，而是草蛇灰线地隐藏在文本中，等待研究者揭示和发现。如高心夔日记中提到王闿运的时候并不多，但有两次颇可留意。咸丰十年（1860）十月二日：“壬秋，湘潭才人，与予定交京师，予深服其风雅而嗜学，惟议论则多所牾，然终非予所能及也。”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与敏泉论韩退之诗，敏泉薄其七言古体，与壬秋同意，予以为不然。”（张剑整理：《高心夔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30、33页）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一文中首倡“湖湘派”，以王闿运（壬秋）为领袖，高心夔为桴鼓相应者，认为二人“论文谭艺，深相契合”；后来又将王闿运与邓辅纶、高心夔并推为“湖湘三大家”（张亚权编撰：《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45、135页）。此说影响颇大，今人多采纳之。然据高心夔日记所载，其与王闿运初识于京城时，“议论则多所牾”。在诗学观念上，王闿运曾非难韩愈七古，而高心夔对此“以为不然”。可见二人并非同道，高心夔能否进入湖湘派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当然，既然是问题，就不应是常识，而应体现出问题的特殊意义与价值。即便研究对象是小人物，只要能以小见大，便值得深入研究。近年来，关于小读书人的研究颇受关注。张艺曦先后出版《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学与制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版］等书，对明代中晚期阳明心学流行之后，普通士人群体所受具体影响做了多方面的揭示。但受明代文献的限制，其研究未能充分运用日记，不免令人遗憾。反观晚清理学，亦曾盛行于士人群体，不少小读书人皆有日记存世，可更生动地呈现精英思想下沉的过程及其接受实践。同治举人陈则诚的《鳌斋日记》是一部小读书人的理学修身日记，开篇同治五年（1866）八月一日即云：“与刘本波兄、曾鼎三、葛实夫年丈谈及读书为人之理，仝约自今日始，各作日记一本，互相观摩，有善共勉，有过共规，谈至戌刻方返。”（陈则诚：《鳌斋日记》，福建省图书馆藏稿本）此后日记中常出现刘、曾、葛三人的眉批与尾批，从中可以细观普通士人如何实践理学修身，同约之间如何监督互勉，读来生动具体，弥足珍贵。
在日记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之后，关键在于如何深入阐释。此时须注意分层论证：首先，将问题拆解为不同方面，从多个维度分析其成因或目的；其次，尽量以小见大，由个案观照整体；最后，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深化对问题的解释。以尧育飞《日记所见清人书信的编号问题》（“澎湃·私家历史·日记探微”栏目）一文为例。作者发现大量清人日记中均有书信编号的记载，以此立题，是为第一层。继而将书信编号问题拆分为“清代以前的书信编号”“清代书信编号的应用场景”“书信编号的方式”等，是为第二层。接着论述书信编号的价值，进入第三层。随后以“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编号”这一典型个案展开分析，进入第四层。在此基础上，又将私人书信编号引申至公共学术、思想与舆论舞台，探讨公开性书信编号的特点与功用，抵达第五层。最后，将书信视为有生命之物，总结日记作为书信生命史的意义，跃升至第六层。每一层都建立在前一层的基础上，可谓环环相扣，层层生辉。
当然，对于研究高手而言，论述层次可以千变万化，旁逸斜出，触处生春，绝非上述框架所能牢笼。但对于初学者而言，按照逻辑顺序对所选择的问题逐层剖析，仍不失为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之法。唯有符合逻辑地将研究对象不断深化和体系化，才能在多层次的分析中立体地认识和把握对象。
三、日记研究的理论探索
毋庸置疑，当前的日记研究已取得不少可喜成果，较20世纪有了显著推进，但也出现了无序化、同质化的倾向。为使日记研究长期健康发展，有必要及时总结经验，持续推进理论探索。我们应对日记的性质、特征进行深入思考，为构建真正成熟的“日记学”体系奠定基础。
就日记性质而言，它既可被视为一种文体，亦可被视为一种文类。从文体角度看，至少明代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已明确将日记作为一种文体收入，并给出“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六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定义。从文类角度看，日记几乎可以包容任何文体，堪称“无体之体”，将其视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本类型或文本形态也许更为合适。
就日记的主要特征而言，可初步概括为时间性、个人性与任意性。日记之“日”，本即时间概念，意为“逐日”“每天”。有些人虽非每日皆记，但凡有记录必标注以日为单位的日期，仍可视为日记。由此可见，按日记录的时间性，是日记作为一种文体（或文类）的关键形式特征。反之，若将日记的日期尽数抹去，分条或分类摘编其内容，纵使仍以“日记”名之，我们虽知其源出日记，但因缺失逐日的时间信息，这种摘编后的文本形态已不能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明王樵《尚书日记》、清毛辉凤《讼过斋日记》以及由弟子编次的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等，均属此类。
不过，按日记事者未必皆为日记。历代帝王的起居注、实录等官修史书，以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李天根《爝火录》等私修史书，虽亦编年系日、排日纪事，却并非日记，而是史著。这是因为日记还须具备“个人性”。这里的“个人性”，并非指著作权意义上的个人独著，而是指日记以作者个人为主体，记录其自身的活动、见闻与感思。即便是像清人黄晋馚那样，每日以摘录《申报》为主要内容，所反映的也是其个人的兴趣与情志。需要强调的是，日记中的“我”，必须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真实作者本人，而非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主人公——尽管后者可能以真实作者为原型。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区分作者与作品中的叙述者，厘清日记与日记文学的界限。
日记作为按日记录真实作者活动、见闻与感思的文体，其“任意性”这一特征便自然显现。由于见闻不可预知，活动与感思亦极具自由，作者在书写上便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他可以选择任何内容，采用任何形式。在日记的世界里，他俨然一位随心所欲的国王。贺复徵“随意命笔”四字抓住了日记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于“琐屑毕备”，则更多是站在接受者立场而言，并不必然是日记的特征。因是“随意命笔”，日记可以琐屑，也可以不琐屑，至少琐屑性对日记的重要性应弱于时间性、个人性、任意性。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琐屑——最好是带有私密性和细节感的琐屑，能够更多满足人的窥私欲，安抚由于模糊感带来的本能不适；而且人总是通过与他人比较来定位自己，知道得越详细，自我的定位也就越稳定。对于研究者来说，更欢迎“琐屑毕备”类日记，因为史料是研究的前提，当然材料越丰富越好。因此，人们记住和利用的常是那些记录诸多日常生活琐屑的日记，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的日记类型。
日记研究除了关注其性质与特征外，还应从理论和方法上积极探讨其功能、分类、名称、物质形态、作者身份、自我形塑、书法义例、修辞与叙事、真实性与私密性、日记与日记文学的关系，以及传统日记与现代日记的异同乃至数据库建设等一系列议题。西方与日本在日记理论研究方面起步较早，成果丰硕，值得借鉴，但其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日记，尤其是中国传统日记。中西方日记的写作传统不尽相同，且日记受社会变迁影响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在不同文化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我们亟须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日记理论体系。
总之，日记内容繁博，被誉为“百科全书”，这意味着可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政治史、经济史、气象史、社会史、风俗史、军事史、教育史、文化史、文学史、戏剧史、人物史、生活史、身体史、医疗史、书籍史、阅读史、思想史、心态史、情感史等，展现出广阔的研究空间。中国古代和近代传世的日记数量虽远不及别集，但其作者亦数以千计；据最新统计，仅涉及1840—1919年的存世日记，其作者人数就超过了一千五百人，其中大部分仍处于等待激活的状态。只要我们尊重日记的独立性和整体性，树立将日记作为一种独立研究对象的基本观念，相信日记研究就不会浅尝辄止，而是能够不断深耕、持续收获。
